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了馮軍旗的文章“中縣‘政治家族’現象調查”，引起廣泛關注。
馮軍旗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從2008年初開始，在中部某縣挂職兩年，分別擔任副鄉長和縣長助理各一年。挂職期間，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細致地從內部深入記錄了一個縣級政權的人員組成、結構、晉升方式和相互關系；寫成研究論文《中縣幹部》。“政治家族”即爲其中一部分。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當地家族成員的任職關系。所謂“家族”，是指血緣和姻緣的集合體。作者根據一個家族出“幹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爲“大家族”和“小家族”，一個家族産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爲“大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爲“小家族”。根據作者的調查統計，在中縣之內，竟然有21個政治“大家族”，140個政治“小家族”，共161個“政治家族”。他們占據了中縣各部門的重要職位。
作者的結論令人觸目驚心，但絲毫不令人感覺意外。網上早就有個流行詞“官二代”，講的就是官員的後代很容易當官並充斥官場這一現象。官二代現象決不只限于基層，高層也有，那就是太子黨。據說中央有過一個不成文的規定，老一代革命家每家可以安排一個子女出任副部級高官——這是照顧性的。如果有能力有造化，還可以把官做得更大。正所謂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
應當指出：官二代、太子黨的盛行，乃是當今中國特定情況下的産物。
第一、在民主制下，不可能出現這種現象。
不錯，在民主社會裏，官二代們，由于其生活成長的環境，父輩的廣泛人脈和響亮的姓氏，如要從政也擁有不小的優勢。但也不盡然，有時候，這種背景反而成爲包袱；因爲別人會懷疑妳不是憑本事而是憑關系。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是選舉政治。如果你想當民選的官員，你必須得到選民的認同，贏得足夠多的選票；如果你想當任命的官員，除了要有相關官員的提名外，也還需要得到民意代表方面的認可。中國的太子黨官二代們，有幾個通得過選票和民意這一關呢？
第二、在古代中國，沒有選舉有科舉，也不可能出現官二代太子黨泛濫這種現象。古人何嘗不知，考場考得好不等于日後當官就一定當得好，問題是總得有個門檻，有個六親不認的硬杠子，有個對平民子弟與權貴子弟一視同仁的標准；否則必定是血統論關系學和裙帶風大行其道。
不錯，今日中國官場也講究文憑，也有了公務員考試制度。只是今日中國，文憑太多，品類不齊，含金量相差非常大，更不用說還有很多假貨冒牌貨。至于說公務員考試制度，那和古代的科舉還有所不同。古代的科舉考試，門檻高，難度大，考上是要當官的；而現今所謂公務員，是指國家行政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其中既包括領導職務，也包括非領導職務，如辦事員、科員。假如一個縣有上萬名公務員，其中算得上官的只有幾百個。公務員考試門檻低，難度小，當公務員容易當領導難。就算平民子弟和官宦子弟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公務員的大門，進去之後能不能混上官位，各人的機會就大不相同了。馮軍旗的論文就是告訴我們，家族政治對基層權力的壟斷，固化了原有的社會階層，令普通家族出身的更難憑借才幹獲取政治前途。
第三、在毛時代，也沒有官二代太子黨現象。在毛時代，大量的官二代和太子們還沒長到可以當官的年齡。更大的區別是，毛時代是領袖個人獨裁，現在是寡頭集體專政。作爲獨裁者，毛既需要通過各級官員實行統治，同時又對他們、尤其是對那些高級官員百般猜忌，唯恐他們形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勢力。毛常常有意識地提拔新人，提拔那些沒什麽背景的工農份子；因爲他覺得這種人對他更忠誠，也更好駕馭。這既裝飾了工農當家做主的場面，又強化了個人的權力。在毛時代，幹部子弟也享有若幹特權，但比起現在就差遠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共産黨領導人德熱拉斯寫過一本書《新階級》，批評共産黨在掌權後沒有兌現消滅階級的諾言，反而使自己成爲了高踞于社會之上的一個新階級。嚴格說來，德熱拉斯的批評不准確。新階級是在後極權時代才成型的。在中國，是在鄧時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後，在鄧以後，中共統治集團才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新階級；或者用一些學者的說法，曰特殊利益集團。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他們對經濟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集團的面目就更清楚了。
《中國人權雙周刊》2011年9月10日
《胡平文庫》時政·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