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大屠殺剛剛過去的幾年裏，我每年寫的紀念文章，重點在總結八九運動的教訓，因爲我堅信：八九運動的正義性和大屠殺的野蠻性，是人人都能輕易理解的常識，如同當空朗月一樣，舉目可見，不證自明，根本不需要爲之辯護。中共政權是大屠殺的罪魁，無論它制造多少謊言、歪曲和侮蔑，也無法抹黑八九運動，無法推卸大屠殺的罪惡。即便在我蹲監獄的時候，我也從未想過必須爲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
但是，出獄後不到三年的經曆，讓我越來越感到一個可悲的事實：強權恐怖、謊言灌輸、曆史歪曲、制造繁榮和利益收買的合力，已經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記憶和靈魂，真相被遮蔽，記憶被淘空、常識被扭曲，良知被收買。正如中共執政後，利用壟斷權力，把中國的幾千年曆史、特別是近百年的曆史變成謊言壹樣，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也在短短的十三年中，變得越來越晦暗不明，甚至大屠殺的責任人也在某種程度上洗刷了罪責。
從“陰謀奪權論”到“激進主義論”，從“不成熟論”到“被利用論”，從“開槍不得已論”到“穩定高于一切論”，從“國情論”到“秩序論”，從“經濟優先論”和“威權控制下的漸進改革論”，從“民運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論”到“學費成本論”……種種對八九運動的指責，衆多爲大屠殺的辯護，魔術般地，把一場反抗暴政和腐敗、要求民主自由的自發民衆運動，變成了受到少數人操控的陰謀；把和平、理性的運動描繪爲激進主義的革命；把開槍殺人辯護成“不得已而爲之”的無奈之舉；把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爲不合國情的超前行爲。
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有些最精致最具欺騙性的指控和辯護，居然出自當年的運動參與者之筆下，出自自稱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口中：他們借用西方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之劃分，用法國大革命甚至俄國十月革命等曆史事件來論證“積極自由”的惡果，並指控八九運動也是一種“積極自由”在中國的失敗實踐，進而提出“不作爲”和“政治缺席權”的犬儒哲學。這樣，西方的“消極自由”傳統在六四後的中國就變成了犬儒生存的辯護詞。似乎“自由”不必去積極爭取，而只需無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會像哈耶克論證的“自發秩序”一樣，自然而然地到來。而在曆史上，沒有幾代人的積極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極自由”傳統深入人心的英美，沒有“光榮革命”和“獨立戰爭”，也決不會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獨裁政權維持穩定的秘訣之一，就是按照權力的需要任意剪裁曆史，使民族記憶無法連續積累，造成代與代之間的記憶斷裂和空白。在共産制度已經整體崩潰和人權高于主權的時代，中共的一黨獨裁之所以仍然穩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蓋曆史罪惡，強制人們遺忘。50一代不知道抗戰、國共內戰、延安整風的曆史，60一代不清楚鎮反、三反五反、工商業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的曆史，70一代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80 一代對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所知寥寥。我相信，如果中共長期執政，新舊世紀之交的一代人，也不會知道法輪功是怎麽回事。
我們這個受盡專制制度之害的民族，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懦弱而健忘的人性泥潭中弋尾，還自以爲過著“貧嘴張大民”式的幸福生活，獨裁者的強制灌輸固然是首要原因，但是，知識精英的幫忙和幫閑也要負共謀的罪責。正是權力和知識的結盟，才使民衆無法知道獨裁制度的真相。對于一個民族來說，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首先是知識精英的良知對強權的抗拒。否則的話，我們非但無法把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進而把獨裁制度的罪惡變成民衆的曆史常識，也無法防止類似大悲劇的重演。難道中國曆史在專制下惡性循環的時間還不夠長嗎？爲八九運動的正義性辯護就是爲普世的人權和人性的高貴辯護，見證六四大屠殺真相就是爲無辜死難者守靈並祈禱，用民間記憶抗拒官方的強制遺忘，就是爲中國人爭取自由的鬥爭、爲我們這個曆盡苦難的民族，保存記憶和良知。
【BBC】
2002年06月05日 格林尼治標准時間11:28北京時間19:28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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