忘記過去，就意味著失去自我
自南傳學院紀念烏魯木齊大火的白紙運動以來才過了五個多月
然而有關持續三年多的强行清零政策的記憶卻在被有意地加速遺忘
遺忘就是背叛過去，遺忘就是失去自我
而自我是在這一場緊接一場荒唐劇中唯一可堅持的東西
記憶·遺忘·謊言——紀念王小波
文 / 劉 荻
記憶，是王小波的小說《萬壽寺》和《尋找無雙》的主題。
記憶是我們的自我的一部分。《百年孤獨》中這樣描寫失憶症：“……開始從記憶中抹去童年的印象，然後會忘掉事物的名稱和概念，最後會認不出人，甚至失去自我意識，變成一個沒有過去的白痴。”喪失了記憶，也就喪失了自我的身份，喪失了自我意識。因此索爾·貝婁說：“生命就在于記憶。”王小波的小說中，《萬壽寺》的主人公失去了記憶，在自己的小說中尋找著自我的身份；而《尋找無雙》中尋找表妹，也是尋找自己的過去的王仙客，則在遺忘與謊言的迷宮中迷失了自我。
《尋找無雙》中，宣陽坊諸君子所患的集體失憶症，是對三年前“官兵圍坊”事件的失憶。與小說中提到的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失憶不同：後者失去的是作爲“集體記憶”的歷史；而前者僅僅發生在三年前，是我們的親身經驗，構成了我們的自我的一部分，失去了這部分記憶，必然也就失去了部分的自我。值得注意的是，宣陽坊內諸君子中，王安老爹和羅老闆在三年前的官兵圍坊事件中捲入最深（王安老爹的兄弟王定被車裂；羅老闆被無雙托付尋找王仙客，還得到了她的手絹），而王、羅二位對此事件的失憶也最深，因而他們也最大程度地失去了自我。小說中是這樣描寫的：“我們說過中午王安去約侯老闆揭發假無雙，侯老闆沒吭聲。當時他正在想事。這件事發生在三年前，和無雙沒關係，和彩萍沒關係，和王仙客更沒有關係。他不知爲什麽就想了起來。這件事是這樣的：駐在鳳翔州的軍隊，大概有一個軍的樣子，說是他們有五年多沒關餉了，就突然造起反來，一夜之間就殺到了長安城下。像這樣的事羅老闆就想不起來，就是想了起來，馬上也會忘掉。因爲夫子約，吾日三省吾身，想起了什麽不對的怎麽辦？還能給自己個大嘴巴嗎？當然是快點把它忘了。侯老闆想起這種事，是因爲他沒文化。像這種事，王安老爹也想不起來，別人想起來，他也不信會有這種事：造反？誰造反？他不怕王法嗎？侯老闆想這種事，是因爲他不忠誠。像這種事，孫老闆也想不起來，他會說，誰給你錢了，你想這種事？所以侯老闆想起了這件事，是因爲他是個大傻冒。”
“侯老闆說，他們整整一夜都在談三年前官兵圍坊的事。孫老闆和羅老闆聽了以後臉色就往下一沉，大概是想起來了。只有王安老爹說：侯老闆，你別打啞謎好不好？什麽官兵圍坊，圍了哪個坊？官兵和老百姓心連心，他們圍我們幹什麽？今天你要是不講清楚，我跟你沒完！”
王安老爹最終也沒有想起圍坊事件，雖然他的兄弟死在此事件中；羅老闆對此的記憶也永遠只有一半：去掉了血腥的一半；而王仙客所尋找的表妹無雙，也是他的過去和自我，也迷失在了這由失憶和謊言織成的迷宮裏。對某一重大社會政治事件的集體失憶，竟也導致了自我的喪失。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既然記憶是我們的自我的一部分，那麽記憶能如此輕易地喪失嗎？丟得甚至連一點影子都不留？心理學上的研究顯示，對引起巨大情緒波動和創傷事件的記憶，對重大社會政治事件的“閃光燈”記憶，往往是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然而，我們竟都忘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情緒創傷導致了心因性失憶。這基于弗洛依德所提出“壓抑”機制：人們會把導致情緒創傷的記憶壓抑到內心，表現爲對此事件完全失憶。但此說一直受到質疑：人們固然可以由于情緒創傷或權力的要求（在《尋找無雙》中，人們所記住的，不僅是他們想記住的，而且是被允許記住的）不談論甚至不想某一事件，但這樣就能把它完全忘記嗎？像《百年孤獨》中對香蕉公司大屠殺事件的失憶，和
《1984》中對歷史的反復修改和“雙重思想”？弗洛依德的“壓抑”，一方面是壓抑，另一方面却是揭露。就像一個人爲了隱藏青腫的眼睛而戴上墨鏡，却使眼睛更加突出，幷使別人猜測：他爲什麽戴上墨鏡？眼睛出什麽毛病了？壓抑却導致了更大的揭露。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一件不愉快的事，往往你越想忘記它，反而記得越深刻。對許多有過創傷性經歷的人來說，困擾他們的不是失憶，而是創傷記憶在腦中反復盤旋，揮之不去，使他們無法應付正常生活。對于權力來說也是一樣：往往權力越想通過不讓人們談論或提起某一事件來讓人們淡忘它，反而越提醒了人們這是“禁區”，因而也就愈加難以忘記。
《尋找無雙》的故事有些像美國曾經“盛行”一時的“魔鬼崇拜-兒童性虐待案”：許多婦女在之前完全沒有記憶的情况下，在心理醫生的催眠或暗示下，“回憶”起被“壓抑”的小時侯曾經在魔鬼崇拜儀式中受到過性虐待的記憶。但沒有任何其他證據證明她們受到過這些虐待。《尋找無雙》中，宣陽坊諸君子在王仙客到來前，甚至在看到彩萍假扮的“無雙”前，對于三年前的“官兵圍坊”沒有任何記憶。雖然他們的記憶因此有許多空白和不合邏輯之處——如把二十年前發生的魚玄機受刑搬到了幾年前，但他們幷未感到任何的心理失衡。之後在王仙客和彩萍的“暗示”下，又尋找回來失去的記憶。這很像上述魔鬼崇拜案中，爲那些婦女進行催眠和暗示的心理醫生對這些案件的解釋。
既然僅僅通過“壓抑”難以使人們失憶，必要的方法就是虛構。用虛構的“記憶”、用謊言來代替真實，這在《1984》中十分明顯。一些心理學上的研究也顯示：有些由于腦外傷等原因患遺忘症的病人會用虛構的故事來填補記憶的空白，或編造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的失憶，以維護自己的心理平衡；另一些研究顯示，對兒童進行反復暗示，可以使他們對從沒發生過的事産生虛假的記憶，上述魔鬼崇拜案件可能也說明了這一問題。
《尋找無雙》中，代替了“官兵圍坊”記憶的虛假記憶是“魚玄機受刑”。這一發生在二十年前的事件，在記憶中被移到了幾年前。宣陽坊諸君子不僅一口咬定原先是無雙家的空院子是一座廢道觀，裏面原先住著魚玄機；還一口咬定王仙客來找的不是無雙，而是魚玄機，王仙客也不是王仙客，而是魚玄機的座上賓。王仙客也因此感到失去了自我的身份。
書中還提到，羅老闆與王仙客聊天，順嘴胡說八道關于無雙（其實是彩萍）的故事，書中這麽說：“但是他不以爲自己是在編故事，還以爲是回憶起來的哪。而且我們還知道，編故事和回憶舊事，在羅老闆腦子裏根本分不清楚。”這正暗合了上文提到的心理學上的研究。書中對失憶和虛構有許多精彩的議論：
“假如你到清朝初年去問一個旗人，什麽叫揚州十日，什麽叫嘉定三屠，他一定會熱心向你解釋有一年揚州城裏氣象特异，天上出了十個太陽，引得大家都出來看；又有一年嘉定城裏的人一起饞肉，先把鶏全殺了，又把羊全殺了，最後把猪全殺了；都放進一口大鍋裏煮熟，大家吃得要撑死。我們醫院進了一台日本儀器，來了個日本技師，每天都不到食堂吃飯，坐在儀器前吃便當，大家同行，混得很熟了。有一天我問他，知道南京大屠殺嗎。他把小眼鏡摘下來擦了擦，又戴上說：南京是貴國江蘇省省會嘛。別的就不知道了。當時我就想駡他，後來一想，咱們自己人不長記性的事也是有的，駡人家幹嘛。”
談到羅老闆順嘴胡編時，把他比做大學裏的近代史老師：“今天這麽講，明天那麽講。有時候講義都不作準，以講授爲准，有時候上講不作準，這一講爲准。”
用弗洛依德的“壓抑”理論比較人和猪的記性：“弗先生（弗洛依德）有個說法，假如人生活在一種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幸福。假如你是一隻猪，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猪圈裏，就會把在猪圈吃猪食看作極大的幸福，因此忘掉早晚要挨一刀。所以猪的記性是被逼成這樣子的，不能說是天生的不好。”
過去我們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今天，讀了王小波的《尋找無雙》，我想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失去自我。
在海外四通橋聲援運動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文 / 米米亞娜
（彭載舟精心策劃並實施的北京四通橋抗議）
在北京四通橋抗議引發了海外大規模的聲援浪潮後，我們也加入了校園貼標語海報的活動。我托一個坐辦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張海報，備好了膠帶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個在曼尼托巴大學讀書的朋友去了她的學校。
我們輾轉于校園的各個學科大樓、步行通道、公交車站和學生中心，尋找合適的位置。朋友顯得非常緊張，她說她特意穿得低調，戴著帽子和口罩，選了個黑色長款羽絨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數次自語：“反而更顯眼了。”
她左顧右盼，心神不寧，低聲細語，生怕被路過的人發現。當我們在一間正在上課的教室門口的布告欄上貼海報的時候，她催促我快走，因爲教室裏正對我們的位置坐著一個東亞人長相的學生，她擔心那人是中國人，已經“目擊”到我們。當我提議要去中國學生最多的商學院貼海報的時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國人讓她很害怕。
在轉場的路上我問她是在恐懼什麽。她的答案幷不讓人意外——怕和中國“愛國”學生起衝突，怕被ta們曝光和舉報，怕影響到身在國內的父母和親朋。
關于極權無遠弗届的威脅和監視，我早已深有體會。它時不時就跳出來，提醒你無法脫離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還因爲某個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爲出現這種恐慌情緒而更加感到挫敗。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運動期間，我在國內遭遇國安騷擾後那種失魂落魄的狀態裏，什麽都沒改變。我實在不明白，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麽久，我已經身在萬里之外的另一個自由的國度，爲什麽這種恐懼還是沒有放過我？爲什麽它仍然可以穿越時空，一下子便捕獲我的心神？
我明白這種恐懼是被誇大的。極權依靠人們內化的、自發的、膨脹無度的恐懼感實施控制。而被閹割、被去權、被孤立、時刻保持自我審查，就是當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出廠設置。我的朋友還很年輕，剛剛大學畢業後從國內出來，之前從未參加過類似的行動，只是有在朋友圈關注女權等議題。當我問她要不要一起去貼海報時，她立刻就答應下來。“太棒了！”她說。
我告訴了她一個管理恐懼的方法：“一般我會看著那些比我更勇敢、沖在更前面的人，ta們的遭遇有助于讓我評估自己的風險。你可以看著我，如果我沒出什麽問題，你就暫時不用擔心。”
這個方法聽上去有點缺德，似乎我們是借著他人的犧牲來給自己劃定安全的紅綫；其實這種“紅綫”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妄想，我們對“幸存”的慶幸裏包含了太多的僥幸心態。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規避風險上，就會不斷規訓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行動的空間。
可是，作爲一個在母國從未以公民的方式參與過政治的新手，剛開始在自由社會裏行動，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跳進海裏，需要套個游泳圈來獲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爲更多後來人降低政治參與的門檻，也是我的責任。畢竟當年我也是靠觀察那些女權行動先驅而成長起來的。她們的實踐使得我有路可循，與她們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們在被一次次打壓後堅持行動的韌性，照亮了我無形的恐懼。我們在這個過程裏形成了聯結，拓展了彼此能力的邊界，幷被一種道德義務綁定在一起。
謝謝他救贖過所有人的精神
“我看見了”——微博上的用戶曾激動地流傳著這句暗語。當我們看見了四通橋上一個普通人孤注一擲、以身殉道的决絕反抗時，我們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這個民族在歷史加速的關口引頸待戮的耻辱。倘若終究沒有這樣一個人出現，我們何堪于面對如此耻辱？
在今天萬馬齊喑的中國，他的發聲堪稱振聾發聵，傳遞給我們的不只是爆發的情緒、行動的勇氣、自我犧牲的覺悟、對反抗高度的想像，還有基于理智的精心計劃所創造出來的一種絕無僅有的可能性，一種突破現實的超現實。
謝謝他救贖過所有人的精神，讓我們不至于就此沉淪。
“一個人的勇敢不應該沒有回聲。”活躍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賬號“公民日報”（CitizensdailyCN）在事發後立即呼籲，擊中了人們的這種羞耻心。ta們帶頭發起了全球範圍內的貼標語活動，倡議所有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將四通橋的標語和聲援口號用所在國的語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來，張貼在學校和街頭。
公民日報能够接力幷擴大行動幷不意外。這個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國”的團體成立于李文亮醫生逝世之後，基于爲李文亮呼籲而聚集起來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輕人，逐漸發展壯大。ta們借鑒香港抗爭者的“文宣”方式，持續面向簡中青年進行公民教育，宣傳民主、自由、進步的理念，也一直緊跟時事幷組織公共討論。在近三年之後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這一天，ta們終于又迎來一次不辱使命的時刻。
這次的動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上千張海報席捲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衆多主流海外媒體的關注。借由這次行動的影響力，公民日報大大擴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綫上建立起基于倫敦、紐約、多倫多、南加州、澳大利亞的telegram群組——“My Duty綫上民主墻”，聚集起了當地關心母國命運，反對獨裁、支持民主的華人。
“所有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網絡空間。我們雖然沒有站在同一個校園或同一個街道，幷不知曉彼此真實身份，但這不妨礙我們充分交換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聯結起來。”——公民日報在介紹“My Duty綫上民主墻”時寫到。
恐懼的感受如此普遍
公民日報幷不是唯一在爲這種“聯結”而努力的青年團體。這些年，與中國擴張的民族主義和蔓延到西方校園的“愛國”留學生群體相對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傾向的年輕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國內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幷走到了一起。僅僅是我參與到的，以紐約爲核心的北美中國女權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們在中國米兔運動和很多女權公共事件中均有貢獻。疫情期間，我的朋友主導了一個中國留學生與行動者社群，以回應海外中國青年政治參與的困境和機遇，培養新生的社運力量。在這次的貼標語活動中，ta們也很快做出了響應。
在大家一起複盤這次活動的經驗時候，我們發現對于“恐懼”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類似。在遠離加州、紐約的進步氛圍的城市，一些學生在自己的校園裏感到孤立無援，懼怕傳言中和中國大使館有利益關係的CSSA（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的勢力。但即便“愛國”學生幷不是成組織的，一個龐大而充滿攻擊性的國家機器仍然是其“背後靈”。
在荷蘭瓦格寧根大學，一個名叫朱子豪的留學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調錄製手撕抗議海報的視頻，宣稱自己已向校方舉報，而校方也積極介入調查，幷移除所有“非法海報”。他甚至謊稱，校領導認爲此舉嚴重違背“瓦大和荷蘭政府價值觀”，將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嚴重處分”。這些直接從中國語境裏照搬到西方校園的恐嚇話術縱然荒謬，至少說明一些“小粉紅”們完全自知且積極地充當著極權的爪牙。
與這些“愛國”學生大張旗鼓的氣焰相比，想表達异議的學生們只能儘量保持低調和匿名，即便聽見路過者對于海報的討論，也難以上前對話，因此失去和周圍人坦誠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機會。嚴格匿名的需求還會局限進步社群的發展——綫上的自由討論難以轉化成綫下的共同行動，而綫下活動也難以借由公開宣傳形成破圈的影響力。
跨國的公共參與者面臨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我們擔心自己的反抗話語被西方保守派用來鼓動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排斥；也擔心進步派們因爲忌憚種族歧視和恐華症的帽子而輕視極權對我們的壓迫。我們擔心香港和臺灣等中文社群難以理解我們受到的審查，簡單將我們的恐懼與懦弱、保守畫上等號；也擔心在將自己進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過程中，會和周圍的親朋好友疏遠、撕裂，留下無解的創傷。
可是，在這樣的時代裏，我們憑什麽預設這條路不會舉步維艱呢？比起身在國內的泛自由主義者和沉默的大多數，我們掌握的自由和能動性已是極大的特權。甚至縱觀中國社會，無論從民族、階級還是成長時代來說，我們都充滿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勢更邊緣的群體承受著不反抗或反抗的代價的時候，我們早已無地自容。
我們的恐懼和愧疚都是真實的，但是，如何把恐懼和愧疚向外導向對他人的共情和行動的動力，而非向內導向自輕自賤、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態，是我們每個人的功課。擺脫極權的馴服和毒化，本來就是一條自我救贖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貼標語活動，在國內變成更加隱秘的“厠所革命”，抗議的標語被寫在一間間沒有監控的公共厠所裏。隨著二十大的召開，當局更是極力防範四通橋事件的影響。且不論因傳播、談論此事而大量炸號的“慣例”，我的微信連絡人裏就有兩個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參加了四通橋事件的telegram群組的討論被查出身份，四個警察從天而降，當著其父母的面帶走他，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審問。他的手機被翻閱，參與的所有“反賊”群組被記錄，境外軟件被删空，還寫了保證書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確詢問他對四通橋標語的疑似發起人彭立發的看法：“你覺得他做得對嗎？”他只能回答：“不對。”另外一個人在被警察騷擾之後過于恐慌，無法回答我的詢問，只是一遍遍重申“我愛党愛國愛人民”、“不會再發任何不合適的文字。”
長期以來，民衆就是在這樣細枝末節、無孔不入的審查和管控下生存的，連自己的話語和意志都被暴力殖民，這是何種無法言喻的瘋狂和荒謬？
也許正是看清了現實的殘酷，一些評論對四通橋抗議“潑冷水”，對它在國內能够産生的作用持悲觀和絕望的態度。作者歌嶋政治人和鹿馬的文章都認爲，癥結在于中國沒有公民社會。在當局長年累月的打擊和分化下，中國的公民社會已成一盤散沙，個體被原子化，無法集結成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只能出現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爭。也因爲同樣的原因，這樣的個人抗爭得不到更多人的響應和支持。四通橋勇士注定只能是一個“孤勇者”。
“這種孤立感是令個體感到絕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們對同胞此起彼伏抗爭也變得不冷不熱，因爲這樣的事情太多，反而有點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當然要謹慎，是否將自己對現狀的焦慮和絕望化爲了對革命的浪漫想像；借由濃墨重彩地“渲染”一個英雄和一次行動去召喚革命，却簡化了人們對于現實的複雜性與社會變革的難度的理解。但是，現實固然是一個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環，四通橋抗議却攪動了這一潭死水，打開了一點我們對于未來的希望。這種“希望”幷不基于自以爲可以改變這一切——我想彭立發也不會天真到認爲他的“罷工罷課罷免習近平”方案真的會實現，但他依然抱著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犧牲自己的極端方式去喚醒民衆。
所以，重點不是爲什麽他落到了獨自反抗的地步，而這一盤散沙的社會無法接住他；重點是這已經一盤散沙的社會和積弱成疾的民衆，是否可能因他的拼死突圍而覺醒、振奮和掙扎起來，從而給自己被綁定的命運造出更多變數。
“希望”正是來自于看到反抗本身——若絕望來源于我們無法看見彼此。借用張潔平的一句話：“一切統治術都建基于此，動搖一切的種子，同樣深埋于此。”
他已傾其所有讓我們看見，我們必須停止視而不見。
在國內，四通橋抗議也許會和之前的許多公共事件一樣被深埋，被藏進人們記憶深處，像一顆種子在漫長的黑暗裏等待復蘇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輕一代的政治覺醒和廣泛的社群聯結，接住幷發揚了我從彭立發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這些年輕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成果，ta們免于物質匱乏，見過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愛與自由，對社會正義充滿熱情。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氣。
記得在豐縣鐵煉女事件之後的一次對話中，我和女權活動家呂頻說，最近兩年我一直有種大勢已去的感覺。鐵煉女之後，更讓我覺得自己作爲理性的公共參與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實公民社會建設、制度建設、和平推動政治轉型的窗口期早已過去，國內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權運動延續到現在已屬不易。我相信以啓蒙爲基礎的改革是對人最友好的途徑，但當權力無惡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難積聚成了壓倒一切的緊迫感，甚至讓我覺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當。所以我有點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呂頻說，她早已有運動會失敗的心理準備。現在就看慘烈的個體悲劇是否還能喚醒民衆。她還說，安頓好自己的生活，維繫住我們的社群，是我們能够做的，也是可持續抗爭的基礎。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們仍然沒有放弃對公民社會的想像，哪怕只能先寄望于留存在海外的火種。
恐懼一旦被跨越，就會轉化爲自我賦能
我和朋友的貼海報行動從黃昏持續到夜晚。離開的路上，我們發現了路邊一個空白的布告欄，便决定在上面滿滿貼上一排標語。
也許是之前的順利，她此時已經比較放鬆。我們有條不紊地貼著，沒注意到什麽時候已有人站在身後默默地觀望。
那人看了一會，終于忍不住上來搭訕，說自己是伊朗學生，最近也在組織伊朗人的抗議活動。他說：“我們跟你們的處境相似，我們應該互相聯結。”
和他道別後，朋友說發現有人站在後面看的時候“嚇死了。”
後來，這位伊朗學生邀請我們參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議集會，我特意做了幾款海報，將中國和伊朗的抗爭內容幷置在一起，强調在反抗極權道路上跨國跨種族的團結。
當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來，于是在集會現場，我又認識了另外三個有共同價值觀的中國學生。我們跟著伊朗人的大部隊游行、喊口號，還一度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過程中很多伊朗人來對我們表示感謝。當伊朗學生上臺發言的時，特意提到了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幷感謝了“中國朋友”的支持。
這是我第一次在溫尼伯這個被我稱爲“流放之地”的城市裏找到了自己的“社群”——這些已經政治覺醒幷且有意願參與政治的年輕人，就算只有五個，我也感到不再孤獨了。他們都剛從國內“潤”出來不久，大家確認過眼神後，就像找到組織的地下黨一樣熟絡起來。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貼海報時表現很恐懼的朋友變得非常積極，她不但用紙板幫我做了標語牌，主動和伊朗學生聯絡和保持溝通，幷且把我們參加集會的照片、海報投稿到了公民日報。
果然，在公共參與的實踐裏，這種恐懼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會轉化爲自我賦能。想到了社群裏的朋友説的：“勇氣是在實踐中獲得的，信任也是在聯結和共同行動中生長出來的。
屠夫为什么如此重要？
文 / 莫之許
屠夫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显露很久，广为人知，而给予这种重要性最直接证明的，正是体制本身。
2015年5月18日，屠夫前往江西南昌声援乐平冤案。当天晚上，屠夫参与了维权律师在江西省高院门口静坐，为律师阅卷权呼吁。5月19日，屠夫以其特有的行为艺术大师风格，在江西省高院门前，举牌向江西省高院院长张忠厚表达不满，随后被南昌警方带走，处以10天行政拘留。
5月25日，《新华网》发布新闻“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各官方网站随即全网转发，次日，央视《新闻直播间》节目用长达五分半钟的时间，以“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拘真相”为题，对江西省高院前的事件进行歪曲式报道，掀开了抹黑屠夫的序幕。
5月27日，屠夫被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罪、诽谤罪；5月28日，《新华网》发布“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吴淦涉嫌寻衅滋事、诽谤被依法刑拘”一文。该文被《人民日报》发表在同日第11版也就是政治版，同日，央视《朝闻天下》和《新闻直播间》分别用五分多时间和十二分钟时间，大幅报道了屠夫被刑拘一事，《人民公安报》也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淦被刑拘一事。上述文章、视频，都得到了全网转发，一时间，满屏皆是屠夫吴淦，有人戏称，如此待遇，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区区数人而已，屠夫简直是中了大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屠夫为什么这么重要？
屠夫，真名吴淦，福建福清人，曾为厦门机场边防武警，后因家庭原因赴阳朔定居，喜欢上网，主要在凯迪网络论坛发表言论，“超级低俗屠夫”即为其在凯迪网络论坛的网名。
2009年5月，震惊全国的湖北巴东邓玉娇杀人案件中，屠夫独身勇闯巴东，成功探视到被控制在精神病院中的邓玉娇，配合律师，发动网络声援，为邓玉娇最后无罪释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与此同时，屠夫提出由网友为其提供前往巴东的活动经费，遭到广泛的质疑，同时也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这一公募公用的模式，伴随了屠夫的整个维权生涯，为许多同道所模仿和提高，越来越成为大陆维权和抗争行动的主流模式。
2010年3月19日，福建三网友案原定开庭时间，各地网友前往围观，当局临时改期，现场发生小规模冲突。2010年4月16日，三网友案正式开庭，此前约一周，屠夫即奔赴福州市第一看守所门外，扎营露宿，并于网络上大量发布现场实况，为围观预热造势。
416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上百人成功聚集在福州马尾法院，并现场示威。416福建三网友案件围观的成功，将费用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联动，各地跨区围观，正面抗争表达的维权抗争模式推向新的高度，是大陆当代抗争在规模和内容上的一次突破，至今仍未被超越。
在416三网友案件围观中，不仅费用公募直接来自于屠夫此前的灵感和实践，屠夫也从头到尾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居功至伟。
2010年10月8日，屠夫与许志永、王荔蕻、赵常青等人在北京地坛东门打出标语，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随后，屠夫、王荔蕻、赵常青等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分。随后，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前，屠夫被福建警方带回，电话失联，处于失踪状态达一月余之久。
2011年10月，刘萍等30多名访民为声援陈光诚，决定在东师古村外长期驻扎声援，屠夫为此而发起网络募捐，这标志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已经走向成熟，这一模式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维权抗争者效仿采用。
近年来如山东曲阜薛明凯父亲非正常死亡事件围观、建三江黑监狱围观、郑州第三看守所围观等等成规模的维权抗争行动，尽管并无屠夫的直接参与，但在模式上，都与4.16几乎如出一辙，体现出屠夫等早期开创者的影响。
2011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钱云会被碾死案爆发，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屠夫再次前往当地，并成功取得相关视频。随后，屠夫也开始尝试转型，更多发挥后方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同时，募集账户移交郭玉闪先生主持的传知行等进行监管。
2011年开始，屠夫发布诸多微博，介绍自己的维权经验，自称《杀猪宝典》，该宝典认为，维权成功不能指望明君，或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而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方式，对当事官员造成心理威慑，并因此获得问题的解决。这一观点内在地包含了对抗和抗争更有利于当事人福利的立场，摆脱了长期的青天期待，受到相当的推崇。
2012年之后，屠夫多发挥资源募集者和舆论协调人的作用，为若干受难者募集资金，如湖南肖勇，湖南赵枫生，江苏范木根，湖北刘家财，山东任自元等人，屠夫行事低调，行善不欲人知，许多类似行为，并不为人所知。
2012年以来，大陆出现死磕律师，从程序上正面冲撞体制，以此推动法治进步。该模式与416等正面抗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屠夫也逐渐与维权律师互动乃至合作，介入相关案件，如湖南怀化拆迁案，江西乐平冤案等，屠夫更于2014年11月正式加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死磕律师是微博时代逐渐兴起的一种法律维权形式，屠夫的转型，意味着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维权抗争模式又注入了法制维权和死磕律师的元素，具有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传播能力和持续能力。
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爆发。5月2日中午，在哈尔滨铁路局管内庆安站候车室，庆安县农民徐纯合被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开枪击毙，当场身亡。事件引发全国网民关注与愤怒，屠夫立即第一时间进行公民调查事件真相，并在网络发布公开了相关视频，使官方在舆论上陷入被动状态，从而成为秋后算帐的起因。5月7日吴淦在网络发布悬赏十万元向公民征集徐纯合案现场视频。视频公布后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微博、论坛、海外媒体广泛传播。维权律师和来自全國各地的公民陆续到达庆安展开法律事务和声援活动。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屠夫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个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是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网络舆论动员/资金募集这种三位一体抗争模式中的核心节点；
其次，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活动和传播，屠夫已经成为民间抗争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从屠夫被拘捕并被宣传机器高调抹黒开始，许多论者就认为，在专政的逻辑中，遏制也就是打击，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样的顶级宣传机构，并号令全网转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舆论准备，对死磕律师，人权活动者，公民和访民行动者的进一步打击即将展开，对屠夫个人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如笔者在屠夫被刑拘时就认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尽出，屠夫（吴淦）待遇之高，1949年后区区数人耳，如此高调，非针对屠夫本人，而是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屠夫被正式逮捕后一个半月，2015年7月9日，针对维权律师和相关积极分子的大规模打击终于全面展开，在这次被称为律师劫的打压行动中，被刑拘／监视居住律师共12名，被刑拘／监视居住积极分子十多名，更有超过250名律师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传唤。这一轮打击，不仅突如其来，事前毫无征兆，而且无理蛮横到了极点，5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任何律师得以会见到任何被拘禁人士。更有趣的是，为了回避这一轮打击的政治目的，当局还煞有介事地将锋锐所描绘为一个犯罪团伙，可事实上，几乎所有观察人士都明白，这一轮打击的目的和重心何在！
在这一轮打击重，几乎所有律师和积极分子，都与屠夫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或良好交情，其中，王宇、包龙军、王全璋、刘四新、谢远东、周世锋、黄力群等七名律师或法律人，均来自屠夫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其他如李和平、谢阳、隋牧青等律师，也在湖南怀化拆迁案等案件中，与屠夫有过密切的合作。望云和尚（林斌）、胡石根、赵威等民间积极人士，也都与屠夫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因此，根据屠夫的律师燕文薪的披露，屠夫案已经与709律师劫专案合并，其本人已经不再能够探视，不排除已经由福建解往天津。
2009年5月开始，短短几年间，屠夫已经由一名普通的网友，成长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家，毫不夸张地说，屠夫可以被称为当代中国抗争第一人，屠夫参与并共同开创的公募公用，线上线下，跨区围观，正面抗争的模式，在加入律师死磕等新元素后，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并成为当代准政治性抗争主流模式，屠夫的杀猪宝典，则张扬了通过对抗和抗争来获得自身福利改善的理念，广为传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正因如此，屠夫才遭受到当局打击，并不惜动用体制所有宣传资源，对其进行抹黑，以防止这一模式在规模上和影响力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几个月过去了，屠夫和更多律师、积极公民依旧杳无音讯，他们的遭遇，正印证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正当，而体制采取的手段越蛮横，也反衬出屠夫等人的价值和重要。
放眼未来，在市场新极权体制的冰河期内，法律死磕＋跨区围观＋网络动员这三位一体的抗争模式，或许会被专政体制无情压制，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屠夫等人所做所为中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却注定会流传下去，并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核心力量所在。
自由的人民才是憲政的基礎
文 / 燕杉
改變中國是許多人的看法，但是如何改變却是一個衆說紛紜的事情。一些人沉迷于經濟增長，一些人爲大國歡呼，另一些人則爲沉屙憂慮。憲政研究的急迫也許道出了許多有識之士的焦慮，不過在這裏我們還是得進行一些梳理。
明火執仗的搶奪是不會被認同的，但是巧言令色的欺騙却難以馬上被揭穿。中國不是要不要憲法，這個問題似乎早有答案，但實際上這個問題要複雜得多。專制從來都不是赤裸裸的專制，因爲人是一種可以賦予事物以意義的生物。這種賦予意義有時是探索世界的工具，有時是描繪生命圖畫的色彩，有時却是爲了達到一些目的。這個話題涉及很多內容，也許跟人類在幼年時非常弱小有關，也許跟人類追求某些什麽的目的有關。窮兵黷武的暴君曇花一現，自詡愛民如子的獨裁者却得到擁戴。當歷史的洪流携帶民主奔騰時，一切都打上了民主的標簽。與個人、家庭的專制不同的是，現在的專制是一個黨派的專制。革命、改革、爲人民服務等詞語化妝了專制，而憲法則粉飾了權力的壟斷。
阿倫特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共産黨政權歸納爲極權政權，實際上中國又何嘗不是這樣的極權政權呢。時間僅僅過了幾十年，有的人就記不起反右運動，記不起人民公社時餓死的人，也記不起文革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公私合營，就是赤裸裸的侵犯財産權。所謂的反右擴大化就是不允許獨立言論。也許有人會說現在中國跟那時的中國不一樣了。我得承認確實有一些不一樣，但是中國現在從憲法角度來說，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就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當然，有人會說，從憲法學的角度，憲法解决的是政府的設立和公民的權利。不過我認爲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憲法的有意歪曲，而且這就是專制國家爲了將一部專制憲法强加給民衆所作出的歪曲。國家是什麽，按照韋伯的觀點，就是合法的暴力壟斷者。政府的權力幷不是必須要一部憲法來賦予。當政府的組成和權力需要用法律來限定，實際上政府或者說國家的性質已經改變。雖然很多研究憲政的學者在談到民主和憲政的時候會引用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我也不得不說他們也確實建立了現代憲政理論最爲重要的基礎，但是我們還是得認識到現代憲政最爲重要的是民衆對國家關係的認識改變，這種改變才使得洛克和孟德斯鳩的理論成爲必要。
憲法（憲政意義上的憲法）幷不是一部具文，不是某些學者在書齋裏構想出來的檄文，而是面對人類社會最深刻的問題的一個偉大的回應。實際上從憲章運動開始民衆就開始以行動限制君主的權力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個發源的自然結果就是民衆的權利如果要得到保障，政府的權力必須得到限制，至于如何來限制它們，也就是以民意爲代表的議會和以三權分立構成的制衡體系。我們很多人認爲擁有像三權分立這樣的憲法體系就足以保衛自由，我真的覺得這個想法只是顛倒了因果。這涉及到權力的品質。且不說專制的政府不會輕易放下自己壟斷的地位，以讓一部限制自己任意行動的憲法出現。但就是民主的社會中，組織性的權力也會由于某些動機走向自由的反面。這就是米歇爾斯提出的“寡頭鐵律”。當王朝的專制走了，政黨的專制來臨。組織會好于家族朝廷嗎，民主集中制會比一個君主更加開明嗎？“寡頭鐵律”只是一個理論，但是我們在現實中却早已看到活生生的例子。查韋斯、薩達姆、普京，以及修改了憲法對國家主席任期規定的後起之秀。而且正是此人在上任後設立了一個國家憲法日，幷且提倡向憲法宣誓。這就使我想到之前我在某次研討會上說的，假使法律是由强盜設立的，最提倡守法的就是强盜。因爲他會把接受搶劫設定爲別人的義務。
既然專制不會自掘墳墓，即使代表一部分民意的組織也會滑落到寡頭鐵律的深淵，那麽這裏許多人就會提出這麽兩個問題：1，這麽說難道在一個專制國家就永遠無法走進憲政國家的行列了嗎？2，那麽那些早發憲政民主國家又是如何擺脫這些桎梏成功上岸幷延續至今呢?
其實這兩個問題也可以歸結爲一個問題，就是自由到底是怎麽形成的它如何具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說的是，自由是每個人的自由，每個人對自由的珍視是自由的生命力，每個人對侵害自由的反抗是自由最厲害的武器。詹寧斯在反對孟德斯鳩“英國人民的自由歸功于政府權力的分立”時，引用了查理一世專制例子，因此他非常明確的指出：“在這種情况下，再嚴格的分權制度也不能提供拯救自由的手段。相反自由的獲得在于起初許多人的拒絕服從法律，以及後來大衆普選權的擴大。是民主而不僅僅是分權維護了英國的自由”。約翰.杜威也說過，我們每一代都要重新思考民主的含義。
因此憲政的到來以及延續幷不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的餡餅，它來自民衆對自身在社會中的定位以及由此帶來的改變。如果我們一個人只是將其定位爲國家權力形塑的東西，他不會感到他是一個有權利的自由的人，雖然他在受到某些不公正時會覺得委屈，甚至會對具體的侵犯反對，但是他們不會長期反抗也不會反對法律。如果你將自己定位爲自由的人，你就不會將法律看作任意欺淩的魔獸，因爲你是自由的，法律必須具備公正，你也是試驗和審查法律的一份子。雖然你的反抗不一定每次成功，也不一定每次都是正確的，但這就是自由最後的保障，它建立在每一個自由人的尊嚴和判斷上。但是我們在這裏幷不是提倡個體以一種决絕的方式去應碰這個專制制度，而是希望我們認識到我們自身不可剝奪的權利，即使是以政府、國家、多數人以及遠大的目標都不可剝奪的。
雖然壟斷權力不會輕言失敗，甚至會撕開僞善面具，這會讓人覺得中國的憲政民主前途渺茫。這在某種情况下是對的，中國的憲政民主之路絕非易事。前幾波的民主浪潮都沒有給中國的憲政民主提供明確的參考，甚至給我們提供了失敗的教訓，比如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的專制反彈。但這不能使我們退却。因爲我們認定我們是自由人，每一個人從天性上都會認可自己是自由人。愚民的幕簾終將解開，憲政民主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在這個大勢下，專制的威力只是螳臂擋車。
談談“儒生憲政”的架構與失敗
文 / 言民
（漢服熱潮下的大學畢業典禮）
近二十年來，在新權威主義的加持下，海外不斷涌現出“孔子學堂、國學院”進軍西方各國的宣囂，國內更出現了“大國崛起”的亢奮。一時間，各大專院校推出“新儒學”研討會，社會上掀起“穿漢服”、“塑孔像”、“拜師”、“下跪”的熱潮。就此，我談一談孔子學說中有沒有自由憲政的基因？然後，再論一論近代康有爲“君主立憲”的失敗。
1、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作爲春秋戰國時代的教育家、思想者和政治學上的巨匠。主要著作有：《詩》、《書》、《禮》、《易》、《樂》、《春秋》《論語》等，鴻學大儒在皓首窮經中，更著有大量儒家典籍。
東周時期，身爲司寇的孔子通過論述魯國朝政，著作中充滿著他對“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謳歌，也充滿了對地方諸侯封建自治的論斷。
《論語·季氏篇》：“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說，民衆要遵守由天子制定的禮樂，征伐出兵打仗之事都交由天子；《詩·小雅·北山》中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翻譯出來就是，這天下沒有不是君王統治的土地，沒有人不是君王的臣下。這，定論了天下爲帝王的個人私産，更把士人放在統治者的權勢之下。
《論語》：“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翻譯一下，那就是“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樣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樣子，做父親的要像父親的樣子，做兒子的要像兒子的樣子。君對臣，父對子有絕對的權威，有著不可僭越的等級；《論語.陽貨》中，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婦女被壓制和小脚文化的源頭。
我們知道，憲政的要旨是制約人性中“因罪而生”的惡，儒家說“內聖外王”的統治者以德行來教化幷治國，也就是“爲政以德”。朱熹自己都認爲性善論有重大缺陷，無法解釋性惡的來源。朱元璋嚴酷地搞過“剝皮實草”的治貪，但官僚階層也仍然貪污腐敗不斷。江澤民、朱鎔基時代的貪官悶聲發大財，口頭叫嚷著的是“以德治國”。
教育上，儒學要求孩子從小接受“人之初，性本善”的初蒙教育，灌輸“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聖訓。即便學子“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也不過是“賣身帝王家”，正所謂“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悅之”，得“一官半職”。讀書做官扭曲了學子的心靈，剝奪學子們獨立創新能力。
今天，財富與精英在大量移民逃離（潤）自己的祖國。儒生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道不行，乘浮游于海”，“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有道則仕”。當亂世灾難來臨時，國家需要潭嗣同的擔當與犧牲精神時，但“君子”們先逃了！
自英國《大憲章》運動起，西方憲政的核心點就是“王在法下”，防止君王獨裁專權幷由國會制定法律幷對外宣戰。我們全面地考察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不難發現其核心觀點就是中央集權“大一統”帝王獨裁專制那一套東東。對于海內外的儒家熱潮，衆多朋友20年前就在《北京之春》、《民主論壇》、《搏訊》……等網站上預判性地批判過“犬儒主義”。
2、康有爲“君主立憲”的道路與失敗
清末，康有爲領頭發起《公車上書》請願運動，學人舉子們紛紛參與其中。坦率說，我對康有爲領銜的“君主立憲”變革極爲欣賞，曾經也寫文章贊揚這一時代的進步意義，也爲其憲政踐行所點贊。
閱讀近現代史，康有爲是因《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幷在釋經闡儒上一舉成名，也因此被中國傳統士人和舉子們高舉爲“南海聖人”，“孔子再世”。
中英貿易（鴉片）戰爭後，中華國門在西方炮火中被打開，馮桂芬、魏源=、林則徐……等提出了“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儒策方略。但這種“徒弟藝成打師傅”的洋務詭譎在甲午戰爭中歸于失敗。被高舉的康聖人看到清政府“只辦洋務，不思憲政”的制度性缺陷，因此，提出了孔學根基上的維新變法，期望中國建立起“英國式”憲政。
《大同書》中，他認爲人類社會是“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進化階斷。考察康聖人，其一生都在“尊帝王，保皇上”的保皇派立場上，即便是流亡海外日本也沒有改變。
《大同書》中，康聖人說“男女皆爲人類，同屬天生，而且女子最有功于人類，男女應該平等。”但實際上，康聖人的家庭生活是一夫多妻（妾），就象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挂》裏的男人一樣，每天享受著衆多妻妾的服侍。
《大同書》提出“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社會理想，與今天網絡上儒生提出福利主義“醫療、教育、養老”是一致的。他認爲，人人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因此，接近、圍繞光緒皇帝，他意圖來一次“自上而下”的儒家托古改制。總的說來，《大同書》升級更新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生們的政治理想與抱負。
康聖人寫有《新黨賊黨辨》，文中顯露出中國千年傳統文化中“你死我活”的宮廷內鬥。在他策劃與操作中，逼慈禧交權于光緒，對榮祿、李連英等後黨欲除之而後快。最後，慈禧與頑固派守舊大臣們發動政變，將“戊戌六君子”斬首示衆，康聖人逃外海外。
當開明官僚、憲政派、革命黨人三種力量携手逼退清皇室，也結束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帝制，從而建立了亞洲第一共和國。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共和的一個好開端。但是，我們看到康有爲支持了袁世凱的“稱帝”，張勛辮子軍“復辟”時，康有爲又參與到其中，這是他思想上一次次的固執與守舊，破壞和葬送了共和國。
坦率說，是康有爲一次又一次復古、守舊、頑固的參與策劃，把軍閥集團、激進革命暴力兩黨給推上了時代的政治舞臺，更讓孫文、蔣介石、毛澤東這些親俄分子有了“一黨專制”及“個人獨裁”的歷史機會。
晚年追憶自己一生，康有爲總結了“君主立憲”的失敗後也說：“在中國，我無立錐之地了”。梁啓超評論老師憲政上太幼稚，是“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毫無所知”；章太炎在康七十大壽時更是諷刺：“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爲……”，用“妖孽”和“賊”來挖苦他。
康有爲在“君主立憲”上的失敗與教訓，讓我們看到孔孟舊紙堆裏確實翻新不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新思想，存在先天性的憲政基因缺失。
3、新儒家的現代政治理想
熊十力與其三學生“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以及張君勱、梁漱溟、馮友蘭、方東美被稱爲當代“新儒學八大家”。梁漱溟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在海外，有國學大師錢穆作《論語新解》，余英時、杜維明……等更是當代儒家學者中的集大成者。
2004年，方克立、張世保、林存光…等體制內新儒家學派在貴陽亮相。中國人大康曉光提出：“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儒化中國”；修文的蔣慶宣稱：“古代聖王爲我們確立了王道政治永恒不變的‘政道’標準”，而“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儒學“將來也必須重新複位再次成爲中國的國教”；秋風說：有“儒家馬克思主義者，儒家社會主義者”，也有“儒家憲政民生主義”。獨立筆會餘東海提出：“在儒家“在仁本主義指導下汲取西方民主精華”的“第三條憲政道路”。戰狼型儒生更認爲：“我們老祖宗的文化寶庫中什麽都有——比你西方闊多了！你有的我也有，你沒有的我更有，只不過今天的人不懂去歷史挖掘。”
此後，“孔子學堂、國學院”在中國傳統文化大師的加持下，而政府打著東西方“學術交流”的大旗幷向各國派遣了新長征路上儒家學派的“宣傳隊”和“播種機”。一時間，大陸各大專院校推出新儒學研討會，社會上更掀起了“穿漢服”、“塑孔像”，文藝圈“收徒”、“拜師”、“下跪”成爲網絡上的一道風景。
綜上所述，不外乎要將“儒學”和“憲政”整合在一起，又或者說做東西方文化“架接”的大工程。
考察近現代史，這些人莫不是在重複和翻新康聖人那一套儒家理想，準備來一番“君主立憲”又或者說“党主立憲”的鬧騰。
一些人幼稚地認爲，可以用孔孟“仁政”去替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專政”統治？想一想，當年那一幫“打倒孔家店，扒孔子墓”已在廟堂上掌權的文革紅衛兵、造反派、知青們會開明到向堯舜那樣的賢德，會顧及民生福祉而搞“禪讓”嗎？是呀，儒生你想利用他“改制”，新權威主義者又何嘗不是在利用儒家學說來鞏固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獨裁專制呢？又何嘗不是利用孔子學堂、國學院、國學大師們去欺詐幷統戰西方呢？
對于新儒學，徐志摩看得非常透徹說：“中國人躺在儒家挖的大坑裏幾千年爬不上來，讀書根本就不是爲學習知識，掌握真理或探索宇宙奧妙。讀得好點的，參加科舉，當個官，做做人上人。讀得差的，混口飯吃，僅此而已；胡適提倡白話文，他在《中國的文藝復興》中指出：“中國自宋明以來文化學術的演變，可以用西方“文藝復興”這一名詞稱呼現今的文化運動，一個民族的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
魯迅在《狂人日記》更直接否定歷史，是最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清醒作家。他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滿本寫著兩個字‘吃人’”。
我對新文化運動中的大師們“反思和批判”傳統文化點贊，但質疑他們隨後發起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正是這場運動把中國人引到“十月革命”的蘇維埃主義殺戮道路上，文化大師們“看走了眼也選錯了路”。
我們所想不到的是，缺乏思想修養的底層愚昧“義和團”殺洋人，拒洋貨，而文化、思想界精英大師們隨後竟也發起了驅逐傳教士的“非基運動”？中國文化大師們歡迎德國的左翼哲學，擁抱向左狂奔的法國啓蒙運動，却敵視、仇恨、驅逐傳教士。敵視英美古典保守自由主義對後人産生了極大影響，也爲大獨裁者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傳教士）的驅趕行動作了思想上的鋪墊。
可以說，傳統文化大師們抵制傳教士帶進來的基督信仰，以及英美式古典保守主義憲政價值觀，這爲全面倒向蘇維埃主義幷埋下了毛澤東主義瘟疫（病毒）的一次次大爆發。是呀，你不選擇上帝，那就必然投靠魔鬼撒旦。人們常說，雪崩之下，每一粒雪花都不是冤枉的，每一代人自己所選擇的方向及深重苦難，怨不得誰。
“文明”與“文化”不是處在一個層面上，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也就是說，低處與貧窮落後的文化就應虛心向先進文明與科技强國學習，幷誠心誠意地拜師學藝。但是，來自傳統文化中的“彎道超車”、“超英趕美”、“大國崛起”成爲統治者的權術與詭詐！
40年的改開，仍然沒有跳出洋務運動思想的桎梏與詭譎，對外邦及國人的欺詐，不守“契約和毀約”必然召來上帝的懲罰和經濟崩潰的自我詛咒。今天，海內外、群中同道們一直在爲“傳教士”問題，古典保守主義價值觀爭論不休。
這個時代，其實不缺獨立與智慧學者，更不缺犧牲自我的義人與先知。楊曉凱在牢獄中思考儒生們主導的洋務開放：在《人爲什麽一定要有信仰？》中指出：“像我們中國古時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學，哲學不是宗教，它沒有第三者功能……，他有利害關係，他要討好國王拿錢。”他孤獨地總結幷指出“後發劣勢”的模仿是詛咒。
對于新儒學。學者袁偉時說：“憲政就是憲政，與儒學沒有半毛錢關係。把憲政或政治與某種宗教聯結，往往導致社會動亂不止”。
例如：日本、新加坡、南韓是受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影響深遠的亞洲國家。日本在黑船事件後全面“脫亞入歐”幷接受美國文化，雖然也存在著軍國主義的狂妄與失敗。福澤諭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第一是人心（信仰）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才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新加坡被英國殖民多年，最終丟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糟粕，也融入西方文明懷抱；南韓更是拋弃儒家長期的影響與沉重包袱。韓國人在憲政路徑中，發現只有中央集權“大一統”真正褪去時，才能與西方憲政融合。金大中指出：“在亞洲，韓國戰勝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統治和影響，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王志勇牧師：“當知識分子對自己可能幫助暴政或專制政治的危險喪失警惕的時候，他們的思想就會在“不計後果”和“不負責任”的歧路上越滑越遠。”
可以說，用平庸、粗糙、落後的傳統東文化去“統戰”西方先進文明，必然遭遇各國的抵制和失敗。當西方人從文化交流的假像中清醒過來，那就是“孔子學堂、國學院”關門走人，也是儒生“大同”夢想的破滅時。當儒生守舊還不斷地去塑造“聖賢”幷高舉到“國教”和“神”的祭壇時，這更是傳統文化捆綁子孫後代的思想繩索，也會成爲國家進步與發展的桎梏。在我看來，當代新儒家在重走康有爲“君主立憲”的道路與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