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重读《八十年代访谈录》：那场漫长的潜伏与爆发
来源：中国民间档案馆 https://chinaunofficialarchives.substack.com/p/086?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4272766&post_id=214941455&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作者：步废游
今年，蒙特利尔大学退休教授大卫·欧恩比（David Ownby）翻译了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一篇文章，发表在Reading the China Dream网站上，此文是查建英2005年对学者甘阳的访谈。这引起了我再次去读《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兴趣。
查建英的这本书，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出版时做了一些删减。其中一位最年轻的受访者——导演刘奋斗，因访谈内容被删节过多，而拒绝发表，所以原定的12篇访谈，只发表了11篇。其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的繁体中文版，收录了对刘奋斗的访谈。
在简体中文版的前言中，查建英如是写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极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认真清理‘过去’？”
据查建英回忆，此书的缘起是洪晃出版的《乐》杂志计划策划一期“回望八十年代”主题，但查建英认为，一篇文章或几段摘录无法囊括复杂的八十年代，决定从“可以在北京见得到的人”出发，去采访这些“经历过十几年的积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个个一肚子干货”的人物。
出乎作者意料的是，这本书在2006年的中国，引发了一阵“八十年代热”。但事实是，大多数访谈者都没有简单地将中国的八十年代浪漫化。他们“对不少当年轰动一时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动因做了很多深入的剖析、批评和反省。”
那么，一本很大程度上反思八十年代的书，为何会引发二OOO年代的中国人对八十年代的怀念？这本书记录了一个什么样的八十年代？对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潜伏与爆发 以及重建一切的粗砺
二十年后重读《八十年代访谈录》，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查建英没有试图对八十年代进行总结和归纳，而是让每一个受访者，从他们各自的亲身经历出发，让每一篇访谈带着各自的面貌，去呈现那一个混乱、多元、与重建一切的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书中的受访者大多属于北京的文化圈，各自在文学、艺术或学术领域都有相当的位置，且几乎都从八十年代一直活跃到访谈所发生的2004年前后。可以说，这是一组文化精英访谈，距离普罗大众的八十年代经验很远。
受访者的回忆与判断有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比如诗人北岛和作家阿城都认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之前，其实有一个七十年代漫长的“潜伏期”。而刘奋斗的观点更为彻底——这位出生于1969年的艺术家，对八十年代的批判很直接。他的比喻是：此前几十年的中国，是一部由毛泽东担任导演的电影——剧本已经演完，演员的台词也说完了。到了八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在等待新的剧本。但国家没有剧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里也指邓小平开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态度），就像拍电影一样，是一边拍、一边写；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则各自提出“临时性的剧本”。
书中的每篇访谈，都提供了个人视角的历史经验，诸多细节现在看来，有种粗砺的真实感。以北岛为例，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一直追溯到毛泽东尚未死去的的七十年代早期，甚至六十年代末。
北岛是1978年的地下刊物《今天》的创办者。他回忆，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西单民主墙出现，他与诗人芒克、黄锐在喝酒时，谈到要创办《今天》杂志。当时他们一无所有，都在国营工厂工作——芒克在造纸厂，黄锐在工具厂，大家各自想办法，找到一台旧的油印机，就开始发表作品。第一期油印出来后引发大量购买。随后，《今天》开始定期出版，每期印1000本，通过邮局寄往全国。1980年，八十年代刚刚来临，《今天》遭警告停刊。今天回望，在那个短暂的存活期，《今天》不仅是一本杂志，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建立了一个诗歌和文学的公共空间。
《八十年代访谈录》也写到了这些诗人在八十年代结束后的命运。《今天》杂志的作者和编辑中，史铁生以后写出了更重要的作品；阿城写出了《棋王》；北岛1987年出国，1989年后，《今天》杂志在海外复刊。一直到2001年，北岛漂泊多年后重返中国。可以看到，《今天》杂志的命运本身，也构成了八十年代的一个注脚——在政治彻底封闭，漫长的匮乏与潜伏之后，一种力量爆发，人们在一无所有中重建文学与诗歌的公共空间，迅速承接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激情和渴望。但这一切随即被官方镇压，曾经的弄潮儿（查建英的另一本书也叫《弄潮儿》）们再各自寻路。
书中也能看到，八十年代，一群从文革知青中走出来的大学生，去努力构建一套和世界接轨、和历史与传统重新连接的知识谱系的努力。例如1985年前后，陈平原和钱理群、黄子平在北大，开始讨论一个今天看上去相当普通的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长期被放进革命史的框架里理解，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等，都代表着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不可撼动。而在1980年代的大学，才有人开始回到文学本身的变迁来提出问题，不再只让文学史跟随政治史。如陈平原在访谈时说，当时的热情讨论，并不成熟，但却构成了“思想的草稿”，在后来所谓“学术正规化”后，这种状况反而再没有出现过。
出国者 八十年代的另一条脉络
查建英的采访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包括她本人的八十年代，都有一个共同的“后半场”（不一定是时间线上的），就是出国。
画家陈丹青1982年就去了美国。在书中，他说自己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看美术馆，想看原作。当时，他因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是年轻一代画家里炙手可热的画家。他自认为接受的是苏联体系和十九世纪欧洲绘画的教育，以为走出去可以接上这条传统。到了美国他才发现，他拼命想追赶的现代主义已经过去，自己像是从十九世纪的假想，被突然扔进了“后现代”。也因此，他意识到，“我们是断层的一代，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
刘索拉也分享了类似的感受。在她看来，八十年代在国内取得成功的艺术家，因文革造成的长期封闭和断裂，其成就往往在国内被夸大，一旦出国，就面对深刻的失落。有人把架子放下，重新做学生，学语言，学专业，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年。另一种则背负着“可怕的包袱”，只能退回一个所谓“中国艺术家”的身份之中。她把陈丹青归为前一类人。
北岛的出国则是一段坎坷的命运，他面对的是流亡。北岛后来在海外写作了一系列诗歌和散文，其中记录了他在欧洲和北美漂泊的许多事迹。在访谈中，北岛讲到了漂泊的好处，原来简单的“东方—西方”二元结构开始失效，获得了更复杂的视角，因而，对任何权力与话语系统都保持必要的警惕。在这个意义上，他既不认同“民族国家”，也认为“国际化”含义混乱，甚至拒绝自己被称为“国际化”的中国诗人。
其他的受访者，作家阿城曾在美国长期居住，甘阳也曾去美国读博士。可以看出，“出国”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是众人追忆的一条重要脉络。也因此能看到，八十年代一方面是一种“进来”的重建，诗歌、书籍、艺术、思想……一个长期封闭而反智的国家，正在饥渴地寻找新的作家、使人、画家和音乐家，很多人因此暴得大名。但同时，“出去”，则是另一场相反的，显得萧索、但却同样重要的运动。
热潮的余温 以及二〇〇〇年代的大学生
2006年左右，当《八十年代访谈录》掀起一股怀旧热潮时，我正在中国的南方上大学。受大学扩招和房地产开放热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大学几乎都在兴建“大学城”。这些新的校区往往远离市区，位于乡镇，校园巨大而封闭，出入并不自由。我记得，在学校唯一的一家书店兼咖啡馆里，我看到了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三联版本——也就是被删节过的那个。我还在同一家书店里，买过李泽厚、甘阳等人的书。
记忆中，这个时期的我，身边没有查建英书里的八十年代那种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社交风潮。在围墙紧锁的“大学城”里，我纯粹出于个人兴趣读书，没有和身边的人有过任何讨论。但彼时，互联网已经普及，在当时的人人网、BBS上，我和完全不认识的网友们，完成了类似的讨论——回望那个已经远去的八十年代。
那几年出版的有关八十年代的书不少，有2006年甘阳主编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2007年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2009年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2009年王德领的《重读八十年代——兼及新世纪文学》；以及2009年程光炜主编的《重返八十年代》与《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还有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以及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等。
当时的大陆出版界，甘阳、李泽厚等八十年代人物的多本新书或旧书再版。陈丹青在那几年也回到中国，连续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对八十年代多有回顾。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古代、近代、现代）三论，我是在人人网上看到一位年轻意见领袖的推荐，所以买来通读。可以说，这些关于八十年代的书，真实地影响了我的阅读趣味。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尤其北京，有不少大学生搭建共居空间，开办沙龙、网站、独立刊物等，2010年，也有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这些公共空间的建设，虽然和八十年代北岛等人的努力没有直接关联，但其实，当时的大学生，和八十年代共享了一套有所继承的行动：读书会、沙龙、自办刊物和公共介入。
如今，距离这个时段，又过了二十年，“八十年代”在媒体和出版中已经是老黄历，不再被人提起。2010年代左右的中国，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纷纷站队和决裂的场景，如今，也无法在任何传统平台、网络论坛和社交平台上看到。检索当时的报刊，许多中国市场化报纸的评论曾认为，“八十年代热”只是一个起点，八十年代的视角，应该走向更多非知识分子、非北京中心的个体，以及那个更普遍的八十年代。遗憾的是，到2013年左右，这样的回望和反思又开始销声匿迹。
这并不妨碍这本书所呈现的价值。它仍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和经验：八十年代那场热潮的激烈，绝非凭空出现。长期被压抑的阅读、表达与求知欲，在地下和缝隙中已经积蓄多年，一旦空间打开，人们便带着补回失去时间的急迫，近乎饥渴地拥抱新的知识、观念与主义。漫长的准备，最终将变成一次彻底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