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写作，没有出路： 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文 | 唐小兵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3a1?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194697096&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德国犹太裔小说家托马斯曼二战期间流亡美国，战争结束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被誉为德国良心的他在回答一个记者关于是否回到祖国的问题时这样掷地有声地说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祖国是一个对于几乎所有流亡知识人都极为复杂纠结而不得不面对的认同难题。究竟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的世界公民式政治认同，还是叶落归根血浓于水的乡土和家园认同更具有优先性，每个羁旅国外的知识人都会有不同的思考和回应。余英时先生也曾在面对类似的提问时如此说道：“我在哪里，中国历史文化就在哪里！”他将文化中国从政治中国和地理中国的概念缰绳里解脱了出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吾心安处即故乡的自我安顿。换言之，如何安身立命对于远离故国如今居住在美国的美学家、作家高尔泰也同样是一个盘桓于心的问题。他晚年费了十多年功夫撰写的散文集回忆录《寻找家园》，也正是对于这个政治文化认同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的不竭追问。这本回忆录最初是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后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收录了高尔泰先生有关少年时代的家庭和求学生活、青壮年时期流放夹边沟九死一生的经历、在敦煌经历反右、文革等冲击的往事以及对于家人、朋友、师长的各种细致入微而又痛彻心扉的追忆，可谓是一字一血泪，一棒一条痕的历史书写。
写作，对于长期处于内在流亡状态而又个性耿直、要强的高尔泰而言，无疑就是一种在精神封闭的高墙上用韦伯式的穿透硬木板式的耐心来凿一个自由呼吸的小孔的行为，是深呼吸，也是生命记忆，更是作为一个毛时代的受难者和幸存者对于历史的“责任的重负”和“记忆的伦理”。他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这样谈到写作的意义：“人生短暂渺小，它的意义，只能植根于身外大的世界和长的历史。我的漂泊感和无意义感，也就是一种世界没有秩序、历史没有逻辑、个人没有着落的感觉，似乎宿命。我写作，无非就是，对这种宿命的抗拒。” 具体到《寻找家园》的写作，高尔泰在其序言中用类似鲁迅写作散文诗《野草》那样的笔触记录其心路历程：“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我依然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寻找家园》像是一部高尔泰的幸存者手记，他记录了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一个知识人是如何通过绘画这种才能侥幸地存活下来，它也是一部作者的精神史和心灵史，所折射的是政治高压和劳动强制之下，个体的精神世界压抑、扭曲、突围和自我救赎的历史。写作，就成了一个小小的用来自由呼吸的小孔，写作是自我疗愈，也是心灵的记录，更是对极权历史的见证。
高尔泰曾经说他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内在流亡的状态，永远处于一种漂泊的异乡人情境，而对于在那个时代高亢的祖国叙事和主义话语，侥幸从白骨累累的夹边沟生还的他在敦煌莫高窟工作时邂逅高中女生李茨林（后成为他的妻子），对她曾如此讲述其对祖国的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住脚。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 那个时代，多少知识人在自己的祖国流亡疲于奔命。无论是留美归国的巫宁坤的“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还是诗人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都是一种见证苦难的幸存者记忆和历史书写。高尔泰曾在记述《寻找家园》翻译为英文出版一波三折的过程的文章中如此感慨这种对于苦难的历史写作的意义：“我们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没有遗址。只剩下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竟被如此糟蹋，说惊讶已太温和。” 话虽如此，高尔泰疏离和放弃的是政治意义上或者官方叙事里的祖国，但他对于民间意义上的祖国，仍旧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绝非一个内涵空洞而整齐划一的概念，它是跟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缠绕在一起的真生命，是人生不断做减法（王鼎钧先生所言的流亡者要懂得割舍）之后无法再减除的生命体验和人间情义，也是支撑高尔泰在一个极度癫狂和病态的社会里能够活过来并且最终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的价值基点和情感记忆。
《寻找家园》中费了较大的笔墨记述高尔泰与民族学院被划成右派的历史学家安兆俊交往的故事，后者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被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却在审查新入农场的高尔泰的“反动日记”后予以了保护，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开导和鼓励后者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这样一个守住良知和底线的知识人，最后也是活活地饿死在夹边沟，死的时候仍旧勉力保持最后的尊严。很多年后，安和同时期大批死去的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的遗骨，又成为兰州医学院学生教学的标本。高尔泰感慨言之：“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忽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刚去世的齐邦媛老师的一句话：二十世纪是一个埋藏了巨大悲伤的世纪。而这些悲伤和苦难被从历史的长河迅速地抹除、遮蔽和遗忘，高尔泰是拒绝遗忘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善于遗忘的，这构成了个体与群体的对峙，特别真诚和善良的人往往早早死去，因为他们试图捍卫一个人最后的尊严，而蝇营狗苟的人往往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活着就是最高的原则，历史演化无疑又是彰显代表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遇难者与不那么优秀的存活者的尖锐对比，而高尔泰从这些黑暗时代无法忘却的群像出发，则试图在历史的残酷性和政治的残暴性的劫后余灰里捕捉到一点阿伦特所谓的人性的萤萤微光，安兆俊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高尔泰由此而想到早已从物理上与祖国脱钩的自己，何以念念不往故国故土故人，也许就在于他曾经感受和接纳的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巨大善意，也因此去政治化地重新理解了祖国。这种理解正好可与阿伦特所谈及的她不爱抽象的国家、人民、族群和阶级，而只爱她的学生、家人和朋友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相互呼应。从抽象的概念迷宫和话语丛林里突围出来，从血腥极端的政治之恶和平庸之恶里撤退出来，从遍体鳞伤的痛苦和怨恨中脱离出来，站在星空之下，卸除责任的重负，赤裸裸地重新面对一个充满本真性和可完善性的个人，这是一种多么奢侈的生命体验。与历史的和解，其实也是与自我的和解，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历史中罪恶的书写和反思。
《寻找家园》对于强迫劳动也就是奴役劳动的记述让人触目惊心。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是毛时代对于阶级敌人进行转变和打击的重要环节，一般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是对于人民子弟进行意志和品质塑造的必要途径。总之，劳动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惩诫价值，劳动更是被认为可以改造思想，实现落后分子的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转化。自然，这种劳动主要是指体力上的重复性的劳动。曾在北大荒被劳动改造的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这样写道：“虽然身败名裂，我并不抗拒强迫改造，因为党一再宣称改造目的在于‘治病救人’。有些时刻，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渴望思想改造，哪怕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进行。可是，一旦来到农场，强迫劳动就不给思想改造留下多少余地。无限制的劳动时间，累得直不起腰来的劳役，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其目的都是一天接一天地榨取每个人犯的最后一点精力。……我很慢才认识到，大肆标榜的思想改造无非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劳改营里，委婉的面纱被撕掉，思想改造等同于残酷的强迫劳动和赤裸裸的胁迫和恐吓。绝对服从是最根本的信条，对劳教分子和犯人都一样。” 巫宁坤指出了劳动改造的终极目的是剥夺劳动力和禁止思想的可能，揭开了笼罩在毛时代大规模的强迫劳动面上的意识形态自我正当化的面纱。强迫劳动的背后，隐含的是毛时代乌托邦主义背后的苦行价值观，也就是认为吃苦、受苦和忆苦是人生自我升华和克服私欲走向神圣性的秘诀，这正如迈斯纳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怎样，苦行主义价值观本身绝不是目的，它通常是服务于更高利益与达到最终目标——即那些由某种完善的宗教或一种政治思想所规定的目标——的手段。……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生活模式的目的不在其自身，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能够改造自己，改造自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
高尔泰在这本回忆录中记录了很多劳动的细节和体验，尤其是一些极为荒诞的情景。他如此写道夹边沟的工地：“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我刚把第一筐土抬到沟外边新堆起来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贴着长长的直直的地平线，暗红的太阳又大又圆，好像并不发光。但我们这个荒凉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层，却出现了许多暗蓝色的阴影。我望见在一条细长的阴影里，一群灰暗的小生物一丁点儿一丁点儿挖着贫瘠的地表，一耸一耸地来来去去，徐徐移动，渐远渐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错愕。” 他描述了夹边沟劳改人员在迎接检查团时刻意通过集体的跑跳、微笑营造出一种幸福的姿势和氛围，并用拉歌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对于极度匮乏和饥渴的被改造者来说，要保持消耗体能的笑和跑其实也是极度艰难的，明明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难，却要粉饰成一种苦难美学。这自然不是斯科特所言的弱者的反抗，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顺从和对于苦难的自我消解式承受，尤其当我们想到这些改造者都是曾经的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就会觉察到一个民族对于才华、智力和情怀的巨大浪费甚至践踏，是一种多么邪恶而不可宽恕的行为。
劳役收工之时和之后的描述，更是一种让人不忍直视的悲苦情境：“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耳边吼，叫收工。我努力把话传给了前面一个人，叫他再传过去，就丢下锹往回走。往回是逆风，几乎无法前进。连滚带爬倒行逆施，最后总算是回到了场部。屋里很黑，刚进去只好摸着走，一会儿才看得见东西。人们在各自的铺位上坐着，默无声息。个个从头到脚一色土黄。眉毛嘴巴都分不清。只有闭着的眼睛，在土黄色的眉毛下，呈现出两撇模糊的红湿。昏暗中望上去，一个个和泥塑无异。想到这些泥塑里面有活人的血液和心脏，不禁骇然。坐着坐着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在屋外狂吼，摇撼着紧闭的门窗。墙和屋顶之间有许多缝隙。喧嚣中还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飞进来的沙石，落在肩上沙沙地响。我们冷、饿、疲劳。皮肤像糊上一层糨糊，干了，巴得难受。耳朵鼻子牙齿缝里塞满沙土，又干又胀。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凉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置身在蠕动不止的泥塑群中，我一阵阵感到恐怖。” 在苦寒之地又不得不面临每天超越极限的劳役，并且被禁止进行思想和情感的有效交流，这些被改造的右派知识人大多数最后都未能从夹边沟活着走出来。将本来具有高贵性和尊严体验的知识人物化降格为一个个劳动的机器，并且通过饥饿的匮乏和强制性的劳役来剥夺其所有抗争的可能和思想的缝隙，这种情境让仍旧残留着思想能力的高尔泰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和悲悯，他的怜悯又何尝不是指向其自身呢？
有关精神自由、食物匮乏和身体奴役的关系，高尔泰记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悖论。被安排在辽阔荒原上的新添墩作业站挖排碱沟的高尔泰和其他劳教人员，总是天不亮就出工，黑了才收工。除了刮风，总是在星光和月光底下，吃早饭和晚饭，饭都是白萝卜之类煮熟掺进包谷面或者其他杂粮面搅拌而成的糊糊，而中饭都是提前发一个包谷面窝窝头或者高粱饼，是让他们带到工地上吃的。
高尔泰回忆道：“可没人带到工地，都到手就吃掉了。吃完再喝糊糊。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吃那空饭桶壁上沾着的薄薄一层。起先大家抢着刮，后来相约轮流刮。管教干部们都不干涉。桶是木桶，约半个汽油桶大小。我把它倾侧过来，转着用小铝勺刮，随刮随吃。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到底上还有沙土煤屑，一并吃了。吃了仍然很饿，就像没吃一样。只有期盼着十几个小时以后晚上的那一顿了。” 一边是高强度的劳役，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一边是食物的严重匮乏，这无异于人间地狱。安兆俊就跟高尔泰说过夹边沟里为了食物而呈现的让人悲哀的场景，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
为了活下去，即使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身处时代动荡之中的各种人员想着各种办法觅食，而高尔泰记录的到野外捕捉黄羊尤其惊心动魄，人兽之间的生死肉搏，抵达生命极限的饥饿和匮乏，而穷追不舍捕获了黄羊之后，高尔泰内心隐隐的愧疚，以及担心这种例外的求生行动被举报，导致回归本部的人们从相对自然和人性的状态，又迅速切换到一种他人即地狱的以邻为壑的戒备、怀疑和举报境地，这种种细节、情节和心境都在表征一个高度政治化和非人化的时代里，意识形态是如何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魔爪拿捏和操弄人性中最幽暗的部分，来驯化、改造乃至消灭每一个被构陷的政治异己分子。
高尔泰一次在收工回场部的路上临时起意脱离了大部队去摘沙漠里的沙枣充饥，结果天黑迷路，只能在星光、月光下极度恐惧地寻找回归场部之路：“除了天上的星星，没有一丝微光。除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我一个生物，面对这宇宙洪荒，一阵恐怖袭来，坐下复又站起。” 最后他靠着挖出来的排碱沟两边的在月光下发白的小路，终于找到了回归之路，这也是高尔泰所自嘲的“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的回归之路。不过，他毕竟在这个逸出劳役常轨的小插曲里体验到了久违的心灵自由：“新挖的排碱沟中，一泓积水映着天光，时而幽暗，时而晶亮，像一根颤动的琴弦，刚劲而柔和。沿着它行进，我像一头孤狼。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叮叮咚咚，复又无迹可求。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 一个自由人追赶监狱，凸显的是集权体制之下人的无处可逃，而高尔泰暂时脱离改造常轨会后获得的自由体验，以及对于自然的欣赏，让他产生了一种拥有自我就拥有世界的幻觉。但正如阿伦特所言，不能依托于世界的复数性和公共空间的自由表达的自我，就只能是一种被窄化甚至奴役的自我。一个健全的自我来自于与他人的自由交往，来自于与心灵的自由对话，来自于多元的人生体验，而这些在高尔泰所寄身的夹边沟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尽管如此，高尔泰仍旧给我们展现了所谓美是自由的象征，只要个体仍旧存在着感性体验的能力和对美的向往，他的自由气息就不可能完全被扼杀。一旦万物复苏一阳来复，就可能重新找到缝隙突围而出蓬勃生长。
这种绝境里萌发的美感和自由，折射了高尔泰的心灵并未被完全地驯服，他始终试图保持一个爱智者自由思考和体验的心灵本色。就如同他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末期一篇美学论文所言的那样：“假如我们毫无目的地重复着单调刻板死气沉沉的生活而不感到烦闷无聊，不感到空虚的痛苦，那么社会就会停滞和腐败，人种就会衰退。厌烦与空虚的感觉，本质上是处于生存中的生存者的一种激奋，一种为突破单一而进行的生命力的动员和调动。这种感性动力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力迫使我们去追求变化、差异和多样性，追求偶然效应。这实际上是处于文明和文化中的人类生命力在更高层次上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一种手段。它的使用导致美感的发生。” 从这个理论的维度以及高尔泰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确实证实了他的经典名句所言：美是自由的象征。这种带有文化和生命自觉的感性，尤其是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感性和精神原力，恰恰是对试图笼罩和穿透一切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僵化思维的穿越和反抗，感性就意味着多元性和自由性，这发源于内心世界未曾被彻底征服的一隙之地。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一个人，必须承担了个体的终极自由和责任，才能开启历史和文化反思之旅。
而为了追求这种美和自由，高尔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人生，尤其是妻离子散的生命悲剧。《寻找家园》就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弥漫着一种恐惧、希冀、感恩、愧疚等多种情感混合交错的底色，而贯穿貌似关山夺路命悬一线的人生之路的，却似乎有着一条若有若无的草蛇灰线隐匿其间。他早年以美学扬名，却也因此而罹祸，业余爱好画画，却因此而得以获得一线生机。在夹边沟劳教奄奄一息的危急时刻，正是因为早年偶然介入的一场画事被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记住，而让他得以从中脱险。一九五九年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时候，张点名要高尔泰参与，那时候的他正在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疲劳饥饿，周围的人们都在纷纷死去。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的他，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之后因为夹边沟大面积饿死人，农场停办，无处可去的高尔泰写信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又侥幸进入该所工作。
在本职工作之余，高尔泰被自我压抑的写作冲动又重新萌发：“我翻出那些在夹河滩农场用很小的字写在碎纸片上的所见所闻所想，仔细地一张一张看起来。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充满着劳役、饥饿和屈辱的生活。总觉得即使是那样的生活，也比现在这样，变成千年古墓里的行尸走肉要好。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又写了起来。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我需要这种联系，就像当初需要寂静与孤独。写起来就有了一种复活的喜悦。但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感。”写作成了一种救赎，写作也成了一种呼吸，它是个体性对于宏大话语的反抗，是审美性对于规训和惩罚的逃逸，也是一种精神史的书写和记录。卡夫卡曾经写作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如果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伸出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感，而用另外一只手匆匆记下你在废墟中看见的一切，你要相信，即使你在有生之年已经死去，但你却是最终的获救者。高尔泰无疑就是这样的获救者，他用一己之力为那段摧残人性和剥夺人权的历史铸造了一座纸上的纪念馆。
而更重要的是，他以个体的生命历程彰显了即使在一个再黑暗的时代，只有对于文化仍存一丝信念，对于历史仍怀抱着一点希望，个人就可能找到冲决网罗和精神突围的隐秘小径。阿伦特曾经说过，内在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但如果一个文化人被无穷无尽的奴役和压迫将内心的自由信念都一并剥夺了，那么他就是彻底的非自由人了。高尔泰在一篇题名为《石头记》的文章中如此写到他在敦煌莫高窟面壁之余的心灵苦旅和精神突围：“我常在山顶独坐，默对宇宙洪荒。看茫茫沙碛上蓝色的云影不息地奔驰，听这些石头无声的话语。它们告诉我亿万年前这里曾是海底，告诉我一万年不过是一瞬间，告诉我无限时空中这一瞬有等于无，告诉我没有刹那没有永恒，物与我都是虚幻的流影。告诉我所有这些事实，它们都拒绝接受。它们要坚持存在，挑战绝对零度。莫道是地老天荒无人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次偶然相逢。迎着猎猎长风，听这些无声的话语，我发现这些冰冷坚硬的石头，都有一颗柔弱温暖的心灵。像是凝固的火焰，静静地一动不动。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我想，有这苦痛，胜似没有这苦痛。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接受这世间万物共同的宿命，也是一份难得的睿智。” 高尔泰在纪念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事苏恒先生的文章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高尔泰的一生和写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唐小兵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史；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近期作品有《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