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派内部的怨恨的政治，以及左翼灯塔主义
作者：camus 来源：https://www.douban.com/topic/489344975/?_spm_id=MjA1MDg1MDA5
大概是八年前，在坚尼地城的某个西餐厅，我和某新兴华文媒体的总编辑约了一次brunch。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单独见面。见面的契机是我当时在写一篇关于左翼青年的文章，而她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聊天到了后来，我也向她提出一些问题。我很想知道，她从一个知名的记者，变成一个知名的总编辑，在体验上究竟有何不同？
其实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应该不新鲜。彼时我并不知道，在做这家媒体的总编辑之前，她已经做过另外两个知名媒体的执行主编和副主编。然而她还是给出了一个我觉得新鲜的回答。她说，这个身份的转变，让她从资源的索求者，变成资源的分配者。
“资源？”我重复了一次这个词。
“对，资源。在‘少数派’[ 其实就是“反对派”。 ]这个圈子里，很多纷争表面上看是原则的分歧，实际上是对资源的争夺。其实在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只不过少数派的资源相对匮乏，道义话语又十分丰富，所以纷争的产生更加容易。作为一个资源的分配者，一定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究竟是要怎么样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在分配资源时，是要更雨露均沾，还是说，要尽量做到避免贻人口实？她没有细说。不过她大概没有想到，2026年，当她已经从那个媒体离职七八年有余，会有人站出来指控她当年在资源分配上不公平。
这个指控者，我对他隐约有些印象，似乎出国之前，在微博上长期以“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居，并与多方势力论战。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我一直以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温和派，但是他的战斗姿态相当激烈，有一种“只有我才是最正确”的偏执，即便我自认为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光谱上与社会民主主义接近，也难以将其引为同道。
后来在推特（X）上，我偶尔会刷到他，印象依然还是四处开战。直到最近刷到一些内容，我才觉得有必要谈谈八年前那位朋友埋下伏笔的那个问题。尤其是这个问题，还牵扯到另外一些问题。
自封控结束以来，我身边就有朋友为“润”的问题争吵不休。事实上，在疫情出现之前，早就有类似的争论，贾葭的“早发早移论”（或者“早移早发论”）就是一例。如果这只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那其实没什么好争吵的，但争论者往往将其上升为解决少数派困境的一个思路，也就是说，作为少数派，在国内不管是行动还是发声，难免有朝一日会遭遇铁拳，不如润到某个民主国家，在那里继续进行斗争。
这个思路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我依然是那个看法，它只能适用于个人，并不适用于整体。因为各种现实原因不能长期出国的人并不在少数，有的被限制出境，有的要兼顾家庭责任，有的自身条件有限，没办法移民去欧美加澳和日韩台等发达地区。对于最后一种原因，如今似乎出现了移民东南亚等退而求其次的选项，但东南亚是“中国人专骗中国人”的高危地区，在少数派内部也不能幸免，野夫清迈卖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有的人对于“润”这件事，充满着玫瑰色的想象，以为只要不是中国，哪里都可以开展美好的人生。虽然因为某些现实原因不能润出去，但我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此事。我的想法是，如果在“写作和做研究”以外还具备某种谋生技能，或者甘心去从事体力劳动，那要润也未尝不可。只是千万不要以为，以自己的学识、才华、声望和“人脉”，可以轻而易举在外面找个既足以糊口，又符合自己志业的工作；同时，不要轻易相信某些人的许诺，许诺给你“资源”，让你继续你的斗争。
这几年我润出去的朋友不可谓不多，但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润”，都非常合情合理。最常见的一种是，移民本身就是他们的人生到了某个阶段的必然选择。他们在国内的发展，有一个可预见的天花板，或者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润出去，才能有更好的未来。还有一种是，他们想从事某些方面的研究或者进行深造，国内没有这样的资源和条件，他们是基于学术的原因才润出去，且在未来几年会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当然，像贾老师那种，将自己的教义身体力行，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是否认那种基于“道义”的润的价值，只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觉得大部分人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在意“道义”。像那位在德国的流亡者，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什么契机流亡出去的，但从他推特页面上的内容来判断，我觉得他的怨恨并不是基于道义，而是基于单纯的迁怒、嫉妒和怨恨。
至少从两年前开始，他就对刘霞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攻击，刘霞去日本大学当学者，他说她为什么不能去当护工、修电脑、端盘子，很多中国人出了国都只能从事这样的工作，她为什么可以是例外？然后用AI生成了无数张刘霞在做护工、修电脑和送外卖的照片。后来刘霞得到歌德学院的资助，他就去歌德学院进行涂鸦抗议，在大门和地板涂上“Fuck Liu Xia！Unfair！”他还把气撒在严歌苓身上，给她发了无数封骚扰和辱骂的邮件，说严歌苓曾经向他许诺给他“提供若干支持，包括介绍人、提供平台、资助”，但是她撕毁了承诺，“严重损害”了他“为中国人权和民众发声和做事的能力”。他恨恨道：“严歌苓你建议我去打工，你怎么不去建议刘霞去做那些工作呢？刘霞接受歌德学院等地资助，一件人权的事没有干，我做了那么多却没有一分钱支持，没有得到平台和话语权，这是公平的吗？”而他所谓的为人权做事和发声，就是在德国的公共场合做演讲，呼吁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如果顺着他发的这些内容来看，可以发现，他十分容易迁怒他人。有人建议他去做点容易谋生的工作，他怒斥道：“刘霞为什么不去做？”然后认定对方看轻自己只能从事低人一等的工作。有人给他捐款，但是给得不多，他也愤怒，说对方觉得自己就值这么多。中国有一句话，叫“斗米恩，升米仇”，意思是偶尔地帮一下别人，对方会感激你，但是对一个人帮多帮久了，对方形成惯性，有一天你不帮了，他就会怨恨你。我看这位仁兄，是“斗米升米都可成仇”。他如今对待少数派里的出名人物只有两种评价：一种是有资源的，但是没有给他，所以是恶人；另一种是得到某种他羡慕的资源的，但是他们不配，所以也是恶人。最可笑的是，虽然我也不出名，但他认定当年该华文媒体雇佣了我做记者（事实上我只是被约稿而已），获得了一些他想要的资源，于是我也成为他其中一个控诉对象。
他报复的方式又相当幼稚，最经常做的就是涂鸦，在公共设施，在街道，在电线杆上。那位前媒体总编辑去德国做演讲，他去喝倒彩，甚至想过更极端的方式，想让她“受到教训”，原因除了认为她资源分配不公，还有就是在她参与创办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公共平台上，有人回怼了他几句，他认为自己遭到网暴，而平台没有给他满意的处理。他给自己和那些“境遇糟糕”的人以及各种受害者的建议就是，“不如去当流氓，虽伤害他人，但自己心情会好一些。”
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披着“少数派”和“抗争者”的外衣，那妥妥就是一个反社会人士。然而，从他的自我认知来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不仅专制政权迫害他，少数派也整体迫害他，于是他开始对毛泽东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认同：“我一直都理解毛泽东一些行为。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在北大被一些学者、名人歧视，国共争霸时很多知识精英也看不上他。这正是毛泽东在1949后大整大杀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我要有权力，确实也想把各种得罪我的人，包括张洁平及其同党，送去劳改什么的。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只是我沉不住气，也不能当权。”
对于其他人来说，最可怕的事情除了这样的人能沉得住气，当得了权，那就是他们往往会掌握一种以弱者自居的“批判的武器”。在民国，是由俄国舶来的马列主义，在当下，就是由美国舶来的身份进步主义。
这位流亡者的主页挂着一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总批判，但其锋芒所向，主要是在民间和少数派内较为出名的知识分子，文章的写作也没有任何章法，有点像喝醉酒以后开语音转文字，最后再让AI润色一番。不过，里面有一些底层的思维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中国知识分子评价的一个标准，就是他们是否符合他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他批判自由派公知，说他们“他们不仅反对现行体制，还反对或抵触（起码不热衷）社会革新进步、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高福利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平等、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标准化和人为规范化（如公制而非英制）、逻辑一致性、顶层设计、成文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及相关法治理念等。”除此之外，自由派还“反对女权、LGBT权利，即便不强烈反对但也不热衷；对劳工、农民、个体户、残疾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利也很不关心，或者起码没有额外关心，而是认为应该不管起点和条件的差异，‘一视同仁’的对待所有国民。”[https://matters.town/a/5so0kmbypgp8]
这一套标准，本身并非毫无争议，尤其是涉及到“阶级斗争”“民族主义”“大政府”“国家干预”“中央集权”“强力管制与广泛社会动员”“顶层设计”“大陆法系”，更别说有的女权自己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持LGBT权利。但这并不妨碍他将其当成绝对真理，用来批判刘晓波和王小波这样已经去世但在自由派中有极高声望的思想型作家，也批判林毓生和余英时这些反思过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学术大家，还有那些皈依了基督教，自然在立场上偏保守的知识分子，以及押沙龙这样在简中互联网依然保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公知。
这一些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当然有一些偏颇的观点，当然也可以批评，不过这位仁兄写这一篇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想做一些细致的批评工作，单单指出他们立场有问题就足够。而且，他在多处地方，宣称自己的语言虽然粗俗，但完全是基于“正义”，甚至认为，“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为了开辟走向正义与幸福的光辉道路，不要说这种外人，包括父母妻儿在内的至亲至爱也可以牺牲”。
这十年来，少数派内部对保守的自由主义也有不少批评了，包括我本人也写过《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 在有的地方，标题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黄昏》。] 这样的文字，但我批评的主要是这种自由保守主义内部隐含的渐进改良倾向，因为我认为在现行体制和权力格局下，没有任何一种改良可以走向自由派所期待的政治目标。我并不认为作为一种价值立场的保守主义是应该被取消的，也不认为进步主义应该成为少数派内部的“共同的底线”。事实上，从2015年起，我就一直在警惕美国进步主义里的一些预设，如“国家的进步性作用”[ 见《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一文。]，以及身份政治[ 见《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是“白左”》一文。]。
关于“灯塔主义”的批判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只批判“右翼灯塔主义”，“左翼灯塔主义”同样值得批判。把美国进步主义的议程，全盘移植到中国本土，并且认定进步主义本身是无可置疑的，或者只能从更激进的方向去质疑，这就是一种“左翼灯塔主义”。而且，相比右翼灯塔主义，这种左翼灯塔主义要批判起来更困难。一方面，左翼灯塔主义的背后是整个的美国学术建制，其理论资源层出不穷，不像右翼灯塔主义，大部分都已经被西方的左翼批判过了，另一方面，如今简中的文科学术界和文化界，多的是从美国（以及英国）留学归来的人，他们大部分已经接受了这一套理念，本土985毕业的文科生，接受了这一套的也不在少数，从受众上来说，左翼灯塔主义明显更有优势。
这几年在中国，保守的自由主义确实已经式微了，他们能影响到的，大部分是一些不会去行动，也没有内容输出能力的中年人，而具备行动力和传播力的年轻人，依然最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步主义和激进左翼的影响，这种时候，批判右翼灯塔主义，还有何必要？且不说川普在美国的当权不会改变美国的学术建制的底色，就算会，估计一时半会也影响不到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光谱。
从价值立场上来说，我这样的人很难去支持保守主义，但我认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应该保留良性的博弈，而非单方面的一方取消另一方，任何一方更不应该轻易去宣称自己代表着“真理”“正义”“常识”，更不要说“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一种意识形态要形成文化霸权，并不是非得借助国家权力不可，甚至不需要借助军队和枪杆子，它只要有足够的受众基础，有相当强的动员能力，有一定震慑力的惩戒手段（比如网暴、开盒、举报和取消），它就可以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垄断对某些大词的定义权，并且绝对不容许任何根本性的质疑。就此而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形成文化霸权，进步主义同样可以。
稍微极端一点的情况，文化霸权还会不断培养像那个流亡者那样的人格。民族主义的文化霸权催生了苏州和深圳等地针对日本儿童的恐怖袭击，袭击者在网上受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追捧。进步主义在少数派内部的文化霸权，催生了他这样以正义之名，针对他人的骚扰和恐吓。我在别的地方说过，身份进步主义就是为在理论上被定义为“弱势”的一方赋权，不仅让他们在心理上获得力量，而且让他们在话语上处于优势地位，有些时候，甚至可以免于遭受任何质疑。然而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弱势”地位，完全是可以通过“叙述”创造出来的。我见过有年轻男性，毫无征兆地宣称自己有多种精神疾病，并且是“非二元性别”。那个流亡者似乎是个顺直男，而且还是汉族，所以他只能不断地把自己叙述成一个遭受各方压迫和欺凌的弱势者，向各方索求资源无果以后，愤怒地宣告要进行报复，他在自我生产着一种怨恨的政治。
事实上，我觉得他的这一种生产并不会取得政治意义上的成功，但在一种意义上可能是成功的，那就是，有的人会因为他那自我宣称的困境，而去原谅他那些极端的言行，原谅他对无数人的恶意攻击，以及对三个女性的咒骂和人身威胁。所以在这里还是不得不声明，我对那些因为政治理想而流亡的人充满敬意，也并不认为在海外的发声是没有意义的。我也确实认识几位这样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明明自己身体不好，还打着几份工，以此养活一个学术媒体，从未听说她曾因为别人拒绝给她资源就心生怨恨。
当然，我或许还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写的？确实，我翻了许多他在X上的发言，还有他在公共讨论平台上的文章，一度也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不过我一个朋友提醒我，这样的人在海外的少数派里可能不在少数，那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一下，他的这种怨恨机制，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以及他究竟是如何对怨恨进行自我证成和自我生产的。
这个案例当然不足以证明进步主义是不可取的，更无法证明进步主义者都有着这样的畸型人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进步主义是如何被一些人滥用的，而且进步主义的某些内部逻辑，会让这种滥用变得更加容易。这就回到开头讲的那个问题：由于在少数派里，资源的争夺十分激烈，争夺者又往往会借助某种道义话语，那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屡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对进步主义的祛魅实在是相当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