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報重現北大說明了什麼?

分類: 社論

日期 2018年5月9日

媒體 蘋果專欄

作者: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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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四”前後,北京大學先後出現了兩份公開的大字報,一個是岳昕同學針對北大某教師的性侵事件要求公開信息卻遭到校方壓制之後,在北大三角地出現了匿名的大字報,表達對她的支持;二是在5月4日北大120週年校慶之際,73歲的老校友樊立勤張貼了長達20多頁的大字報,直言不諱地批評習近平搞獨裁。

這兩起大字報事件的發生,非常值得關注。原因在於:北京大學從建校以來就有學生通過大字報表達政治意見的傳統,1980年代三角地一帶的佈告欄上的大字報,曾經是校園民主參與的主要方式。而1989年學生運動期間,大字報更是主要的動員工具。在“六四”鎮壓之後,大字報也成了禁忌,尤其是最近二十幾年以來,政治性的或者批評性的大字報可以說已經絕跡,而不用特別宣傳,所有的師生也都知道,張貼這樣的大字報是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無人敢於挑戰這個禁忌。而現在,短短的半個月之內,就有兩份大字報重新出現在北京大學的校園中,這令外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是極為罕見的事情。

當然,我也無意僅僅因為這兩份大字報的出現,就過於樂觀,認為北京大學的反叛傳統已經重新發揚光大,我更不認為這代表著新的學生運動可能再次發生。但是,如此罕見的事情的發生,顯然代表著一些新的社會動向,這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北京大學重新出現大字報這樣的抗議行為,說明即使是一向被認為政治冷感的90後甚至00後的中國年輕一代,對於現狀的不滿也在潛滋暗長,並逐漸瀰漫。用一個詞可以比較形象地說明問題,那就是“躁動”。今天的大學生,也許還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意向,但是內心的躁動已經可以從很多跡象中看到,這次支持岳昕的大字報的出現,可以說有一定的代表性。回顧歷史,1989年的學生運動,也不是1989年突然發生的,它是從1986年底就開始的全國各個校園中的集體性的“躁動”情緒逐漸積累的結果。也許今天的大學生不會再發動大規模抗議,但是比起前些年年輕人中普遍的死水一潭的集體心理狀態,這次大字報的出現,反映出風向在逐漸轉變。

而樊立勤的大字報能夠出現,我認為與習近平的修憲有直接的關係。這不僅是因為樊立勤大字報的內容,主要針對的就是習近平的集權傾向,更是因為,對習近平的不滿在社會上和黨內早就普遍存在,但是從來沒有人敢於公開表達,而樊立勤用公開張貼大字報的方式表達抗議,其實是這樣的不滿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的標誌。樊本人應當說並不是異議人士,而是體制內人士,據說也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好友,這樣的人公開抗議,極富有指標意義。

自“六四”以來,中共沒有遇到強大的反對聲浪,除了嚴酷的鎮壓手段,以及經濟發展轉移了人民的注意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相當多的人對十年換一次的新的領導階層總是抱有期待。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都曾經給外界一種中共內部有開明的政治力量的印象,這種期待大大降低了反抗意願。甚至對習近平,包括部分的公共知識份子在內,也曾經一度抱有期待。這一次習近平修改憲法,延長自己的任期,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徹底打消了所有人的期待。

沒有期待,就沒有忍耐的理由。絕望,從來是挺身而出的溫床。這,就是大字報重現北京大學的代表的社會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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