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省会城市中的黑马：行政指令还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d1f?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211531228&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编者按：
上海作家维舟一直在写一个“维舟看城”系列，描述他对中国各地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观察。未定论编辑部觉得这一细致的观察非常有信息量，值得向大家推荐，以后将陆续发表这一系列的其他作品，敬请期待。
正文
长久以来，福州都被戏称为“中国最憋屈的省会”。在中国这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国家，它是全国唯一一个行政级别还不如省内其它城市的省会（厦门是副省级，福州却只是地级市，低了半级），经济总量也曾连续22年被泉州压一头，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窗口和“海上花园”的城市形象，在省外的知名度远高于福州，以至于不乏有人误以为厦门才是福建省会。
换作在欧美，省会城市的人口、经济、知名度并非本省第一，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中国，这一点实属罕见。不过，这种格局正在悄然发生改变，福州这座一贯被视为“低调”的城市，在不经意间成了新一轮中国城市竞争中最大的黑马。
“如果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2025年，福州GDP增速6.1%，在29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第一。五年前，它刚刚迈过万亿门槛，在当时的23个万亿城市中处在吊车尾的位置（第22位），但现在已跃升至第17位，差不多每年上升一个位次。照这速度，未来五年内它还将超越郑州、长沙、无锡、青岛，乃至天津。
这种速度是惊人的，事实上，福州在2020-2025年间的经济总量增加了高达51%，还超过了因新经济而名声大噪的杭州（+43%）、合肥（+41%），然而近两年“杭州六小龙”、“合肥模式”在网上大受追捧，几乎成为国内城市争相学习的榜样，福州这边却悄无声息，要不是看数字，很少人会注意到这座城市居然完成了“低调的逆袭”。
没有人总结过什么“福州模式”——如果你去搜索“福州模式”，只会搜到这样一些解释：城市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治理模式、连锁餐饮的“员工合伙+门店众筹”商业模式，以及1990年代开全国先河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改革。显然，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福州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能跃居全国前列。
当然，对于一种让人困惑的现象，也总有人试图加以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往往无异于猜想：网上最流行的说法是认定福州得益于2021年起推进的“强省会政策”，但全国各省几乎都在推进同样的做法，往往还实施更早、资源更集中，为什么福州就能接连超越对手？
还有一种说法则神神秘秘地推断，那是因为福州是习近平的“龙兴之地”，他1990-2002年间在此任职长达12年之久，蔡奇、何立峰等著名的“福建帮”也追随他进入中国权力的最高层，福州因此也得到了“特殊照顾”，不过，就算是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时也承认这没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这不仅是外地人“雾里看花”，连本地人也常常说不清，当我问起一些福州人怎么看待福州近年经济腾飞时，很多人的反应是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完全没感觉到有这样的迹象，反倒普遍觉得这些年福州和全国整体形势一样经济下行，福州出口额2025年下降了32%，晋安区的工业园区近两年很多工厂倒闭，连明星企业福耀玻璃都拖欠工程款几年没结清，小微企业更是艰难，因为它们要足够的订单才能压低成本，承受不起风险就只能关门破产。福州街头店铺这两年开开关关，萧条了不少，太多单位发不出工资、也太多人失业后找不到工作，如果说福州迎头赶上，那可能是其它地方更糟；有的人干脆断言，那些统计数字都是作假的，不可信以为真；还有人疑惑地反问：“我不知道这数字怎么来的，你说福州有什么产业？”
福州当然也有产业，电子信息、新材料、轻工食品、纺织化纤、机械制造、冶金建材等六大产业集群都达到千亿规模，但问题是，这些一般都在郊外的福清、长乐、罗源、江阴港等地，福州城里的居民如果与这些行业无关，确实很难有什么切身感受。
如果看经济数字，福州城区按说不断向好，且进步比厦门更快。福州主城六区的面积与厦门差不多（1753.9平方公里，厦门是1700.6平方公里），但2000年福州市辖区人均GDP只有16990元，远低于厦门（38021元），而到了2024年，福州市辖区GDP（8517亿）几乎追平厦门（8589亿），意味着福州城区421万人创造的GDP和厦门535万人相当，人均值还高了26%。
然而，这与福州人普遍的观感却是背离的，因为直观来看，厦门的城市建设要“上一个档次”，看上去明显要比福州更“发达”一点，很多人之所以怀疑经济数字，说白了是因为有一个未解的困惑：“如果经济发展了，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这其中的一大原因是：占据福州经济半壁江山的数字经济（2025年高达8700亿，占全市GDP的56%）是码农们在键盘上完成的，对普通人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直接获益的也是一小群互联网精英，除非他们赚到的钱在本地消费。游戏开发可不像基础建设、高楼大厦、大型商超，老百姓很难直观地感受到，甚至可以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
作为福州女婿，近三十年来我每年都会去福州，虽然其城市面貌也在不断刷新，但跟国内其它大城市相比，说实话确实谈不上“巨变”。福州地铁2016年开通时，国内已有24个城市走在它前列了；在各地都大规模拆迁、建设新城的城市化浪潮中，福州也显得慢一拍，除了金山、化工路、快安等少数几个片区之外，福州城区很少见到连片开发的高层住宅区，一个小区常常只有几栋楼。虽然2000年就提出“南扩”，跨越闽江开发金山片区，已经算是福州近四十年来最大规模新城区，但整个金山街道辖区也只有13.1平方公里，和同级别的其它城市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连一些焦急的本地市民也感叹福州城市发展有点“小家子气”，缺乏“大手笔”。
在这一点上，福州确实和那些政府强力介入、主导经济活动的国内城市很不一样，倒更接近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虽然福州的情况和温州不尽相同，但它同样提示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地方上的表现会因各地的实际情形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受限的权力构造
要理解福州为什么会是这样，首先有必要明了一点：福州实际上只是“半个福建的省会”。
福建可说是中国地形最破碎的省份，在崎岖的山峰、丘陵挤压下，仅有的小块平地还被湍急短促的河流分割成几个难以沟通的小流域，其结果，福建的方言、民俗之复杂多元是全国之最。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对经济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福建各地向来各自为政，福州即便在省内的辐射影响也大受限制，很难像大平原上的中心城市那样向心集聚。
福州名为省会，但福建人都知道，闽南人不太认这个省会，福州都市圈只包含邻近的宁德、莆田、南平三市，在省内都属于经济落后地区，而即便对这几个地方，福州的辐射带动作用也相当微弱。2021年的一波新冠疫情在福建爆发，病例是从境外输入的父子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回老家莆田时舍近求远，不是从福州机场入境，却是直飞厦门机场，更讽刺的是莆田南部村镇爆出病例后，最后都没感染到福州，可见连莆田人都不太来福州。
虽然福建多年来推动“山海协作”和“强省会战略”，但受阻于交通运输条件而难以实现。说来难以置信的是，直到2025年底，闽江才实现千吨级船舶常态化通航，连接内陆南平、三明到福州的江海联运通道由此迟迟成型，跨区域的产业协同第一次有了现实基础。即使福州在这一区域内实现统一市场，其规模也相当有限：福州都市圈的人口和GDP，都仅相当于全省的1/3。
“强省会战略”不能说没有效果，2022年福州GDP首次超越全省霸榜22年之久的泉州市，并且还在持续拉开差距。更重要的是，一些龙头企业开始在福州布局，如宁德时代在罗源县建立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南平铝业也跟着在罗源湾投建高端结构件，上市公司中闽能源、太阳电缆都把总部从南平迁往福州。然而总的来说，这吸引的都是福州都市圈内的企业，论集中度肯定比不上厦门作为总部基地对闽南企业的吸引力，行政权力对资源调配的力度更远不及一些中西部省会。
福州特殊的地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扩张。福州看似是沿海城市，实际上却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市中心的五一广场距离滨海的长乐机场还有50多公里。当城市发展要跨越盆地，走向一个开放格局时，这就成了地理阻隔，因为它周围的城镇格局长久以来其实不是向心发展的，而呈现出一种弱联结的离心构造。
就算在近郊，福州的行政权力贯彻也受到隐形的抵制。这方面最明显的信号是城区的扩张。在近二三十年的城市化浪潮中，许多城市纷纷撤县设区，武汉早在1998年就将下辖各县全都改成了区，然而福州所辖八县，除了长乐2017年设区之外，其余至今纹丝不动。相比起一些强势的省会甚至可以直接吞并或接管自己辖区外的土地（如济南吞并原泰安市、长春吃掉原属四平市的公主岭市、成都接管原属资阳市的简阳市、西安的西咸新区其实大多都在咸阳市的地界），而福州连自己下辖的县都基本维持原样——以往习惯说“五区八县”，现在是六区七县，就只微调了一下。就连长乐，虽然设区已近十年，但当地人仍然自视为“长乐人”，并没有自称是“福州人”。
闽侯县早就明确提出“加快融入主城区、建设新市区”，也多次传出撤县设区的传闻，但一直没下文；至于经济实力更强的福清（2025年GDP高达2033亿，而青海省会西宁都只有1915亿），倒是力争要做福州的副城市中心，但对设区却提都没提过。因为一旦设区，虽然居民福利、城市建设全面对齐中心城区，但当地的自主权将大受影响，国内通行的规则是：县/县级市20%的财政收入上缴省里，80%自留，而设区之后就要和市里五五分成。这就是为什么像苏州的昆山市、金华的义乌市这些县级市，明明早已具备设区的条件，但迟迟不肯这么做。
即便推动城市内部的改造，市政府也面临着复杂的博弈。总的来说，福州这些年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来的样貌并不是大规模的“破旧立新”，而大体上是不破坏原有构造基础上的翻新。一些城市成片开发之后又大规模空置的“鬼城”现象，在这里很难出现。尽管福州也跟国内大部分城市一样依赖土地财政，但受“两山夹一江”的地形限制，其城市开发只能寸土必争。
省政府所在的屏山区块是福州老城最黄金地段，一位在那住了三十年的老福州告诉我：“福州太小了，正因为面积狭小，所以为了炒房不得不做出很多妥协，只能见缝插针地盖楼。在房地产开发最热的2015-2018年初之间，屏山这边机关单位边上都盖楼了，但小区通常就一两栋高层建筑；那会一度连看守所边上都建住宅区，可以直接看到监狱，金鸡山旁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看守所（‘未管所’），被戏称为‘狱景房’。”
可想而知，这种模式限制了城市扩张过热，加上福州吸收的新移民和投资者有限，早在2019年房价就开始下跌，所以它并没有卷入2023年席卷全国的房价暴跌潮，因为已经跌过了。
由于这样一种受限的权力构造，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必然也大有不同，在这里，最活跃的部分并不是政府主导的大型项目，而是在他们触手之外的民间草根力量。
“自由活力”还是“野蛮生长”？
在世人印象中，“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常常表现为“集中力量干大事”，但事实上，国内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却与这一印象不符。
福州所在的福建省，是近四十多年来经济繁荣实现赶超最成功的省份，1978年改革开放前夜，福建人均GDP仅排在全国各省第25名，而到2020年已跻身第4，可以说，全国没有一个省份像福建这样得益于改开释放的民间能量，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有形之手”强力主导所致，倒不如说是它放手的结果。
当然，福建有其特殊性。毛时代在各地实行的通常是一种计划经济主导、权力集中的模式，但在福建却产生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相反结果。由于两岸的长期对峙，海峡西岸作为前线几乎没投入什么建设，福州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1949-1978）不但没得到什么大型国有工业项目，甚至倒还要外迁，例如福州机器厂1965年抽调400名技术骨干和90台设备，深入福建内陆腹地，组建三明机床厂。但这样一来，福州反倒因祸得福：由于本来就没什么计划经济的包袱，当“前线”变为“前沿”，就爆发出空前的活力。
改开初期的福建沿海相当贫穷，而穷人的选择都是很少的，人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能改善生计的致富机会，而这最好是那种需要初期投入资金不多的行业。加上福州原本就欠缺制造业基础，因而除了福耀玻璃这样极少数成功个案之外，福州民企真正成功的领域，首推零售业。
新华都的创始人陈发树虽然是闽南安溪人，但起家却是在福州，总部也一直在此；永辉超市更为传奇，创始人张轩松、张轩宁兄弟学历都只有高中肄业，1998年创立时只是福州火车站外的一家小店，到2025年营收达到535亿，位列“胡润中国500强”第377位。2016年才成立的即时零售电商朴朴超市，2024年营收就已突破300亿。
除了这些企业家的商业才能之外，福州零售业的成功恐怕也正得益于这座城市的形态：福州不像一些城市那样大拆大建，小马路密如蛛网，对步行很友好，个体小店多，且非常重视邻里社区的温情，这就让民间小资本都有了立足空间。时至今日，福州城区本地小超市万嘉便利、美宜佳随处可见，而像沃尔玛这样的外来大型连锁却不易在这样业态分散还激烈竞争的市场上生存下来。
福州本地兴起的另一支柱产业数字经济，就更不是政府规划、推动的结果了。1998年的“福州IP电话案”是全国首例，出现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这座城市制造业基础薄弱，但数字经济不需要工业实力作为支撑就可以实现跨越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头脑灵活，就更容易抢在政府规范新行业之前抓住机会，然而这在当时却还是个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先驱”就可能成了“先烈”。
1999年创建的网龙，对福州的数字经济起到了引领作用，尤其是在电子游戏和移动互联网应用领域。2013年，网龙将91无线以13亿美元出售给百度，创下当时中国互联网最大的并购案，而从中分红数千万到数亿人民币不等的网龙高管，又孵化出了更多企业。2018年，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永久落户福州，市政府提出要建设“全国数字应用第一城”，相关产值已从2018年的2800亿，到2025年七年就翻了三倍，成为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事实上，2020-2025年间福州GDP总共增长5092亿，数字经济就占了4100亿，简单算一下就知道，要是没有这一块，那福州的经济表现立刻就要大打折扣。
在这方面，政府更多扮演的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被动角色，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对福州经济如此重要的一个产业，在官方统计公报中却长期没有单独核算，直到2017年后，福州才逐步建立起规范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此前仅有个别细分领域（如电子商务交易额、信息传输软件业投资）的零散数据，却没有全市汇总产值。这只能说政府或是不重视，或是不了解，又或兼而有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但超出官方预期，甚至往往让他们看不懂。一位游戏公司的高管抱怨政府官员“什么都不懂”，虽然他认为这有时也是好事，因为“这帮人要是搞懂了就会来管这管那”，但问题是有时他们“不懂就会瞎管”——比如他尤其不满前些年在国内限制网络游戏的新规，逼得像他们这样的游戏公司不得不在海外首发。他说：“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扼杀自己的产业？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我们中国的游戏开发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国家！”
事实上，有时政府的介入反倒起了反作用。福州台江的中亭街是本地最热闹的商业街区之一，以服装批发和商贸集散著称，老福州都知道“再挤也挤不过中亭街”，以前在福州人印象里，这儿总是乱糟糟的，却热闹非凡，2022年启动升级改造之后，号称要打造“闽江之心”核心区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结果呢？确实变化很大，看上去升级了档次，商品也不便宜了，然而正如有市民抱怨的，“马路拓宽，中间再搞两个隔离带，中亭街就死了”。
有一位高校教师跟我说：“这几年学校盛行做数字化，但接手的公司一定得有背景，不然很难要到钱。新冠疫情那三年，政府的绿码都是找大数据公司做的，但它欠你的钱，你现在怎么要回来？敢去要吗？我认识的一家大数据公司老板，现在破产去开滴滴，一个政府官员好心指点他：除非去法院告了，或许还能冻结一部分资产来分点。我还有一位亲友，那三年一度年薪20多万，疫情后公司裁员两三千人，两年多没发工资了，现在像我这样事业编的反倒被他羡慕了。”
对一些企业家来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至少别妨碍他们赚钱；对福建这样一个历来远离权力中心、“天高皇帝远”的省份来说，这种想法或许平常，但在一个有着“大政府”传统的国家，这实属异端。这也给“有形之手”制造了一系列难题：民间的经济繁荣是“自由活力”还是“野蛮生长”？经济增长重要还是政治秩序重要？政府的干预到底要到什么程度为好？
“有形之手”的角色
挑战还不止这些。改革开放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就是邓小平喊出的“致富光荣”，这第一次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将“致富”这件事正当化了，然而在福建这里，“致富”和“光荣”乃至“合法”都可能产生冲突。
有道是“福建人只要能赚钱，哪里都敢去，什么钱都敢赚”，再偏僻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只要有钱赚，语言、习俗、甚至法律，都不成问题。在这四十多年的经济狂飙突进中，可以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辉煌和问题，这儿一个都不缺，“自由活力”和“野蛮生长”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在政府监管不到的缝隙中、或“有形之手”够不着的地方，民营经济固然生机勃勃，但黑灰产业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蓬勃发展起来。
众所周知，福州各郊县偷渡成风，中国人都知道“福建人出国不需要护照，要问问妈祖”，以至于福州户籍的人想出国的话很容易被拒签。名噪一时的“偷渡皇后”、“蛇头之母”郑翠萍（“萍姐”）就原籍福州马尾区亭江镇盛美村，1981年经香港偷渡至美国，在三十多年里将成千上万人偷渡到美国，据说在纽约，会福州方言就可以畅通无阻。虽然她后来被抓捕归案，但她2014年去世时，据说有许多人痛哭流泪，感谢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福州人走出国门，不像闽南人倾向于下南洋，而多是去美洲、日本。长乐人多去美国开店，所以长乐那边很多村镇的楼房盖得相当豪华，平日却空无一人，因为孩子都被接走了，春节假期在长乐街头不时能看到一些孩子，满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普通话不行，要么就是长乐腔的塑料普通话；福清人偏好日本，据说“福清帮”在那都打出一片天下了，为了赚钱衣锦还乡，近年来不少当地人甚至远渡重洋前往非洲内陆小镇开店，由于福清人散布全世界，一度居然还有“世界福清小姐”选美大赛；在连江县的黄岐半岛，寄宿学校的孩子，父母大多都在巴西，有人都开玩笑说，“连江”应该改名叫“连海”了。
偷渡是一门利润丰厚的产业，在以前人均年收入才5000元的年代，偷渡去美国据说就得60万，相当于十年不吃不喝的收入。即便如此，还是有人络绎不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早在民国时期，很多人下南洋后，没有比国内过得差的，寄回来食物、油料、衣服、收音机、钱，这就是最直观的教育。到“萍姐”手里，偷渡更是产业化了，出去了还能安排住宿、工作一条龙服务，其实就相当于劳务中介了。经过多少年的演进，现在据说偷渡费已经回归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了。
不止如此，甚至搞电诈的不少人也出自福州郊县。民间传闻，福清就有不少人干这一行，幕后还都“有人”。2015年，连江人陈志在柬埔寨成立太子集团，到他2025年落网，短短十年间膨胀至100亿美元，单日非法获利可达3000万美元，被美国列为“亚洲最大规模犯罪集团”。不过，福州的治安却不差，因为这些人“兔子不吃窝边草”，其犯罪活动并不在境内进行。相反，他们还挺照顾乡里乡亲，特别是他们在境外搞电诈，需要委托同村照顾家人，酬金不菲，因为需要保守秘密。
这些境外黑灰产业赚到的海量金钱，当然不会计入本地的GDP，却可能流入境内，在本地消费，这和当年侨汇接济国内亲人是一个道理。虽然不清楚这有多少钱，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福州经济总量在全国只排在第17，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排在第14，且在20强城市里以6.0%的增速领跑，按人均消费额来看，它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2倍，甚至超过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只有南京、杭州、泉州略高于它。考虑到南京吸引了大量苏北、安徽人来购物，杭州还是旅游胜地，而福州的消费相比起来更主要依靠本地拉动，这一点就更不寻常了。反过来，福州零售业的发达，恐怕至少也一部分得益于市民手头有活钱，乐于消费。
2025年中国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强
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州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倒有点像印度：最蓬勃发展的是数字经济、零售服务业，以及侨汇。这些往往或是在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或是并非得益于政府干预。事实上，人们希望政府别阻挡自己发财。
然而，这就意味着需要接受一个“小政府”的定位。长久以来，福州市政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较弱，与其说是它“不想”，不如说是它“不能”：它处于一个权力受限制的结构之中，既没有那么大权限，而且也没那么多钱去做它想做的事。
福建虽然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8，但论财政收入只排在第12，一般公共预算占GDP的比重，福建是全国各省份中最低的，仅6.2%，还不到最高的上海（15.0%）的一半；而福州作为福建省会，又还不到全省平均值，低至5.0%，远低于厦门（10.7%），只比泉州（4.3%）略高，在万亿GDP城市中几乎处于最低档。大连的GDP只相当于福州的2/3，但财政收入几乎和它一样，支出甚至还低了近100亿元。
2025年部分万亿GDP城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财政收入比例低，原因可能很多，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业、制造业等高税收贡献的产业薄弱，而低税收或免税产业（如农业、部分服务业）占比高；也可能是税收征管效率低，或是大量地下经济未被纳入征税范围，又或是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实施减免税政策，如此等等。但有时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也可能是当地小微企业众多（政府喜欢大企业，原因之一就是它们通常是“纳税大户”），上缴税款相对较少（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这样，企业可以将更多利润留在自己手里。
可想而知，当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时，必然会无形中限制政府权力及其实施范围，因为缺钱就很难“干大事”。与此同时，赚到钱的可能是少数精英或敢于冒险的人物，大部分人未必能分到一杯羹，政府却又缺乏足够的手段来进行社会再分配，最终这可能会影响社会公平性，甚至带来合法性危机。
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有形之手”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有些人会认定，这正表明“小政府”才最有利于市场经济；但有的人则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这样一种政府角色是“憋屈”的，不仅对“丑恶现象”无力遏制，而且权力本身也缺乏存在感，下决心要重建权力秩序——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把“自由活力”看作是“野蛮生长”，还把“往回走”看作还解决问题的出路。
这，正是我们当下目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