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期 2023年5月15日 雙周發行
主編：王丹
經理：金岩
責任編輯：歐陽若宇
中國憲政通訊
抗爭者——公民
“如果說許志永是新公民運動的頭腦、精神領袖，那麽丁家喜可稱爲新公民運動運行的心臟、卓越的組織家。”
——郭飛雄
本期内容
言明：牢獄是公義者的榮耀
莫之許：唯有抗爭能帶來法治
維言動聽：四通橋標語與《領航》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選舉
米米亞娜：評上野千鶴子對話全嘻嘻：如果女權的答案是“結不結婚都一樣”，那我們在說什麽廢話呢？
牢獄是公義者的榮耀
言民
2023年，美國首席副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發出聲明。“許志永和丁家喜因支持行使集會自由和表達自由等國際公認的基本自由，于4月10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分別判處14年及12年監禁。上述判决顯示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對公民社會的各個方面大肆進行恐嚇和噤聲。 ”
一、一代法學博士許志永
許志永是北大法學博士、北京郵電大學老師，2003年，許志永與滕彪、俞江上書人大要求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而首次進入公衆視野。隨後創立和推動公盟和新公民運動，成爲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股極其重要的力量。
牢獄出來，我們看到許志永的憲政追求更加堅定，如精金被煉過後仍然在這個彎曲悖謬的社會發光。
許志永在《法庭陳述》中說：“我想有一個夢想，美好中國，美麗且自由，公正、幸福。那是民主中國。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國家，政權出自選票，而非槍杆子。人民定期選舉議員、市長、省長、總統，權爲民所賦，民有、民治、民享。從此，人民不再是獨裁者遮羞的幌子，不再是王朝輪回中默默無聞的螻蟻，而是國家真正的主人。”
他說：”獨裁者令中國喪失公共道德！我們幷沒有擾亂社會的秩序，沒有堵路、攔車，在法律上完全是無罪的。對方指控我們，是因爲我們要結束專制，追求民主、法制、自由、公益、愛的美好中國，……被定罪也是必然的，這是我們的榮耀。是的，憲政追求者因愛前行，必在“公義”上得上帝賜予的榮耀冠冕“。
《聖經》講到：“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贊、榮耀、尊貴 (彼得前書 1:7 和合本)。
二、監牢中喜笑的丁家喜
2016年出獄，丁家喜走訪各地。也正如“家喜”的名一樣，在他身上，朋友們看到一個穿越煉獄後始終洋溢著笑臉與信心的人權律師。即便是在牢中，他也保持著喜悅、樂觀、開朗、平和之心。
“秉公行義使義人喜樂，使作孽的人敗壞。(箴言 21:15 和合本)。
據他的律師說，老丁“每天早起鍛煉身體至少半個小時，每天中午洗冷水澡，晚上六點半開始看山東新聞、新聞聯播，後靜坐冥思等。”
在家喜身上，我們看到了憲政“苦行者”的喜盈與祥和。是的，當官僚階層及家族千萬、億萬地貪贓枉法幷把錢存在國外銀行；當財富與精英紛紛“潤”走异國他鄉時。民運孤勇者作出愛國者的行動表率，與苦難中的民衆堅守憲政信仰。
許志永曾說：“這是我們爲這個民族的擔當”。我也曾問家喜，你既然已經出去到了美國，那爲什麽還要回來呢？他笑著說，“西方己是法治憲政的國度，那裏的民衆己有了法律上的‘人權’保障與‘自由’，而中國仍然是專制主義統治，這需要我們留在國內推動憲政幷付出犧牲。”
丁家喜法庭上宣稱：“避免轉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人民的痛苦，一直是我們的真誠願望，我們確信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中國轉型的最爲穩定的模式。面對很多質疑，遇到很多困難，遭受很多挫折，以及個人被酷刑折磨，都不會改變我堅守的理念。”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說：“國家一旦沒了公義，就淪落爲一個巨大的匪邦。哈耶克說：“願意放弃自由來換取保障的人，其最終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志永、家喜默默無聞地履行一個法律人的義務，有著不願放弃自由憲政追求的平和之心。儘管統治集團“一而再再而三”地虐待他們，也錯誤地關押和認爲“公民維權”運動會在打壓下烟消衆散，不！這公民意識己因義人的牢獄之苦而植入民衆之心。
是的，願惡人的惡斷絕！願上帝堅立幷保守牢獄之中的義人！作爲人捍衛者，我們悲憤與痛苦幷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履行自己簽定的兩個國際條約即：《人權公約》和《經貿協定》，尊重人權和切實地保障公民自由集會、信仰、思想、言論上的天賦權利；我們敦促權勢者立即釋放許志永，丁家喜及更多政治、良心、法律上的异議人士幷停止對其家人的騷擾。
獻給公義者的歌
一次次被牢籠的義人，
似要喚醒沉睡中獅子，
更作族人前行路前的燈。
他們思想上的涓涓細流，
似要澆灌苦難深重的泥土
結出自由的花朵與果實。
一次次被牢籠的義人，
微笑面對惡政謀算，
藐視著顛倒的黑白。
他們破除統治者的軛。
似要在曠野中踏出憲政的路，
在荒漠上開出自由流淌江河。
一次次被牢籠的義人
身在困苦窮乏路上，
脚立在公義磐石，
等候黎明的到來，
知道暴力是謊言者的詛咒，
明白榮耀是公義者的存留。
一次次被牢籠的義人，
不斷穿越統治者的煉獄，
聲音讓惡龍膽寒，
捆綁利維坦的邪惡
願世人脫離轄制
那些被擄的獲得自由
一次次被牢籠的義人，
將看到國度被自由搖動，
惡人似糠秕般吹散，
公義必將出來審判，
受壓制的得釋放。
被囚的要出牢籠
2023年4月18日
唯有抗爭能帶來法治
莫之許
長期以來，改良話語通過若干相互補充的觀點得到支撑，先法治（自由）後民主，或者說通過法治走向民主，就是其中一個核心觀點。英國法治史，則是這一觀點的主要引證內容。
不過，如果仔細推敲，這一流行已久的觀點，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難以自圓其說，更像是一種願望的投射。
法治是什麽？在法律界，有所謂水治與刀制之分，同音异名，分別指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具體而言，法治，意思是法的治理，法律成爲包括統治者在內全社會遵循的價值乃至信仰，法律成爲社會最高的規則。而法制，指通過法律來治理，即法律作爲統治者治理社會的一種手段和工具。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在于，前者將統治者也納入到了法律的約束範圍之內，而後者僅僅是將法律變成了統治者的治理手段之一種。也因此，法治的核心，就是統治者的公權力本身也受到制約。
權力本身受到制約，直觀而言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表達。因爲，權力的本義，即是在反對情况下仍能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米爾斯）。換言之，權力具有强制性，在一個政治單位內，權力更是具有不受挑戰的地位。
如何才能限制權力，幷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在秦以後絕對君主專制的古代中國，「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乃是普遍深入的認知，君師一體，皇帝具有不受制約的最高權力，這不僅使得「百代皆行秦政治」，兩千年專制統治如出一轍，也使得即使最優秀的思想家，也無法萌生出限制君權的理念，更談不上什麽法治思想了。
蕭公權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法治只能在兩種環境下實現。一爲貴族政治，一爲立憲政治」。這是因爲，權力的强制性質，使得制約權力需要相應的憑藉，或曰實力。英國于世界史上率先實現了限制君權，進而逐步確立法治，幷非偶然，它肇始于貴族的抗爭，依托英國特有的政治現實：
在英國，貴族不僅具有傳統世襲之地位，尚有自身之附庸和武裝，以之爲後盾，貴族標舉法律爲批判的武器，試圖限制君權：「貴族有抵抗君權之實力，法律亦限制君權之利器」，故「貴族借法律以自保其利益，法治每憑之以樹立也」。
實際發生的英國憲政史，則要曲折和慘烈的多，貴族通過武器的批判，通過與君權的長期鬥爭，才逐步形成了有限君權，樹立起了所謂的法治。縱觀英國歷史，從大憲章到內戰，再到光榮革命，限制君權、樹立法治的過程，是一連串反叛和革命，限制君權，是擊敗國王、處死國王、放逐國王的結果。
也因此，與其說英國是先法治後民主的榜樣，不如說英國是先革命後法治的典範。「英國之憲法史正可看作法治由貴族抗君以進于君主立憲之著例。」沒有抗爭，就沒有法治，建立法治的樞紐，端在首先打破權力之壟斷。
英國由貴族政治下的長期鬥爭而確立君主立憲，幷不意味著後來各國均需要重複這一歷程。發生于英國的著例一旦確立，就具有了超越具體實踐之上的示範價值，更會被理論家加以抽象總結，而使其他社會學習和仿效成爲可能。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以英國爲論述之垯本，提出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主張：如追求自由、主張法治、實行分權等等，所有這些，在美國的新制度中都得到了相當的體現。
有趣的是，吸收了從洛克到孟德斯鳩等人政治思想的美國，幷非君主國，而是民主國。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有別于舊大陸，幷沒有貴族制的傳統，由新移民組成的社會中，平等是最重要的民情（托克維爾）。獨立革命建立的新國家，其核心價值已經載明于《獨立宣言》的開篇明義：「我們認爲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國也因此成爲了第一個民主國家。
不過，無論是君主國還是民主國，試圖確立法治，依舊需要處理如何制約權力的問題，畢竟，只要是權力，就可能專斷。在新生的民主國家誕生之時，美國開國國父們所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制約已然不復存在的君權的問題，而是在趕走專斷的英國國王之後，新興的民主權力本身如何被制約的問題。
翻開《聯邦党人文集》，隨處可見這樣的思索，最終，美國的新制度在遵從民主决定權力的原則之外，吸收了從洛克到孟德斯鳩的思想成果，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原則，既保證了權力的民主來源，也包含了法治的理念：通過將權力橫向剖分了三個分支，避免了任一分支的獨大，司法作爲三權一支的重要和超然的地位，則又使得法律成爲了最高和最終的制衡。
美國立憲史表明，在革命之後，經由審慎明智的努力，同樣可以實現法治。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在此後兩百多年的運行，還提供了更多的內容，如建立在民主來源之上的憲政制度，既可以增加民衆對于制度的忠誠，競爭性政治和定期的公開選舉本身，同時也是對權力的制約，從而，民主是對于法治的支持，立憲政治或者民主政治，是對于法治的保障，而不是像美國國父們一度認爲的緊張關係。民主與法治的結合或者說自由民主體制，也逐漸成爲了當今時代民主的主流模式。
英國憲政史表明，沒有抗爭就沒有法治，對權力的制約首先需要打破權力的壟斷。而美國立憲史則表明，打破權力壟斷的道路幷不只有一條，法治的建立幷不需要重複英國貴族政治長期反抗的路徑，但法治的精神依舊在于如何制約權力，哪怕是經由民主確立的權力，反過來，有效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是對于法治的支持和保障。
在某種意義上，英國史是貴族政治實現法治的垯本，美國史則是立憲政治或民主政治下實現法治的標杆。無論英國史還是美國史，給予我們的最大教益都在于，只有通過抗爭打破權力的壟斷，才可能有法治的空間。只要專斷的權力仍在，法治就不可能有絲毫的可能。
如今，距離英美兩國確立憲政的時代，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英國和美國的憲政歷程，都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帶來了政治舞臺上的角色轉移，工人階級和中産階級日益取代國王和貴族成爲主角，市民社會、大衆傳媒、政黨政治等新生事物，則在不斷提供了新興的抗爭手段。在一個全新的世界中，抗爭的方法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但政治的原則幷無二致，建立法治的前提依舊是對權力壟斷的改變，而這就需要持續的抗爭，需要大衆參與的擴大，在當代條件下，只有將大衆的政治意願轉化爲政治行動，才能威懾和改變現行權力的壟斷。
也因此，大衆參與的擴大乃是一個國家通向憲政民主的必經路徑，通往法治的道路也就是追求民主的道路，20 世紀世界各國的憲政民主歷程，一再印證了這一點。
在權力的壟斷未曾觸及的情况下，不會有法治，党國專政體制下的依法治國，只是治理術的改進，仍屬于法制（rule by law）的範疇，而與法治（rule of law）無涉，也因此，對于當下所謂”依法治國“賦予法治的期待，乃是一種粗淺的錯誤認知。我們更不要忽視的是，就在此時，針對抗爭和大衆參與的壓制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因其對大衆參與的壓制，其實正在更加遠離法治，而不是相反，那些對所謂依法治國寄予的期待，不僅是虛幻的，更是有害的。
四通橋標語與《領航》 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選舉
維言動聽
2022年10月，對中國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月份。因爲中共二十大就在10月16日召開。幾乎所有對中國政治瞭解一點的人都知道，這一次的黨代會不同于以前的黨代會。黨代會照例是要更換班子的，也就是會對最高層人員安排作出調整，特別是鄧小平曾經提出幹部年輕化，中央領導最多兩届，7上8下（67歲可以延長一届，68歲必須退休）。按照這個慣例，習近平必須退下，而李克强則還可以幹上一届。不過前幾年憲法已經修改，去掉了國家主席的任期。稍有常識的人非常明白，這個修改不會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舉措，而是爲某人長期霸占權力掃除障礙。
有人說了，黨代會是一個政黨的會議，我們作爲公民不要去過多干預。我們更應該去關注兩會，那才是公民行使權力的場所。三權分立指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制衡，其中幷沒有政黨在其中。這種說法其實是一個誤解。在憲政民主建立的時候，比如美國制憲時期，政黨政治幷沒有發展起來，因此憲法裏面沒有政黨的內容。不過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家對政黨的地位、作用等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極左和極右政黨的破壞性作用有了深刻的教訓，因此對政黨在憲法中的地位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比如德國就將政黨的地位定位爲半憲法機構，因爲政黨可以進行政治教育、公民動員、參與選舉以及組建政府。所以政黨也必須受到憲法制約。這就是所謂的防禦性憲法，政黨的組織和綱領必須符合規定，政黨可以因爲違反國家安全和基本民主等理由而被取締。
在中國沒有競爭性的政黨機制，憲法問題尤爲突出。且不說中共統治七十多年，犯下的無數罪行，單是獨霸權力就是與憲政民主格格不入了。我們談憲政、談自由，幷不是說我們有什麽立場，我們只是說，你連基本的程序正義都不遵守，你一個人在場上比賽，就不要說什麽公正了。
不過，顯然當局還是希望將這次會議當成一場華麗的舞臺，不容任何東西打擾皇帝在街上裸奔。
據收到的信息，在10月初，各地的警察就輪番上場，給异議人士、維權人士、不安分的網友打招呼，不得在各種場合包括微信、微博以及其他自媒體上發出任何不和諧的聲音。與此同時，一批稍有敏感的賬號則受到禁言的處理。敏感人士則在開會期間有警察陪同，或者上崗，以免發生意外。警察表示這是重大任務，全國警察現在是一級戒備。如果說一個代表大會屬某種理機制，那麽這些做法就是將不受歡迎的委托人抹除了，還談什麽代表呢？
不過就是這樣，還是百密一疏，就在二十大召開前三天的10月13日，就在北京繁華的海澱區四通橋上一幅標語橫空出世，給躊躇滿志的領袖以及四處滅火的警察當頭一擊。這幅標語應該有數十米長，內容是“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懸挂標語者還進行了擴音廣播，焚燒輪胎利用黑烟以吸引路人。這個孤勇隨即被趕來的警察帶走。有消息稱此人名叫彭立發，是一名物理愛好者。
四通橋事件發生後，有了一系列的發酵。受到四通橋事件的啓發和鼓勵，許多人包括大學生紛紛在各種場所書寫塗鴉或者張貼相關內容的標語，據引述instagram發布相關异議諮詢的平臺統計，截至10月23日，受到了來自全球328所大學的1500多份反習標語目擊報告。許多人將這個抗議者稱爲“新坦克人”，坦克人則是在“六四”大屠殺中以大無畏勇氣站在戒嚴坦克前的勇士,長期以來作爲反抗暴政的符號。
這個猝不及防的事件也讓警察們認識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各個橋梁上增加了許多警察和志願者進行巡邏，防止有人模仿，有人戲稱這些人是“守橋員”，每人每天能拿到320元補助，而爲了防止一些人在厠所張貼這些內容，厠所內也經常有人巡視，大學內的複印資料也要重點審查，以防將這些反習內容複印散發出去。
這幅標語的內容也引發了大家的共鳴，“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封控要自由”表達了對習式過度防疫的不滿。近三年來由于新冠肺炎，當局置民衆生活于不顧，動輒封控靜默，有一例陽性就全民核酸，商鋪關門，學生上網課，病人無法治療，物資供應短缺，許多人無法上班謀生，斷貸斷供，房子車子被法拍。可是當局依然强調這種清零將是長期的，殊不知病毒的毒性已經很小，甚至還不及感冒對人體造成的傷害，而國外早就放鬆了管制。“不要謊言要尊嚴”則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人民生活在謊言之下，這個謊言是精心營造出來的，是用暴力維持的。“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則指出在習的任期內，中國日益文革化，而自稱領袖妄圖將最高權力終身化實際上剝奪了民衆的選舉權利，最後則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應該象公民一樣活著，而不是象奴才一樣聽任獨裁者專橫。
雖然習式統治加强了輿論控制，用民粹言辭欺哄老百姓，用虛假的繁榮來取得支持，其目的在于在二十大得到連任，爲其象毛澤東那樣終身當領袖做鋪墊。這一點其實不光海外的分析家明明白白，墻內的許多人也是清清楚楚的。不過由于所有的新聞渠道都被控制，所有的自媒體以及有意見的人士都被嚴密監視，所以他們才有恃無恐地將領袖神話旁若無人地演下去。但是謊言始終是謊言，在不知道的角落民衆中始終有不懼强權不顧安危敢于捅破黑暗的勇者。彭立發就像那個大聲喊出“你沒有穿衣服”的小孩，不過此時他更像那個站在坦克前的勇士，以血肉之軀睥睨鋼鐵洪流。
四通橋上的標語喊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也讓習式統治的合法性産生動搖。這些內容關乎國內政治、經濟、民生、文化、法律，本應有更爲正式的渠道表達，本應在立法、行政、司法渠道得到重視，但却采取這種方式，不得不讓人深思。本來懸挂橫幅標語也是民衆合法的表達自由，但是當局多年來却將其視爲洪水猛獸。
另外，在二十大之前，央視則長篇累牘地播送電視系列片《領航》，這個電視片忽視中國任何問題，爲習進平十年當政歌功頌德，也是在爲習連任營造氣氛。憲政裏有一個理論，公民在政治程序之前和之後應該是獨立的。習爲了連任不惜動用國家力量來取得優勢，即使對其黨內的競爭者又何其不公也。這種先發者優勢不能避免，這樣的選舉又有什麽意義呢？這樣的選舉除了給不知法律程序不講政治規矩的野心家披上一層合法外衣又有什麽作用呢？
四通橋的標語必將長期飄揚在追求自由的中國人民心中，而《領航》這樣的阿諛奉承政論片只會證明宣傳部是民主的敵人。
評上野千鶴子對話全嘻嘻：如果女權的答案是“結不結婚都一樣”，那我們在說什麽廢話呢？
米米亞娜
近日，北大畢業的三名女性采訪了日本知名女性學教授上野千鶴子，她們推出的B站視頻《北大宿舍聊天x上野千鶴子｜只要自由地活著，怎麽樣都可以》引爆了女權社群，網上迅速駡聲一片。
縱觀負面評論，大家的不滿主要在于，面對一個在女權主義方向頗有建樹和聲望的學者，三個“高知”女性提出的問題竟然如此淺薄，像是沒有做過功課一樣，諸如問上野不結婚“是因爲被男性傷害過嗎”的問題更是到了冒犯的程度。而作爲已婚女性，她們也全程將對女權主義的討論局限在個人的婚戀上，而非一些更有公共性、批判性的話題，顯得浪費了上野這樣的專家。其中，作爲主采訪人的UP主“全嘻嘻”，說到自己在談論婚育話題的時候，遭遇了“女權鄙視鏈”，自稱“有瑕疵的女權主義者”，幷表現出想要從上野那裏尋求認同的姿態，招來了女權博主們最多的火力。
在一則微博留言裏，署名爲“完顔猪妖”的評論者認爲，以一種功利心態進入婚姻當然是她們的自由，但是讓人不適的是，“她們偏偏一定要以‘女性主義’爲自己的選擇的生活作注脚、下定義。”
“以蔡全嘻嘻爲代表的幾位女性在這場對話中呈現出一種可疑的貪婪。貪婪到迫切要讓最文明的文化層面也認同自己的生活是‘正確’且‘高尚’的。貪婪到必須把自己的‘婚姻策略’包裝成一種‘進步’。”
精英的功利：用“營銷”“策劃”論免責，掩蓋女性的真實困境
如果熟悉網絡女權的“反婚反育”文化和背後的語境，應該更能理解這個視頻爲何讓很多女權主義者深感冒犯。之後全嘻嘻被網友們扒出了更多的“黑歷史”，包括她的網名曾冠了“夫姓”，叫“蔡全嘻嘻”；她曾經的視頻提到，老公婚後性生活頻率需求與她不一致因而想去“購買性服務”（這個說法被批評爲“美化嫖娼”）而她因此反省自己；還聊到老公答應丁克又反悔，她擔心老公出軌于是生孩子綁定老公等等，引發了持續的“群嘲”。全嘻嘻也不得不發微博做出變相道歉，承認自己的“落後”、“無知”、“愚笨”。
但是，製造這些“雷點”多少有欲加其罪的嫌疑，搞成網暴也就一夕之間，實在不值得跟風。
全嘻嘻過往的視頻節目內容，很多是圍繞私人生活的話題，和她這次的采訪風格一致，可說庸俗而又乏味——所謂的“主流”，其實沒什麽挖掘的價值。但是在其中一期聊“性別困境”的節目中，全嘻嘻對女權和一些性別議題的思考似乎幷不那麽糟糕，還頭頭是道地聊到了反思特權和共情弱勢。
所以，呂頻說她們“傻乎乎”，我覺得剛合適。她們就像年少時班上成績好、性格好、人緣好的女孩子，一路順風順水但中規中矩，沒吃過什麽大虧，和社會也沒大過不去，學習、工作、結婚生子一步都不落下。三十出頭就成爲了副總裁和主管——可談吐之間的心智深度竟只相當于二十出頭時的我。她們的人生是流水綫上下來的，自然會用流水綫的思維理解女權。仿佛女權主義是一塊賜給現代女性的新式牌坊，是可以贏回來裝點門楣的。
女權群裏一個群友提到，她覺得這三個人有一些“優等生困境”：“因爲長期答卷考分獲得價值的這個通路走習慣了，現在覺得，自己在婚戀、女權方面也要交滿分卷。”
我有同感，認爲這還是一種精英意識作祟——“我不但要事業要家庭要自我實現，我還要進步的感覺，要社會影響力，要自己也是個受到承認的女權主義者。”這種“我什麽都想要”、“我什麽都輸不起”的心態，如果放在如今中國這樣一個遍地不正義、不平等的環境裏去審視，可說不僅是傲慢無知，而是一種凸顯道德失能的平庸之惡了。
但是，B站選擇了她們本身就說明很多問題。一些博主爆出“內幕”稱，視頻實際上是B站和某出版社聯合策劃的對談活動，是爲了宣傳上野的新書。在活動前期，出版社編輯曾在某女性社區爲這個策劃徵集給上野的問題，强調希望“破圈”，幷且在視頻上綫之後邀請其他博主進行推廣，其營銷用的標簽集中在“戀愛腦”、“婚姻”、“女性成長”、“原生家庭”、“情感”等熱詞上，唯獨沒有“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B站深諳女權主義是流量密碼，却又不願意給女權主義正名；爲了更順暢地消費一個“正能量”化的女權主義，就需要“消毒”所有關于它的“反動”危險因子，于是選了三個總是圍著自己的私生活打轉的主流已婚女性，設計了一套止步于自洽、自我承認、自我和解，實則异常自戀的問題，就一點不出所料了。
以此爲基礎，又有人質疑——全嘻嘻在采訪上野時表現出的愚鈍，都是爲了引爆流量而精心設計的，她的“新世相副總裁”身份被拎出來證明其是營銷方面的老手；實際上，這個曾經在大學時期寫過很多“關注社會議題”，有“反叛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文章的“學霸”，不可能真的是個軟弱的“嬌妻”。
對全嘻嘻的動機的揣測是無法證實的，但它微妙顯露出網絡女權社群在批評這樣一個女性時的焦慮——首先焦慮的當然是“女人爲難女人”，其次是，一個如此優秀的女性怎麽還會困在婚姻裏打轉呢？她一定是演出來的。她是狡猾的、是厲害的、甚至是可惡的，她玩弄了我們所有人，她賺得盆滿鉢滿，她“贏了”，但是她絕不可能卑微地糾結于婚姻裏那些真實的煩惱。
然而，怎麽不可能呢？這不恰好說明，哪怕是上位階層的女性，在婚姻體制裏照樣摸爬滾打、一地鶏毛嗎？ 來自“女權主義者”的輿論竟然也在變相掩蓋女權的議題，通過誇張地放大全嘻嘻的能動性，爲慕强的心態添磚加瓦。她們看上去是站在全嘻嘻的對立面，實際上跟她有如出一轍的“恐弱”焦慮。
之後，B站推出了第二個男性UP主和上野的對談視頻，當發現這個男性竟然問出了比三個北大女性更有水平的問題時，一些女權主義者指責平臺在策劃中充滿惡意，欲揚先抑地去“踩女人捧男人”。
通過將問題再次導向她們最熟悉的性別對立叙事，女權主義者也進一步緩解了批評全嘻嘻時産生的焦慮——畢竟，她是平臺“陰謀”的受害者，“無論女性做什麽，都會被污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視而不見、被打回原點。”這句來自上野的話被用來加碼某種“女人是完美受害者”的意象。但是這也豁免了全嘻嘻們“同流合污”的責任，使得女權社群針對精緻利己主義的批判失焦。
這就是一些網絡女權主義者困守 “女本位”時的極致功利心的體現：女人擁有絕對的主體能動性，却又同時是完美的受害者，且“按需切換”，所以她可以爲所欲爲，但又得到全然豁免，不爲自己的行爲負責——這不是真實的女性，也不是女權主義，而是僞裝成女權的精英的暴政，是附身我們的暴力的幽靈，是傾慕强權的人自身欲望的投射。
女權主義的議題，總是來自于觀察有著一定的能動性的女性，與父權體制之間的互動。因此，她們的際遇才能指引我們去揭露和介入結構性的不公。
女權主義者的智慧在于如何平衡地理解女性個體的“主體”和社會“結構”的關係，幷識別其中的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在上野與鈴木良美對談的新書《始于極限》中聊到這個話題的時候，上野寫到：“主體也許能够暫時超越結構，但不可否認的是，結構的壓力對主體有壓倒性的優勢……我們試圖采取一種不否定主體能動性和多樣性、也不爲結構性壓迫開脫的方法。”
“主體作爲個體越是堅持“自我决定”，結構就越能被免責。在結構上處于劣勢的人確實有可能在短期內反過來利用其劣勢從結構中獲利，但長遠來看，這將導致結構的再生産。”
因此，只有當女性的經歷被還原，儘量接近現實時——她既不是“咎由自取”的主犯，也幷非完美受害者——體制在一個人身上運作的方式，才將無所遁形。
這就意味著，精英意識會完全架空女權的議題，蒙蔽我們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如果一個女權主義者不去反思和超脫精英意識，就無法和現實中的女性相遇，更無法觸及富有公共性的女權議題；ta唯一在做的，就是將其隱秘的特權欲無節制地四處投射，膨脹了自己。
想平等時就平等：“女權主義”成爲體制內獲利者的還價工具
在我看來，如果全嘻嘻真的曾是一個對社會問題充滿批判精神的年輕人，那麽更值得問責的是，中國的社會、市場和類似B站的平臺是怎樣通過審查、淘汰、規訓和宣傳，去挑選和塑造出一批批更符合主流價值、更適合消費的流量生産者和買單者。
在2020年B站“獻給新一代的演講”《後浪》裏，老前輩何冰慷慨激昂地對年輕人極盡溢美之詞，畫面則充斥著出國旅游、賽車跳傘、漂流潜水、漢服手辦……這是一個圈養自戀狂的溫床，年輕人的欲望被包裝精美地呈現，但是，他們身上那些危險的、有顛覆性的“逆鱗”却被剪除和埋葬。
何冰直視鏡頭大言不慚地說：“你們擁有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權利，選擇的權利。”三年之後，當三個北大女性在視頻裏尋求上野認同她們選擇婚姻的自由，觀衆可說既視感拉滿。
這樣一個乏善可陳的內容，却引發了超高熱度，當然有賴于如今女權社群的規模和能量；但是它被不值當地置于我們注意力的中心，更是因爲現實中更重要的、嚴肅的女權主義議題無法被看到、傳播和討論。
有微博評論：“……時至今日“女權主義”能上熱搜也只能以這樣的形式了吧。想想也難過，國內原本不缺有能力和上野進行高質量深度交流的女權主義者，然而她們現在連網絡賬號都保不住，甚至漂泊海外無法回國。”長久以來，女權社群都難以指望在一個“更有價值”的題材上展開相稱的智慧的輸出，更別提通過輿論推動社會的改變。在全嘻嘻們欣喜著“只要自由地活著，怎麽樣都可以”的時候，參與白紙運動的女權主義者們身陷囹圄，甚至不被大衆所知。極權壓境之下，現實中的女權運動幾乎看不到出路，一切的通道似乎都已關閉了。而這次獲得“全民關注”的，僅僅又是一場虛無而消耗的駡戰嗎？
女性在戀愛、婚姻和生育中所面臨的問題當然是重要的女權議題，所以如果圈外人把這次女權主義者們發出的批評，僅僅理解成對婚育女性的攻擊，是非常遺憾的。在“激女”的社群之外，很多女權主義者幷不持有强烈的反婚反育立場，對婚育女性一直持包容和團結態度。其實，將女權主義當做某種指導標準去審視男性和親密關係，以獲得更好的婚姻、戀愛和性體驗，也是社群裏滿常見的實踐。只是說大家多少還有自省之心，沒有意圖也沒有機會這樣大大咧咧地把心思曝光在公衆面前。
進入了婚育的女權主義者的焦慮也很常見，早先就有人寫下《成爲女性主義者，有什麽用？》、《生了孩子的我，還配做個女權主義者嗎？》之類的文章，討論自己作爲女權主義者在婚育生活中的博弈、妥協和掙扎。
而對于其中所表現出來精英女性對女權主義的消費和劫持現象，女權活動家呂頻早有警醒，她曾在社交媒體寫道：
“（中産階級）异性戀女性無窮無盡的煩惱和糾結的根源，在于她們不離開异性戀體制或放弃紅利，而只想將自我利益在其中最大化。而女權主義因此被選擇性使用來作爲討價還價的工具。如貝爾胡克斯所說：想平等的時候就平等；或者被當做其欲望叙事的合法化載體、情緒垃圾桶。”
“‘想擁有一切’是一種特權思想，儘管有一些時候被包裝成女權主義，畢竟商業女權主義的重點就在于主張中産以上女性的‘自我實現’。但是在這個體制下想擁有一切本身就是不正當的，而且一定是得基于剝削的，在男人和女人都一樣。”
對此，呂頻直言：“女權主義是指引女性鬥爭和解放的哲學，不是女性幸福方案提供商。‘幸福’的概念是體制化的，是女權主義所批判的。”“女權主義也不是既有資源體，對個人不存在給與和承諾。”
對我來說，女權主義當然無法回答我人生中的所有問題，我不指望、也不預設女權主義有這個權力和義務，畢竟女權主義都沒法爲女性提供一套父權之外的體制和基礎設施。我在生活中經常做出“不女權”的事——有些是感到被迫，但也有些是順勢滑入舒適圈、抱著僥幸心理攫取紅利。但我感激的是，女權主義始終提供給我一面鏡子、一些覺察的視角和批判的語言，讓我在捲入這個體制的時候保持清醒、睜大眼睛，去不斷做出反思，幷將這些反思貢獻出來，推動對女權議題的探索。
借用呂頻的話說：“女權主義者的自我洞察，不是將自己刻畫成‘百分百的女權主義者”，相反，是要在自己所有不達女權主義的地方做上標記。這其實是個人政治的最關鍵一步，即用一己不完美的種種反思，來指涉那一個總是積累中且無法由任何人說出來的女權主義。”
而受到全嘻嘻們崇拜的上野，正是在她們聊到的新書《始于極限》裏，通過戳破鈴木不願在性産業裏承認自己受害的“恐弱”焦慮，明確指出精英意識讓女性遠離女性主義：
“沒有什麽比‘自我决定’更能滿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負，也沒有什麽比這四個字更能讓女性遠離女性主義。”
“正視自己的傷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嚴就從這裏開始。要對自己誠實，不要欺騙自己。一個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經歷和感覺，又怎麽可能相信和尊重別人的經歷和感覺呢？……自稱受害者不是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强大的證明。”
視頻裏的上野是個很溫柔的人，她察覺到了年輕人“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心機，但是仍然選擇包容，也許因爲對她這代人來說，新一代的能够自由生活的女性太難得了。
而“完顔猪妖”的評價就沒有這麽留情了：“但人類所有自欺中，都含有清醒自知的成分，這就是爲什麽在蔡全嘻嘻她們極力向上野這位‘東亞女權掌門人’求證時，會對自己爲防老公出軌增加性生活頻率以及生孩子綁定丈夫這些關鍵事迹避而不談。她無法將這些信息坦然地交由上野做出判斷，那樣，自己的‘女權牌照’必然岌岌可危。或許也正是那種自卑，才讓她們自覺得到‘掌門人’的肯定之後，會如此激動甚至流泪。”
在我看來，這種“自欺”所催生的尋求承認的需求簡直又可悲又可笑。畢竟，這有什麽重要呢？誰在乎呢？拋開“女權主義的要求”不談，她們似乎都陷入了某種當代精英人士的困境——打心底相信“成功”意味著一切、“成功者”的一切行爲、一切代價都可以被正當化。這讓她們深陷在父權、威權和資本主義合謀的體制裏無法自拔，當遭遇的那些不堪難以消解，又不得不消費各種“主義”給自己做心靈按摩和精神麻醉，就像很多人熱衷的禪修和身心靈修行一樣，所謂治愈、賦能都是爲了回過頭能可持續地和體制共舞；幷喂養這個體制千秋萬代下去。她們有沒有想過，“解放”的出路和自己以爲的正好相反？例如幷非爭取成爲一個“幸福的强者”，而是先誠實面對自己的脆弱。
所有運動退却之後，“反婚反育”草根們的釜底抽薪
近幾年的極權的重壓，顯著改變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圖景。在社會環境尚且友好時，女權運動主要由行動者們推動，而“反婚反育”的主張一直處于邊緣地帶，不僅是因爲它容易導致對婚育女性的歧視，也因爲“反婚反育”是一種消極抵抗，它要求女性自身履行“非暴力不合作”，但基本不謀求男性和社會的改善，對體制沒有直接的問責。因此，當行動派的女權主義者受到嚴厲打壓時，“激進女權”、“精英女權”、“粉紅女權”等泛女權社群在社交媒體上仍然有相當的活躍空間。
今天，當建設性的民權和女權運動紛紛退潮，人們普遍失去了反抗的能動性的時候，反而是“反婚反育”的大軍正在將極權體制釜底抽薪，這使得我們正視到草根女權社群的影響力。呂頻稱贊女性們不婚不育的集體决定：“她們確實已經創造了這個國家可能最主要的危機，一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還能擁有大國霸業嗎？”同時，她認爲這個趨勢有深遠意義：“不婚不育將從父權結構的底層——家庭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女性被束縛的身體、時間、頭腦……有更多女性將因此成爲自由的原子，長遠看來這是多麽激動人心的趨勢。”
女權主義在“反婚反育”的議題上所面臨的挑戰，是意識到在婚姻制度和主流體制之外，女性生存空間的狹小。終究還是那個問題，尤其是在中國，當資源全部向體制內——包括主流的生活方式集中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會對不進入體制的人有强大的懲罰和規訓力。這是太年輕的人（還未進入社會幷背負生存壓力）、長期居住海外的人（生活在一個更包容多元的社會裏）、以及精英階層的人（有充足的個人資源去應對環境的壓力）很難有切身體會的。
一個簡單的道理：人們之所以被捲入這個壓迫的體制、承受剝削，是因爲想要獲取生而爲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女權解構了父權制的壓迫邏輯以及它所構建的“意義”——例如“浪漫愛神話”，但女權主義幷沒有提供一個另類的體制去接住女性的情感、欲望和意義感。那麽當“自由”的女性進入一個荒野裏，當她的身體、精神都面臨極大的孤立和匱乏的時候，這才是女權主義的真正邊境，也直接通往了和這個威權社會、時代對峙的場合。
在中國的環境下，一個女性選擇不在家庭裏獲取經濟、性欲和情感的滿足（畢竟質量很差），那麽她們來到市場上，996、充斥性別歧視和性騷擾的垃圾工作、在蕩婦羞辱和厭女文化中的約會軟件上滿足性愛，真的就能够重建她們的尊嚴嗎？當被捲入更殘酷的競爭裏，一路奮鬥成“强者”就能消除她們的“脆弱性”嗎？女性（其實是所有人）不正是因爲在這個社會大環境下受盡挫敗和羞辱，才更向私人關係裏尋求庇護和慰藉嗎？
就像魯迅所問：娜拉走後怎樣？當女性遭遇的“外面的世界”是一片荒蕪的時候，她如何抵抗住滑落回家庭和體制、至少安于一些基本的個人需求的强大衝動，反而堅持留守，甚至向更遠更深處走去（那裏是連女權主義都無法提供答案的地方），方才體現一個女權主義者的擔當。我怕我沒有勇氣做到這一步，但是我感謝女權主義把我推到了這個位置，幷且真的目睹有一些前輩正行走在邊境之外，她們啓發了我對新世界的想像。
在這樣的語境下，不管是去說“女權主義是包容的，女權主義者選擇不結婚還是結婚，只要自由就好”還是“女性無論怎樣選擇，都會被懲罰”都是一種粉飾之言。當然不是說這些話是錯的——它們簡直是對的，而是我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能否洞察到自己的僥幸與苟且？
女權主義者的責任感，也就是說相對于“普通女性”來說，你爲什麽自認爲是女權主義者？這種責任感難道不是來自于去清醒地覺悟到選擇意味著一切、選擇造成了改變嗎？——甚至選擇去選擇也是一個課題。我選擇拒絕紅利、選擇接受懲罰、選擇與脆弱爲伍，我選擇過匱乏的生活、也選擇一種免于恐懼和剝削的生活。這幷不是因爲我們很“高尚”，而是因爲我們堅信這終將符合自己和更多人的利益。“反婚反育”難道不正是因爲，女性在婚姻體制裏那些現實的痛苦嗎？如果女權主義提供的結論是：結不結婚都一樣（無論是一樣好還是一樣慘），看你個人意願就好，那我們在說什麽廢話呢？當我們罔顧“房間裏的大象”，又從何定義女性個體的自由？
在這個意義上，女權主義才超出了它“心靈按摩”、“時尚單品”、“父權制頭花”的功能，顯示出革命性的力量。波米說過：“我們和這個時代互爲因果。”糟糕的大環境其實早已經把抗爭的前綫壓在了每一個個體身上。看上去，這仿佛是每個人的妥協乃至墮落都可以被原諒的時代，但實際却是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守住自己的價值、倫理和責任的時代。每一個體面人的潰退都會是我們所有人的潰退。當我們發現自己無法再躲在女權主義溫情的、治愈的、“賦權”的庇護下，當它向我們揭示了殘酷的真相和抗爭的真意，要求我們放弃特權、不斷反思、履行責任的時刻，我和你們一樣被震懾，被“勸退”，甚至因爲膽怯想要落荒而逃。但因爲我今天看到了草根女權社群所形成的强大聲浪、同道正在遍地開花的景象，我也會欣慰于你我已經不再孤獨。當我再一次站到選擇的邊緣的時候，我希望自己的表現不會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