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已經過去29個年頭。在29年間，為“六四”學生運動討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依然是許多当年的親历者以及关心這一事件的群體共同的心結和訴求。日月輪轉，春秋更替，困惑、失望、焦慮，都沒有徹底銷蝕心中的這根刺。借此29周年之際，多維新聞推出系列訪談，其中有學生領袖，也有參與者、旁觀者，通過講述與回顧，以期回答以下困擾著很多人的問題。
即將滿百年的中國共產黨，為何懼怕直面那段并不遙遠的历史？曾經在天安門廣場振臂一呼的學生領袖，今夕如何回望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而在這一問題上始終存在嚴重撕裂的左右派，如何看待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每年定期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的香港，在進入“二次回歸”新周期之際對于六四有著怎樣的反思？經历過“二二八”的台灣，如何因為六四始終充滿恐懼且疑慮地望著中共？至于那些從未親历過六四甚至于對這場風波知之甚少的年青一代，他們眼中的“六四”又是怎樣的一种存在？
本文為系列訪談第一篇，訪談對象為当年遭通緝的流亡學生領袖王丹。如今，年近知天命之年的王丹似乎在近30年時間里，對当初中國民主化理想抱持著近乎始終如一的信仰。他曾言，忠孝自古難以兩全，雖然夢想回國，但在中國民主運動低潮期，不在國內而運用互聯網去影響更多人同樣更有意義。
對王丹來說，29年前的民主理想在今天仍然值得為之流亡（圖源：Reuters）我從未放棄回國
多維：能否簡單介紹下你現在的生活和工作？我們注意到你一直在忙碌“王丹學堂”項目，能不能介紹下這個計划如何萌生的？它的意義在哪里？以及想傳遞什么？
王丹：我現在結束在台灣八年的教書生涯，搬回美國定居，住在華盛頓附近。八年的教書生涯，讓我了解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工程。年輕人是未來，是希望，我應当多做一些努力去影響他們。這就是我在Youtube上開設“王丹學堂”公共賬號的初衷。我希望把我在台灣教書的內容，在學堂中進行在线授課，用這樣的方式延續我的教書工作。目前訂閱人數還未到一万。到了一万這個目標，我就會正式開始各种在线課程。
多維：像你和吾爾開希先生、柴玲女士、李祿先生、侯德健先生等等都可能在出走大陸后選擇各自的人生，平時大家還有聯系嗎？如果有，彼此之間的話題或者說討論可以透露嗎？還像1980年代那樣嗎？
王丹：我在台灣的時候，跟（吾爾）開希聯絡比較多。話題無所不包，但是我們都更关心中國的政治发展。其他几位很少聯絡。
多維：我們知道你之前有試圖回大陸，現在還有這种期待嗎？可能性以及障礙在哪里呢？
王丹：我一直期待可以合法回到中國，但是当局不延長我的護照，導致我成為無國籍人士，因此無法合法回國。但是我不會放棄回國的決心。我相信這是早晚的事情。
多維：我也有关注你在《自由時報》討論流亡的一篇文章和2017年宣布離開台灣的視頻。很現實地講，如果今天中國官方和你願意在互相妥協的前提下達成一种和解，你願意接受嗎？有什么樣的要求？理想和現實，或者說你所說的忠孝難以兩全，至此似乎成為一种必然的冲突。
王丹：假如当局願意跟我談，我是不會拒絕的，但是要公開談，要有基本的四個前提，那就是平反六四，追究責任，撫恤受難者家屬，允許流亡人士回國。否則，我已經做好了永遠回不去的思想准備。
当年目標是李鵬 不是鄧小平
多維：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紐約時報》在5月25日发表了一篇鮑彤先生的談話。這其中有一個基本結論，就是当年的學生“被利用”了。鄧小平認定趙紫陽日后會是做他秘密報告的赫魯曉夫，因此決定激化學生矛盾，以處置不力為由趕趙紫陽下台。所以，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借紅衛兵趕劉少奇下台的翻版，或者說政變。你對此如何評價？
王丹：我同意鮑彤先生對八九期間上層權力斗爭的分析，我几年前就提出這是一場政變的觀點。不過我希望外界了解，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即六四事件）以自己的发展邏輯，也不是完全被利用。上層有他們的想法，學生有學生的想法，不能把整個八九民運歸結為被上層利用。
多維：当時的學生運動有意識趕鄧小平下台嗎？為什么？
王丹：当時主要的目標是李鵬，不是鄧小平。
整天逼受害者反思，這不正常！
多維：從1989年到現在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了。這近30年時間，這30年也是大陸實力大漲的時期。你對大陸当局以及“中國道路”的認知還一如既往？還是說心境已經完全不同？
王丹：我從來不看好所謂“中國模式”。中國雖然經濟增長，但是考慮到付出的代價之大，考慮到可持續的缺乏，這并不是一個成功的发展模式。不是國家有錢了，治國就是成功的。這种判斷是對中國人民尊嚴的踐踏。
多維：但坦白講，這几年包括你，一些海外民主運動的聲音似乎趨于平靜了。不知道你是否同意這樣的判斷，你認為民運聲音趨于沉寂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說，六四出走的那一代人逐漸褪色后，這一股力量將失去“傳承”。
王丹：運動有高潮就有低潮，有低潮也不代表以后就不會再有高潮。何況，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使我們這一代看不到中國民主化的那一天，那一天還是會到來。因此我完全不會悲觀。
多維：如果今天历史境遇重現，你還會堅持那時的選擇嗎？今天包括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究竟該在一個國家的成長與進步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你會有什么批判以及忠告嗎？
王丹：如果有機會，我還會再來一次，因為我認為推動中國的進步是公民的責任。對于現在的年輕人，我在只有一句話：中國不改變，未來受害最大的就是你們自己。
多維：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尽管過去將近30年，你依然完全相信自己当初堅守的信條和理想是正確的？期間沒有猶豫甚至動搖？因為我們注意到，包括你当年的“戰友”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思，比如也許当時的信念還不夠成熟。我們之前也和《河殤》導演夏駿老師探討過，他可能傾向于認為当時知識分子接納西方觀念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只是太慘烈了。
王丹：我們当年是為了國家好，出于理想主義，希望國家民主化。這沒有任何錯誤，我為什么要動搖？正確的事情，難道不應当堅持嗎？别人不堅持是别人的事，我不勉強，但是我不能放棄基本的是非，這是原則問題。至于反思，那是策略層次上的，我們当然要反思。但是就原則問題來說，当年的學生一心為國卻遭到開槍鎮壓，有多少人敢去要求中共反思呢？不敢讓加害者反思，整天逼著受害者反思，這也不太正常吧？
多維：你提到，中國民主運動會有低潮和高潮的跌宕，我基本同意。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你是否有時候會產生這樣一种內心的焦慮，即無法身在其中，很難切身感知大陸現狀，甚至會脫離它的历史進程？我相信無論做任何一項社會實踐也好，學術研究也罷，尽可能地接近和深入它可能是最重要的。擔不擔心自己的執著有一天會變成一种誤判？
王丹：今天的世界已經是網絡世界了，地理上的距離完全不會影響資訊的吸收，更何況，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我們做研究的基本條件會更差。與中國保持一點距離，更有利於觀察中國。
新聞轉載自：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8-05-31/600615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