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期            2022 年 8月 15 日          雙周發行

發行人兼主編：王丹 

 經理：金岩 

責任編輯：王涛

文化大革命的三重奏——自由的真空

羅宗渝

美國歷史學家保羅科文（Paul Cohen）在其不朽之作《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驗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中，完美地為世人演繹了克羅齊的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此書接近尾聲時，作者注意到了紅衛兵和義和團的關係，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紅衛兵如何開發義和團神話來作為自身的歷史先例。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這種開發很多時候是毫無原則的。比如義和團裏的所有人幾乎都可以在文革期間被劃作“牛鬼蛇神”或者“封建迷信”的代表，而紅小將則是要負責打倒這些人的。但是，如果我們拋開這些表面和枝節，只看結構和主幹的話，那麼義和團跟紅衛兵確實處在非常相似的地位：他們作為長期被建制勢力（established power）壓制的邊緣群眾，急切需要一個機會破壞一切才能讓自己喘一口氣。所以雖然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式都千差萬別，但處在相似的演化環境裏，紅衛兵還是在造反時感受到了義和團當年的感受，正如清教徒為主的美國諸國父仍然在建國之初體會到了多神教的羅馬諸元老的感受。列寧

黨幹部體系和儒家宗族體系沒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但紅衛兵和義和團對他們分別的仇恨卻是相似的。

《歷史三調》把義和團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考察，自然彈出了不同的音符。而笔者在這裏則試圖像三重奏一樣呈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同時存在的三種勢力糾纏，他們是：列寧黨幹部之間的殘酷清洗，列寧黨與毛派的廝殺，以及民間武裝團體的萌芽與被扼殺。這三種勢力的糾纏又進而證明了中国的三個特性：殖民地性，窪地性和內在分裂性。主流文革研究對這三個特性理解不足，民間對文革的想像又非常臉譜化，以至於當今大多數人對文化大革命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事件做不出任何合理的敘述和重構。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在撒謊，有些中文世界裏的研究著作又往裏面加入了更多的謊言，比如各種各樣的“回憶錄”或“反思”，這從反面說明文革對中國當代政治的深刻影響。英語世界對文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文的影響或者說誤導，但客觀的角度和許多研究者敏銳的洞察力仍然讓英語著作在框架和結構上獲得了許多成果，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對“中國”的經驗性理解不足，總是霧裏看花，可以描述概況，但細節上的諸多錯誤阻止他們進一步深入。比如他們可以比較完整和全面地描述北京的文革，或者可以討論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和外交策略，但涉及到地方文革，總結文革的發動原因或討論某些具體案例的時候，往往隔靴搔癢，有時只能借助政治符號才能理解。民間的文革想像則是以矯揉造作的傷痕文學為主體，一瞬間，劊子手，死刑犯，獄卒，監斬官，縣太爺，看熱鬧的觀眾好像全部都成了受害者，這當然是有人蓄意引導和操縱的結果。至於文革結束後未被處死的”造反派”們，有許多像江青在法庭上的咆哮那般只剩下表演，有許多像張春橋一樣一言不發，我們只能從他們不多的發聲管道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沒有特定敵人的全民戰爭，“毛澤東思想”的符號孤懸在天上，各色鬼神在黑夜中相互廝殺。從北京和黨中央的角度而言，線索還比較清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勢力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蘇聯代理人的壓迫之下喘不過氣來。共產黨從來不以寬容著稱，不可能讓毛澤東這樣的“富農分子”長期佔據黨主席的位置。彭德懷“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直指毛澤東。為了自保，毛只得以攻代守。他切斷中國與蘇聯的聯繫，把蘇聯代理人困在中國，試圖以這樣的方式擊敗蘇聯代理人。然而他的基本盤實力不足，除了許世友這樣的丘八，就是張春橋這樣的丘九。中國社會盛產這兩種人，但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陰險殘酷有餘，組織不足。在同樣甚至更加陰險殘酷，而且組織更嚴密的列寧黨面前毫無優勢可言。好在“蘇聯代理人”並不是一個整體，毛澤東可以借力打力，這本來也是他擅長的。康生和周恩來的纏鬥說明列寧黨同志之間的清洗仍然照常進行。共產主義是不能錯的，列寧主義是不能容忍失敗者的，黨國體制又是沒有和平退休的，任何政策轉向都代表著提出和執行前一個政策的人有著被消滅的危險。共產黨用定期清洗同志和前任（當然這也並不妨礙曾經的敵人在文革後再次變為同事）的方式代替正常國家的民主選舉和威權國家的軍事政變。文革只是給列寧黨同志之間必將到來的清洗加上另外一個理由而已。

中央以外，文革的情況就非常複雜。省一級的行政機構可以大體分為維護列寧主義體制的“保皇派”和不滿體制的“造反派”。“造反派”的組成比較複雜，有被體制邊緣化的激進文人/丘九，有民國時期留下來的老人，也有出身“黑五類”和“麻五類”的年輕人。他們在地方軍隊和幹部體系中的比例直接決定了他們和省級體制鬥爭的成果。但正因為“造反派”來源複雜，彼此之間無法真正信任，所以有許多“造反派”即使在某些省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也就迅速陷入了各派系之間的內鬥，在彼此的消耗中走完了十年，然後被捲土重來的列寧黨鎮壓或收編。層級越往下，情況越複雜，因為文化大革命將宣戰的權力交到了每一個人的手上。誰都可以對任何人宣戰，所以自然而然的，利用這個機會打擊私敵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因為誰能保證你不惹別人，別人不會惹你呢？你不願利用這個機會打擊你的敵人，你的敵人會這麼仁慈嗎？所以這就是傷痕文學和喜歡無病呻吟的文藝青年前些年津津樂道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的黑暗激發了出來，造成了多少人間慘劇呀！在他們後面操縱的，是重新掌權的列寧黨幹部。他們支持這個說法的重要原因是要同時向國內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證明，如果沒有我們紀律嚴明的列寧黨來主持秩序，中國和亞洲豈不是要大亂？僅憑這一點你們不就應該支持我們繼續執政嗎？

然而這個說法是錯的。文藝青年除了自我陶醉以外懂得不多，列寧黨就完全明白他們在做什麼。文化大革命確實製造了秩序真空，但同時也給了有能力自我組織的團體發展的機會。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會讓手無寸鐵的文藝青年魂飛魄散，但也戰鬥會使人與人結成紐帶，刺激擁有新的共同體意識的團體形成。這些團體擁有自己的武裝和組織，他們之中即使不是大多數，至少也有少數可以形成有政治能力的團體，稍加成長就可以變成軍閥的雛形，進而威脅中共的統治和中國的存在。“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根本不重要，隨時都可以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加以修改或者徹底拋棄。他們在文革末期還比較分散和弱小，但也不是不重要。列寧黨未雨綢繆，奪回統治機器後用“嚴打”的名義鎮壓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勉強維持了黨的威望。然而經此一役，列寧黨的統治機器已經再也無法恢復到過去的工作效率了。

因此，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事物一樣，其遺產對於不同人來說也是不一樣的。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從文化大革命的三重奏裏得出中國的三個特徵。第一，殖民地性，即中國總是某一個勢力的殖民地。它從清帝國的殖民地變成各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託管給民國時期的各路代理人軍閥，再變成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殖民地。文化大革命就是蘇聯殖民勢力的代理人與中國本土勢力的衝突。筒子樓，“東北老工業基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白毛女，甚至《毛澤東選集》，都處處映出蘇聯的痕跡。如果說波蘭，捷克和東德人私底下根本看不起莫斯科的鄉巴佬的話，伏爾加河，紅場和克林姆林宮給中國人帶來的就是浪漫的想像了。周恩來和鄧小平對蘇聯的敬畏，只有改革開放“慕洋犬”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敬畏可以相比。同時，共產黨的殖民主義也激起了被殖民者持續不斷的反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革也是反抗紅色殖民的許多嘗試中的一次。

第二，窪地性。窪地最大特徵就是秩序的匱乏，造成的結果就是在高地具有破壞和革命性的力量，在窪地竟然有建設和保守的力量。佛教在印度本來是破壞者和革命者，到了印度以東列國卻成了技術輸入者和秩序保護者。佛教跟遠東各國的多神教結合，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佛教各派系。馬列主義在西方也是破壞者和革命者，到了支那卻成了西方秩序扭曲的傳播者和技術輸入者，在有些時候甚至成了學生和工人團體組織的由頭，如佳士事件。馬列主義跟佛教不一樣的是，前者是直接由蘇聯運用現代技術輸入遠東並強行摧毀自發秩序，後者則是以宗教的形式跟自發秩序相結合，所以馬列主義在遠東造成了如此大的傷亡。另外，馬列主義傳到窪地以後跟中國的帝國野心相結合，造就了習近平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而佛教沒有。但假如我們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視角來看，那麼二者在遠東的傳播沒有本質差別。所以不可避免地，馬列主義也跟當年的佛教一樣受到了窪地的腐蝕。周恩來，李克農，葉劍英這樣的老布爾什維克折損殆盡，卻培養不出合格的接班人，逐漸被窪地自發產生的做題家和流氓無產者代替。

第三，內在分裂性。維持統一的成本是昂貴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思其實是，沒有外部征服勢力建立統一帝國的話，天下是必然要分裂的。列寧主義的機器稍微一放鬆控制，中國立刻就有分裂的苗頭。這個道理，對諳熟中國歷史，曾經的湘獨健將，寫出《反對統一》的毛澤東來說是不可能不懂的。列寧黨的機器經過他的打擊，已經無法復原，問題只在於是超負荷運作導致爆炸還是腐蝕過深導致無法啟動。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以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的促進了中國的分裂，間接完成了他當年的理想，令人哭笑不得。

信心比黃金還要寶貴

梅華龍

我家附近有家中醫院，門口的電子顯示幕上經常出現一句話：“信心比黃金還要寶貴”。我一度以為這是一家銀行，因為這句話說出了金融領域的一個真理：今天的金融體系不是靠黃金來維持的，而是靠信心來維持的。

說到底，黃金本身其實也是靠信心來維持的：你接受別人用黃金來購買你的小麥，是因為你知道當你需要購買牛肉的時候，別人也會接受黃金。今天各個國家發行的紙幣，不過是一些印刷精美的紙片而已，你相信它有價值，是因為你知道別人也相信它有價值。

人類的全部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當你遠離家鄉，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走進一家飯館之後，你相信美麗的老闆娘會給你端出美酒佳餚，而不會在菜裏給你下蒙汗藥……

政治活動其實也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你之所以服從政府，是因為你相信別人也會服從。你說政府擁有武力，可以強迫人們服從？但是手裏有槍的士兵們為什麼要服從軍官，將軍們為什麼要服從可能從未摸過槍的政治領袖呢？原因還是：你服從是因為你相信別人也會服從。

想像一下，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今天你還會努力工作、儲蓄、還房貸嗎？還會投資或者從銀行貸款辦企業嗎？還會服從領導和政府嗎？

傑克·萬斯的小說《瀕死的地球》中，地球的太陽正在變得越來越紅，眼看就要變成紅巨星了，地球上的人類沒有未來，沒有希望，於是他們坑蒙拐騙、爾虞我詐、胡作非為……人們之所以會服從和合作，是因為他們知道別人也會服從和合作，因此服從和合作能夠在將來帶來好處。但是如果沒有了“將來”，那麼人人都會只顧眼前利益，今朝有酒今朝醉，社會將分崩離析。

對經濟發展來說，信心比什麼都重要，最糟糕的莫過於人們對未來失去信心了。人們要是不相信努力工作會帶來回報，自然就不會去工作；人們要是不相信存款能取得出來，自然就不會去銀行存錢；人們要是不相信開發商不會拿了錢跑路，房子不會爛尾，自然就不會購買期房；人們要是不相信投資辦企業能賺到錢，自然就不會有人去辦企業……

現在中國經濟已經陷入了困境，2022年上半年經濟同比增長2.5%，二季度GDP同比增長0.4%；2022年第二季度，上海GDP同比下降13.7%，北京GDP同比下降2.9%，全國GDP同比增長最高的是寧夏，增長5.3%。金融危機的徵兆開始出現：河南村鎮銀行40萬儲戶取不出錢來，四川、重慶、江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多個省市共數百個爛尾樓盤的業主開始停止償還銀行按揭貸款。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穩住經濟大盤”、“穩增長”、“穩就業”，可是真正出臺的政策卻只有“放水”（多印票子多發貸款）。因為真正的改革措施都無法落實，或者因為大家不相信這些措施能夠落實，於是這些措施就真的無法落實，因此總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多印票子多發貸款。

可是大家對未來沒有信心的時候，多印票子多發貸款又有什麼用呢？人對未來沒有信心的時候，是不會去貸款的，即使貸款也不會去正經投資辦企業。這種時候人們會傾向於短期行為，撈一筆就走。這種時候多印票子多發貸款（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讓公務員把賣房和貸款當作工作任務來完成），只會增加銀行的不良貸款，提高金融風險，擴大金融危機，讓金融系統崩潰來得更快一點。

目前中國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某些政策使民眾對未來失去了信心。走出危機的根本途徑也只能是設法恢復民眾的信心，否則貸款發得再多，也只能是飲鴆止渴。

怎樣才能恢復民眾的信心？這裏有幾個例子：

1.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面，赫魯雪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對史達林進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

2.1976年10月，中國粉碎四人幫，標誌著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討論，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目标。

3.1989年64事件之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放緩甚至停滯，外商停止投資甚至撤离資金。中國外貿出口下降，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巡視中國南方若干城市併發表南巡講話，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中國重新步入了改革開放的軌道。

總之，只有破釜沉舟，向全國和全世界展示撥亂反正的決心，方能真正拯救中國經濟。要是繼續像現在這樣，只出點小打小鬧的政策，切香腸，不能傳遞明確的信號，讓人無所適從，結果上面出了政策下面也不敢執行，這樣救經濟肯定是沒用的。

唐山燒烤、鄭州紅碼、丹東襲警事件中自媒體的作用

維言動聽

我們對言論自由進行特別關注和研究，是因為我們認為良好社會的建立以及維護必須以言論自由作為基礎。言論自由雖然已經寫在憲法裏，但是言論依然被各種繩索捆綁。我們不會認為言論自由只是紙面的權利，而是人們正常的要求。我們認為言論自由是一切權利的基礎，也是最容易被侵犯的權利。不管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由於其自身性質都容易招來打壓。我們進行言論自由關注主要有兩個路徑，闡述言論自由的意義和分析言論自由被侵犯的方式。這個貌似簡單的任務其實不那麼簡單，許多學者的研究和眾多案例都表明這是一個複雜的場域。在我們分析言論自由的作用時，我們並不會認為每種言論都具有相同的價值，也不會單純到認為無論哪種言論都不可被限制。在確定言論自由的價值時，我們首先認識到個人和由個人組成的社會是有限的，充滿了認知和性格的缺陷，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僅僅通過自身來擺脫這種局限，不論他是多麼智慧和多麼自律，都帶有這種先天的不足。合理的社會應該是一個逐步漸進改良的結果，而這個過程對於人類文明才剛剛開始。

言論自由直面的是專橫的權力，自由的人才是建立自由社會的基石。專制社會中不需要言論自由，只有統治者的傲慢和被統治者的卑微服從。民主是言論自由得以開展的前提，但言論自由卻不因為法律是否承認而成立，它是一個基於人性確立的權利。比如蘇格拉底雖然被判處死刑，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卻沒有絲毫被當時的法律所限制。正象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所說：“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我們不會將言論自由僅僅視為一句口號，這樣無疑會扼殺它的生命。我們會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斷的考量，揭示出它的意義，甚至辨析在許多難堪情景下是否應該受到限制的理由。政治與道德都會以某種公共利益來限制言論自由，而這些情況有些是應該考慮的，有些卻不大經得起斟酌，只是某些人的情感或者利益所需。

傳統的言論自由主要關注大眾媒介這個場域，私人交談不大會引起言論自由的問題，這是國外研究公共誹謗罪學者們的看法。但是如果一個學者觸及到如蘇聯、中國之類國家的某些時代，他也許就會改變這種看法。中國現在也許不會如反右和文革那樣僅僅因為私下的一句話就將人送入監獄，但是如果在單位發表一些看法，哪怕聽者很少，也會招來許多麻煩。中國不存在獨立的大眾媒介，即使一些試圖保持客觀中立的大眾媒介也被當局打壓了。這是統治者的巨大成功，卻給社會進步埋下巨大的隱患。當普天下都是某某社新聞通稿，不同的事實側面就無法展現，事實的真相無法浮出水面，民眾的意見與呼聲無法形成政治壓力去解決問題。社會事務就會被少數人憑上級意見和個人好惡處理。言論自由的作用既體現在尋求真知，也體現在參與公共事務上。不同的意見會形成一個競爭的市場，語言的力量會被大家感受和消化，沒有受到質疑的知識是可疑的。如果沒有公共理性的開放式驗證，原子說和五元素說都一樣只是猜測，地心說和日心說都一樣有理。

處理公共事務時如果沒有言論自由，你就只是被代表，而代表卻根本不會關心你的關切和利益。比如農民被代表很多年，城鄉二元化卻對農民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工人被稱作統治階級，實際上卻在經濟轉型中難以維護自己的權益。控制大眾媒體是少數集團的慣用伎倆，英美國家的言論自由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不過那時壓制言論主要是使用事前審查以及公共誹謗起訴，而極權國家則因為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一勞永逸地將言論陣地化作私人後院。

大眾傳媒最大的演變是由互聯網造成的，自媒體的興起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革命。幾乎每個人都可以零門檻成立一個媒體，特別是那些佼佼者幾乎不遜色於傳統報刊。由於這些自媒體的個人性質，雖然官方有許多檢查措施，以確保那些它們認為出格的言論不至傳播開來，但是對於一些事情的真相以及態度，網路檢查員也難以直接刪除，這就會給言論自由的窗戶打開了一絲縫隙。6月有三個在自媒體上廣泛傳播的熱門新聞事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言論自由對於一個健康社會有多麼重要。

第一起事件是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6月10日淩晨四名女子在一家店內吃燒烤，因拒絕某男子騷擾，被多名男子用啤酒瓶和凳子毆打。其他顧客撥打報警電話，員警卻遲遲不來。這個過程被監控以及其他人錄下併發在網上，立刻上了熱搜。大家既同情四名被打女子的遭遇，也為幾名打人男子的囂張暴戾震驚。打人的場景和女子頭纏繃帶無助呻吟的圖片在各種自媒體上瘋狂轉發，由此給當地政府和警方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由於輿論認為此案可能涉及黑社會性質，打人者的保護傘就在唐山政法系統，因此該案件轉由廊坊異地偵查處理。隨後各地記者紛紛前往唐山進行採訪。但是這時唐山又玩起了老把戲，以各種理由禁止記者進入唐山。貴州電視臺記者11日晚就趕到唐山，但卻不被允許出高鐵站，他被告知需提前48小時報備並要社區同意接收才可以進入唐山。將新聞人和新聞源隔離開來，不得不說唐山真的很老練。隨後市委書記深夜視察作秀，又公佈了舉報電話，設立舉報點。但是舉報電話打不通，舉報點人滿為患。此時唐山為了平息民憤，宣佈進行“雷霆風暴”專項行動，警車成群，摩托成隊，荷槍實彈，場面壯觀。不過網友們還是看出來這不過只是一種作秀。6月27日這個“雷霆風暴”行動結束後，也沒有看到任何的成果，除了路北分局某領導背鍋，既沒有公佈接了多少案件，也沒有挖到什麼保護傘。網友們在事件發生後進行的一系列關注和挖掘讓唐山灰頭土臉。特別是被暴打的女孩傷情鑒定為輕傷二級，而打人者卻是中級，這看起來就是一個笑話。唐山事件的另一個成果就是封掉了一批微博微信帳號，不然有些事情終究是掩蓋不住的。比如，整個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人還有醫院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看來唐山警方為了掩人耳目還是考慮得很周全。

第二起事件是鄭州賦紅碼事件。疫情是這兩年最為重大的事件，在大數據的支持下，中國採用了健康碼來進行防疫。健康碼只負有防疫的用途，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當河南村鎮銀行發生信用危機，400億元不翼而飛，許多儲戶從外地趕到鄭州希望要回他們的存款時，卻發現他們的健康碼變成了紅碼，只有簽署了協議才能變為綠碼離開。由此他們被視為高危人群，不能離開，也不能進入任何公共場所。這些儲戶非常明白他們的健康碼變成紅色是什麼原因，因此將他們與有關工作人員的電話錄音發在了網上，使限制他們索要存款的圖謀曝光。開始時各方一直在推脫和狡辯，但是後來在網路輿情的壓力下，鄭州市政法委副書記被迫停職。可是網友並不是小白，自媒體上有許多法律專家，他們指出，這種停職和黨紀處罰顯然不夠，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屬於濫用職權的犯罪行為，豈是黨紀政紀處分就可以了結的。民眾可以合理猜測，某政法委副書記雖然對村鎮銀行引發的維穩危機負有責任，但是他不會貿然承擔這麼大風險自作主張命令手下給來鄭州的儲戶賦紅碼，這一行動更可能是高層的決定。賦紅碼事件也讓大家看到，在高科技時代，人們的數據非常容易被用來控制自己，對政府權力的濫用要保持足夠警惕。

丹東襲警案也體現了自主發聲的自媒體的重要。某父女二人在有社區證明並做了核酸檢測（還無結果）的情況下去醫院拿藥，因為是黃碼，被員警攔下。女子解釋但員警不聽，員警將女子推到在地，七旬生病老人怒摑員警，年輕員警應聲倒地，並回頭問“錄上了嗎”，得到錄上的消息立刻站起，隨後女子被行政拘留10日，老人則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視頻在網上披露後，網上輿論譁然，以“一個巴掌拍得響”為名來稱呼這個事件，並稱這是典型的碰瓷執法。丹東市市長隨後也稱由於長期防疫和封控，基層人員厭戰鬆懈。在事件發生後第二天，丹東結束了為期兩個月的封控。在丹東市公安局沒有改變處罰的時候，又一個關於該事件的第三者視角視頻更加深了這次碰瓷執法的疑點，在這個路人拍攝的視頻中，老人的耳光並沒有接觸到員警，最多可能接觸到員警的頭髮。那麼很顯然這個員警倒地的行為就是一個給這對父女設下的圈套，網友們由此戲稱老人是一個武功高手，會傳說中的隔空打人。雖然很多人對丹東這一事件表達了看法，但是卻沒有丹東警方出面糾正任何錯誤消息。

由此看來，丹東警方企圖利用那個假摔來坐實這對父女的案件，並維護他們不斷下跌的聲譽。

在這三起事件中自媒體和互聯網都起到了彌補主流媒體報道不足的作用。沒有大眾傳媒的參與，個人只能任由權力欺壓。這三起事件目前的結果都不盡如人意，法治精神和公平正義都沒有到來。每起事件中新聞主播和法律專家們都盡心分析，讓民眾對現實和正義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對推動事態的發展和解決不可或缺，而這對一個公民社會的培育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權力集中是值得警惕的，媒體壟斷更值得警惕，自媒體雖不能與大樹抗衡，但是畢竟稍稍打破了現有的媒體格局，從而讓大眾聽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論“英雄主義”的濫觴

 言民

群中朋友在討論時，一些人時不時冒出些“英雄所見略同”的互相吹捧，再加上後輩青年對“鐵窗義士”的稱讚，使某些人處於飄浮虛榮之中，動不動以大佬的口吻教訓和罵人。這不禁使我思考，為什麼人人心中總有那麼一個“小毛澤東”的情結？為什麼中國傳統文化那麼喜歡塑造“聖賢”與“英豪”的偶像並讓民眾頂禮膜拜？

那什麼是英雄主義？按照《辭海》的解釋，“英雄”就是“主動為完成具有重大意義的任務而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和自我犧牲氣概和行為”。自“民

主牆”義士拉開憲政運動的序幕後，雖然一些同仁志士倒在了爭取自由的

路途上，但仍然有許多勇敢者前赴後繼穿越煉獄。的確，推動自由憲政的勇士值得人們敬佩，但要不要製造出一個偉大的領袖來帶領大家呢？這是值得商榷和討論的。要弄清這個問題，需要捋一捋中西方“英雄主義”的淵源。

一．東方英雄主義源頭

考查歷史，中國神話故事中充滿了開天闢地的盤古，補天的女媧，射日的後羿，治洪水的大禹，愚蠢至極的愚公等民族大英雄。而從春秋戰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到元明清的一次次政權更替，推翻前朝的過程都是由聖賢策劃與實施，更充滿了英豪們的殺戮和爭霸。說白了，就是誰拳頭硬誰就是大英雄，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

儒生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更有“內聖外王”一統天下的聖賢情懷；道家有危亂時局“背榜下昆侖”、“替天行道”的英雄氣概；墨家更有世間“除暴安良”的豪俠壯舉。三分天下，奸雄曹操就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英雄告白，兩晉南北朝更是“群雄逐鹿”奪取帝王之位。

有人推崇清末大儒曾國藩，說他做到了“三不朽”聖賢境界。但網友認為：“立功，就是內耕滅了太平天國並殺掉了兩廣、兩江、兩湖近乎一半的人口，民送外號“曾剃頭”；立言，也就寫了一部家書及聖訓，無非弟子規、增廣賢文的為人處事之道，當好統治者的奴才而已；所謂的立德，也就是教育子孫“為師為將為相”，要求後人匡扶北狄清室皇廷。這戰場上打出來的悍將，“扶清室於不傾”的能臣受到了蔣毛的吹捧。兩人在青年時狂讀曾氏家書家訓、日記、政治、軍事謀略，誓言做“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偉人。

查看歷史，也就是聖賢英豪砍人頭、流人血並以謊言和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無外乎魯迅所說的“吃人”。這一群群新生的聖賢英豪又起而奪權，推倒皇帝當皇帝的過程不斷在中國循環上演。譚嗣同對聖賢英豪有著這樣的尖銳批判：“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等被新知識分子譽為中國500年一出的偉大導師與旗手。100年後，這國這民仍然在憲政的曠野中打轉與徘徊，黎民百姓仍然活在貧窮落後缺乏人權的一黨專制中。

《三國演義》下的群雄逐鹿，曹操與漢室正朔劉備大玩了一把“煮酒論英雄”的自戀；《水滸》中一群“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草莽被暴力史學視為英雄而稱讚不已；港臺小說中更是充滿了金庸、梁羽生等的英俠讚歌；華夏大地一些地方甚至還有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殺人魔王的塑像；可以說，中國文學、戲劇、藝術、電影、詩歌、繪畫、雕塑……中，無不充滿著“英雄主義”的濫觴。

二.西方英雄主義

古希臘、古羅馬是多神崇拜的國度，英雄主義無不反映在其傳統文學、詩歌、戲劇、雕塑、繪畫與神話傳說中。

普羅米修斯因盜火種而被宙斯鎖在高加索山上，每日被鷹啄食心肝，被希臘人視為大英雄而稱頌。天神、火神、雷神、太陽神、雅典女神、誘惑女神等構成了希臘、羅馬人的英雄主義崇拜。

希臘、羅馬的英雄大都爭強好鬥並充斥著父殺子，子弑父的俄底浦斯情結，不斷上演著亂倫、孌童、忌妒、復仇、情殺等悲劇。如：烏拉諾斯監禁自己的兩個兒子，地母蓋亞為兒子的受難痛苦並要求其他兒子搭救兄弟。於是，小兒子克洛諾斯（宙斯父親）手拿一把鐮刀，趁父母同床性交時，用鐮刀把父親的生殖器割下丟到大海。烏拉諾斯的精液變為浪花，傷口流的血生出復仇女神厄裏尼厄斯。西方有一幅美神“阿弗洛狄忒”從浪花中升起的著名油畫，講的就是烏拉諾斯流出的精液化生出美神維納斯。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精神抬頭，希臘的個人英雄主義在文藝三傑作品中得到了宣揚。啟蒙運動把激進左翼哲學家抬舉為新的“神祗”而崇拜，有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這些為指明人類方向的偉人大導師。科學至上主義的大發展與工業革命促進了唯物質主義的興盛，把人帶入科學崇拜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東西方冷戰、核武與生化武器等大殺器如脫韁的野馬，威脅和破壞人類的自然生存環境。我們發現，無論東西方，無不充滿著對哲學導師、科學巨匠、聖賢英豪的崇拜與追捧。

尼采口稱“上帝己死”，宣佈哲學是人類的路徑與拯救，他的“超人”（英雄）哲學更掀起了法西斯主義熱潮，引導出一代法西斯希特勒、墨索裏尼。俾斯麥早就說過：“當我們無限崇拜的把自己和民族的命運交給一個時代的偉人時，我們已經把自己子孫的命運交給了黑暗。”是的，當德國人狂熱追捧的罪孽深重的大救星、大英雄對內鎮壓異見人士，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時，失敗的悲劇己是天註定。

說白了，戰爭機器開動的日期也就是平民替偉人英豪們賣命，流血的日子。今天，俄羅斯人視普京為他們的“彼得大帝”和“戰神”，支持和稱讚這個所謂硬漢在格魯吉亞、車臣、克裏米亞的侵略行徑時，也是俄式英雄主義的大敗亡。

三.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國家

美、英、北歐是平民憲政有秩序的地區，更是限制“聖賢英豪”權力氾濫最為成功的國度。比如：華盛頓帶領民眾取得獨立戰爭勝利後，按功勳，他完全可以做美國獨立後的開國君王。但是，加爾文清教主義全民信仰及平民主義作風促成華盛頓放棄了權力。羅斯福、巴頓、麥克阿瑟帶領民眾贏得二戰勝利，但美國人民會像防賊一樣警惕這些英雄人物的濫權。美國人喊出了“政府是製造問題的地方，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於是，用不能“連任兩屆”來約束總統，更要用選票把偉人英豪們送走。

阿克頓勳爵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是的，政府不是由天使組成的，而是由充滿罪的人組成。因此，政府有著腐敗墮落的傾向，人民應制根據“三權分立”原則，用選票對其加以限制。

丘吉爾帶領英國人民打敗德國法西斯，但勝利之日也就是他回家養老的日子。史達林這個獨裁者還嘲笑丘吉爾說：“英國人民把你這大英雄弄下去，太虧待你了吧”。丘回答：“我帶領人民抗擊侵略，就是要讓人們有把我選下去的權力”。中國人悲哀地把史達林這個殺人魔王稱讚為“父親”，並把它當做共產主義的大英雄來崇拜，這是歷史的宿命。

四、餘論

人類一次次的災難與戰爭，大都起自於那些要在地上建立“烏托邦天國”的偉大導師與哲人；起自於那些“紅太陽、大救星、大英豪”的出世。是的，這地這民總是崇拜偉人英豪，總是喜歡有一個“威權”或“極權”主義的暴君來統治。可以說，凡是崇拜人，要把有罪之人樹為英雄及偶像的國度，其國運總是在衰敗，其人禍總是在不斷發生且沒有例外。

國民黨人把孫文弄成“一個國父”來讓全國民眾崇拜，全黨更是要絕對服從個人專制的蔣總裁。痛定思痛，自

由憲政後的臺灣地區多次發生過砸毀孫文、蔣介石塑像、撥漆等事件。這即是臺灣民眾對英雄主義濫觴的否定與批判。

王怡坐牢前提到毛澤東1945年的一篇日記：偉大領袖就自認“神即是己，己即是神”。紅衛兵曾把毛澤東推到一個近乎神的祭壇上，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的人禍大災難讓民眾嘗盡了苦頭。毀滅一個民族與國家，只需“造神”一樣抬舉出一個為世界指明方向的偉大領袖。是的，袁氏的黃粱美夢一定會破滅，“英雄主義”的威權統治也將被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六四後，最早衝擊黨禁的胡石根與朋友討論說：“中國不需要什麼英雄主義！中國需要的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拿出良知和勇氣，拿出公民精神和公民責任感，都能夠從我做起積極行動起來，如此，我們的國家必定大有希望，我們的民族必定大有可為。”在當今時代，民主自由憲政運動中己不需要再去塑造偉人與大英雄，國家需要具有犧牲精神並迎難而上的義人。但願同道中人丟掉聖賢英豪的自戀，推動和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自由憲政秩序。

胡錫進先生發明了非暴力抵抗的新方法

梅華龍

美國政治學者吉恩·夏普先生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中總結了198種非暴力行動方法。比如，你是政府中的一個下級官員，對上級的命令不滿，這時你除了直接拒絕服從命令之外，還有其他許多種抵抗方法：你可以阻斷指揮和資訊鏈條，例如不把上級的命令向下傳達，或者不把下級的資訊向上傳達；可以打著服從某項具體命令或政策的幌子，對上級的命令拖著不做，暗中使絆兒；還可以在執行命令的時候故意不盡全力，假裝無能，等等。

《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寫於1970年，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這半個世紀之中，人們又發明了許多新型的非暴力抵抗方法。比如已經退休的《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先生最近就發明了一種新的非暴力抵抗方法：領導讓你幹的事，讓你說的話，你可以故意給它幹得說得特別誇張，誇張到荒謬的程度，以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本月（2022年8月）2日至3日，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女士訪問臺灣，引起了中國的激烈反應。佩羅西女士訪臺之前，胡錫進先生天天在網上大放厥詞，威脅說，中國可以出動戰鬥機“伴飛”佩洛西女士的專機，可以擊落佩洛西女士的專機，甚至可以消滅美國的航母編隊。

胡錫進先生的上述言論，以及胡先生的退休官員身份，令中國的愛國網民們異常興奮，大家都等著看佩洛西的專機被擊落，氣氛熱烈到了極點。結果佩洛西女士的飛機平安落地，廣大愛國網民都成了接機的。於是網上罵聲一片，有痛哭流涕的，有扇自己耳光的，還有去當地政府門前拉橫幅的……可以說是嘲諷效果強烈。

也有些腦子稍微明白一點的人，說這都怪胡錫進。本來中國官方從來沒說過要出動戰鬥機“伴飛”佩洛西女士的專機、擊落佩洛西女士的專機或者消滅美國的航母編隊。這種事想想就知道是不可能的。擊落佩洛西女士的專機，那是刺殺外國領導人的犯罪行為。都是胡錫進先生胡說八道，才把網民期待拉得這麼高，然後再從高空重重摔下來。愛國網民的怒火全都指向了當局，這簡直可以說是把當局架到火上烤了。比如知名博主“兔主席”就持這種看法。他認為，胡錫進先生犯了嚴重錯誤，胡錫進先生應該反思，胡錫進先生欠全國人民一個道歉。

筆者跟“兔主席”的看法不同。筆者以為，也許胡錫進先生沒有犯錯誤，也許胡錫進先生完全是理性的，也許他就是想要達到現在的效果。把領導的意圖誇張到荒謬的程度，以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這可以說是一種非暴力抵抗的新方法。胡錫進先生的做法，效果簡直不能再好了。

當然，胡錫進先生可能會為自己辯解，說他之所以那麼說，目的在於嚇阻佩洛西訪臺。可是筆者以為，以胡錫進

先生的智商和閱歷，不會不知道佩洛西女士的訪問計畫不可能因為你胡錫進說了什麼就有所改變。同樣，中國政府的計畫，也不會因為胡錫進說了些什麼就有所改變。胡錫進先生唯一能夠影響到的，就是中國網民的情緒。於是，胡錫進先生這麼做了，也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效果完美，可以打一百分。所以，胡錫進先生不應該道歉，而應該得到一枚一噸重的大獎章。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這種方法是不是胡錫進先生的原創。我們經常聽說，文革的亂象都是反對文革的人打著文革的名義搞出來的；上海新冠疫情爆發時封城的亂象都是反對清零的人故意搞出來的；還有，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期間，各單位都要組織相關的宣傳活動，要往宣傳欄上貼本單位“唱紅打黑”的照片什麼的，於是有些單位的領導命令下屬“揀最難看的帖！”這些不都可以說是實踐了上述戰術？問題是這些事其實都沒什麼證據能夠證明，不像胡錫進先生這一次，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俱全。所以筆者認為，胡錫進先生才是這種戰術的發明人。

雲南省政府暫行組織大綱

編者註：1922年頒布的《雲南省政府暫行組織大綱》是聯省自治運動和省憲運動時期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其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即使在今天來看，《大綱》反映的思想和理念，其內容及後來實施都不失其進步性。

第一條 雲南省實為自治，以期造成聯省國家，改組省政府。

第二條 省政府為執行全省政務之最高機關。

第三條 省政府設省長一人，為一省之最高級長官。

第四條 省長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第五條 省長民選之，但在省憲公佈前，由現任省長繼續行駛職權。

第六條 省政府設下列八司:

• 內務

二、財政

三、軍政

四、外交

五、交通

六、教育

七、實業

八、司法

第七條 各司設司長一名，由省長任命之。

第八條 省政府設省務會議。由省務員組織之，省務會議以省長為主席，省長有事故時，由省務員中委托一人為主席。各司司長均為省務員。

第九條 省長得於司長外任命省務員二人至六人出席省務會議。省務會議遇必要時除省務員外，其他人員經省長許可，得列席成述意見，但不加入表決。

第十條 省務會議取決多數可否，同數由省長裁決之，省務會議規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省長發佈省令，但與各司有關系者應由各主管司長副署。

第十二條 各司司長於職權範圍內得發佈司令。

第十三條 省長及省務員對省議會負責任。

第十四條 省政府設參謀處，輔佐省長運籌軍機。

第十五條 省長聘任參贊、顧問、參議。

第十六條 省政府設樞要處，承省長之命撰擬文牘，典守印信和其他機要事宜。

第十七條 省政府設軍咨處，咨議、咨謀各官均屬之。

第十八條 省政府設總務處，承省長命令辦理庶務、會計、警戒及承宣事宜，參軍副官均屬之。

第十九條 省政府設銓敘局，承省長命令掌管官吏任免升轉及記錄功績事宜。

第二十條 省政府設統計局，承省長命令掌管統計事宜。

第二十一條 各司處局之組織及辦事規則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綱自公佈日施行，遇必要時得於省務會議提議增修之。省憲公佈本大綱即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