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 2023年6月1日 雙周發行
主編：王丹
經理：金岩
責任編輯：歐陽若宇
中國憲政通訊
永不忘記 永不放棄
六四三十四周年紀念
本期內容
六四之子的悲與呼|言民
對六四事件的回顧與反思|燕杉
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上）|莫之許
現代人的巫術思維|梅華龍
六四之子的悲與呼
言民
1989年，對于每一個參與六四“民主運動”以及見證“蘇東解體”的國人來說，心裏既有呼的喜悅，更有“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34年悲慟。每一年的這個夜晚，香港維園的燭光在悲鳴中反復搖曳；异國他鄉的六四之子心香一瓣祭奠同學；每一年的這個夜晚，那悲傷之泪柒白了父親的華髮，悲鳴中的母親爲兒女昭雪而哭泣。
從本質上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廣場上砸毀槍支幷說出“我沒有敵人”的心願，而和平游行示威的學子更溫和地表達了天賦而來的自由與人權。可以說，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爲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這場流血幷付出生命代價的行動，促使了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與解體。
察今觀勢：恐怖分子不斷恐襲文明社會；金三胖導彈不斷發射幷核吪詐各國；生化病毒肆虐全球三年幷奪走了2000萬人的生命，而僵尸再起的慈禧頑固派勢力與北極熊喑通款曲；大俄羅斯主義獨裁者普京更是公然侵略烏克蘭，人們惶恐不安中感受到第三次世界（核）大戰有被觸爆的可能？！
是的，俄烏戰爭的烽火燒毀了自雅爾塔協議以來的一紙假和平，讓冷戰變爲熱戰，也揭開了北極熊擴張土的霸道。驚奇的是，我們看到烏克蘭人誓死不屈幷捍衛廣闊的沃野，更看到英美爲首的北約各國幷沒有被嚇倒，反而以决絕之意志放弃過往的綏靖、勾兌主義政策。正如美國衆議院凱文·麥卡錫在以色列說：“烏克蘭只能在這場戰爭中取得勝利，如果烏克蘭失敗了，那就是國際法和國際規則的失敗，也是美國的失敗”。歐盟主席馮德萊恩指出：“一個邪惡政權的長期存在是文明世界的耻辱！俄羅斯必須戰敗，而且還不够！普京必須被送上海牙法庭”。
六四之子明白這是自由文明社會與專制獨裁國家的最後之戰。是的，中國前有朱成虎等好戰分子捨弃“西安以東”與西方人打核大戰的狂妄；有磚家叫獸趙盛燁：“我們可以在四川盆地鑽洞引爆核彈，采取自殺式核爆毀滅地球”的瘋狂言論；更有煽動當代義和團、紅衛兵們燒商店、砸超市、毀轎車…的戰狼外交。
先知楊曉凱曾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追問。作爲六四之子，我們無怨無悔34年來爲這個國家所背負的苦難，更履行兒女對祖國的忠誠。今天，我們如杜鵑啼血般發出呼喊：“是選擇親近英、美、歐自由的國度，還是遠離敵視基督文化、價值觀的邪惡專制主義獨裁國家？是選擇繼續開放國門接受先進科技，還是擁抱克格勃遺孽普特勒呢”？是的，中華民族已在歷史上錯失融入文明社會的多次機會，又來到了事關“國運”前途的十字路口。
那普特勒有抱著“煤氣罐”孤注一擲的核狂賭，台海兩岸兄弟之間也大有擦槍走火的風險？！歷史的殷鑒告訴我們，勇士黃文雄的槍聲驚醒了蔣經國！他也從南越覆亡，韓國獨裁者橫死的下場中，看到自由憲政是不可阻擋的浪潮。蔣說：“我知道我是獨裁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我要以專制的手段來結束專制的制度”。是的，經國先生放弃了長期“戒嚴令”，幷爲解除“報禁、黨禁”作了先期的鋪墊，隨後，“二二八”大屠殺事件也得到了平反昭雪。這認罪懺悔的國民黨丟掉沉重歷史包袱換然一新，政黨競選與輪換中把臺灣帶入了自由憲政。這一政治善舉的操作，挽救了國民黨也爲蔣氏及兒孫作了平安的挽回祭。
我們知道《聖經》中“索多瑪、蛾摩拉”之城被上帝憤怒之火所毀滅的慘像，更指出發動“核大戰”的後果只能是獨裁專制政權的滅亡。
亞伯拉罕對話上帝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這一次，假若在那裏見有十個呢？”上帝說：“爲這十個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創 18:32 )。是呀，中國遠不止十人、百人的牢獄之士與流亡之子不斷呼喊和祈禱。
我們“得稱爲義”地向上帝祈禱：願國人懺悔自庚子事件以來的排外之罪，承認“人非聖賢而是罪人”幷從靈魂上與神合好，與西方文明社會和好；我們祈禱，願中國“千年刑期”義人的悲慟能感動上帝，願流亡之子的一次次呼喊能換回人類“千憘年”和平；這地滿了流人血的罪，滿城遍布了形形色色的冤屈，爲此，我們而祈禱，願義人、良心人士不再被投人大牢，願他（她）們不再被“維穩”和“被旅游”且有生存的養老金；我們祈禱，願上帝賜福華夏大地，掌權者真誠地履行“世貿條款”幷切實尊重所簽定的《人權公約》，尊重《憲法》中的信仰自由，不在驅趕西方文化交流使者、宣教士，不在迫害基督信徒，把關押牢獄中的先知、良心、維權、政治异見人士釋放幷讓飄泊异國他鄉的六四之子歸國。
對六四事件的回顧與反思
燕杉
歲月就像河流，將一切都帶走。昨日奔流而下漸漸消失在視野中，大多數人緊張于現實的衝突，焦慮于未來的不可知。這就是個人和歷史的處境。但是也有一些特別的時間和特別的事件人們不會忘記，哪怕有人希望你忘記，强迫你忘記，也難以做到。那些似乎被塵封被埋葬的東西，猶如種子，或者璞玉，不會腐爛，它們只是等待一個歸來的時刻。這就是歷史中的長期法則，事實不會一直被歪曲或者掩埋，它們的本來面目在經過一個相對的長期後會來一個翻盤，由此人們將會獲得一些啓發或者感悟。
六四事件發生馬上就有三十四年了，這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這期間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些是政治的，一些是科技和經濟的。但是六四事件依然被當局埋藏在雪堆中，讓人民遺忘它，就像從來沒有大規模的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就像中國民衆從來沒有在軍車面前要求自由，就像數以千計的學生市民從來就沒有死在用于抵抗外敵的軍人的坦克和衝鋒槍下。由此就發生了一個非常詭异的現象，一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同時也是最悲壯的民主運動在自由世界裏不斷被紀念，但在國內却銷聲匿迹了，不但被視作罪行銷聲匿迹，就是當做豐功偉績也不拿出來炫耀。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六四事件絕非那麽簡單。
歷史從來不會將它的道路那麽清晰的展示給世人，那些輕易的說找到人間道路的人要麽是瘋子，要麽是騙子。也許人類不得不在黑暗或者說朦朧中永遠摸索，這就是人類的宿命。這既給了人類永遠的動力，也賦予人類歷史無限深遠的意義。但是那些“聖徒們”却將人間苦難視爲可以輕易去除的瘤子，用切手接脚的方式去治療人間苦難，却不知這種思維就是造成苦難的根源，或者說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這種治療只是前面趕走虎後面迎來狼。這既沒有治好任何病，反而加深了病情。
六四大屠殺是八九民運的結果，但幷不是八九民運的結束。六四事件的反思永遠是中國寶貴的思想財富。如何看待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這麽多年許多人都有闡發，不過作爲一個對中國民主化和憲政研究長期關注和努力的人來說，在這個時候也有必要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八九民運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愛國運動，這一點是必須要認識到的。一些研究者說，在運動中學生們喊得最多的幷不是要自由，而是反貪污反腐敗，由此認定這是一場由情緒引發的社會抗議，這就大大降低了八九民運的精神價值。實際上隨著文革結束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知識分子和民衆都在反思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在中共高層也有同樣的憂慮，由此出現了八十年代短暫的自由風氣。胡耀邦、趙紫陽等推行自我控制也使得民間思想自由得到發展。文學中也出現了跟高大全唱贊歌不一樣的新風，社會問題也在一些中心地區發達城市得到討論。可以說八十年代中後期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思想最自由的黃金時期，雖然這個時期稍微短了一點。傷痕文學撕開了偉大的傷口，朦朧詩唱出了孤獨不屈的心聲，劉曉波一匹黑馬對文學現狀無情的炮轟，而《河殤》對文明和歷史的反思令人深省萬人空巷。《走向未來》、《二十一世紀文庫》、《五角叢書》等介紹國外理論的書籍在書攤隨處可見。出于對法律和正義的追求，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人士組織了各種憲法研究會，首鋼、四通公司社科院等不斷以各種名義邀請知識界、文化界、企業界人士對社會和憲法問題發表看法。而大學生則不再是雷鋒的模仿者，民衆也不完全是被澆灌的枝丫。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八九民運。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到，八九民運的契機是胡耀邦去世，而胡耀邦被認爲是開明的代表，紀念胡耀邦實際就是表達對專制的不滿，因爲胡是因爲八七年學潮從總書記職位上被拉下來的。
極權國家是不允許任何的懷疑和反對的，而八九民運首先就以紀念胡耀邦這個他們已經拋弃的黨首，這無疑是打臉。在極權國家，人們處處被控制，稍有出格就成爲出頭鳥。而且用什麽樣的的方式以什麽理由來表達也是一個沒有事先就知道答案的習題。這非常好理解，因爲如果你一些小民都覺得這是一個機會，那麽史塔西早就知道了，他們運用國家的力量撲滅這些火苗真是易如反掌。
所以極權國家的反抗最先一定是以大衆的情緒，以某種人性關懷出現的。比如最近的白紙運動就是以紀念疫情下烏魯木齊大火燒死市民爲契機的。民主運動不會單單提出要自由這樣空洞的口號，而是他們是否是在反抗一種對特定和不特定人民的壓制，這是研究極權國家民主運動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白紙運動，你不能因爲他們手中的白紙上什麽也沒有寫，因此就得出他們沒有訴求，他們只是在做無聊的游戲這個結論。
六四事件也展示了共産極權的品性。亞裏斯多德認爲每種政體都有它的品性，這些政體大致有君主制、貴族制以及民主制，他們也可能滑向惡劣的對面。關于這個在此就不一一論述了。對于中共的品性，由于長期處于高壓的環境，民衆不能表示懷疑，大家不能深刻認識。即使是文革這樣堪稱歷史上難與匹敵的有組織浩劫，也被鄧小平嫁禍于人輕輕抹去，反右被稱擴大化，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則稱三年自然灾害和蘇聯的催債。實際這些都是中共的胡作非爲造成的。但是一個善于畫餅的政黨和一個不斷修改現實的宣傳機構是極權國家的本質。在意識形態、暴力威脅下，民衆很少得知真相，更不用說去思考這些真相背後的原因了。六四事件給我們展示了共産極權的品行，就是它必須將一切權力握在手中，爲此不惜動用任何手段。在形勢可控的情况下，它會顯示出溫情脉脉的樣子，猶如古代的青樓女子。但是你如果想要獨立和自由，那就露出猙獰的獠牙。所以共産極權的本質就是建立在自認爲真理在握，自封精英，以及死不認錯上的，是始于理想（理論），終于暴力的雅各賓主義，是與民主、自由、憲政不兼容的。
科學來自于懷疑，民主則來自于對自身權利的認識，自由來自于對專橫權力的限制。六四的槍聲驚醒了許多人，于是大家認識到改良主義的虛假，這就是所謂的與虎謀皮。當然，這也是社會變革思路的必經之路。正向肢體疾病一樣，不能動不動就截肢，你得先嘗盡一切代價更小的方式。而社會變革更是如此。但是如果你從理論和現實都知道就是一種獨斷主義，加上多年形成的利益集團帶來的巨大惰性，你就會對改良主義産生懷疑。實際這麽多年這個問題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至少比八十年代表現得更清楚，就是現在的中共已經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明確党管一切以及號稱要將紅色基因傳承下去。
帶著六四事件巨大的餘響，中國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反對派，它不是見不得光的密謀者，也不是議會中的競爭對象，而是企圖將中國帶入憲政國家的西西弗斯。中國以前的盜火者，要麽是散亂于角落，要麽就是僅憑勇氣的孤勇者。而六四事件後大家的視野發生了變化，不再是零星一擊，而是相互配合互相砥礪的合作，三十多年間，這個事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也誕生了許多英才人物。天安門母親不再打掉牙齒往肚裏吞，而是孜孜尋找被當局殺害的人，這讓企圖抹殺殺人真相的當局無顔以對。在中國政府簽署兩個人權國際公約之際，國內多個省公開成立中國民主黨，雖上百人系獄判刑千年但不絕如縷。在當局嚴密監視下《零八憲章》依然出爐，首批303人，不久就過萬，都實名簽署，要求取消一黨專制、軍隊國家化，實行分權制衡的政治體系，保障自由和財産等。這個文件系統而全面地提出了中國實行現代政治的各個方面。劉曉波因此入獄，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秦永敏、劉賢斌、陳西、陳衛、朱愚夫、郭飛雄、許志永、丁家喜等多次入獄却從不放弃，王怡牧師堅持宗教自由而慨然入獄，一大批人權律師秉承法律思想仗義執言，或者被掉照或者也被關進牢獄。
中國的民主化在第幾波，我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消除帝王天下以及其變種党國天下就沒有任何一波我們趕得上。民主幷不是一個玄的東西，而自由的本質就在我們身上。專制者不許任何人動他們的奶酪，但是我們相信所有的專制者不管多麽殘暴無耻，最後都將轟然倒下，爲什麽這麽說呢，遠看秦始皇近看蘇聯罷了。寫在六四事件34周年來臨之際。
莫之許：中國「革命」、「改良」爭未休（上）
莫之許
中國歷經多年經濟變革，使得不少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中産階級、市民社會、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轉型的因素成長的可能，進而希望在現有體制下，以一種非對抗、零碎、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轉型。大約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遂成爲當代中國民間對于轉型的主要寄托和想像。
曾金燕女士的《韓寒們和莫之許們的虛假希望》一文，重新點燃了大陸網絡花話語場的「口炮黨」與「改良公知」之間的爭論，也看作是事關未來轉型路徑的「革命」與「改良」之爭。如同大陸話語場的其他熱點一樣，這一爭論也如方生方死的漩渦，轉瞬即逝，于實際的進程未必有多少幫助。不過，反復出現的論爭劇幕，却可能反映了思潮版圖的消長，對應著社會結構的悄然變遷，倒是可以梳理一番。
在許多人看來，「革命」話語的抬頭，主要是最近幾年來高壓路綫的産物，但這幷不成立。確實，針對新公民運動、網絡言論、NGO組織、維權律師的迭次打壓，重創了一度昂揚的公民社會建設圖景，從南周事件到《炎黃春秋》的被强占，更消滅了溫和改良話語的既有空間，在一些人眼裏，漸進改良主義既然走到了盡頭，「革命」話語遂應運而生。
但是，衆所周知，口炮黨與改良公知的這一場爭論，發端于2010年溫家寶「七次政改講話」期間，于2011年打壓所謂「中國茉莉花」事件後走向激烈，幷于2013年4月底的「肉夾莫」事件中徹底攤開，顯然，雙方的爭議幷非最近幾年打壓的産物，相反，在現行高壓路綫自2013年中展開之後，所謂「口炮黨」與「改良公知」的爭論近乎偃旗息鼓，上述改良不通、革命抬頭的解釋，更像是改良公知一方從自身經驗總結、面壁虛構的産物。
由此上溯，「革命」與「改良」話語之爭，更是其來有自。伴隨著中國民間反對思潮的興起，即告出現。在西單民主墻期間、在1980年代的民運群體當中，一再爆發相似的爭論。面對一個全面壓制基本權利的專政極權政體，反對者欲舉而去之，幷根本變革制度，這樣的轉型想像，幷非難以理解。而自從魏京生先生提出」民主化作爲「第五個現代化」以來，當局對于這種「另起爐灶」的制度變革主張，也從來都是加以嚴厲的鎮壓。
天安門事件暴露體制的暴力本質
不過，類似的話語爭論走出民運或异議小圈子，爲更大群體認識所直面、所思考、所選擇，成爲一種持續的思潮，還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1989年天安門事件，暴露了體制的暴力本質，以及拒絕一切改變的用心。同時，殘酷的流血悲劇，又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衝擊，在當時，一個將中共比作劫機犯的比喻悄然流傳，不擊斃劫機犯，永遠都是人質，可如果擊斃了，又難免玉石俱焚，這樣矛盾的心理，體現在王力雄先生的名著《黃禍》之中，也促使大陸知識分子發出了所謂的天問，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晚年曾經不止一次問學者朱學勤：「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塗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後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籲，爭取漸進改革的餘地。」朱學勤回答：此爲「天問」。
天問終須人來答，分歧于焉展開。在一些人看來，六四鎮壓確鑿無疑地宣布了體制的剛性，同時也宣告了根本轉型、制度變革的正當性。從1992年胡石根先生等人秘密組織自由民主黨、劉文勝先生等人秘密組織社會民主黨、到1998年全國各地中國民主黨人的公開組黨、2006年高智晟律師等人推動的政治化維權、再到2008年劉曉波先生等人發起的《零八憲章》，都貫穿著政治反對、制度變革這一根本主題，作爲民運和异議的核心價值。
而在另一方面，六四鎮壓的悲劇結局所帶來的心理衝擊，也使得一些人做出了相反的反思，將悲劇解决歸咎于所謂激進的主張和對抗，從而走向了反思激進、告別革命。
告別革命
1995年，李澤厚、劉再複在《告別革命》的序言中說：「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和决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在書中，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幷宣布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別革命》一書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衆。
同時，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爲開端，經過1997年中共15大承認民營經濟、積極申請加入WTO，幷推動相關法制建設，大陸知識分子從中看到了中産階級、市民社會、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轉型的因素成長的可能，炮製出「法治先行論」、「公民社會發育論」、「黨內民主論」，「遞進民主論」，「中産階級壯大」等等轉型圖景，希望在現有體制下，以一種非對抗、零碎、漸進的方式，逐步實現轉型。「寧可千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在上述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約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成爲了當代中國民間對轉型的主要寄托和想像。
不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相去不久，中共也幷未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改良，針對民運群體、政治异議的打壓依舊一波接一波，在此情况下，幷非所有人都擁抱了漸進改良主義，在當時，反對「告別革命」的聲音一直不絕如縷，儘管限于當時的政治高壓，相比之下近乎微弱，如1999年，筆者曾發表「革命之不可輕言告別」一文，對「告別革命」的呼聲加以反駁：「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終揮之不去，根本在于絕對的權力的不良運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瀾。那麽，呼喊告別革命，就是一種過于簡單的要求。」
就這樣，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出發，不同的反思角度，以及對現實進程的不同認知，早就在大陸的思潮版圖中埋下了分歧和衝突的種子，事實上，自有網絡以來，幾乎每一個時政論壇上，都曾爆發過與口炮公知之爭類似的話語衝突，這表明，以异議反對爲同情的激進轉型話語，與主張改良和漸進、發育、互動路綫的泛自由派公知話語，早就存在長期直接的觀念分歧，幷非最近高壓路綫的産物。
漸進改良主義出現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口炮黨和改良公知，都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後裔，口炮党做爲民運和异議的同情者，從六四鎮壓出發，認清體制剛性、支持制度變革，對于漸進路綫，從價值上和可行性上都持懷疑態度。相反，改良公知受1989悲劇的刺激，走向了反思激進，告別革命，更以1992年之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爲基礎，認定體制仍有柔性，最終選擇了漸進改良主義。
雙方分歧一目了然，針鋒相對，且由來已久，只是在前社交媒體時代，親民運和异議的類口炮主張被嚴密屏蔽，雙方沒有直接衝突的平臺，也沒有可供類口炮主張要求的受衆。社交媒體時代，尤其是新浪微博的流量紅利期，既極大地放大了改良公知的話語影響力，口炮與改良雙方早已存在、且在新的現實進程下正在急劇擴大的分歧，也在這一平臺上不期而然地展開。
現代人的巫術思維
梅華龍
詹姆斯·喬治·弗雷澤的《金枝》一書，被稱爲人類學的百科全書。這本書研究的是交感巫術以及原始人的思維和信仰。
弗雷澤把交感巫術歸納爲兩個原則——“相似律”和“接觸律”。
“相似律”的例子包括，古人相信如果國王身體健康、生殖能力强，莊稼就會生長繁茂；反之，如果國王年老體衰，也會影響到莊稼的生長。所以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習俗：國王一旦出現年老體衰、生殖能力下降的迹象，就要被殺死。還有些地方規定，國王無論身體如何，任滿七年之後都要被殺死。當然在現代社會中，這一習俗都用任期制代替了。
“接觸律”的例子，意大利作家翁貝托·埃科在《昨日之島》一書曾經寫過：古人相信，如果你被刀子割傷，那麽在割傷你的刀子上塗油，傷口就能痊愈。“接觸律”的例子還有，古人認爲，如果敵人拿到了你的頭髮、指甲等物，就能對你實施傷害。
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很多人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原始時代。比如說，很多人相信，核桃長得像腦子，所以吃核桃補腦；腰果長得像腎臟，所以吃腰果補腎；紅棗是紅色的，所以吃紅棗補血（不知道吃紅旗行不行）；穿山甲能鑽洞，所以吃穿山甲通乳（我覺得吃大孔奶酪更管用）；蝙蝠夜裏飛來飛去，視力一定很好，所以吃蝙蝠明目……還有中醫大師說，喝牛奶會導致“人的牛化”。這些其實都是利用了交感巫術中的相似律。
還有很多人，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時候焚燒或者踐踏政敵的畫像。比如二十多年前批判“法輪功”的時候，有些地方的火車站要求旅客在上火車之前從法輪功教主李洪志的畫像上踩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文革時期的中國，都有人因爲破壞了領袖的畫像或雕塑而被判刑。這些其實也是利用了交感巫術中的相似律。
“文革”時期還有這樣的例子：一個紅衛兵在得到了“偉大領袖”的接見、和“偉大領袖”握手之後一直不洗手，用這只被“偉大領袖”握過的手再去跟別人握手，讓別人通過“握二手手”的方式來分享“偉大領袖”的榮耀。這種做法其實是利用了交感巫術中的接觸律。
還有一種巫術，叫做“避諱”。
原始人不能區分名字和名字所指代的事物。他們認爲，如果敵人知道了你的真名，就像得到了你的頭髮或指甲一樣，能够對你造成傷害。所以自己和別人的名字，都是要避諱，不能說的。
死者的名字也要避諱。在有些地方，一個人死了，他的名字就不能再用了，和他同名的人都要改名。其實這種現象今天也是存在的。比如，朝鮮前領導人金日成的稱謂是“共和國永遠的主席”，他死後別人就不能稱“主席”了，其繼任者金正日只能稱爲“朝鮮勞動党永遠的總書記”。這樣，本來是一個職稱的“主席”，就變成了一個一次性的名字。金氏家族再統治個幾百年的話，這些頭銜恐怕就不够用了。
國王等神聖人物的名字就更要避諱了。有些地方還有這樣的習俗：如果國王的名字是某種動物，就要找一個新詞來指代那種動物。比如如果國王的名字是“獅子”的意思，就要找一個新詞來代替“獅子”一詞。這種做法我們也不陌生，比如明朝的的皇帝姓朱，老百姓爲了避他的名諱，就把“猪”叫做“豚”。這些其實都是來源于交感巫術。
現在還有一種特殊的交感巫術，弗雷澤的書中沒有提到過，筆者認爲有必要一談：有時候，人們用同樣的詞來描述動物和人，這個人就和這種動物産生了某種關聯。比如人們常說猫發腮，這樣你說一個人“發腮了”，他和猫之間似乎就有了某種神秘的聯繫。再比如，有人說過解放軍“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笑果文化的脫口秀演員李昊石說野狗“作風優良，能打勝仗”，有人就認爲他在說解放軍是野狗。其實這就是前面說的名諱的邏輯。現在不僅名字要諱，連形容詞也要諱。一個詞形容過偉光正，別人就不能再用了，否則就是對偉光正的侮辱。大領導說過“扶上馬，送一程”，你就不能對你兒子說這句話了。
這就像劉征先生在雜文《“幫”式上綱法》中所說的：“你長鬍鬚，耗子也長鬍鬚，你就是耗子的本家。你在床上睡覺，臭蟲也在床上睡覺，你就是臭蟲的同夥。你咳嗽，刺猬也咳嗽，你就是刺猬的應聲蟲。你爲了殺鶏在磨刀，十萬八千里外爪哇國的一座古廟裏有個强盜也在磨刀，你就是同强盜狼狽爲奸，圖謀殺人越貨，你也是一個江洋大盜。如若不然，何其相似乃爾！”從邏輯學上來說，這叫中項不周延。從人類學上來說，這就是一種巫術思維。
很多喜劇作品都是靠戲仿政治話語來獲得喜劇效果，比如《我愛我家》中的“我老了，無所謂了，你們還年輕”、“這個孟朝陽的問題呀，一定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
我的朋友東洋富商先生說，如果不想讓別人使用這些話語，他們應該去注册版權，這樣別人使用的時候就要支付版權費了。
李昊石的脫口秀不怎麽好笑，但是之後發生的事要比脫口秀本身好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