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正走向中國「單向度社會」的陷阱

法蘭克福學派對於「發達資本主義」所做出的種種批判令人印象深刻，尤以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著作《單向度的人》所提的觀點更是箇中翹楚。

法蘭克福學派前期學者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或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等人，認為人類達成自由與解放的可能，是來自啟蒙運動對理性的推崇，進而得以擺脫神學的枷鎖，並創造以人為中心的政經制度與精神文明。

然而，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理性不僅淪為經濟生產工具，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啟蒙神話，人類再度淪為物質文明的奴隸。馬克思主義與左派的出現，就是針對這些異化進行批判，同時喚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揚棄「既有」體制，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宰制與剝削的新社會，這是他們尋求革命的動力與目的。直言之，批判與否定既存的「現狀」，顯然是左派最重要的資產。

單向度社會

二次大戰後，資本主義在歐洲沒有沒落的跡象，隨著冷戰體系的來臨與馬歇爾計畫的援助下，資本主義在戰後的60年代有了新的發展內容。

以生產型態而言，由於科技的突破使生產力獲得更大的經濟產值，在過度生產下遂進入所謂「發達資本主義」的內涵，在經濟增長、所得提高與消費主義的驅動下，傳統資產與無產階級間的邊界趨於模糊：由於各類媒體與文化產業蓬勃發展，使社會洋溢著各種「幸福意識」與「虛假需求」的氛圍，科學的實證主義與追求量化的指標，更使得人文價值漸遭稀釋。

是以，在此背景下，整個社會因而被整合到一個同質性極高的體制中，在這個結合經濟生產、物質消費、文化霸權與實證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制度下，知識菁英已經欠缺對於既存體制的批判與反省態度，無產階級也失去了階級意識。這就是馬庫色眼中的「單向度的人」，人類的自由與解放淪為空談與白紙。

馬庫色的論述具有強烈的道德批判與煽動性，這些論述遂構成西方60年代各項激進社會運動與學運的思想土壤，在新左派成員的認知中，唯有進行一場新的政治革命與社會實踐，才能避免單向度社會的來臨。因此，「批判意識」不僅是口號，更是革命的實際作為。

單向度的社會與人

走過60年代的狂飆歲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自有不同的修正與發展路徑，對於西方世界而言，1970年代末期，隨著雷根與柴契爾在選舉中獲勝，這些理念成為英美的官方政策。貨幣主義與自由市場成了主流信條，同時也支配位於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這兩個具有影響力金融機構，因此學者們稱之為「華盛頓共識」，其政經改革的內容，反成為蘇聯解體後許多後共國家進行政經自由化改革的藍圖。

另一方面，則是鄧小平在中國所推動的改革開放，與西方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政經邏輯，這是一個強調國家能力與政府角色的發展脈絡，也反駁了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這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與必然性，這恰是西方多元主義的基本假設，西方學者以「北京共識」作為概括。

然而十九大前後，習近平又將所謂的中國模式的內涵轉換到新的階段，對於習近平而言，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客觀事實，除了西方現代化發展路徑，中國模式或是中國夢足以成為其他國家學習的典範，這也意味著，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可以擺脫「普遍下的特殊」的從屬關係，身置可以一躍為「特殊下的普遍」的主導地位。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一種新型態的資本主義內涵。這個政治經濟生產系統，乃以黨國的政治權威與鎮壓性的國家機器作為運作主軸，在全球生產要素轉移之際，結合各地剩餘資本與自身的勞動優勢作為製造基地，透過威權的效率與資源的集中分配，對內進行內部殖民與利益分配，對外則建構有別於傳統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擴張模式，這樣的「先進」的經濟基礎同時輔以相適應的「中國夢／民族主義」的上層建築，成為過去馬克思描述的「一個完整且嶄新的歷史現象」。

中共領導人充分意識到，「維繫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藉以進行有效的社會資源分配」是展現國家能力的基本前提。此外，國家機器必須對萌芽中的市民社會與政治異議分子採行嚴厲的鎮壓與控制，並高舉集體主義對於秩序與穩定的訴求，如此才能落實阿圖塞所言的「意識形態國家」與「鎮壓性國家」的本質。不論是處理劉曉波等異議分子的方式，或是增加社會控制與網路監控的維穩預算，都說明了中共的思維。這一切到了十九大前後更是達到了顛峰——對於網路全面封鎖以及對於「低端人口」的清洗已經看出端倪。

諷刺地說，西方資本主義在走過學運與革命浪潮後，融入更多憲政主義、人權保障與社會福利的色彩，近幾年民粹主義的興起也意味對傳統菁英治理的反嗜，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單向度社會不僅沒有到來，反而出現多元分化或碎裂的現象。

然而，中共這種混合了權力壟斷、意識形態掛帥、民族主義動員、社會監控強化、經濟資源控制等指標下的新的政經體制，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一套新的整合與吸納機制，藉由經濟誘因與鎮壓機制與能力，一方面吸納成為黨國的成員同時弱化各方反抗的意志，最終成為新型態的「單向度的社會與人」，與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相較，大概只有自願與強迫之別。

台灣走向單向度社會的開始

台灣近年由於政黨對立、經濟衰退、新媒體崛起也逐漸出現民粹政治與虛無主義的特質：人們對於工具理性的渴望取代了價值理性的訴求。網路聲量成為青年世代追求的重大目標；紙本閱讀日漸式微，知識的取得完全透過網路媒體或群組的轉貼與傳遞，知識碎裂化與複製化；對於政治菁英的失落轉為無感、卸責甚至憤怒的情緒，期待新救世主的情節蔓延；民粹網紅替代了菁英與公共知識分子，在網路中固然擁有強烈的發言意識，然而對於公共政策與政治實踐的無知，使其行徑形同霸凌或盲從，使得傳統菁英或中產階級成為沈默者。

我們赫然發現台灣也出現了一股新的單向度社會的整合力量，有別於左派的傳統分析，這股力量未必來自於掌握權力的資本家與政治菁英，主導力量則是網路科技與民粹素人。

在民主失靈與社會對立的隱憂中，台灣還得直接面臨來自對岸輸出各項銳實力攻勢的裂解效應。在這些作為中融合了中國崛起下強大民族意識號召（中國夢）、經濟現代化的幸福訊息（一帶一路）、對於傳統政治人物「伊底帕斯情慾縱」的仇恨情緒，以及對於民主政治虛無態度，在新媒體的編碼與錯誤訊息的擴散下，兩岸政經制度的差異以及威權與民主的界線也正在解構消弭中；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宰制者與被剝削者，加害者與被害人，以及奴隸者與自由人的關係，完全錯亂與倒置。

過去的批判反省意識只剩下追求報復的快意暢快，民主人權的價值不如「人進貨出」的口號來得簡潔有力，中國介入選舉因素被視為無關緊要的命題，九二共識可以理所當然且毫無保留成為兩岸交流的前提。

是的，這就是台灣走向中國「單向度社會」陷阱的開始，遺憾在於台灣公民社會、多元價值與異質化社會內涵，本是抵禦甚至裂解中國銳實力崛起的矛與盾，然而一旦遺棄這些價值，不僅門戶洞開，也將讓台灣走向進推失據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