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1. 六四三十二週年網路會議上的發言
王丹 – Youtube – 2021-06-04
在六四三十二周年之际，今天来回顾当年那场我们曾经亲身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些问题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对于那场运动与中国后来的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我愿意提供一点个人看法，当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思考。
我的思考来自一位网友的提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六四运动，赵紫阳等改革派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您觉得呢？”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的确有不少人认为是当年的学生运动太超前，导致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好政治局面发生逆转，导致后来的中国走上倒退之路。对此，我是不能苟同的。
针对上述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如果把“运动”两字改成“镇压”，我基本同意；也就是说，导致赵紫阳下台，导致政治改革夭折，导致今天的中国没有民主的，不是“六四”运动，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只是彼此联系在一起而已，但责任还是要分清的。如果邓小平集团不对八九民运进行“六四”镇压”，赵紫阳等改革派就会继续在位，也许后来会推动政治改革，也许今天的中国会比现在更民主。外界有不少人批评当年的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停顿，这完全是倒因为果的错误判断。
第二，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经过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两任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推动下，八九民运的爆发可以说是必然的，且这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政治改革的讨论引起的。一九八七年中共召开的“十三大”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重大问题要与社会协商”的改革建议，后来学生走上街头，要求与政治对话，就是呼应当局的这个改革政策。换句话说，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发展，必然引发学生运动，因为游行，示威，和政治参与，这些在当时的学生看来，都是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更值得思考，那就是：如果一九八七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建立起一定的党内民主机制，能够制衡邓小平的独裁地位，那么，后来也许就不会出现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我们知道，当时针对戒严的问题，即使是在党内，也是存在很大争议的，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等高层领导人，包括七位上将等军方人士，一开始都是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但当时的政治体制，仍旧是一人独裁的旧体制，邓小平杀人的决心一下，反对的声音立刻就被扑灭，连赵紫阳本人都失去了权力。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在没有经过党内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解职的历史教训没有被吸取，“十三大”上仍然规定了重大事情由邓小平一人拍板决定，这对民主发展和党内权力制衡是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事情也许正好相反，不是学生运动导致了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政治改革的失败导致了学生运动的被镇压。
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作为幸存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厘清历史的真相，还原事情的是非曲直，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另外一个责无旁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幸存者，当年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有责任有义务把历史记忆传承下去，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正是向各位提出一个倡议，那就是：在美国，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
众所周知，在香港，支联会建立了一个“六四”纪念馆，曾经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中国的民众参观；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纪念馆，甚至包括支联会本身，在未来的香港政治气氛下，恐怕将无法继续存在。一旦香港的“六四纪念馆”被查封，全世界将再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公开展示历史记忆。
而我们更知道，有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我想，在香港已经没有了保存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忆的条件的今天，在美国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因此，我在此呼吁，从海外的八九一代到支持中国民主的力量，从香港的支联会到台湾的民间团体，从各地的侨团到普通的民众，让我们以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团结，最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来一起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在美国的成立。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让我们把“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口号，用这样的方式，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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