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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改變中國──這年為何成為中港關係的分水嶺

近月,香港民族黨被香港政府以《社團條例》取締,引發新一輪關於「港獨」的爭議。最近幾年,港獨爭議越演越烈,但回到10年前,香港絕大多數人根本沒聽説過什麽「港獨」。

相反,在2008年,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中國認同感達到高峰。但從年底開始,這種認同感就拾級而下,以後都沒能重回高峰。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研究(下圖),在2008年,香港居民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即自認「中國人」+「是中國人,又是香港人」)的百分比達到1998年以來的高峰,自認香港人或者「廣義香港人」都處於最低。

但2008年後,各自都向相反方向運行。如果聚焦在「港獨」的主要群體——年輕人方面,這個情形更明顯。2008年4月,高達41.5%的18-30歲年輕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到了2014年跌到只有9.5%。港大民意調查中心的研究也有類似趨勢。2008年6月的研究指出自認「廣義中國人」的年輕人佔41.2%,也是最高峰(這兩個機構都是半年調查一次,故時間有錯開),到了2014年只有11.8%。

另外一份有關「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調查,也在2008年5月,在年輕人中達到史無前例的52.8%的高峰。可見,三個不同類型的調查中都相當一致。

顯而易見,與中國社會21世紀大部分問題一樣,2008年也成為中港關係的分水嶺。令人疑惑的是,表面上2008年的香港風平浪靜,有人甚至認為,沒有一件單獨提出來足以逆轉中港關係的大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2008年為何成爲中港關係的分水嶺?本文正是希望從2008這個關鍵節點,探索港獨意識的起源。

歷史上無港獨

現在的香港包括港島、九龍、新界和離島。最晚從唐代起就一直是中國的一部分,屯門和大嶼山都在中國對外海路交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十九世紀割讓香港前,整個香港還隸屬廣東省廣州府寳安縣。雖然中國其他「自古以來」的領土主張不乏誇大之處,但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倒是恰如其分。

香港本土居民原以廣府人爲主,滿清遷海令把絕大部分人趕走,遷海令廢除後,除廣府人重返家鄉外,客家人與潮汕人也進入香港。此外香港還有少量疍家人(水上人),他們可能是百越人的後裔。不過到了19世紀,除生活方式不同外,他們的特徵基本與廣府人類似,疍家人也散佈在廣東其他地方。

英國在1842年通過鴉片戰爭奪得香港島,再在1860年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奪得九龍半島,最後在1898年租借新界99年,基本形成現在的香港地界。

即使在英國統治香港後,香港與大陸也長期沒有人口流動限制。20世紀前半葉,中國捲入連綿的戰爭,中國各地人不斷進入香港。1946-49年的中國内戰影響尤大,短短四年,香港從戰後的50萬人,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到200萬人。這樣1950年5月,英國才宣佈封鎖中港之間的關卡。在1960-70年代,由於中國大飢荒和文革,又出現多次逃港潮,最後一次大規模偷渡是1979年。此後中英確立單程証制度,確保中國人以有序受限的方式合法赴港,才遏止了偷渡潮。在1991年回歸前,香港有34.4%的人出生在中國大陸。目前,香港人口有92%為華裔(絕大部分是漢人),其中32%出生於大陸。

以上討論並非毫無意義,正是從歷史與人口交流方面説明,香港人長期是中國人的一部分,不存在一個「天然的香港民族」。

戰後,香港一度在聯合國去殖名單上。可是在1950-60年代,雖然有人主張香港自治(馬家輝)甚至獨立(張國興),但絕大部分香港人並不關心獨立問題。相反,到了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之時,借著保釣運動、粵語普及、中文運動等社會事件,在構建「香港人意識」的同時,香港也同時構建「大中華意識」。「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或者「香港的中國人」,成為香港人的主流認同。是故,當1972年,中國致信聯合國大會要求把香港和澳門剔除出去殖名單,香港幾乎沒有任何反響。

到中英談判期間,如果可以選擇,絕大部分人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特殊的中國人」。當時在知識界在反殖意識和大中華意識影響下,則興起「民主回歸」浪潮。現在香港老一輩的泛民大多數是民主回歸的支持者。八九六四後,民主派與中共分道揚鑣,支持彭定康的快速民主化政策。

這樣,在香港回歸初年,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與中共及中共支持的建制派之間的最主要爭議是爭取「雙普選」(普選特首與立法會),它成為香港政治矛盾的主軸。2008年前,泛民有三個主要的派別:老牌的民主黨最關心的是推進民主政制,新興的公民黨最關心的是捍衛法治,少數派是偏左翼或基層利益的社民連、其代表人物是走托洛茨基路線的長毛(梁國雄)。三者並非互相排斥,而其共同點都是自認中國人。他們與建制派之間不存在「民族認同」的差別,強調自己反而「真愛國」。

2008年,香港為何在「中國人認同」上出現峰值?這必須從兩類互為相反的因素考察:第一類有利培養「中國人認同」,姑且稱爲「親中因素」;第二類有利培養「香港人認同」,姑且稱為「本土因素」。正是在以上兩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8年成為一個特徵顯著的節點。

親中因素

回歸初期,中央對香港大致上謹慎遵守一國兩制,甚至還過於刻意營造「河水不犯井水」的氛圍,對廣東省和深圳市希望打造粵港一體化或深港雙城都不熱心。中港關係出現第一次重要危機是2003年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戰。這是《基本法》規定的憲制責任,意在保障國家安全,但泛民認為立法細節將妨礙自由,削弱「兩制」。2003年7月1日,泛民組織起過五十萬人大遊行,最終特首董建華撤回草案。詭異的是,當時民衆大都把矛頭指向董建華和力推法案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對中國政府反而不太反感,原因之一是至少在表面上,中國政府並沒有施加壓力。

中國還在多個經濟項目上「偏心」香港,為香港發展而壓抑了鄰近内地城市的規劃,比如不理廣東反對,支持香港推動的港珠澳大橋;又不理深圳反對,在設計上還採用香港支持的單Y型(只到香港);上海與香港爭奪迪士尼樂園,中央要求上海讓路;當時香港和新加坡競爭「雙城記」,新加坡電訊要收購香港電訊,香港擔心重要基建被新加坡控制,於是中央出手「祝福」香港的盈科,擊敗新加坡。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陷入最低落時期,中國放出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自由行」兩個大招幫助香港經濟復蘇:前者讓香港很多行業可以北上大陸(最可見的受益者是娛樂圈從業員),後者讓内地人到香港消費。

即便在政治上,中國也從善如流地讓董建華下台,換上當時受歡迎的曾蔭權。雙普選雖然沒有在2007-08年實現。但2007年的特首選舉,已經有真正選舉的意味。在2007年倒數第二天,中央一如所料地否決2012特首普選,但中央已答應,2017年可進行特首普選,總算給出了時間表。當時,香港對中國政府的觀感並不差,在中大的調查中,在2007年前基本是平穩的,直到2008年出現峰值(港大調查的波幅起落較大,但基本反映同一狀況)。

在對中國「新民族共同回憶」構建的討論中,我反復強調「民族主義三部曲」(奧運火炬—汶川地震—北京奧運)的影響。這「三部曲」同樣影響了香港人,成為香港人「愛國主義」回憶。

在奧運火炬事件中,香港作為自由社會,早已存在多元化的聲音,在藏獨問題上不如中國人那麼感到「受傷」;但對海外藏人搶奪奧運火炬,輿論和民情亦同樣反感。到了5月2日,奧運火炬在香港傳遞,香港人掀起的迎奧運火炬的熱情不亞於大陸城市與海外華人。

香港150個火炬手名額被「爭崩頭」。支聯會發動「橙色奧運」抗議行動,要沿途高舉「平反六四」等標語,響應者寥寥。支聯會秘書長何俊仁高舉火炬(道具),穿上橙色衣服,意思是紅色(中國)+黃色(人權),要傳遞的信息是「自己的愛國情操更高尚」。香港大學哲學系女生陳巧文身披雪山獅子旗沿途抗議,被支持奧運的過百名人士圍堵責備,最後被警方帶走。親中和傳統媒體對之批評不在話下,就連蘋果日報這樣的「反共報紙」對陳巧文也加以批評,認為「陳巧文披雪山獅子旗,在這次聖火傳送中最受爭議,許多人認為她這樣做,比支聯會平反六四、呼籲內地維護人權的訴求更難接受。」 只是認為她還應該有言論表達的自由

網上也是指責多維護少,就連一向偏「右」的高登討論區也充斥指責陳巧文的帖子。有人不禁哀嘆從「陳巧文事件」看香港已死。陳巧文「豐富多彩」的私生活隨後成為各傳媒與網民焦點,網絡欺凌持續兩年之久,直到陳巧文退出社運。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全港震驚,各媒體記者第一時間飛往災區,把地震情況送回香港。香港各界立即展開大籌款。事發第三天,香港政府已獲立法會批准注資3億5000萬港幣入賑災基金進行緊急救援。民政部開設救援戶口,接受捐款。五個主要志願機構(香港紅十字會、香港樂施會、香港世界宣明會、香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救世軍)也展開籌款行動。香港演藝界發起演藝界512關愛行動,幾乎薄有名氣的香港藝人都有參與。

5月底,一批香港藝人到四川參加探訪和演出。6月1日,由港中台藝人聯袂的馬拉松式大匯演在香港舉行,香港各個電視台聯手現場直播,香港與內地電台、以及各大網站也直播,此後全國幾乎各省的衛星電視台也轉播,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賑災匯演。最後,香港政府總共撥款90億港幣,民間捐款130億,有95%的港人曾為地震捐款,打破一切香港捐款記錄。

這時,大部分香港人與中國人一樣,非常反感「天譴論」。《蘋果日報》主筆李怡發表社論《災難頻仍,積德消災》,批評四川大地震是「中國共產黨的報應」,引來大量網友憤怒,批評李怡的言論太「冷血」,更有網友發起罷買《蘋果日報》行動。李怡不得不致歉。莎拉斯通的「karma」論,也惹來香港人的猛烈抨擊。

到了8月,香港也同樣掀起奧運熱潮。在7月中,香港已有一輪奧運紀念鈔的炒賣熱潮,發行量為400萬張仍被嫌發行太少,連認購憑證也被炒賣。最後,原價1388港幣的35連張最高被炒到25000港幣,利潤高達17倍。北京奧運的歌曲在香港街頭反復播放,港人也耳熟能詳,作曲者香港人金培達形容「聽得多到自己再聽到都會避開」。

奧運在香港形成熱潮。北京專門把奧運馬術比賽安放在香港,讓香港人可以「共同經歷奧運回憶」。無線電視與亞洲電視均派出陣容強大的轉播隊伍,每天直播奧運賽事。北京奧運開幕式在無綫電視台獲得平均36點高收視,就連亞洲電視也錄得6.5點,雙雙打破同類節目的收視紀錄。

菲爾普斯八金和劉翔退賽等中國內地的熱門話題同樣在香港被熱議。奧運會後,中國金牌選手全國巡演的第一站就擺在香港(奧運精英匯香江),引發香港市民追星熱。三萬張門票兩小時售罄,現場與場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爭睹奧運金牌選手的風采。金牌司儀汪明荃對金牌選手「不敬」,引來廣大香港網民責備,連「阿姐都冇面給」。

因此,影響中國下一個十年的「民族主義三部曲」同樣也在香港發揮塑造認同的作用。不難理解,為何在2008年上半年,香港人的中國認同達到一個高峰。看到這個盛況,很難想象在下半年會出現如此大的落差,一路走低,每況愈下。

最重要的原因是奧運後,「親中因素」紅利不再,「本土因素」卻方興未艾。本文稍後將會繼續討論在2008年前後,導致港獨意識起源的各種「本土因素」。這類本土因素可以歸為五點。

奧運後中國湧現的負面新聞導致對中國失望

中國奧運是多年來宣示「民族崛起」的目標,成為在好幾年間首先要「保住」的大事。很多政策拖延實施,很多本應及時釋放的矛盾被壓制。「後奧運時代」,中國推進政策沒有後顧之憂,原先積壓的矛盾也急速暴露。換言之,奧運之下的中國,是被緊緊壓住的彈簧,一旦反彈,就負面影響驚人。在擁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擁有部分民主的香港,負面影響最大。

2008年發生的三個事件影響最深遠:胡佳與劉曉波、汶川豆腐渣工程、和毒奶粉。這些事件都在其他篇章討論,這裡不再詳述。

民間志願者胡佳(至少在被捕前)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異見人士」,他關心環保、關心公民權利、關心愛滋病患者,可就因兩篇文章在奧運前就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劉曉波雖是傳統的「異見人士」,《零八憲章》雖要求中國修憲,但終歸不過是表達理想的文件而已,卻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重判18年。這在崇尚言論自由的香港人看來是難以接受的,不但以支聯會爲首的傳統民主派力量聲援兩人,當時還沒有嚴重偏建制的《亞洲周刊》也發出了同情胡佳的文章

如果說,胡佳和劉曉波事件主要帶來「負面觀感」,那麽另外兩件事就有更直接的衝擊:因爲香港曾深度參與,與市民有切身關係,其負面破壞力也更顯著。

香港人為汶川地震投入大量的情感與金錢。如前所述,香港人感受到與其他中國人一起經歷過的「國難」;香港政府撥款加上賽馬會資助共投入100億港幣用於災區重建,加上社會捐款130億,共計230億,史無前例。香港人更有理由關注地震後中國政府的表現。香港人期望中國政府「已經改變」,「豆腐渣」工程的罪魁禍首能被追究,也自己的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

在奧運之前,中國還能以「奧運」為藉口把豆腐渣工程案件放在一邊,但奧運後,政府還遲遲不肯公佈遇難學生的名單。以艾未未爲首的志願者發動的尋找遇難者的「公民調查」以及以譚作人爲首的校舍工程質量調查的公民社會力量,都遭到中國政府的打壓,還被安上「顛覆(煽動)國家政權」的罪名。香港人那種以為中國已改變,正義應得到伸張的願望,一下子被打破。

香港政府撥款援助重建時,反復強調會以香港的標準監督撥款的使用。但地震後一年,已有媒體報道,中國接受的捐款去向下落不明,涉及數百名官員涉嫌侵吞重建公款,數億重建資金被挪用。而在香港撥款的重建計劃中,也發現原先應起學校的地方成為私人樓宇。2011年,《明報》引用香港發展局提交給立法會的報道,指出川重建工程六成不合格(126個港方有派員進行技術檢查的重建項目中,76個項目未達標),引起軒然大波。

毒奶粉事件的影響更深遠。用三聚氰胺作爲添加劑以通過蛋白含量測試,這種弄虛作假實在超出了香港人的想象。雪上加霜的是,超標的奶粉品牌也出口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也在這些奶粉中驗出三聚氰胺,香港有5人受害。香港不得不緊急立法訂立奶粉的「三聚氰胺的上限」。一段時間,香港很多人不敢食用奶製品。

中國如何罔顧消費者利益地掩蓋事件更令港人譁然。中國明明在奧運前已經發現問題,但為了奧運不公佈,這種做法令港人感到匪夷所思。至於中國把維權的受害者代表趙連海以「尋釁滋事罪」判刑,更令港人憤怒。此事最深遠的影響還在於,中國人開始到香港搶購奶粉,這是中港衝突的重要原因。

這三者雖然對香港民意有即時的影響,但香港民意起伏很常見。這三者可以解釋香港民意在2008年下半年一直下沉,但不足以解釋為何無法回升。2008年還有更深刻的事件影響香港。

第二,習近平治港與第二支管治隊伍的興起

2007年11月,當選政治局常委不久的習近平,被一致通過接替曾慶紅主管港澳事務。12月,他又接過了曾慶紅中央黨校校長的職務。到2008年3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慶紅全退,習近平再接過國家副主席的職務。就這樣,習近平全面取代曾慶紅。這一系列職務安排最大程度地決定了香港以後的走向。

在2007年剩下一兩個月,習近平對香港還在了解熟悉中,尚無大動作。習近平上任八個月,公開報導中沒有一篇有關香港事務的談話。内部人員曾指出,他曾明確表示對港工作「兩個不變」:即對港政策不變、對港工作機制不變。2008年7月,習近平第一次以國家副主席和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身份到訪香港,才高調主管香港事務。但中國轉換對港政策的思路,正在習近平支持下不斷醞釀中。

縱觀習近平在此後十年的行事作風,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左」,以毛澤東思想為師,鄧小平時代的那一套不合他的口味。第二,喜歡走「群眾路線」,不愛統戰上層精英。第三,強硬,會努力推進議程,不害怕爭議。第四,「大一統」思想濃厚,追求同質化。第五,追求「絕對的安全」。第六,喜歡多管齊下,特別強調利用經濟力量推進議程。第七,強調輿論戰的力量。第八,有濃厚的中國法家思想,偏好「依法辦事」。

這些特點集中顯現在他此後主導的香港事務中,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充分表現出來。這是因為香港畢竟還是「一國兩制」,中間有一個香港特區政府。而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又是港英時代的公務員曾蔭權,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即便不是「港英餘孽」,也是「戀殖」派。而偏偏他在習近平主管港澳事務前剛好上任。

當然,這難不倒習近平。在2008年,三大戰略已經準備就緒:政治上積極干預、經濟上推進融合、文化上人心回歸。這裡先討論政治積極干預。

「學習時報」

2008年1月,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寳在習近平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的校刊《學習時報》 [註1]更多上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提出要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他認為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應該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這支隊伍經由中央授權依照基本法行使高度自治權;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行使中央管治特區(包括處理中央、內地與香港特區關係)的憲制權力。他還認為建設好第二支管治隊伍是從「治國理政」的角度,充分發揮「一國」在「一國兩制」中的作用,依法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特區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內事務的重要之舉。

簡而言之,文章透視出三個要點。第一,中央要利用中聯辦這個在港機構,積極參與香港事務,成為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核心。第二,中聯辦還要發展自己的「親兵」隊伍,通過「親兵」直接制衡或補充特區政府。第三,在法律上,要積極利用《基本法》的「空間」,「依法行使中央權力」,也就是後來反對派說的「有權用盡」。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中聯辦爲什麽要親兵。香港在回歸後有所謂「建制派」,這些老建制派有幾個來源:

第一是港英留下來的公務員系統,他們當時被譽為「最優秀的公務員」,在執行任務上確實優秀,但政治能力堪稱平庸。這個派系長期把持政府公務員系統,在中國看來充滿惰性,抗拒全面配合中國的議程。但作為政界最重要的力量,中國又不得不用,否則就無人可用了。2005年,董建華下台,中國就不得不讓這個派系的曾蔭權上台。

第二是商人(如董建華),這是中國長期的統戰對象,回歸後寄予厚望,但政績不佳。董建華曾歸咎於認為原先的架構:除了自己,所有高官都是公務員升遷上去的,看上去自己就是光棍司令。於是董建華克服爭議,改為主要官員以政治任命方式產生。可是,董建華改革效果繼續不佳,最後自己也不得不稱病下台。商人通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但也有自己的利益盤算與既有的身份,他們想保持現在的地位,而不是全面聽從中央。

第三是傳統左派(如民建聯、工聯會等),他們多在議會層次發揮作用。在回歸初期,這些傳統左派多是在香港打拼多年的「老臣子」,有的德高望重,有的沒功勞也有苦勞,有的還是真正的(左派)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中央也並非事事言聽計從。此外,香港回歸之後,這些老左派並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政治地位(如只能委身立法會),怨言還不少。

因此,以上三類建制派雖然都「親中」,但權力來源都不完全依賴中央政府,更不在中聯辦,這就是中聯辦要培養「親兵」的原因。

就在港人不知不覺之際

曹二寶這篇文章的構思應該在以前中國派到香港調研的人中都已形成,但曹二寳以中聯辦研究部長的身份發文,又在中央黨校校刊中刊出,政治意味完全不同。用現在眼光看,難以理解的是,為何一開始文章並沒有被香港人注意。或許,這與當時香港人並不太關注涉港「學術文章」有關,畢竟《學習時報》當時在香港還不是那麼出名。而且當時中國還不想大肆張揚,頗有點遮遮掩掩的意味。

就在港人不知不覺之際,這個思路顯然得到習近平支持,正在著手推行。中國在2008年已開始以澳門為試點,讓澳門中聯辦積極參與澳門事務。惟這種干預發生在澳門這個基本上被親中派完全控制的小特區,同樣也不太令人關注。

很快,親兵政策就被應用在香港。2008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親中的自由黨田北辰抱怨「中聯辦一直在參選這次選舉」,指中聯辦利用組織配票支持特定人選,同為親中陣營者亦無法分得票源。以往民主派有不少中聯辦拉票的指責,但親中派如此抱怨還是第一次。這次選舉中,中聯辦力推幾個後來稱為「西環派」的議員,包括葉劉淑儀、梁美芬、謝偉俊都在這次選舉中第一次躋身立法會。

這是一個明顯的信息:中聯辦已不再滿足於傳統那種依靠香港上層勢力,而開始培養「親兵」。惟這時,香港人仍沒有意識到,這意味著中國治港政策已發生根本轉變。直到2009年3月,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在北京舉行的港區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表示,中聯辦已與港府達成十點協議,容許港區政協委員參與港區政事,引起廣泛爭議,才有人留意到「第二支管治隊伍」理論的存在。

以後,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第二支管治隊伍」與「西環治港」在香港越來越公開。2012年,習近平拍板,抛棄上層藍血代表、大商家支持的前政務司唐英年,讓中聯辦喜歡的梁振英上台,徹底轉變治港政策。同時,中聯辦又糾集第二支「親兵」,即以「群眾路線」為主的「愛字頭」(又稱激進建制派)。梁振英五年的統治令香港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都是2008年種下的種子。

第三,民粹興起、精英政治的終結、與民主派的分裂

在討論習近平對港新政「三大戰略」的另外兩個(經濟融合和人心回歸)前,就著2008立法會選舉,先繼續分析一下「反對派」方面的演變。因為2008年立法會選舉,不但標誌著中共治港政策的轉變,也見證了反對派的分裂。這對香港演變同樣重要。

在香港回歸之初,所謂反對派就只有「民主派」,而且只有「民主派」而沒有「泛民」。民主黨一黨獨大,輔以幾個小黨,如前線、民協、職工盟(工黨的前身)、街工等。前線與民主黨淵源甚深,2008年併入民主黨。後面幾個都是著名的「一人黨」。2004年以律師爲主的公民黨成立,並在立法會選舉中一舉奪得6席,民主派不止民主黨,加上其他勢力興起,這才逐漸有「泛民」之稱。

這時的泛民大都是走精英路線,公民黨比民主黨更精英。最顯眼的例外就是「長毛」梁國雄。在當選議員之前,長毛給香港人的印象就是抬棺材示威的專業示威人士。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他無黨無派,以極少量資源,靠網絡宣傳,居然能當選議員,堪稱「人民」的奇蹟。

這也是香港政治從精英向「人民」過渡的開始。不錯,精英也幫助平民,為民發聲,但幫助是由上而下的,帶有打抱不平的優越感,而且由於階級不同、視野不同,其利益也不可能與平民一致。而左翼、激進的長毛是「人民」的一員。即便當選議員之後,他還繼續住公屋,繼續一頭長髮,繼續穿著哲·古華拉的T恤,繼續到處示威,本色不改。

長毛當選與香港立法會選舉以比例代表制(以最大餘額法及黑爾數額點票)有關。這意味著即便是相對小眾的政黨,只要有一定支持,依然可以進入議會。此前,香港政黨對這種選舉制度認識不深,那時每個政黨一般把幾個人擺在一張選票上,不懂得分拆名單,以充分利用選票。民主派曾經試過「七星連珠」,把七個人列在一張名單上,希望可以憑藉聲勢選上五個人,最後當然是「浪費」大量選票。這樣從2008年開始,大黨開始分拆名單,民粹政黨開始積極爭奪議席,香港選舉生態進一步改變。

2004-2008年之間,左翼民粹在另一條戰線興起。2006年發生保留舊中環天星碼頭事件,2007年發生保留皇后碼頭事件,香港突然興起了保育運動。這兩場保育運動完全由群衆領導,沒有政治人物主導,預熱了香港的公民社會,為此後的高鐵爭議的動員力打下基礎。

2007年10月,特首曾蔭權發表《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及十大建設計劃引起廣泛爭議,影響深遠。其經濟政治含義以後還會討論。這裡討論最先引發社會運動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2008年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終於確定了工程框架,包括以西九龍為終點、確定路線走向、融資方案等。2008年11月刊憲公佈方案。有了這個「靶子」,高鐵爭議進入實質性的攻防戰。由於線路要通過菜園村,12月即有人組成「菜園村關注組」,掀起了第三波保育運動,「保衛菜園村」。這是後來出名的左翼運動偶像朱凱迪崛起的成名作。2009年,一群「民間專業人士」提出「錦上路方案」(即以新界的錦上路為終點),與政府打對台;2010年1月,為反對撥款,先有「苦行」和絕食,再有圍攻立法會以圖阻止表决;立法會也第一次大規模「拉布」。以規模與時間長度計算,高鐵僅次於政改爭議的影響香港的最重要單一議題。

左翼和右翼

與左翼民粹相對的是右翼民粹。在2008年,右翼民粹尚未湧現,但已埋下種子。

2006年,香港第三大「泛民」黨派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成立,它號稱「基層主導、民主企硬,旗幟鮮明的反對派」。民協、職工盟、街工等小黨派也關注街坊福利和勞工權益,但既不激進也不民粹。社民連則是一個激進「民粹」的大雜燴,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標榜基層,提倡激進抗爭。左翼的梁國雄和陳偉業,及後來成爲右翼民粹「教主」、時事評論員黃毓民都是其創黨成員,後者當選主席。

社民連的激進路線很快就和精英路線的傳統泛民發生衝突。2007年3月,在泛民發起爭取普選遊行中,社民連發起「搶咪行動」,從公民黨手中搶過麥克風,引發泛民内部矛盾。傳統泛民要求社民連作出合理解釋,社民連則批評他們「沒有資格做民主派」,揚言要與泛民「割蓆」絕交。當然此事還只是兩派真正交惡的前奏。

2008年立法會選舉標志泛民中的傳統勢力與民粹勢力的分裂。此前,泛民總的説來都互相扶持,還不乏「配票」行動。雖發生過民主黨「告急」而導致友黨候選人落選的摩擦,但最終只被視爲策略失誤。

2008年選舉中則發生了香港有直選以來,泛民内部在選舉中第一次公開的正面衝突。黃毓民在選舉過程中不斷「狙擊」公民黨。最後黃毓民當選,同一選區的公民黨毛孟靜則被「西環派」梁美芬擊敗,社民連「狙擊」功不可沒。社民連奪得三席(梁國雄、陳偉業、黃毓民),一躍成爲泛民第三大黨,成爲政壇不可忽視的勢力。

在立法會上,社民連三子(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入到議會不足兩星期,即開始「抗爭」,把「擲香蕉」、大聲呼叫、痛罵高官、辛辣言論、替官員改綽號、帶示威道具等激進文化帶入議會,多次違反議會規則,改變政治生態。10月,特首曾蔭權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時,黃毓民打斷曾蔭權發言,被立法會主席要求退席時,用香蕉擲向曾蔭權站立的主席枱前。這是香港議會首次發生的「暴力事件」。

傳統泛民對這種行爲極爲反感。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發表聲明譴責黃毓民的舉動譁眾取寵,將搗亂說成彰顯社會公義,以為搗亂可推動香港社會發展,斥之為「大錯特錯」。她批評社民連完全不尊重制度的行徑,這樣甚至會成為有人聲稱香港人未準備好民主普選的藉口。社民連則反駁:在議會內擲蕉抗爭非常合理,是為香港弱勢社群抗爭,並批評譴責陳方安生:「等同打壓社會公義。」此後,到了2010年,經過「五區公投」和政改兩次風波,激進派(特別是右翼)與民主黨進一步翻臉,從此勢成水火。

社民連的所作所爲非常不符合傳統,但支持社民連的聲音不少,就連在議會扔香蕉也支持者眾,在青年群體中的支持率更高。大家都可以看到,激進民粹路線大有可為,加上以上提及的對選舉策略認識的加深,以及香港民情的變化,鼓勵更多的激進派投身議會。

此後,立法會裏的激進派議員不斷增加,2012年多了陳志全和范國威,共有5席。到了2016年,更加上了「自決派」和「本土派」;在未被DQ之前,共有9人當選。在立法會擾亂秩序和拉布成爲家常便飯。

而激進民粹路線中,左翼與右翼在隨後短短幾年間急速分道揚鑣,勢力重組。其中的「關鍵字」都離不開2008年當選的黃毓民。

2011年,黃毓民從社民連分裂出來普羅政治學苑,與其他團體成立人民力量。2013年,黃毓民爲首的普羅政治學苑再從人民力量中分裂出來,與其支持者「熱血公民」黃洋達結爲同盟,成爲激進右翼組織的代表。2016年,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與「城邦派」 香港復興會「國師」陳云根(陳雲)結爲「熱普城」聯盟。港獨勢力的興起與熱普城的鼓動作用關係極大。

泛民的分裂既是路線的分裂(溫和與激進),也是階級的分裂(精英與平民),更是世代交替的分裂(中老年與青年),以後還進一步成爲左翼與右翼的分裂,最後發展為民族意識的分裂。激進非建制派的興起削弱了「中國人」的傳統泛民,成爲「港獨」泛起的重要因素。

第四,經濟因素——從經濟促融到「反蝗蟲運動」

在回歸初期,廣東積極與香港討論融合,香港反應冷淡,中央一般「偏心」香港。2003年,中央放出兩個「大招」:《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自由行。這兩招促進了中港間的經濟聯繫,但沒有證據表明它們是中央刻意促融之舉。

兩者都是香港主動。CEPA中強調「遵循一國兩制的方針」和「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自由行更是香港請求中國開放,以振興因SARS受損的旅遊業。當時談判代表梁振英(時為行政會議召集人)後來在專訪中曾提到,在他到北京談判時,中央還擔心香港能否承受自由行帶來的問題,他一口表示「香港會把所有準備工作都做好的」。大概在中國看來,這與開放多一個旅遊目的地和簽訂一個自由貿易協議沒有太大分別。在2006年中國的《十一五規劃綱要》中,香港不過寥寥數句

曾蔭權在2007年10月發佈的《2007至2008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及十大建設計劃。其中三個與中港經濟融合有關: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港深空港合作。但也看不到這是中國「逼著」香港做的。此前討論過港珠澳大橋是香港商人在1990年代就提出和推動的。香港從1990年代尚未回歸開始,就規劃建一條新鐵路到廣州。在中國鐵道部推出的2004年版《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四縱四橫」也只到深圳。至於港深空港合作最後取消。這説明,在2008年之前,經濟促融還不是中國的對港策略。

在習近平港澳新政的三大戰略中,曹二寶的「西環治港理論」最早得到切實執行。在經濟融合問題上,中國也開始主動推進。2008年底,中國國務院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這份計劃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可以用以前有香港參與的區域發展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作一類比。

第一,這個計畫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制定,由國務院頒發。中國的發改委是國務院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宏觀規劃和綜合性經濟管理的部門,有「小國務院」之稱,地位非常重要; 「泛珠三角」只是一個省級單位發起的協議,份量完全不同。

第二,在「泛珠三角」中,香港是平等的合作參與。《綱要》則是中央領頭,自上而下。

第三,在「泛珠三角」,香港是主動參與。《綱要》則是「被規劃」。這也是香港首次「被規劃」到區域發展中。

第四,《綱要》是後來「大灣區」的前身。不但在文件中首次出現「灣區」這個罕見用於形容珠三角的名詞,其他推進重大基建設施對接、共建優質生活圈、「一小時城市圈」、產業深度合作、服務均等化等概念,都是以後的「大灣區」規劃的先聲。2009年,作為後續工程,中國推出「環珠江口宜居灣」的概念,進一步向「大灣區」演變。

第五,從《綱要》開始,香港就被納入中國整體規劃中。為了「落實」此《綱要》,粵港兩地在2010年出台《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1年的《十二五規劃》,有關港澳的章節,從十一五的二百多字增加到約七百字。增加到部分幾乎都是經濟融合議題。強調「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總之,《綱要》的出台對中國確定全面推進「經濟上促進融合」政策,意義重大。但平心而論,這個計畫在曾蔭權時代推進並不順利。在政治議題上,中聯辦大可強推自己的議程。經濟議題需尚要香港配合,港府對此不緊不慢。2009年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和以往的粵港融合等一樣徒有虛名,無疾而終。直到「大灣區」出台替代為止。

雖然主動規劃被拖著,在其他經濟議題上亦足以讓香港轉向。

2008年的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破產引發金融海嘯,這不但是「2008改變中國」的大事,更是「2008改變世界」的最頭等大事。對香港來説,金融風暴一起產生大批「雷曼苦主」,第四季GDP下降2.5%。這是繼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爆發之後,第三次陷入經濟困境。

如前兩次一樣,中央再次「出手搭救」,12月推出十四項措施支持香港。不同的是,在1998年金融風暴時,中央支持是指背後力撐,拿出「真金白銀」擊退大鱷的還是香港自己;2003年,沙士的源頭在廣東,克服沙士也主要靠香港自己的力量,無論CEPA還是自由行也都是互惠互利。中國攬功不免有名不副實甚至自吹自擂的成分。

然而,到了2008年危機,中國對香港的支援是「真金白銀」的,是中國總投資四萬億人民幣計劃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其中總額為2000億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放開人民幣在香港的業務、支持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等,對香港陷入愁雲慘霧中的龍頭產業金融業來説都是「救命措施」。

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在回歸之後十年閒,大陸的經濟突飛猛進。回歸之初,香港GDP佔整個中國的18.5%,是上海的六倍,毫無疑問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但到了2009年,上海GDP首次超過香港,2011年,北京也超過香港。

就這樣,中港經濟關係一下子倒轉。經濟關係決定話語權力。正是從這時開始,中國與香港建制派的話語不再是「香港好,祖國好」,而是「香港靠大陸」。趾高氣揚的大陸鷹派媒體開始高高在上地批評香港。香港人也從有天然的優越感,變成需要「捍衛本土」,心態完全改變。

與中港經濟關係逆轉同時的,是香港的地產霸權和分配不均問題。内地四萬億人民幣計劃導致内地資金溢出,炒房團走出中國,殺向世界,當然也近水樓台地殺到香港,推高香港的樓價。加上香港一直推行高樓價政策,在曾蔭權時期完全停止公屋供應。從下圖可見從2008年12月低點(紅線),香港樓價一路急速飆升,完全脫離了普通人的負擔水平。與中國大陸一樣,人生的成敗不再取決於努力工作,而取決於有沒有在房價上漲前那一刻幸運地買上房。

經濟問題導致右翼民粹,歸罪於移民,可謂萬年不變的定律。一些香港人開始把矛頭指向内地人。直接引發矛盾的有兩類議題。

第一是在港旅遊和消費。内地赴港消費增加有幾個推動力。第一是自由行的擴大。第二是人民幣從2006年開始升值,在2007年兌港元經過黃金交叉點,從幣值低於港幣變爲高於港幣。到2008年穩定在100港幣兌換80幾人民幣的區間。第三是2008年開始的4萬億,令中國人一下子有錢起來。

内地赴港消費有兩類人,第一是赴港旅遊的大陸人;第二是搶購日用品的深圳普通人和專業水貨客,以奶粉為主,但也有購買其他日用品,他們大都當日來回不過夜。2009年,香港推出深圳居民一簽多行,2010年擴大到所有深圳非戶籍人口,極大助長了後一種旅客。

從下圖可以看到,2008-2009年,内地旅客消費進入一個待勢而發的階段。自由行放開後,内地旅客百分比經歷幾年徘徊。2008年,内地旅客占總旅客的百分比較比2007年上升4%,是2007年增幅的一倍;2009年,百分比增幅進一步擴大到6%。這是内地旅客急速增長的開始。而2008年,内地旅客消費總額佔所有旅客消費總額61.6%,2003年以年來重上60%。2009年更突飛猛進到一個峰值。另一方面,不過夜内地旅客消費占全部内地旅客消費的百分比達到一個局部峰值。2010年之後,這個與「水貨客」相關聯的數字節節上升。

旅遊業是香港四大產業支柱之一。内地人在港消費直接有利於零售業、旅店業、飲食業、運輸業(及其從業員),也間接有利商鋪業主與地產業(出租商鋪),但同時也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内地旅客擁有強大的購買力。無論過夜還是不過夜,在各統計地區中,内地人均消費均高於平均值。從2009年開始,内地旅客不但成爲人均消費最高的來源地區,而且是唯一高於平均值的地區。但急速上升的旅遊人口給香港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香港零售業等不得不迎合内地人的消費需要,金鋪、藥房開滿香港,推高租金,改變了商業生態。

最標誌性的是搶購奶粉。毒奶粉事件後,中國人開始到香港搶購奶粉,一開始是家長通過自由行搶購,繼而是托朋友代購,最後發展為成熟的水貨生意。這些行為在給一些港人和公司帶來暴利的同時,嚴重衝擊了其他普通香港人的生活,奶粉不斷漲價,很多本地家長還買不到奶粉。藥房不得不限購,香港政府也不得不把奶粉訂為管制品,一次只能帶兩罐出境。但這難不倒「聰明的水貨客」。來自香港和深圳的水貨集團繼續大批收購奶粉,通過「螞蟻搬家」的方法,僱人帶過境運回大陸高價出售。大量的水貨客也嚴重影響香港的交通和秩序。2012年開始,右翼不斷進行針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

第二是雙非問題。所謂雙非兒童是指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但在香港出生的兒童。雙非問題源於香港法院2001年在莊豐源案判決,在香港出生的父母為中國籍(不管是否有香港身份)的兒童都自動享有香港身份。2003年自由行後,内地父母到港生育變得可行,雙非嬰兒上升。這時香港政府從推動醫療產業和改善人口結構的角度出發,大力鼓勵内地孕婦到香港生育。2006年,雙非嬰兒問題初現。2007年,香港規定内地孕婦(包括單非和雙非)必須先預約才能到港生產,希望「確保香港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婦產服務」。但措施作用有限,反而助長了預約生產一條龍產業。2008年開始,雙非嬰兒「二次起飛」。

雙非嬰兒的數量激增,在「二次起飛」之後,内地孕婦(包括單非和雙非)產子已經接近全港的一半(見下圖)。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不但導致香港本地父母生育床位短缺、幼兒園、小學學位競爭等問題,更嚴重的是助長「新移民吃福利」和「稀釋(溝淡)香港人」等右翼意識。

2009年,香港論壇上開始用「蝗蟲」針對內地遊客和內地移民。此後一發不可收拾,以致2012年出現「網民集體籌款」在報紙上登整版廣告,畫了一隻蝗蟲騎在獅子山上,用「香港人,受夠了」、「你願意香港每18分鐘花一百萬養育雙非兒童嗎?」等煽動性的大標題。

在經濟好的時候,香港也曾是一個慷慨的城市。這種右翼主義情緒顯而易見是經濟問題的產物(雖然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見後)。它也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全球性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的一部分。香港的右翼民粹主義沒有停止於雙非與水貨問題。在梁振英上台後不久,這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針對内地人的右翼民粹並沒有停息,單程證制度成爲下一個右翼民粹口中的攻擊「内地人佔用香港資源」的藉口。

習近平港澳新政的第三招是文化上「同化香港」。諷刺的是,越是急於「同化香港」反而令「港獨意識」越演越烈。

在2008年之前,香港有關港獨的討論很少見。最早在香港出現與「港獨」有關的重要爭議,大概要追溯到2007年港大學者鐘庭耀發表的《香港台灣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際認同研究報告》。其中有一條問題是「如果中國政府允許,你認為香港應該獨立嗎?」結果有25%的港人認為香港應該獨立,但反對者有65%。儘管報告強調「大部分香港市民不願看到香港走向獨立。」其研究本意也並非鼓吹港獨,但報告一出,媒體報導的焦點卻是「25%港人希望獨立」,一度引起譁然。最近中共媒體《大公報》在「爆料」鐘庭耀鼓吹港獨,這件事成爲「罪證」之一

港獨這個話題在媒體出現的第一個高峰就在2008年。根據筆者在2014年通過Google Trends的研究[註2],2008年時涉及港獨的頁面有一個高峰,大概與奧運火炬傳遞有關,「港獨」突然成為一個熱門詞彙。詭異的是,當時大部分頁面都是用簡體字寫的,而不是香港人所慣用的繁體字。之後從2009年到2010年,簡體字的「港獨」一直是一個活躍話題,而同時繁體「港獨」幾乎無人問津。直至2011年,繁體字的「港獨」才開始出現高峰。

有理由相信,「港獨」在網絡上的第一次高峰基本上是由中國或海外親中媒體炒作而形成的。這時「港獨」更多​​是一些中國大陸人和香港建制派攻擊一些香港人而扣上的帽子。中國之所以熱衷批駁當時並不存在的「港獨」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中國政府最有力的輿論武器就是「分裂祖國」,給人戴上「搞港獨」的帽子就在聲勢上先勝一籌。早在2004年,親中的《文匯報》就批評民主派的劉慧卿參加台灣一個研討會是「台獨、港獨」合流。但當時香港確實沒有港獨存在,無論左派報紙如何蓋帽子,也沒人正經當一回事。2008年之後,對尚不存在的港獨的批評,開始產生連鎖效應。從圖中可見,2009年的批評沉寂了一陣子之後,2010-2011年批判風再起,而這時已經接上了「繁體字的港獨」。

在左派自己豎起靶子批「港獨」之際,中國北京大學學者強世功正在香港中聯辦的香港研究部掛職調研,他正是曹二寶的手下。根據在香港幾年的「調研」,他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的書。強世功是那種典型的偏愛「宏大敘事」的共產黨學者,遇事總要從中國遠古談起,又要拉上全世界「陪跑」。總之,最後他得出結論。如果中國不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抹去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香港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中國,也就意味著最終會走上「港獨」之路。他既是中國培養出來的學者,敘事模式與邏輯當然也就能迎合上級的口味。於是「同化香港」,就成為反(當時還不存在的)「港獨」的唯一對策了。

「同化」當然要從教育做起。曾蔭權時代香港正進行中學學制改革,從以前英式的「三二二三」制變到「三三四」制,從2009年開始實行。這本來和文化沒有直接關係,但改革之門一開,就帶出了教育應該如何改革的爭議話題。其中三項對香港走向影響極大。

第一是「通識教育科」。改革把這個在英語中稱為liberal study的科目,變成和語數英並列的必修科目。在2009年開始正式實行。從名字就可知道,通識課教授自由主義為主的公民議題,又大量採用時事作為教材。親中派把它視為「向香港青少年灌輸庸俗簡單化的普世價值」的科目,又認為這讓學生「過分關心時事」,更反感其中的「今日香港」的主題,認為是培養「港獨意識」的溫床。

第二是「國民教育科」。2007年胡錦濤到香港,提出香港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培養對國家的情感。曾蔭權政府使出一貫的拖字訣,施政報告年年提,但直到三年後才成立一個委員會研究。到了自己要卸任前夕才展開諮詢。

第三是「普教中」,既用普通話(而非粵語)教中文。這是曾蔭權任內唯一令親中派滿意的教育議題。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在2008年起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撥款資助學校推行普教中。從數據上看,其成效有限。比如實施以來到2015年,小學開設「普教中」班的比例(同一間小學只要有一個普教中的班就統計在內)從55%上升到72%,但全面「普教中」的學校只有16%。中學成效更低,開設普教中班的比例從32%上升到37%,全面「普教中」更只有2.5%。然而「普教中」作為一個衝擊香港原有生活習慣的文化上的象徵,其在煽動情緒方面的作用遠遠大於其實際的教育成效。親中派屢屢要推進「普教中」,本土派則一有風吹草動就拼死抵制。

就這樣,中國在2008年就提出的「同化港人」政策,在曾蔭權時代基本上可以說被默默地地址。直到梁振英上台,終於可以大刀闊斧地推動議程。之後國民教育、修改歷史教科書、普教中、不斷貶低香港本土的文化(粵語和繁體字)等動作不斷引發爭議。

諷刺的是,無論文化還是經濟上的「融合」設想,最後都成了刺激香港本土意識與港獨意識的動力。在2011年1月,在香港政府就「環珠江口宜居灣」展開諮詢時,結合政治、民粹、文化、經濟等衝擊因素,陳雲提出「香港城邦論」。5月,臉書上建立「香港自治運動」專頁,建立同名博客,以「香港城邦論」為指導,聲稱香港是「城邦」,香港保存了王朝中國和民國的遺風,粵語和繁體字是「優越的中華文化」,也引入歐洲工業革命與憲政革命的祖源——英國的遺風,是中華復興的大寶庫。只有「城邦自治」,才能保存香港文化,對中國也有裨益。從此,港獨弄假成真,香港正式進入「港獨運動」的時代。

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08年之所以成為中港關係等分水嶺,絕非偶然。一方面,民族主義三部曲推高了香港的中國認同感,打造了中國關係最好的時刻;另一方面,一系列的事件(地震善後、毒奶粉、劉曉波)在奧運之後迅速拉低了這種認同感。習近平掌管港澳事務,促成中央對香港政策的轉變,推行西環治港、經濟促融、消除香港人認同這三種「新思路」。

香港反對派從精英到「人民」的交替,導致泛民的分裂和民粹的崛起。金融風暴沉重打擊香港經濟,大陸成為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地產霸權、經濟不景、及中港人民交往的負面影響,都成全了香港的針對大陸人的右翼民粹主義。這些因素都決定了中國認同感無法恢復。2014年的佔中是香港徹底改變的關鍵點,但佔中與港獨的根源都可追溯到2008年這個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轉折意義的年份。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17228/中港關係-2008年-港獨-17262/2008改變中國──這年為何成為中港關係的分水嶺?fbclid=IwAR0r-4espoZR97RM3WH39irhq4KqzquEtxXZHVQK6uT6jgwnYmk5QM2fw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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