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高投資、低效率、内循環，失去全球體系红利的中國經濟何去何從？

关于中美接触谁获利多这个问题，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一个互补性的。中国提供劳动力和资源，降低了美国的通胀。而美国输出技术、资本、产品、管理等等，帮助了中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重建了中国，所以双方都是受益者。从发展程度来说，中国从中受益更多。

另一方面，我们光从贸易角度看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美国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巨大的公共品，比如秩序、规则。提供这些是有成本的，而且是巨大的成本。

当然，我们谈这些是需要先分析一个前提的，那就是谁把你纳入这个全球体系的？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最早要追溯到基辛格、尼克松时期。冷战时期，地缘政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因素：支持中国才能牵制苏联，赢得冷战。但是1991年之后，地缘政治的因素消失了，为什么美国还是极力帮助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体系的建立呢？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是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急需新的市场，中国非常有潜力，所以华尔街强有力的游说影响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第二是价值观的因素，美国人的价值观里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美国的俄国学、苏联学是苏联叛逃者建立起来的，所以充斥着阴谋与权斗。但是美国的中国学最早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所以天然含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悲悯与温情。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人曾经认为，中国只要尝到了发展的甜头，就一定会改变。他们以为，中国只要通过市场经济改善了物质生活，就会明白美式民主制度的益处。这个因素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这也是中美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外部因素来讲，极大得益于改革与全球体系扩张的历史性运气。没有这个运气，就没有资本、技术、管理的输入和外部市场的需求。所谓风来了，猪都飞上天。其实很过国家都飞上天了，中国飞得高一点而已。但是，把这种福气当作本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导致的错误逻辑。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善，背后推动它的不是机制，而是运气，是风，是全球体系扩张之风带来的需求。

中美关系的冲突从表层来看是结构性矛盾，比如贸易争端，知识产权等等问题。其实贸易战不是问题，就怕人家不跟你玩了。中美如今虽然有贸易上以及产业链上的紧密合作，脱钩不容易。但是最重要得一点是，互信已经失去。可是安全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你不可能与一个敌人做生意。

我对经济的总体判断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种无法回头首先归结于超级周期的结束。近几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一轮全球体系扩张是不是到了尽头？我的观点是债务体量，和超级债务周期这两个方面的掘进都到了尽头。低利率，负利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代货币理论横行，比如前段时间美国股市大跌，财政部直接发钱就是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次现代货币理论的大胆尝试，也证明了直接发钱有并不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中国通胀的是成本推动型，是结构性的因素导致的。在中国都不是货币问题，而是结构性，效率性的问题。

来讲讲中国经济的未来吧。第一点就是进出口，外部需求的萎缩。这部分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2亿人直接或间接相关，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为了维持GDP的中国奇迹，投资一直很大，而效率也比较低。中国的问题是投资太多，收益率越来越低，债务越来越多。新基建项目即便有一些，对GDP的贡献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太大了。

最后讲讲消费。最近提出了内循环，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看似好像有用不完的需求。但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贫富差距，中国的基尼系数一向很高。财富差距的问题，带来了经济学的挑战——“三低现象”：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这是经济社会流动的巨大阻力，也就是内循环的巨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