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四月于紐約
作 者 :胡平
一
近來，關于海峽兩岸統一的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幾年前，共産黨領導人改變了「解放台灣]的口號，主動向台灣當局提出和平統一的
建議，這一點是應該肯定的。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實現和平統一的道路上，的確還存在著許
多障礙。
具體說來，障礙存在于何處呢?
有人說，海峽兩岸經濟水平差距太大，故難以統一。
這種說法未必正確。古今中外，在一個統一的國家之中，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絕非
罕見。倘若說均富是統一的必要條件的話，上海和甘肅曆來同屬于同一個中央政府就是一
個明顯的反例。
有人說，兩邊的意識形態不同，所以無法統一。
這種說法也欠准確。別的不說，即以今日台灣爲例，即以台灣島內已有的政治力量爲
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譬如說）工黨的意識形態就很不一樣，但那並沒有妨礙它們彼
此都共存于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之中。至于說英、法、北美等國家，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更
是其顯著特征。
有人說，大陸與台灣不能統一的根本原因在于雙方的政治制度不一樣。
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未免失之籠統。因爲：第一，政治制度相同者，未必就能夠和
平統一，魏蜀吳三國在政治制度上沒什麽區別，但最終還是靠武力解決問題。第二，政治
制度不同者，未必就不能夠和平統一,在美國就有一些小型政體,它們並不與大型政體同構。
兩個政治實體能否和平統一，關鍵在于它們彼此是否具有必要的包容性。而要判斷某
一個政治實體是否具有足夠的包容性，當然不能以它在統一之前向對方作出的美好許諾爲
依據，必須要考察它對于在自己內部的不同政見和不同政治力量能否實行寬容。就此點而
言，共産黨方面顯然遜色于國民黨。衆所周知，台灣現在已經有了不止一個的反對黨，而
在偌大的大陸，連一家不同政見的刊物都還沒有。兩相對比，誰是妨礙統一的主要方面，
不是清清楚楚的嗎?
現在，中共領導不斷呼籲和平統一，再三表示他們願意和宿敵國民黨攜手合作，「相
逢一笑泯恩仇]；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執意要把一群以大陸留學生爲主體的、沒有迫害過
共産黨，而只受過共産黨迫害的、堅持用和平方式爭取自由民主的一個團體—中國民聯
打成反動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力圖要讓世人相信它對台灣方面提供的優厚條件
不是「放長線釣大魚]，豈可得乎?
二
我們主張統一。但是我們認爲，統一本身並非最高的價值，並非絕對的價值。
法國作家雨果在《九三年》一書中，借主人公郭文之口道出：革命不是至高無上的。
在革命之上，還有人道。
我們還可以說，統一不是至高無上的，在統一之上，還有人民的幸福。
台灣輿大陸分裂近四十年,這是一個不愉快的事實。但是，請大家平心靜氣地想一想：
假如台灣在三十多年前就被大陸統一了過去，台灣人民後來的處境，是會比現在更好，還
是會比現在更差?當初的分裂，究竟是絕對的壞事，抑或還竟有其好的一面?
我們不贊成台灣獨立。不過我們多多少少也懂得産生台獨思潮的特殊曆史淵源。因此，
我們認爲，要解決好「統]「獨]的問題，需要各個方面共同作出努力。
作爲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我們注意到，有的人之所以主張台獨，還有一些人，雖然不
主張台獨，但卻不願意馬上和大陸統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不喜歡共産黨的專制
統治方式。因此，對于我們來說，促成兩岸統一就和我們一向從事的推動大陸民主化緊密
聯系在一起了。如果大陸能較快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統一大業便會水到渠成。否則後果
將是不幸的。
三
前面說過，中共領導主動提出和平統一的建議，總有其積極的一面。只是，從台灣方
面看，鑒于大小的懸殊以及共産黨方面不容異己的習性，因而采取[三不]政策，平心而
論也是可以理解的。
專制是否一定比民主更利于戰爭，這在學術界或許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一般
而言，專制比民主更有利于外交，那恐怕倒是已成定論。一個專制的政府，由于它可以在
最大程度上避免來自內部的壓力，所以它在對外事務中往往具有超乎尋常的靈活性。迄今
爲止，非共産黨政權在和共産黨政權打交道中，總是吃虧的時候多。
[三不]政策當然是一個消極的政策。但是作爲大陸人，我們應該對許多台灣人偏于
自保的心理有所諒解。海峽兩岸人民的利益雖然根本一致，但彼此位置不同、角度不同，
因此有時對同一問題，雙方考慮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
在統一問題上，許多大陸人可能比台灣人更爲熱心。這些大陸人喜歡台灣的自由經濟
和政治民主。他們認爲，台灣與大陸統一，必然會給大陸帶來很多自由化的因子，因此會
促進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可是，台灣人卻擔心他們原有的經濟水平和政治民主
會由于統一而受到削減。香港問題就有類似情況。在香港搞「一國兩制]，對港人而言是
「表叔南下],未必是可喜可賀之事；對大陸人而言卻是「港風北上],因此總是值得歡迎的。
兩岸利益也有某些不一致之處。也許，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于當年北京與華盛頓建
交一事，那對台灣無疑是個沈重打擊，可是對大陸的開放卻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倘若北京
與華盛頓一直不建交，不要說這幾萬學生留美將是不可能，便是現今中國共産黨執行的向
西方開放（雖然是有限的開放）的整個方針恐怕都無從談起。倘若如此，大陸向自由化民
主化方向的轉變豈不是更加倍困難了嗎?
當然，絕大部份大陸人不希望台灣在統一的旗號下被[吃掉]。他們希望台灣能保持
自由經濟和政治民主。然而，他們確實希望台灣方面能更主動些，盡可能對大陸施加影響。
因此，他們很願意和平統一這出戲唱得更熱鬧些。老是說[三不]，挂免戰牌，無異于甘
心放棄主動影響大陸內部發展的大好機會。但台灣許多人的想法也許不一樣，他們可能會
認爲，最重要的是保住我們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動出牌，能贏點固然不錯，但萬
一輸了呢?
注意到兩岸人們在觀察問題時可能産生的角度差異，有助于使我們盡可能地站在一個
更爲持平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從而作出盡可能地對雙方都有利無害的抉擇。
[三不]政策雖然可以理解，但不等于說無可修正。這是因爲：
1、世變時移，攻守勢異。在今天海峽兩岸的對比上，台灣具有若幹優勢。非專制政
權在和專制政權打交道時常常是吃虧，不過絕不是注定要吃虧、必然要吃虧（否則，人類
的前途就很黯淡了）。以往吃虧的一個很重要原因在于整個大形勢，而如今這個因素已經
根本改變。在大形勢改變的情況下，再設想出更恰當的策略，主動出牌還是值得一幹的。
2、台灣島內的變化。以及由此而産生的社會壓力，將使得台灣當局很難再堅持[三
不主義]。台灣現在民主了（盡管還不完善），而在一個民主社會中，執政者是很難一意
孤行的。
因此，不論是從積極方面，還是從消極方面，台灣都應考慮對[三不]政策作出調整。
四
有人批評說，共産黨既表示要和平統一，它就不該繼續用武力相威脅，同時也不該在
國際組織中處處排擠台灣政府。這種批評不甚得當。因爲共産黨的這些作法和它的和平統
一主張並不矛盾。
第一，共産黨提出和平統一的主張，意思是說，它將努力謀求用和乎方式解決統一問
題，但這並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能動用武力。這些特殊情況包括外國入侵、島內暴
亂和台灣獨立等。
共産黨的上述立場，從邏輯上講是站得住腳的。假如夏威夷遭到入侵，華盛頓不會不
考慮用兵；假如北愛爾蘭發生暴亂，倫敦不會不派人鎮壓。這大概無人見怪。至于說一國
內某一地區的政府宣布獨立，中央政府是否應該動武，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中央
政府有權動武，有人則否認中央政府有權動武。在這個問題上，台灣當局恐怕應該是否認
地方政府有權獨立的。例如，台灣的某縣宣布獨立，國民黨當局未必不會動用武力去制止。
既然如此，它又怎麽能說共産黨拒絕作出絕不對台灣用武的許諾是和其和平統一主張相矛
盾的呢?
第二，既然北京堅稱它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且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
它在國際組織中排擠台灣政府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簡言之，誰要是站在北京代表中國的立場上，誰就會認爲共産黨的上述作法（不放棄
對台灣用武，在國際事務上排擠台灣）是合乎邏輯的。台灣自然是反對北京代表中國這一
立場的，因此它可以從立場上反對共産黨的上述作法,不過它卻不能從邏輯上對之進行批評。
有人說,不管怎麽說,共産黨的上述作法會引起台灣方面的反感,因此對和平統一不利。
台灣會反感,這當然是真的。但若說因此便不利于實現共産黨心目中的和平統一。那
卻是未見得。也許，共産黨的本意就在于使台灣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從而不得不回過頭來
接受一國兩制的和平統一方案，共産黨人很清楚，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都缺乏自願與共
産黨統治下的大陸統一的意向。因此，要完成統一大業，不能指望港台人民的心甘情願。
香港的事情好辦，九七年一到，英國人自然會走，主權自然會回到自己手裏。麻煩的是台
灣，台灣自己搞得好好的，何苦和你共産黨治下的大陸搞統一呢?所以，共産黨人相信，
要使國民黨人走到和談桌上，最好的辦法是搞得國民黨混不下去。五十年代共産黨在大陸
搞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爲什麽這種改造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就在于當時的
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在實際上已經別無選擇。用當時的話就是[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有人說，共産黨對台灣威逼交加，會把台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産黨人可能會
認爲，台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
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八年三月廿九
日》)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
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爲中國的曆史罪人]。這句話的
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台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爲了謀求生
存和發展，台灣要麽只有統一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麽只有宣布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産
黨的分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曆史罪人]之名，並失去在台灣執政之實，
反不如取前一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爲一省政府外，其余一切不變。
到目前爲上，共産黨鼓吹一國兩制，主要是針對國民黨。這是因爲它相信在台灣處境
艱難的條件下，民進黨比較容易宣布台灣獨立；而國民黨很難公開宣布台灣獨立。同時，
台獨呼聲越強，民進黨勢力越大；台灣若獨立，國民黨很可能會被取代。有鑒于此，趁著
國民黨還在執政的情況下，加緊對國民黨實行1.給壓力2.給出路（一國兩制）的攻勢,或
許會取得理想中的成功。
假如我們對共産黨的意圖分析得不錯的話，那麽這裏面包含有一系列問題：
1、在得不到各國外交上承認的情況下，台灣是否會困難到無法生存和發展?
2、如果台灣人甯肯冒獨立之險也不肯冒一國兩制之險的話，國民黨（假若它仍在執
政）是否一定會拒絕扮演有關的角色?
3、如果台灣獨立將導致國民黨下野，它是否可能接受這一局面並准備東山再起，還
是願意爲保住自己一時的權力而接受一國兩制?
4、台灣一旦布獨立，共産黨方面究竟是否會動武?如果動武，其後果將是如何?
5、在台灣的現狀發生重大危機（假如說要發生的話）之前，大陸內部及國際形勢會
不會出現重大變化?
6、一國兩制到底對台灣意味著什麽?
五
對于上節提出的幾個問題，我們注意到下述一些事實。首先，是台灣的執政黨、在野
黨和相當一部份民衆都不願意接受共産黨的統治，不信任[一國兩制]，同時堅持[一個
中國]。其次，台灣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注意發展和其它國家的經濟與技術聯系，從而
爲自己爭得了一定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再者，國民黨強調「憲法就是法統]、實行本土化，
用以克服所謂「法統危機]；國民黨正在轉變爲民主政黨，它明確宣布要遵守民主規則，
承認其它黨有合法獲取權力的機會與可能性。在民進黨方面，則強調，除非國共片面和談、
出賣台灣人民利益，除非中共統一台灣，除非國民黨不實施民主憲政，民進黨將不主張台
灣獨立。根據上述事實，共産黨的[逼和]策略（假如它確有此打算的話）還是很難奏效的。
至于說到動武的可能性,這主要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或邏輯問題。更重要的是:一、雙
方軍事力量的比較；二、台灣方面的抵抗意志；三、大陸人民對用武的支持程度。要求共
産黨方面保證絕不用武，不僅在理論上辦不到（坦率地講，國民黨方面也很難作出絕不對
大陸采取軍事行動的保證，盡管它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意義也不大。本世
紀的曆史表明，不論是單方面的保證還是雙方面的互不使用武力的條約，到頭來真能起到
防止戰爭之效的，似乎並不太多。
毫無疑問，廣大大陸人民對台灣並沒有什麽敵意。他們一般不會贊成發動一場對台灣
的戰爭。不錯，在今天的中國人那裏，民族主義和大一統觀念仍然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
但我們必須看到其中的狂熱成分已大爲減少。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越
大，政府發動不受歡迎的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小。防止海峽兩岸再動刀兵的最大保證是兩岸
人民彼此加深了解以及在各自的社會中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利。另外，我們不妨順便指出，
共産黨關于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公開聲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爲其[逼和]策略的一
個有機部分而提出來的。因此，不可不鄭重看待，但也不必過分認真。
六
關于[一國兩制]。
乍一看去，一國兩制的方案很是公平合理、現實可行。它承認「差別]，既主張保存
「兩制]，同時又共爲「一國],這就把目前海峽兩邊都承認有「兩制]的現實和堅持「一
個中國]的立場，這兩點全都包括進去了。按照這種構想，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
社會主義。大不吃小、小也不吃大，你不幹涉我、我也不幹涉你；取長補短，長期共存。
共産黨一再表示，雙方都不要把自己奉行的主義強加給對方，不要把別人「統一]到自己
的制度下來。
按照中國共産黨對「一國兩制]的解釋,統一後,台灣的一切其實都維持不變,唯一
變化的只是國旗、國號和政府級別（由原來的中央政府變爲地方政府）。顯然，這僅有的
變化對廣大的台灣人民是沒有多大關系的，恐怕只有執政的國民黨才會對此過分計較（有
趣的是，台灣方面確實也有人表示，對一國兩制方案最感不滿的一點便是台灣當局將會「被
貶爲地方政府] 。但是，統一帶來的好處都是明顯的，統一有助于使包括台灣人民在內
的中國人在國際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有助于促進台灣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助于加深兩
岸人民的親情關系，有助于台灣各界精英在更廣闊的天地裏施展抱負。如此等等。（有人
否認統一會給台灣人民帶來任何好處，這種說法未免過分武斷）。
不錯，「一國兩制]看來的確很好。但是我們要對它提出如下批評。
首先，「一國兩制]缺乏可靠性。無可否認，現在其共産黨的信譽是很低的。這不僅
由于它有著大量的食言紀錄，而且更在于它至今爲止仍是一個無限權力，因而也就是一個
任意的權力、反複無常的權力。
許多中國人在政治問題上最常犯的一個錯誤也許就是，他們過分看重統治者的誠意，
因此他們最容易被那些故作姿態性的言行所迷惑。我多次強調，對權力懷有戒心是在政治
上成熟的基本標志。比如說「反右]運動，當毛澤東號召大家給共産黨提意見並信誓旦旦
地許諾言者無罪時，人們首先應該考慮的倒並不是去猜測毛澤東本人究竟是否真誠，而是
要考慮「假定]他是不真誠的，我們是不是有辦法、有力量予以抵擋。基于同理，現在我
們要考慮的，不是去爭論共産黨關于「一國兩制]的許諾是否出于誠意，而是要考慮，萬
一某天共産黨變了主意，我們有什麽辦法去對付。我們當然希望共産黨說話算話，但是，
我們在考慮自己的對策時，必須要假定統治者說話不算話。民主、法治的整套構想，就是
建立在對統治者不輕信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
有人提出用制定法律的方法來確保「一國兩制]內容的落實，這是無濟于事的。法律
只有在實行法治的地方才有效力，在實行人治的地方就沒有效力。這應是一個常識。而沒
有分權與制衡，就不可能有法治，這也是明明白白的。從四九年至今，大陸上光是憲法就
換了好幾部。在那裏，立法、執法、司法都集于一身，集中在不超過十人的一個小圈子之
手。不要說別的，連一點輿論的監督都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希望用立法的形式有所作
爲，顯然意義不大。
還有的說法就更有趣了,前面提到的李家泉在自己的文章中擡出了十三大提出的「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宣稱這個理論是「實行一國兩制最大的與最可靠的保障]。我們
都知道，三十多年來，中共的「基本理論]已經換了五、六次（譬如，新民主主義論、社
會主義過渡時期論、三面紅旗論、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論、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論, 抓綱治國論、初級階段論，等等）。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不過是現在這一屆
中共黨中央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度公開亮出的旗號，它對于任何人，首先是對中央自己毫
無約束力。把這個理論當作「一國兩制]的最大保證，實在是很不嚴肅的一種態度。
共産黨領導人多次重申，一國兩制政策，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如前所說，這種
許諾缺乏可靠性。此其一。第二，共産黨領導人根本沒有權利宣布它單方面制定的什麽政
策「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因爲那顯然是對廣大人民的權利、對我們下一代、下幾
代子孫的權利的非法剝奪。凡是關系到全國人民的事，必須由全國人民來決定，而不能只
憑少數幾個人來決定，子孫後代的事，必須由于孫後代來決定，而不能由前輩包辦代替。
共産黨領導人搞專制搞慣了，當他們拍著胸脯說「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時，他們壓
根沒有想到他們原本是沒有資格、沒有權利爲五十年、一百年以後的事情打包票的，因爲
那時的一切屬于那時的人民。前輩人能爲後代人所作的，不過是爲他們留下一個更能讓他
們自由選擇、自由發展–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可能改變前人的章法–的社會環境。他們
可以而且應該對後人進行忠告，但無權搞包辦代替。我們並不想誇大「代溝]的現象，不
過我們總得承認，現代社會是一個多變的社會，動不動宣稱「五十年不變]甚至「一百年
不變]，抛開其有無誠意這一點不談，那也是對自己力量無限誇大的一種幻想和專制性格
的一種不經意的流露。
也許，共産黨領導人會說，因爲一國兩制是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
所以我們有把握「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不錯，曆史上確實有些深得人心的東西得
以長存不變。例如美國憲法。但是，它們並不是由上代人單方面宣布不變，而是經由每一
代人的重新肯定方得以延續下去的（美國憲法的明智之處恰恰在于它承認每一代人民均有
修正的權利）。所以，共産黨人若真心相信他們的一國兩制對全中國人民都是福音，那麽，
唯一有效的使他人信服的辦法，就是，讓每一代中國人，經過民主程序，自己來決定這個
問題。因此，千言萬語，歸到一點，那還是，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這才是解決好兩岸關
系問題的唯一正道。
七
一國兩制的缺點，不僅在于它的無保障（見上節）,而且也在于它自身的不對等。你
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看來是對等的，實際上卻是不對等的。必須看到，
包括中國（大陸）、蘇聯等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最基本特征並不是它的那套經濟活動
方式，而是它的政治結構，是它的集權制度，也就是共産黨的絕對權力。共産黨說大陸搞
社會主義，但在大陸分明也可以搞些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大陸還歡迎地地道道的外國的或
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來大陸立家落戶。由此可見，這裏所說的「大陸搞社會主義]並
不是說大陸搞社會主義經濟，而是說大陸要堅持它的那套「社會主義]政治。
不久前，台灣方面有人提出建議，國民黨應向大陸謀發展，具體的辦法是在北京、上
海、南京、廣州等地成立辦事處，發展組織，推動黨務。對于這個建議，共産黨方面可能
會作出什麽答複呢?共産黨可能會說：「很好，讓我們互相在對方設立辦事處。不過，按
照一國兩制，我們彼此應該互不幹涉。這就是說，你們不許可在我們這裏從事任何有背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的活動，同樣地，我們也不會在你們那裏從事違背你們法律的
活動。]
這樣的答複意味著什麽呢?衆所周知，依據台灣現今的法律，人們可以辦不同政見的
刊物、可以組織反對黨。因此，共産黨的駐台北辦事處有著相當多的機會從事批判和反對
台灣政治的活動。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一切人都必須服從共産黨的領導、「和
黨中央保持一致]。因此，國民黨的駐北京辦事處將沒有任何機會從事批判大陸政治的活
動。這樣的辦事處，其功用不會比外國使領館的功用更多。
一國兩制的絕妙之處就在于此，所謂「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實
際上是你搞你的民主，我搞我的專制。你那裏搞民主，這意味著我可以在你那裏反對你；
我這裏搞專制，這意味著，你不能在我這裏反對我。
香港便是一個實例。以報刊雜志而言，共産黨的報刊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香港，而香
港的報刊卻不能自由自在地進入大陸；共産黨可以或直接或間接地在香港從事各種政治活
動，只要不違反香港的自由的法律；但香港人在大陸卻必須忍受北京當局規定的一切束縛，
和其它大陸人一樣。結論很清楚，一國兩制並不對等，因爲自由和專制並不對等。
八
「一國兩制]方案的缺點有如上述。但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台灣方面「確實尚未找
到一個對付一國兩制的可行方案]。
當然，台灣及海外一些不滿于一國兩制的人也提出過不少替代方案，如「一國良制]、
「兩制一國]、「兩國兩制]、「一國兩治]、「一國兩席]等等。不過這些替代方案都
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一國兩制]方案之所以受到人們較多的注意，實在不是由于它比其它方案更正確，
而是因爲：
1、它是共産黨最高領導直接提出的，因此它能調動全部宣傳工具爲之宣傳，能始
終保持同一個聲音，從而迫使輿論爲之注目。
2、它具有一種對等的、公正的外貌，再加上它背後有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就使許多
人們認爲它是必須認真加以考慮的，同時也是值得認真加以考慮的。
3、它注意到針對台灣目前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注意到針對台灣上下的某些心理負
擔，換言之，它注意到使自己和台灣的內在壓力相結合，因此加重了自己的份量。
4、共産黨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與之配合的行動（從修複蔣氏故居到鼓勵直接通商），
造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攻勢。
反觀台灣方面，則有如下缺點：
1、台灣當局提出的[三不]，是純粹防禦性的、消極的方針，既缺乏進取性，自然
不會引起人們積極討論。
2、共産黨方面提出一國兩制，容易給人們造成「在大實力下提小要求]的印象，而
國民黨方面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則容易給人造成「在小實力下提大要求]的印象，這
就使不少人因懷疑其現實可行性而不予重視。
3、有些方案雖然要求不高，但畢竟過分依賴于共産黨方面的善意，因此它們只能贏
得一些人的贊同而不能被衆人認真看待。換句話，這些方案並沒有注意和大陸內部的壓力
相結合，所以顯得軟弱無力。
4、在其它方面，台灣當局也傾向于消極防禦而極少采取主動態度，因此它不能造成
一種廣泛的聲勢。
九
我們主張統一。我們認爲，統一必須基于民主、基于法治。
有人之所以對一國兩制感興趣，無非是因爲他們以爲一國兩制能兼收並容，但正如我
們在前面指出的那樣，一國兩制並不具有包容精神，事實上，共産黨到目前爲止連中國民
聯這樣和平理性的政治組織都毫不寬容，足見其所言爲虛。只有明確地提出民主和法治，
我們才有希望建立起真正的民族和解和國家統一。
有人之所以贊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因爲他們認爲三民主義就包含了民主主義
的思想，因此三民主義不同于四項堅持而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可是問題在于，三民主義者
們應當看到現今大陸上絕大部份人並不熟悉和並不信仰三民主義這一事實，更應該懂得廣
大人民（尤其是大陸人民）對各種主義均持存疑心理，不肯輕言信仰，十分重視自己的選
擇權利這一普遍心態，因此當今首要之務並不是急匆匆地把自己以爲不錯的信仰加給別人，
而是努力建成一個人民能夠在其中自由比較,自由選擇的政治架構,也就是說實現民主和法治。
我們高興地看到，很多人、很多黨派、很多組織都贊成民主統一中國。目前真正反對
這一主張的，說來很遺憾，不是別人，主要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
今年第三期(爭鳴)雜志發表了一篇李玉先生的文章(和平民主統一中國)。這篇文
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引用四十多年前毛澤東關于統一中國的意見來批判當今中共領導人
的錯誤主張，頗有意思。當年毛澤東力倡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要求廢除一黨專政，確保公
民各項自由，建立起自由選舉的聯合各黨派的中央政府，實現軍隊國家化等等。可惜的是，
毛澤東這些正確的意見（不要因人廢言），毛澤東自己並不實行，今天這些繼續堅持「毛
澤東思想]的中共領導人們也不實行。非但不實行，他們還一定會把這些意見扣上「自由
化]的帽子。正是共産黨領導者的這種錯誤立場，使得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大業困難重重。
十
兩岸統一，不是一個朝夕可就之事。這是一個主要由共産黨方面造成的不愉快的事實。
在通往統一之路上，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一、間接談判；二、直接談判；三、統
一。顯而易見，目前仍處于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兩岸當局，或國共兩執政黨，乃至于
兩邊的政治力量，除開台灣雷渝齊與新華社的一次接觸外，都尚未進行正式的接觸輿磋商。
但是它們紛紛發表聲明、發表文章，表示對統一的意見，表示對談判的意見，且彼此間有
問有答。這雖然還不算談判，但無疑是在談「談判]，或曰討論談判的先決條件。雙方走
到這一步來，離統一目標固然還遠，但畢竟較之以前的軍事交鋒和毫無動靜是一個進步。
現在的問題是，共産黨急著談判，國民黨拒絕談判；對于談判，共産黨沒提什麽先決
條件，國民黨則提出了一系列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如此嚴厲，以至于會被認爲是變
相拒談。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台灣島內許多人，對國民黨當局的這種態度不滿。如
今，台灣各界對當局的壓力都不小，昔日的全面抵禦政策（如三不通）事實上已有較大的
突破，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國民黨當局自己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只是仍嫌不足和不
夠主動。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立足于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對于這些問題展開認真細致的
研討，那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首先我們要指出,國共兩黨對和談的態度冷熱不一,固有其各自的原因。一方大，一
方小，小的怕被大的吃掉，這自然是一個因素。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對待和平談判的
問題上，共産黨本來就擁有比國民黨更多的回旋余地。衆所周知，和平談判的目的是化敵
爲友。因此，單單是走到和談桌前這一舉動本身，即已表明你懷有和對方消除敵意的願望。
共産黨既是主動倡議與國民黨和談，那便意味著它已有意解除對國民黨的敵對關系。可是
我們要知道，共産黨在大陸搞了幾十年政治運動即政治迫害，從本質上講都是共産黨對國
民黨政治壓制的繼續（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就說過，文革的鬥爭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
一旦承認國民黨不再是敵人，那便意味著在中國（大陸）將沒有任何政治性的敵人存在。
國民黨是最大的「反革命組織]，一旦國民黨不再是「反革命組織]了，全中國就很難再
有誰能按上[反革命組織]這個罪名了。
話是這麽說，道理是這麽推，但共産黨辦事，實在是靈活得令人歎爲觀止。就在共産
黨領導人對國民黨稱兄道弟之際，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中國民聯是「反動組織]的判決。
當《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出黨中央的指示，[昔日對中國人民犯有罪惡之國民黨人員]不
究既往（也不要求他們一定要聲明悔過），歡迎來大陸；但與此同時，中國駐紐約領館警
告我，如不退出中國民聯，將禁止回國。直到現在，共産黨在下面攻擊中國民聯時，仍強
調其「國民黨背景]。這不是明顯的雙重標准嗎?
由于共産黨在其治下對人民實行了無微不至的全面控制，因此它可以說一套，做一套，
今天一是非，明天一是非地隨心所欲地變化而不致招來明顯的內部壓力。對比之下，國民
黨顯然無此靈活性。因此它不大敢輕易走到談判桌前。
不少人提出，建議國共雙方停止敵對宣傳，降低敵意。這個提議自然很好。不過需要
強調的是，我們要求于雙方的，不是權宜性的改變宣傳口徑，而是要真正地改變態度：不
是出于[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計謀，而是出于對不同政見政派的人格尊重。我們當然
希望國民黨方面能夠改變對共産黨的敵對態度，這是我們發自內心的願望。不過，在共産
黨一方面連中國民聯尚不肯容忍之前，我們並不急于對國民黨單方面提出過高的要求。
應該承認，要求國民黨像共産黨那樣不講任何條件地走到和談桌前，恐怕是不妥當的。
依我們之見，眼下台灣方面可做之事還不是談判，而是談「談判]，亦即在提出談判條件
上下功夫。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需要向世人講清楚何以還不能直接和談的原因。
下面，我們來討論一下談判的先決條件問題。
十一
談「談判]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是一種向對方施加壓力、施加影響的有效手段。台灣
方面如果不在間接談判上作努力，那不僅會失去對大陸影響的機會，而且會招致越來越多
的來自島內的和海外的壓力，勢必使自己陷于益發被動的境地。
間接談判不同于直接談判，討論統一的條件不同于討論談判的條件。比如說，關于大
陸一定要真正實現完全的民主法治、自由經濟，這應是統一的條件，不能作爲談判的條件。
關于談判的條件，不宜太高，否則總是進入不了直接談判的門，那會削弱向對方施加
壓力的份量；也不宜太低，否則會自亂陣腳。既然共産黨在和談上曆來容易占便宜，所以
必須設法克服這一點。
如前所述，共産黨之所以在和談上容易占便宜，是因爲它在其治下能一手遮天，它能
免除任何來自內部的壓力。因此，間接談判的目的就在于對這一局面來一個貌不驚人的，
但具有釜底抽薪意義的扭轉。
我在前面曾經指出，當一方要使自己提出的要求對另外一方産生壓力，它必須能夠找
到對方統治的弱點，必須能夠和對方社會內部的壓力相結合，必須能夠以其公正對等的姿
態贏得盡可能廣泛的各派人士的支持，並且能夠采取其它一系列活動予以配合。
台灣方面可以公開向中共當局提出嚴肅的要求，要求中共當局立即實行言論自由、出
版自由和新聞自由。根據在于唯有在不同政派不同政見的人們的基本自由權利得到真正保
障的情況下，民族的和解、國家的統一才不是一場騙局。
提出上述要求的好處在于：
1、它對准了大陸專制統治目前的最大弱點。今日的極權統治早已不能控制住人們的
批判意識，它只是靠壓制這些思想的自由表達而強撐度日。
2、近些年來，大陸人民，尤其是知識界和年輕人，對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的要求十
分強烈，他們不僅有著堅定的自覺意識，而且還不害怕公開提出自己的這一要求。這後一
點很重要。在政治中，只有公開顯現的力量才是算數的力量。台灣方面如能提出同樣的要
求，那就會和大陸社會內部的壓力迅速結合，互相呼應，彼此加強。假如台灣方面提出的
要求超出大陸人民能夠正大光明地子以肯定的程度，則會失去大半力量。這一點至關重要。
3、這一要求，由于它對各種派別傾向的人都一視同仁地予以尊重，故能博得極其廣
泛的認同和響應。例如說，海外的各家左派報刊也都是贊同這些要求的，它們也必然會對
台灣提出的這一要求持積極態度。畢竟，台灣自己在這方面的進步是舉世公認的。那更會
增加這一要求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另外，提出這一要求，也表明台灣方面不是局限于一黨
一派的私利，而是從整個民族的利益出發的。
畢竟，解決統一問題的關鍵是促進大陸自由化民主化，而促成大陸自由化民主化的主
要力量只能是大陸人民自己，但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大陸之外的力量卻能夠在其中起到相當
特殊的作用。台灣不可能代替大陸人民自己爭自由爭民主，但它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在釋
放大陸內部的自由化力量的過程中給予一個有力的推動。
也許有人會懷疑，僅僅提出言論出版等自由作爲談判的先決條件，是不是太低了些。
我們要說的是，對付一只大氣球，你其實只消鑽一個針眼。不要忘記，一九六八年布拉格
之春是在什麽情況下招致蘇聯坦克的入侵的，那就是當杜布切克政府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
打算實施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時候。當然，要實行統一，僅僅是這些自由還不夠，但作
爲走到和談桌前的先決條件，它們絕不太少。有了它們，你就可以和對方好好談了。當共
産黨在自己地盤上有了一支越來越強大的監督制約力量時，它還有什麽可怕的呢?
問題就在這裏。我們應當看到，當一個專制政體向它的對手發出和談的邀請時，那首
先是表明了它的弱而不是表明了它的強。另外，專制政體之所以容易在談判中占便宜，無
非是在它內部沒有對之批評監督的力量。所以，采取主動的而非被動的措施，不失時機地
（這一點很重要）、積極地從外部施加影響去推動內部的自由化民主化，無疑就是一種最
佳的選擇。
不妨設想一下，假若台灣方面正式提出這樣的要求，會出現什麽樣的局面呢?
它將構成對中共領導的一項極爲嚴肅的挑戰。如果中共領導采取完全回避的態度,拒
下作出任何答複，依舊自說自話，重複「一國兩制]的老話，或者說幹脆明白否定這一嚴
正要求，再彈什麽「社會主義言論自由]和「資本主義言論自由]一類陳詞濫調，那必然
會使自己陷于非常被動的地位。
與此同時，大陸人民一定會對台灣的這一要求産生熱烈的回響，因爲這正是他們多年
來一直公開提出的基本主張。再加上海外華人及台灣島內各派力量的一致贊同，這就造成
了一股內外呼應、廣泛聯合之勢。它必將對促進大陸自由化民主化沖出「瓶頸]造成極大
的效果(一旦沖出「瓶頸]，大陸的自由化民主化就將一瀉千裏，勢不可遏)。
如果中共領導在這種形勢面前，能夠不是爲時太晚地接納這些要求，那就意味著大陸
的自由化民主化將進入更爲波瀾壯闊的發展階段，同時也意味著兩岸民主統一跨越了最艱
難的障礙。這既是大陸人民多年鬥爭的結果，是中共當局明智抉擇的結果，同時也是海外
人民和台灣人民支持幫助的結果，也是台灣當局積極推動的結果。它將對未來中國統一的
格式的形成及各種政治力量的前景産生深刻的影響。
十二
上面所說，是第一階段即間接談判階段中可做之事。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宜匆匆進入
直接談判。因此，對于台灣方面來說，提出這樣的要求，應是一種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極富進取性的措施。下面的問題是，在間接談判階段，還有哪些事好做?
共産黨方面提出了[三通][四流]。台灣方面先是拒絕，爾後漸有開放，尤其是這
大半年來，民間的流通已有可觀的進展。對于這方面的問題，似乎也有研討的必要。
早在四十年前，英國作家阿瑟.柯斯特勒就告誡西方，在和蘇聯打交道時，一定要強
調思想和信息（各種書報、廣播、影視）的自由交流。他強調這個要求一定要不厭其煩地
提出來，在聯合國上提、在安理會上提、在每一次高峰會議上提，它應當作爲東西方任何
談判的先決條件。
四十年過去了。在此期間，東西方之間舉行了無數次會議，簽訂了一系列協議，但是
被柯斯特勒所再三強調的關于思想和信息自由交流的要求，卻始終未能實現。並不是西方
人都不重視這個要求。事實上，這個要求多次被人們鄭重其事地提出。只是，面臨著對方
毫無妥協余地的強硬立場，他們不得不一再地予以放棄。到了後來，許多西方人已經把提
出這一要求視爲例行公事的虛晃一槍，並不當回事了。
這是共産黨人在談判上取勝的又一實例。和共産黨人在談判桌上驚人的靈活性相輔相
成的是，共産黨人在談判桌上也具有一種驚人的頑固性。凡是他認爲對自己絕對權力有損
害的，他一概加以拒絕。這當然也是因爲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擺脫內部壓力。很多要求，對
國家、對人民都大有好處，只是對他們一小批人的無限權威沒好處，他們就不顧一切地堅
決拒絕。日復一日，人們在他們的這種頑固性面前沮喪屈服了，他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我們同意，在兩岸尚未和談、尚未統一之前，有一些事情可以先[通]起來。我們也認
爲在這些[通]裏面，最重要的是思想信息的通。台灣可以公開流通大陸的書籍，大陸可
以公開流通台灣的書籍。這一點現在似乎很有進展，我們甚至看到，兩岸打算合作編書。
這些當然都很好。但可惜的是，迄今爲止已經著手的「思想信息交流]都局限于非政治性
的方面。因此基本上不具有像柯斯特勒等人所期望的那種意義。
現在，海內外都有一種普遍的意見，認爲「流]和「通]宜先從非政治性的方面入手。
台灣的一些執政者，從執政者的眼前角度出發，以爲讓對方的政治性的東西進入島內，可
能會給自己添麻煩，因此也傾向于接受非政治性流通的概念。但實際上，這無疑是一種非
常短淺的見解，它必然會招致嚴重的後患。
道理很簡單。因爲非政治性的流通對于每一方面而言都可能是有利有弊。既然專制的
一方具有更強的對內部異己因素的壓制能力，它就能更有效地把那些交流帶來的負作用予
以有效的抑制；而不專制的一方就不大容易這麽做。其結果自然便是前者常常在流通中得
到了更大的好處。我們在上幾節反複強調，民主的社會在和專制的社會打交道時，除非它
能致力于促進對方的自由化民主化，否則總是得不償失；而促進對方自由化民主化當然是
政治層面的事情。因而，放棄了政治層面上的交流無異于放棄了自己成功的唯一可能性。
更何況，一個專制的社會乃是一個政權力量可以支配一切的社會，因此它不難給任何活動
都賦予政治的使命，或者是從政權利益的角度加以調控。這樣一來，所謂政治與非政治的
區別就只有單方面的意義了。與此類似，最近台灣不少人提議在兩岸交流中，區分官方和
民間，官方繼續[三不]，民間不妨「兩不] ( 不回避、不退讓 )。這樣導致的後果便
是，一方可以假手非政治性交往、假手民間交往向對方施加政治影響和政治壓力，另一方
卻無此便利。這種不對等的交往會造成什麽樣的後果，實在是值得深思的。
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來，台灣方面的這些想法，其基本點首先是立于自身安全，其次則
是迫于壓力、迫于島內的壓力。整個對策明顯地缺乏進取精神。所謂「坐以待變]，當然
有它的道理，因爲大陸自己確實在變。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大陸內部有變的趨勢和力
量，從外邊去促一促豈不更好?今天的台灣，固然是非守成不能進取；但另一方面卻又是，
非進取不能守成。
十三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中國在變。海峽兩邊都在變。有些哲學（包括馬克思
主義哲學）喜歡談什麽[變化的客觀規律]。按照這種理論，變是變，但變的方向和結果
卻是早就確定了的。其實，真正的變就是意味著不確定。未來會是什麽樣子，部分地取決
于我們現在的抉擇，而抉擇的困難以及它的引人入勝之處在于我們總是有著不止一個的選
擇方案。
在這樣一個富于挑戰意味的時刻，我們提出我們的分析和意見，希望能對局勢的發展
有所陴益。
出 處 : 《北京之春》
日 期 : 2003年9月20日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