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記者、報導文學作家盧躍剛寫過一篇名叫〈有一個人，叫「劉賓雁」〉的文章。
2005年12月6日傍晚，他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作講座，聽眾是新聞學院的研究生，題目是「記者的底色」。
盧躍剛說，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他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60、70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他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
盧躍剛相信，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於是，他說，劉賓雁是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良心，你們不知道劉賓雁，當記者不是好記者，當學者不是好學者！研究當代報告文學史和新聞傳播史，劉賓雁絕對繞不過去！眼前的「寂靜」證明，劉賓雁被繞過去了。盧躍剛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
劉賓雁1988年出國到2005年逝世，也就是17年的時間。短短的17時間，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這可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課堂！盧躍剛感嘆說：「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面對這些單純而茫然的臉，我能說什麼呢？」
劉賓雁去世時，中國沒有媒體報導此一消息。《紐約時報》為劉賓雁發表的訃告指出：「現代中國鮮有劉賓雁這樣的知識份子，如此大膽而且堅持不懈地公開抨擊和揭露中共黨內貪腐。而且他是作為一個『自己人』在這麼做，作為一個黨員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個歷史上幾乎不存在公開的異見表達的國家——這也許是有關他職業生涯最了不起的一點。」當然，中國人讀不到《紐約時報》，也上不了《紐約時報》中文網。
劉曉波在為劉賓雁寫的紀念文章中說：「在中國，他是歌功頌德的毛澤東時代最早敢於揭露陰暗面的文壇勇者之一，也是後毛澤東時代最先以筆反腐敗的良知作家，他那種敢於直面邪惡和強權的文字，震撼過整個中國，也啟蒙過一代青年。」當然，劉曉波的文章無法為「普及」劉賓雁作出太大貢獻，因為劉曉波自己也是被遮蔽、被淡忘的說真話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大部分中國人不僅不知道劉賓雁是誰，也不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誰。中共的遺忘教育是成功的。
在劉賓雁去世前一年，我曾經到他在普林斯頓的家中去拜訪，我讀過他的許多作品，但我與他之間隔了兩代人，我對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讀《劉賓雁自傳》，讓我真正走進他的心靈世界，他在本書前言中一段話讓為深受感動：「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比我幸運的人，他們的墓誌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滿洲國是自由國：劉賓雁的思想資源從哪裡來？
劉賓雁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只唸了一年半，就因為家中貧窮而無法繼續學業。但是，他手不釋卷，博覽群書，自學了俄語、英語和日語，甚至冒充北大畢業生去教中學而未被識破。他更閱讀大量左派和馬列主義的書籍，成為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聯」組織，走上一條革命的不歸路。這就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張氏父子統治的東北以及日本扶持的滿洲國，青年人如何能夠讀到左派書籍？
在這本自傳中，劉賓雁首先分析了東北人反抗精神的來源：「貧困的農民遠走他鄉，也就切斷了自古以來的宗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封建傳統。嶄新的環境，一望無際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鳥飛』，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發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氣了。東北人，尤其是黑龍江省人，大都是這樣一些開拓者的後代，個人意識、奮鬥精神和勇氣都比留在本土的血親頑強了很多倍。」東北人倒是跟早年開拓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們以及後來開拓西部荒野的牛仔們頗有相似之處。
其次，劉賓雁發現：「哈爾濱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國和中國資本主義以及俄國進步文化的影響，自由氣氛更濃。30年代初短短幾年間，哈爾濱孕育了十幾名全國聞名的作家。」當時，哈爾濱是除了上海、天津、廣州之外，中國的一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蘇俄的勢力、日本的勢力、張氏父子的勢力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滲透、搏鬥，使得這座北方城市充滿異國風情，多元、浪漫、刺激而危險。具體到劉賓雁的家庭，他的父親是鐵路公司的職員，而鐵路是現代文明最典型的像徵物，劉賓雁承認：「父親從蘇聯帶回了俄國的自由主義，對於我後來對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以劉賓雁信奉的主義和意識形態，他不會認同張氏父子的統治以及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但是，價值判斷是一回事，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劉賓雁回顧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如實地描述說：「張作霖父子的統治是開明的，一切都是寧靜而有秩序的。」進入滿洲國時代，他發現身邊的青年作家居然可以自費出書。反之，「50年後，我們倒沒有了這種自由，自費出書是絕不允許的。」在被後來中國官方歷史書描繪成一片漆黑、民不聊生的滿洲國，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迅猛發展，文化寬鬆而自由，很多中國進步作家的書不僅可以從境外運入和隨便銷售，甚至還可以公開翻印。
劉賓雁少年時代就讀到巴金的《家》、《春》、《秋》。當美國電影被禁後，德國和法國的電影還可以放映。在日文書店裡，始終可以買到馬克思的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對此，劉賓雁分析說：「日本人把政治上直接危害自己統治的行動與言論，同意識形態問題區分開來。」這種「雅量」讓共產黨政權望塵莫及。
共產黨對待不同的思想觀點，從來都是以政治乃至暴力的手段加以消滅。劉賓雁本人就為說真話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他曾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被迫接受勞動改造，後又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算來我被錯劃為右派的22年裡，有15年是以『階級敵人』身分在被專政的狀態下度過的。比起死於非命、長期坐牢、妻離子散的人來，我是個幸運者。我受到的損失，除了22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外，就是長期賤民地位造成的壓抑心情給我身體和精神帶來的損害。」文革結束後，劉賓雁終於獲得平反。不久，又被開除黨籍，最終永久地流亡異國。
劉賓雁與其妻朱洪年輕時的照片｜Photo Credit: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最後的「青天」：以一人敵一黨
劉賓雁在他的80歲生日時曾經說過，在他80年的生命中，能在國內公開發表言論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9年（1957年、1979—1986）。他的重要作品幾乎都是在這9年間完成的。以一位肉體生命為80歲的作家而言，僅有9年的創作生命，不可謂不短暫。但是，在短短9年間，他以一支並未完全自由的筆，挑戰黨內極左派勢力和腐敗的官僚集團，堪稱「以一人敵一黨」，創造了「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大放異彩的時代。
如果說魯迅的匕首和投槍是雜文，那麽劉賓雁的機關槍和大砲就是「報告文學」。劉賓雁以「筆端滲透感情」的文學筆墨寫新聞報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作者情不自禁的大聲疾呼和嚴厲追問。以西方新聞學的規範和標凖來看，記者必須保持客觀公正性，劉賓雁的寫作不符合這樣的規範和標凖。但是，劉賓雁的寫作方式呼應了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社會現實：法治崩壞、吏治混亂、冤案如麻、民眾沒有發聲的渠道。
他在文學與新聞的張力之間奮戰，他在新聞檢查制度和政治運動的縫隙間突圍。人們視劉賓雁為青天，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沉冤得雪，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將為所欲為的土皇帝們拉下馬，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找回失落的社會公正，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每當劉賓雁到地方上採訪、調查，人們便蜂擁而至。比如，他在寶縣時，「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飯前就要接待一批人。上午再見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滿滿的。寶縣成了我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本書，每一位來客都是書的一頁。無論是傾訴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敗，都引起我的興趣。」當劉賓雁受到最高當局批判、再也無法發表文章時，他應邀到大學演講，大學生們將他當著心目中的英雄。比如，1986年11月27日，劉賓雁到天津南開大學演講：「我見台下實在站不下了，便問主持人：叫同學們坐到台上來怎麽樣？話音剛落，潮水般的人就湧上講台，一直坐到我的腳下。」這樣的場景，1989年之後再也不復存在，大學變成了銅墻鐵壁般的監獄，連數學老師隨口說幾句時事評論都被學生告密、被學校聽課，大學怎麽能容許像劉賓雁這樣的「反動分子」去煽風點火呢？
當然，報告文學自有其題材和文體的局限。30年之後的今天，劉賓雁的《人妖之間》、《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等報告文學作品已經不可能像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復活》那樣仍然擁有無數讀者。平心而論，劉賓雁並不是一位可以跟托爾斯泰和雨果（Victor Hugo）並肩的偉大的文學家，但他以文字介入社會所發揮的功效，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國家，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他也不得不借助《人民日報》記者的體制內身份，到地方上的時候才能具有一種欽差大臣般的權柄，比中紀委的官員更讓土皇帝們有所忌憚，也更讓民眾信任。但是，當中央不再繼續支持他的「扒糞」行為時，他立刻成為被他批評過的大小官僚們「反攻倒算」的對象。
儘管如此，劉賓雁的文字在新聞和文學之間架設起一道橋樑，成為那個時代中國讀者爭相傳閱的佳作。評論家傅國湧指出：「我想起了學生時代讀《人妖之間》等作品時的血脈僨張，那裡面浸染著他的汗水、淚水和良知，他的文字不單是墨水寫下。他的筆尖對準的是民族肌體上的毒瘤，他那些直面現實的報告文學曾引起萬千讀者的共鳴，他銳利的目光看到了中國大地上的苦難，穿透了籠罩在民族頭上的黑暗，他被譽為『中國的良心』，許多權貴視他為寇仇，更多的普通民眾把他看作親人。儘管在中國的語境下，他只能說出60％的真話，但他確實已竭盡所能。在他那個時代，他說出了能公開說出的真話，攀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當那個時代背景不復存在之後，中國的文學界和新聞界就再也不可能出現劉賓雁式的巨人了。
告別「第二種忠誠」，終結共產黨暴政
《第二種忠誠》是劉賓雁的代表作之一。《第二種忠誠》描述陳世忠和倪育賢2位二十多年來一直冒死向毛澤東寫信「進諫」的人。面對黨國命運向令他們擔心的方向發展時，他們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他們的作法，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像屈原、像海瑞那樣的「忠臣」。
劉賓雁認為，「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這是當時大部分共產黨員的狀態；而「第二種忠誠」則是，「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裡，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跡。」
在反右運動中，劉賓雁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批評「企圖制造混亂」；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又被鄧小平親自點名開除出黨。在流亡海外之前，劉賓雁與他筆下的人物一樣，一直堅持「第二種忠誠」。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一個細節：時任副總理的萬里接見他時，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一個黨，一旦聽不得不同意見，它就完了。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社會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都一樣，只要聽不得批評，就必定要垮台。」
萬里頗有感慨地說：「我們中國現在是聰明人和奴才太多了。很少人敢於直言，這是危險的。」可惜，作為黨內改革派和開明派的萬里，無法主導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只能給劉賓雁一點口頭上的支持和安慰。對此，劉賓雁感嘆說：「這個黨是如此重視意識形態，但建黨六十餘年，現在竟找不到一個真正懂文化的人來作主管宣傳的書記！」
六四屠殺之後，身在美國的劉賓雁義憤填膺，在電視節目上猛烈抨擊中共當局，並預言中共不久將倒台。長期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他上了全國電視節目，斷了自己的後路。」劉賓雁在自傳中指出：「我們這一代人曾以為自己獻身於中共所領導的鬥爭可以使我們的子女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此刻，我們下一代中的優秀分子不是已經死於屠刀之下，便是被瘋狂追捕之中。」他不是那種狡兔三窟的精明者，他願意為說真話付出任何代價。由此，他短期的訪問學者生涯變成了終身的流亡。
當然，劉賓雁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反省算不上徹底。他生前曾對《紐約書評》說：「問題並不在於社會主義本身。由蘇聯輸入、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從史達林到毛澤東，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假的。」也就是說，他對所謂「真的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幻想，他畢竟不是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那樣的思想家。
劉賓雁晚年曾收集拉美左翼政權的資料，以為拉美有可能走出「第三條道路」。如果他還在世的話，看到委內瑞拉的現狀不知當作何感想：查維茲（Hugo Chávez）及其繼任者的左派政權，將這個石油產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國家搞到天怒人怨的地步，通貨膨脹高達1,000,000％，其貨幣完全喪失購買力，而國民找不到替代的貨幣。
無論如何，晚年的劉賓雁正式告別了「第二種忠誠」，直接呼籲終結共產黨暴政，在他那一代人當中，已經是走得最遠的人之一。相比之下，一批比他晚一代、尊崇他的人士建立了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和獎項，居然將2015年的「劉賓雁良知獎」頒發給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真讓人產生「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嘆息。
在劉賓雁80年的生命中，能在國內公開發表言論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9年。但是，他以一支並未完全自由的筆，挑戰黨內極左派勢力和腐敗的官僚集團，堪稱「以一人敵一黨」，創造了「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大放異彩的時代。
中國著名記者、報導文學作家盧躍剛寫過一篇名叫〈有一個人，叫「劉賓雁」〉的文章。
2005年12月6日傍晚，他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作講座，聽眾是新聞學院的研究生，題目是「記者的底色」。
盧躍剛說，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他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60、70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他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
盧躍剛相信，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於是，他說，劉賓雁是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良心，你們不知道劉賓雁，當記者不是好記者，當學者不是好學者！研究當代報告文學史和新聞傳播史，劉賓雁絕對繞不過去！眼前的「寂靜」證明，劉賓雁被繞過去了。盧躍剛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
劉賓雁1988年出國到2005年逝世，也就是17年的時間。短短的17時間，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這可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課堂！盧躍剛感嘆說：「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面對這些單純而茫然的臉，我能說什麼呢？」
劉賓雁去世時，中國沒有媒體報導此一消息。《紐約時報》為劉賓雁發表的訃告指出：「現代中國鮮有劉賓雁這樣的知識份子，如此大膽而且堅持不懈地公開抨擊和揭露中共黨內貪腐。而且他是作為一個『自己人』在這麼做，作為一個黨員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個歷史上幾乎不存在公開的異見表達的國家——這也許是有關他職業生涯最了不起的一點。」當然，中國人讀不到《紐約時報》，也上不了《紐約時報》中文網。
劉曉波在為劉賓雁寫的紀念文章中說：「在中國，他是歌功頌德的毛澤東時代最早敢於揭露陰暗面的文壇勇者之一，也是後毛澤東時代最先以筆反腐敗的良知作家，他那種敢於直面邪惡和強權的文字，震撼過整個中國，也啟蒙過一代青年。」當然，劉曉波的文章無法為「普及」劉賓雁作出太大貢獻，因為劉曉波自己也是被遮蔽、被淡忘的說真話的中國知識分子之一——大部分中國人不僅不知道劉賓雁是誰，也不知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誰。中共的遺忘教育是成功的。
在劉賓雁去世前一年，我曾經到他在普林斯頓的家中去拜訪，我讀過他的許多作品，但我與他之間隔了兩代人，我對他的了解十分有限。讀《劉賓雁自傳》，讓我真正走進他的心靈世界，他在本書前言中一段話讓為深受感動：「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比我幸運的人，他們的墓誌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滿洲國是自由國：劉賓雁的思想資源從哪裡來？
劉賓雁沒有受過完整的正規教育，中學只唸了一年半，就因為家中貧窮而無法繼續學業。但是，他手不釋卷，博覽群書，自學了俄語、英語和日語，甚至冒充北大畢業生去教中學而未被識破。他更閱讀大量左派和馬列主義的書籍，成為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聯」組織，走上一條革命的不歸路。這就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在張氏父子統治的東北以及日本扶持的滿洲國，青年人如何能夠讀到左派書籍？
在這本自傳中，劉賓雁首先分析了東北人反抗精神的來源：「貧困的農民遠走他鄉，也就切斷了自古以來的宗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封建傳統。嶄新的環境，一望無際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高任鳥飛』，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發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氣了。東北人，尤其是黑龍江省人，大都是這樣一些開拓者的後代，個人意識、奮鬥精神和勇氣都比留在本土的血親頑強了很多倍。」東北人倒是跟早年開拓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們以及後來開拓西部荒野的牛仔們頗有相似之處。
其次，劉賓雁發現：「哈爾濱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國和中國資本主義以及俄國進步文化的影響，自由氣氛更濃。30年代初短短幾年間，哈爾濱孕育了十幾名全國聞名的作家。」當時，哈爾濱是除了上海、天津、廣州之外，中國的一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蘇俄的勢力、日本的勢力、張氏父子的勢力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滲透、搏鬥，使得這座北方城市充滿異國風情，多元、浪漫、刺激而危險。具體到劉賓雁的家庭，他的父親是鐵路公司的職員，而鐵路是現代文明最典型的像徵物，劉賓雁承認：「父親從蘇聯帶回了俄國的自由主義，對於我後來對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以劉賓雁信奉的主義和意識形態，他不會認同張氏父子的統治以及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滿洲國。但是，價值判斷是一回事，實際感受又是另一回事。劉賓雁回顧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如實地描述說：「張作霖父子的統治是開明的，一切都是寧靜而有秩序的。」進入滿洲國時代，他發現身邊的青年作家居然可以自費出書。反之，「50年後，我們倒沒有了這種自由，自費出書是絕不允許的。」在被後來中國官方歷史書描繪成一片漆黑、民不聊生的滿洲國，實際情況卻是經濟迅猛發展，文化寬鬆而自由，很多中國進步作家的書不僅可以從境外運入和隨便銷售，甚至還可以公開翻印。
劉賓雁少年時代就讀到巴金的《家》、《春》、《秋》。當美國電影被禁後，德國和法國的電影還可以放映。在日文書店裡，始終可以買到馬克思的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對此，劉賓雁分析說：「日本人把政治上直接危害自己統治的行動與言論，同意識形態問題區分開來。」這種「雅量」讓共產黨政權望塵莫及。
共產黨對待不同的思想觀點，從來都是以政治乃至暴力的手段加以消滅。劉賓雁本人就為說真話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他曾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被迫接受勞動改造，後又被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算來我被錯劃為右派的22年裡，有15年是以『階級敵人』身分在被專政的狀態下度過的。比起死於非命、長期坐牢、妻離子散的人來，我是個幸運者。我受到的損失，除了22年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外，就是長期賤民地位造成的壓抑心情給我身體和精神帶來的損害。」文革結束後，劉賓雁終於獲得平反。不久，又被開除黨籍，最終永久地流亡異國。
最後的「青天」：以一人敵一黨
劉賓雁在他的80歲生日時曾經說過，在他80年的生命中，能在國內公開發表言論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9年（1957年、1979—1986）。他的重要作品幾乎都是在這9年間完成的。以一位肉體生命為80歲的作家而言，僅有9年的創作生命，不可謂不短暫。但是，在短短9年間，他以一支並未完全自由的筆，挑戰黨內極左派勢力和腐敗的官僚集團，堪稱「以一人敵一黨」，創造了「報告文學」這一特殊文體大放異彩的時代。
如果說魯迅的匕首和投槍是雜文，那麽劉賓雁的機關槍和大砲就是「報告文學」。劉賓雁以「筆端滲透感情」的文學筆墨寫新聞報導，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作者情不自禁的大聲疾呼和嚴厲追問。以西方新聞學的規範和標凖來看，記者必須保持客觀公正性，劉賓雁的寫作不符合這樣的規範和標凖。但是，劉賓雁的寫作方式呼應了文革結束後中國的社會現實：法治崩壞、吏治混亂、冤案如麻、民眾沒有發聲的渠道。
他在文學與新聞的張力之間奮戰，他在新聞檢查制度和政治運動的縫隙間突圍。人們視劉賓雁為青天，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沉冤得雪，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將為所欲為的土皇帝們拉下馬，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找回失落的社會公正，希望通過他的一支筆推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
每當劉賓雁到地方上採訪、調查，人們便蜂擁而至。比如，他在寶縣時，「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飯前就要接待一批人。上午再見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滿滿的。寶縣成了我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本書，每一位來客都是書的一頁。無論是傾訴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敗，都引起我的興趣。」當劉賓雁受到最高當局批判、再也無法發表文章時，他應邀到大學演講，大學生們將他當著心目中的英雄。比如，1986年11月27日，劉賓雁到天津南開大學演講：「我見台下實在站不下了，便問主持人：叫同學們坐到台上來怎麽樣？話音剛落，潮水般的人就湧上講台，一直坐到我的腳下。」這樣的場景，1989年之後再也不復存在，大學變成了銅墻鐵壁般的監獄，連數學老師隨口說幾句時事評論都被學生告密、被學校聽課，大學怎麽能容許像劉賓雁這樣的「反動分子」去煽風點火呢？
當然，報告文學自有其題材和文體的局限。30年之後的今天，劉賓雁的《人妖之間》、《一個人和他的影子》等報告文學作品已經不可能像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復活》那樣仍然擁有無數讀者。平心而論，劉賓雁並不是一位可以跟托爾斯泰和雨果（Victor Hugo）並肩的偉大的文學家，但他以文字介入社會所發揮的功效，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和國家，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他也不得不借助《人民日報》記者的體制內身份，到地方上的時候才能具有一種欽差大臣般的權柄，比中紀委的官員更讓土皇帝們有所忌憚，也更讓民眾信任。但是，當中央不再繼續支持他的「扒糞」行為時，他立刻成為被他批評過的大小官僚們「反攻倒算」的對象。
儘管如此，劉賓雁的文字在新聞和文學之間架設起一道橋樑，成為那個時代中國讀者爭相傳閱的佳作。評論家傅國湧指出：「我想起了學生時代讀《人妖之間》等作品時的血脈僨張，那裡面浸染著他的汗水、淚水和良知，他的文字不單是墨水寫下。他的筆尖對準的是民族肌體上的毒瘤，他那些直面現實的報告文學曾引起萬千讀者的共鳴，他銳利的目光看到了中國大地上的苦難，穿透了籠罩在民族頭上的黑暗，他被譽為『中國的良心』，許多權貴視他為寇仇，更多的普通民眾把他看作親人。儘管在中國的語境下，他只能說出60％的真話，但他確實已竭盡所能。在他那個時代，他說出了能公開說出的真話，攀到了一個時代的高峰。」當那個時代背景不復存在之後，中國的文學界和新聞界就再也不可能出現劉賓雁式的巨人了。
告別「第二種忠誠」，終結共產黨暴政
《第二種忠誠》是劉賓雁的代表作之一。《第二種忠誠》描述陳世忠和倪育賢2位二十多年來一直冒死向毛澤東寫信「進諫」的人。面對黨國命運向令他們擔心的方向發展時，他們明知危險，仍圖以螳臂擋車之力，去挽救向危險的斜坡下滑的黨國的巨輪，他們的作法，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像屈原、像海瑞那樣的「忠臣」。
劉賓雁認為，「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這是當時大部分共產黨員的狀態；而「第二種忠誠」則是，「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壤裡，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跡。」
在反右運動中，劉賓雁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批評「企圖制造混亂」；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劉賓雁又被鄧小平親自點名開除出黨。在流亡海外之前，劉賓雁與他筆下的人物一樣，一直堅持「第二種忠誠」。他在回憶錄中記載了一個細節：時任副總理的萬里接見他時，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一個黨，一旦聽不得不同意見，它就完了。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還是社會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都一樣，只要聽不得批評，就必定要垮台。」
萬里頗有感慨地說：「我們中國現在是聰明人和奴才太多了。很少人敢於直言，這是危險的。」可惜，作為黨內改革派和開明派的萬里，無法主導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只能給劉賓雁一點口頭上的支持和安慰。對此，劉賓雁感嘆說：「這個黨是如此重視意識形態，但建黨六十餘年，現在竟找不到一個真正懂文化的人來作主管宣傳的書記！」
六四屠殺之後，身在美國的劉賓雁義憤填膺，在電視節目上猛烈抨擊中共當局，並預言中共不久將倒台。長期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他上了全國電視節目，斷了自己的後路。」劉賓雁在自傳中指出：「我們這一代人曾以為自己獻身於中共所領導的鬥爭可以使我們的子女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此刻，我們下一代中的優秀分子不是已經死於屠刀之下，便是被瘋狂追捕之中。」他不是那種狡兔三窟的精明者，他願意為說真話付出任何代價。由此，他短期的訪問學者生涯變成了終身的流亡。
當然，劉賓雁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反省算不上徹底。他生前曾對《紐約書評》說：「問題並不在於社會主義本身。由蘇聯輸入、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從史達林到毛澤東，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假的。」也就是說，他對所謂「真的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幻想，他畢竟不是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那樣的思想家。
劉賓雁晚年曾收集拉美左翼政權的資料，以為拉美有可能走出「第三條道路」。如果他還在世的話，看到委內瑞拉的現狀不知當作何感想：查維茲（Hugo Chávez）及其繼任者的左派政權，將這個石油產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國家搞到天怒人怨的地步，通貨膨脹高達1,000,000％，其貨幣完全喪失購買力，而國民找不到替代的貨幣。
無論如何，晚年的劉賓雁正式告別了「第二種忠誠」，直接呼籲終結共產黨暴政，在他那一代人當中，已經是走得最遠的人之一。相比之下，一批比他晚一代、尊崇他的人士建立了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和獎項，居然將2015年的「劉賓雁良知獎」頒發給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真讓人產生「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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