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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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佑创作的《明天会更好》是一首经常被拿来当做晚会/团建的保留曲目。2019年滚石放出罗大佑手写的原版歌词，思想风格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歌词几乎完全是相反的。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传唱已久的这首祝福歌，原本是一首愤世嫉俗批判现实世界的歌。
秦晖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为乌托邦理想做辩护（需要指出的是，秦晖此文论述的范畴远超于此）。这一行为，在当时的自由派里面是相当的反潮流的。秦晖的论点：如果一个人对乌托邦的信仰仅仅止于非强制性的自由结社与个人付出，那么这种乌托邦至少无害。秦晖的这个逻辑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实上，很多宗教慈善活动就是遵循这样的规则运作的。
但一件事导致的后果是多样化的，在某些条件下某种负面结果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条件下负面结果未必也能同样避免。乌托邦理想太完美了，对道德要求太高了，达不到，我们放弃，那我去追求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也不强制任何人参与。然而，我要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人类社会在很多历史走向的关键节点往往只能追求次次优的结果，连次优的结果都是妄想。这个世界远不如我们想的那般美好。 思想引导行动，通过传播思想来改变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案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阿根廷的奥派经济学教授米莱，通过传播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成功组党当选总统。苏联建立后，吸引了大量怀有乌托邦理想的欧美知识分子奔赴苏联，除了极少数像纪德这样秉笔直书的人透露出苏联的真实情况，大量访苏新闻、游记、日记都是歌颂苏联。反过来大大刺激了苏联以外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创办共产主义社区“新协和公社”最终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完全符合秦晖的定义），如果他生于1920-1980年代，很难说他不会去苏联并且为苏联歌功颂德。大量欧美左翼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个人都没有做秦晖说的那种强迫他人参与乌托邦社会实践，但是他们却给了披着乌托邦理想外衣的极权政体提供舆论与资金上面的支持。
历史节点的选择
如果大家都持有乌托邦式的理想，就很容易遮蔽我们的双眼，失去对社会的现实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做出错误的选择。
某国1945年最优的结果是所有政治派系放下枪，起草宪法，按照宪法规则竞选并组织民主政府。次优的结果三派势力组建联合政府。次次优的结果威权的一方在内战中胜利，最次的结果建立鸡圈。结果，大部分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了与鸡圈为伍，成就最次的后果。1979年的伊朗情况也差不多，一群知识分子参与革命，最后成就了一个列宁式政权。
我的朋友中间，有不少人认为孙文引进了共产主义，毁灭了北洋自由和联省自治。对此，我在《自由主义者的“列宁”难题》里指出我们在某些历史节点需要实行违反“目的”的“手段”，才能保住自由的果实，否则就将坠入地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反对这么做，那你基本上就成了1949年的民盟或者1919年的孟什维克。
价值的内在冲突
历史的发展逻辑如此，社会的组织原则也差不多。以赛亚.伯林早就指出我们社会所追求的多种良好的价值之间是存在冲突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内在冲突就是约束与自由之间的冲突。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约束带来的好处与自由不可兼得，要想获得一些好处就得接受约束。放纵自由，则要承受很多不利的后果。
自人类明白自由的珍贵以来，无数人都在追求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宣言》就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但是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更重要的是自由只是我们追求的诸多价值中的一个。
自由与自制
据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来源于禁忌和延迟满足。不管是禁忌还是延迟满足，都需要克制人内心的欲望。如果一个农夫忍受不了饥饿把最后的种子都煮了吃，那么来年肯定会饿死。没有这种忍耐与长远打算，你就不可能获得长远的发展。游牧社会与丛林采集社会，就充斥着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因为这类社会的不可预期性太大，如果钱不在短期内花掉，很容易导致人死了钱没花完，还落到别人（非自己家人）手里。这里原本“理性”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
总之，现代社会总是通过延迟满足来让自己获得长远发展，就像亚马逊公司创办后，常年”将利润全部重新投入业务”，股东二十多年拿不到任何分红。投资教育是现代社会通过延迟满足来获得长远发展最常见的手段。现代拥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至少要接受长达1+9+3+4，至少17年的教育。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需要埋头读书，经常考试，承受很大的学习压力，但是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收入，相反为了能够接受优质教育还需要额外花钱。在这里，尽早赚钱享受生活与花钱埋头读书以图长远发展就是矛盾的。
自由与保障
秦晖曾经论述过欧美左右两党政策拉锯下导致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的过程。左翼更看重给全民提供保障和福利，增加政府开支，这是受选民欢迎的，但是要加税来维持开支则不受选民支持；右派上台，削减税负，废除管制，增加民众自由，这一点受选民欢迎，但是要想削减福利降低开支则很难。
有人曾经问过秦晖，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是美国模式还是瑞典模式，他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他认为只要是全责对应，这两个模式都不错。如果民众偏好更多保障，就选瑞典模式；偏好个人自由，就选美国模式。这里面群己权界是不确定的，民众偏好发生改变就会偏移。并且秦晖认为，一个人年轻时候可能热爱冒险，希望有更多自由；年老时，则希望有更多保障。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做到政府既提供高水平福利，同时又不用征税。
自由与共同体
秦晖曾经在论述追求民主宪政的路径选择上指出：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先是经历了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打破封建主贵族的压迫与束缚；然后再反过来限制王权，摆脱王权的束缚，实现了个人权利自由。但是在另外一些大共同体传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想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先摆脱大共同体（皇权）的束缚，然后再摆脱小共同体（家族或者教会等）的束缚。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搞错反向，把朋友当敌人。
在后一种情形中，你必须要依靠压制个性解放的小共同体来保护免受大共同体的侵害，同时还需要依赖小共同体提供的组织资源来反抗大共同体，实现宪政民主。在实际情形中，专制帝国能够成事的革命党几乎都是具有很强束缚性质的共同体，NGO这种松散的组织是成不了事的。原因是在专制高压环境下，松散的NGO组织很容易就会解体，而要想建立自由的制度则需要批量生产具有圣徒精神的人，只有共同体才能做得到（具体分析参考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97116/）。
可是这样一来，就免不了会出现不那么公平、民主、自由的事。共同体不是NGO，它并不严格符合民主、自由、来去自如的原则。就像格莱珉银行的借贷者中心会议，如果中心会议经理借权牟利或者侵害借贷者，那真的不好躲避，只能靠格莱珉银行自己内部的管理监督机制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如果你追求绝对的自由，受不了共同体的约束，只愿意参加松散的NGO组织。那么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停留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层面，整个社会就是哈耶克式的“原子化个人主义”社会，是一个散沙社会。这样的社会对极权统治是没有抵抗力的。
我们不仅仅在追求宪政民主的过程中没法摆脱共同体，即使在实现宪政民主后也很难脱离共同体。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不能是纯粹“原子化个人主义”的社会。并非“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我干什么都行”。想一想格莱珉银行的借贷者小组与中心会议，借贷者的家庭与个人生活都要接受检讨，受到约束。如果没有这种约束，其贷款违约率是不可能做到5%以内的。现代社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共同体解体后，原子化的个人既脱离了监督约束，同时也没有了共同体提供的保护，就像中国的留守儿童一样。
均质化与多样性的矛盾
知名学者周濂在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时说，一个国家里的公民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也希望自己可以体验多元的文化生活。如果多元文化，仅仅停留在审美层面的不同，兴趣爱好的差异，那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多样性多到有人认为“自杀式袭击”是合理的，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实际上，即使价值观上的差异没有大到这种在基本的生命权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程度，也足以对一个国家构成巨大的威胁。想一想美国内战的原因，北方与南方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美国联邦国会面临南北分裂，直到摊牌后爆发内战。当时北方工商业还很弱小，需要关税保护，外贸一直是逆差；南方有棉花出口，黑奴缺乏工业品制成品消费能力，因此南方外贸一直是顺差。所以在关税问题上，当时南方支持自由贸易，北方主张关税保护。除此之外，在奴隶制上，双方也存在核心分歧，北方害怕实行奴隶制的州占多数后，在全国推行奴隶制。所以当时西进运动新开辟的州，北方是想方设法要让它成为非奴隶制州，南方则希望建成奴隶制州。今天美国内陆铁锈地带与东西海岸科技产业地带对关税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类似的矛盾。
民主制度本身要求多数服从少数，如果这里的少数占比很少，且少数派利益受损不那么明显。那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不会受到挑战。但是如果是双方占比相差不多，但是利益差异极大，首先议会就会瘫痪。这就是当前美国正在发生的事。经常爆发宪政危机，政府停摆。更进一步，则会发生国会山事件那样的事。直接挑战宪政民主的基本游戏规则。
从民主制度的多数决这个条件出发，很明显，政府管理的范围越宽泛的国家，对同质化的要求就越高。北欧从摇篮到坟墓式的高福利、高税收国家能够顺利运转的前提就是高度的同质化。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人总是偷懒不工作，或者虽然没有偷懒而是学业成绩很差然后最终只能干临时工，那么福利体系就会入不敷出。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对自己“同胞”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我们都是瑞典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恐怕不会愿意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分给同胞。而这种强烈的“自己人”认同感的来源，就是你我之间的相似性。
自2003年以来，瑞典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占总人口的10%以上。这么多的难民给瑞典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以及社会治安问题。
最后，即使全体国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没有大的差异，在学习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上存在差异。也足够对一个良好的社会构成威胁。前面提到的难民，以及法国的穆斯林移民，美国本土黑人等，他们或许也认同宪政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但是由于他们学业成绩差，又缺乏相应的职业培训，成年后找不到工作。长期不能过上主流社会的正常生活，成为徘徊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化群体。最后成为黑帮，或者沦为纯粹吃福利的废物。实际上这些人如果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往往会形成一套反主流社会的亚文化。比如法国每年新年的烧车庆祝文化。
总之，一个国家要想社会安宁、发展顺利，其公民一定要具备相当程度的同质化水平。可问题是，这样一来必然就跟多元化是存在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