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9月 1 日          雙周發行

發行人兼主編：王丹 

經理：金岩 

責任編輯：王涛

憲政之謎：制度還是文化？

遠東青

如果說理解中國問題有個門檻的話，這個門檻便是認識到在中國無法實現憲政民主不是因為某個領導不行，而是換了領導照樣不行。

那怎麽才能行？於是「華人」就分裂了。制度論者認爲中國即使文化有問題，根本還是制度不行，必須改變制度才有救；而文化論者認爲中國制度固然不行，但根本還是文化不行，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共產黨是執政的中國人，中國人是在野的共產黨」，基本沒救。但吵來吵去，水火不容的制度論者和文化論者其實都在自説自話，刻意回避有利於對方的歷史依據和現實經驗。

兩方其實都錯了，因爲制度和文化顯然是雞蛋互生的關係，既沒有先後，也不可能單獨脫離對方而存在——本文會首先向你詳細展示制度和文化是如何互相生育的——然後回答最初的問題：怎麽才能行？

答案很明確：打破惡性循環和建立良性循環的法門只可能在循環之外——民族發明。因爲共同體的劃分是先於一切政治行動的。國體、政體、政黨、法律、文化只是施工隊和建築材料，民族構建才是建築師和結構工程師。錯誤的民族發明是一切次生災難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只有「中國」這個建構和它的政治實體不復存在，遠東大陸各地的制度和文化才能發生改變。

一、制度論的優美與孱弱

制度論本身有明顯的道理。東西德、南北韓、甚至同一個行業的國企和私企不但各方面表現大相徑庭，甚至文化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當然離不開制度的直接作用。用一句名言來說：「戰爭塑造憲制，憲制孕育文化。」如果制度是雞，那麼文化就是它下的蛋。

但論及如何開啓一個好的制度時，「華人」制度論者往往身兼進步人士、中華文化衛道士或國粉（國民黨或精神國民黨）的多重身份，大談公民啓蒙、和平理性、憲法設計、四七法統、再造聯邦云云，選擇避開戰爭造法和大帝國解體在良性制度產生中的關鍵作用，過於「愛與和平」和中國主義了。他們喜歡說：

「中國只是缺一個好的制度。同爲儒家文化圈的韓國和台灣的民主轉型一定會發生在中國大陸，我們要有信心和耐心。」

這種令人捂臉的幼稚和清新並不奇怪，因爲當代東亞主流知識分子的認知框架是章太炎、梁啟超、戴季陶那一代中國發明家和冷戰時期華盛頓抗蘇外宣的民主進步神話塑造的，因此他們演繹的制度論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力過於羸弱。

當制度論者援引臺灣、韓國和平轉型的成功經驗時，會把它們歸功於是知識分子啟蒙工作的日積月累，和被啟蒙的公民努力抗爭上街遊行的成果。這種認知圖景，化用小米的創辦人雷軍的那個經典比喻來説就是：站在風口上的豬還以爲自己會飛。

韓國、台灣的和平民主化，真相更接近以下三個原因的總和：

1 作為冷戰中西方自由陣營的一份子，內政受到西方的旗艦——美國的高度約束和威懾。威權政府聽從民意，抗議民衆也貶抑己方的武力，共同完成和平轉型的表象的背後，恰恰是至高無上的仲裁者美國、美軍提供的武力和秩序。鬥爭雙方既都要維護太上皇的面子、華盛頓的決策者也一定不允許美國和自由世界在道德形象上輸給蘇聯；

2 威權主義政權（台灣的例子指李登輝政權而非列寧主義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性質和自由民主制度是同構的，因此容易發生彼此轉換，但極權主義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則和自由民主制度完全不同。後者的權力核心是反社會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團，背負著體面社會的尸山血海，更難以主動放棄政權束手待斃；

3 臺灣、韓國都是小國，更容易實現內部的合作和妥協。

第二點的意義比进步派所想象的更大，因為從毛澤東晚期到習近平早期的中國，在西方陣營看來也是自己的反蘇和反恐盟友（在中國看來是中美關係正常化、改革開放、悶聲發大財、中美G2）。華盛頓想對中國如法炮製台灣和韓國的民主轉型，以為用相同的方法可以在中國製造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發動公知寫普世價值文章和群眾上街遊行三步走，同時約束和威懾北京政府的行為，但無論是華盛頓，還是愛與和平的民主愛好者，都慘遭「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鄧小平和習近平的打臉。可見誤把極權當成威權而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慘烈。

第三點的意義也比近乎全部讀者所想象的更大，因為東歐的前共產主義政權絕大多數都民主化了，俄羅斯的民主化卻徒有其表——正在進行的烏俄戰爭就是明證。為什麼？因為蘇東劇變的各國中，俄羅斯和蘇聯一樣仍然是一個帝国。帝國和自由只能選一個。熱愛Mother Russia而非自己真正的諸羅斯家鄉的人口接受了錯誤的民族發明，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了保衛帝國和放棄自由——顯然，在從事民族發明的知識分子面前，從事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的文章和著作不符合大眾胃口。更重要的是，後者並不知道自己其實也是前者的無症狀粉絲。如果前者恰巧發明了小民族，那麽后者就可以狐假虎威；反之如果前者發明了帝國民族，后者做夢也想不明白爲什麽自己祖國的人民會如此愚昧冥頑。

同樣的，鮮卑契丹蒙古和滿洲征服者沒有改變「中國」，也是因為不符合解體論的原因。由於被征服者過多，早期軍事統治階級的封建共和制度很快被大一統主義士大夫的削藩「智慧」和降虜的財富腐蝕成徹底的秦政，給了「文化論」活躍的舞臺。

二、文化論的野心與局限

文化論當然也有其道理：爲什麽一些西方企業的無條件退換貨制度在中國馬上就被玩壞了？顯然沒有文化水土的制度就像摘下來的鮮花一樣迅速枯敗，和廢紙沒區別。人類大多數制度是不成文的，依靠分散在全社會的無法記錄的默會知識運行。小到宗教團體和家庭内的規則制度，大到國家政府的組織運行方式，莫不如此。以英國為典型的自由政體是歷史和現實博弈的演化產物，本身即是一種習慣和文化，而不是啟蒙和理性設計的結果——這種習慣和文化對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塑造，也被崇拜美國國父的制度設計迷戀者們大大地低估了。當代民主國家内部能夠支撐其制度運行的社會基礎也完全脫離不了文化本身。比如，你會認爲神話中和歷史上哪些人是英雄，哪些人是壞蛋？爲什麽？你的家中和街心樹立的雕塑、廟宇、殿堂内紀念和供奉的都是什麽樣的古人和神祇？人們爲什麽要紀念他/她們？——這些無疑是文化，讀者卻很容易理解它在制度背後起到的作用。如果習慣和道德觀念不是文化，什麽才是文化呢？那也許就只有藝術了。但話説回來，藝術都是主動被動地為政治服務的。

歸根結底，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性化服務他人的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不是最內核和底層的部分——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一樣，支撐西方列國憲制的武士階級、廣大鄉民的日常思想和行為，更多是基督教小共同體的道德訓誡和祖傳的社區、小邦國的政治參與習慣塑造的。默會知識無法通過書本習得和自上而下的命令建立，只能來源於社區生活的實踐。

因此我們可以説，如果文化是蛋，那麼在知識分子看來最燿眼的成文制度就是它孵出來的雞。

斯賓格勒的文明季候學是文化論的集大成，超越了很多膚淺的後來者。但斯賓格勒本人也因此過於文化論色彩和宿命論了，思路很多時候被西方文化的符號迷惑，沒有觸及德性、小共同體、憲制三元耦合的機理。筆者的研究結合了英國歷史經驗主義的營養，在斯賓格勒的基礎上把制度演化的邏輯和文化季候的演進統一了起來。於是當我們回頭再看，「制度」vs「文化」的永恆爭議就變成了一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偽問題——

處在年輕季候的文明是小共同體本位的（人們眼裏只有血親和鄰居才是同胞，遠處的人不是），精英、戰鬥力和財富沉澱在本鄉本土，政治博弈各個主體的利益也在本鄉本土，熟人之間的反復博弈形成高度的默契和道德自覺。這樣的社會即使能夠橫向聯合組成國家，憲制上也只能（或必然）是分權製衡的；文化上則體現為宗教虔誠、相互信任、勇武善戰、男不懼死、女能生育。類似《大憲章》的封建各等級博弈文件在當時的歐洲大陸也比比皆是，並不具備真實意義而非進步史觀符號上的特殊地位。這種制度和傳統習慣有利於穩定預期和財產權的保護，因此造成人口、經濟和技術的長久發展。由此帶來的戰爭壓力、市場需求、啟蒙主義、個人主義、平等主義的盛行，導致憲制的中央集權化和土豪的遊士化。精英和財富離開本鄉本土和私人團體，開始漸漸集中到中央政權和公共事務層面，後果在政治上體現為官僚主義、地方自治衰落、絕對主義王權或多數暴政式民主、甚至極權主義和大一統；在經濟上就表現為高稅率、通貨膨脹、官商與民爭利、國家政策的機會主義、官僚主導而非社區內部的社會主義、財產權的瓦解；在文化上就體現為知識分子崇拜取代了宗教信仰和武士崇拜、理性對道德和理性自身的解構和批判、流氓無產者橫行、男性戰鬥力和女性生育率的衰竭。文明因此衰落和死亡，被年輕的異族征服、消滅或同化。新的一輪文明季候重新開始。

中國社會尤其是它的核心區，就是這種N重晚期文明的殘渣。自秦帝國軍事統一諸夏，華夏文明季候入冬後，由於地理的偏遠閉塞和幅員遼闊，殘餘的人口和文化沒能被歷次入侵的異族消滅和同化，反而不斷腐蝕掉年輕的異族征服者。「國民性」或中國文化是典型的晚期文明特征：最高級的精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秀才書生，流氓無產階級可以通過赤裸暴力成為統治者，散沙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和意願（甚至家庭都無法維繫），雖然精於算計但只會考慮短期利益，不相信一切宗教和道德規範的絕對性，追求穩定生活和小確幸、遠離軍事、膜拜權力、投機鑽營、肆意欺凌更弱小者。——然而不只是中國，在所有缺乏有機共同體和穩定預期的散沙社會中，這些特點都是普遍存在的。貴族是青春文明全民的老師、無產階級是散沙社會全民的老師。

但是，文化論者看到現象卻不知其所以然，很輕率地用貌似正確的姿勢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法拉盛就是中國人有了民主制度的樣子。」

「你以爲沒了共產黨，中國人就能像台灣那樣？像香港那樣？其實沒了共產黨，就成了池袋北西口。」

這些話看似機靈，實際上并沒有意義，因爲美好的生活形態是社區的產物，社區是土豪（有機知識分子）依據正典耕耘群衆和物質環境的苗圃。社區是社會的細胞，土豪是細胞核。社區發達的社會，製造業和旅游資源就發達；社區解體的地方都會髒亂差臭丑。在自由國家，大城市產生貧民窟是普遍現象，如香港的九龍城寨、洛杉磯的康普頓和紐約的哈萊姆和布魯克林。因爲無論族裔，大城市由於人口的流動性大，都是發生社區解體最嚴重的地方，儅局部形成上層逃離——社區劣化——上層加速逃離——社區加速劣化的惡性循環的時候，貧民窟就會形成。中國主義者（華人）的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尤其嚴重，唐人街和法拉盛就是下層華人貧民窟。由於法拉盛來源於共產中國，質量又比唐人街更差，基本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綫小縣城的複刻。原因不外乎華人精英無論在家鄉還是海外都沒有組織和維繫社區的傳統與能力，上層華人或者是純經濟動物，或者就是熱愛抽象的中國，身體卻很誠實地遠離華人群體而索居，住在其他族裔的高級社區裏，享受著免費的秩序和風景。

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遠東的非西方殖民地在淪陷前也產生過徽州這樣相對高級的地方，因爲那裏社區自治的相對發達。這樣精緻美好的共同體在帝國的邊疆和山地地帶尤其豐富，它們既是中國政治上的威脅，也是諸夏主義的意義所在——所謂的「中國」那片土地上並不真的都是中國人——諸夏主義不是離經叛道的幻想，而是對事實最直白有力的描述。它反映著中國統治區的非中國人在找回鄉土性，重拾失落的自由記憶和社區文化的天然努力。如果不是中國統一帶來的秦政+列寧主義武斷統治，這些有生命力的社區本可以保持或重新發育出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成長到日本和西方同類社區的高度。當然，它們面對著中國的威脅，需要像烏克蘭一樣有自己的國家來保護自己。國家小了，精英的土豪性自然就會上升，組織資源就不容易被耗盡。法國的遊士廷臣的無機性在歐洲數一數二，但和中國的同行相比有機性就強得多，著名的環巴黎貧困帶（「法蘭西荒漠」）也比環北京貧困帶富裕美好很多。穩定預期建立起來之後，道德和秩序的良性循環才能開始，「醜陋的中國人」中最典型的醜陋分子和行爲才能被打壓、邊緣化和消化。更重要的是，只有小國才能擺脫帝國夢，變成自由世界反擊帝國滲透擴張破壞的新前線，接受脫亞入歐的前途，正如今日的烏克蘭和台灣。

極端文化論者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幼稚或懶惰是對歷史偶然性的迴避。他們認可中國的發明，並且相信中國的糟糕是自古以來一成不變的。事實上，東亞社會雖然是文明灰燼，卻在近代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強烈輻射和秩序輸入，誕生了大量有機小共同體和新文明國家的種子。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蘇聯軍事征服遠東社會的產物，原本並不會存在。蘇聯誕生自一戰爆发、德國運送列寧和金馬克回沙俄的火車、十月暴亂的賭徒式決策，這三者本身都十分偶然，同时发生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蘇聯自誕生起，就把俄羅斯作爲世界革命的引信，對舊沙俄社會徹底殺光搶光後把榨取的資源用於軍事擴張和匪諜滲透。而在遠東大陸，從孫文到馮玉祥，從蔣介石到共產黨的恐怖黨軍，都是蘇聯武器、教官、帶血盧布的金山銀山和前滿洲國的國力武裝起來的，對各地的地主資產階級軍紳政權有碾壓性的優勢。最終這批新文明的種子也和他們的文化、制度一起被共產黨屠殺殆盡。在沒有蘇聯的平行世界裡，上海怎麼可能輸給新加坡？滿洲怎麼可能輸給韓國？南粵怎麼可能輸給越南？今天淪陷區出身的人談起「東北」文化，人們可能的印象會是趙本山的低俗喜劇。然而滿洲本來有著高級燦爛的文化。從李香蘭和梅娘的滿洲，淪落成趙本山的「中國東北」，以及類似地，從阮玲玉的上海自由市到周立波的中國上海市，本來就是列寧主義的結果。要知道，滿洲國本身並沒有對當地的「傳統社會」進行滅絕性的改造，反而相當尊崇儒學以及其他本土文化。而據今天滿洲愛國者對父輩記憶的追溯，滿洲國時期治安良好，社會和諧，而後來共產黨統治時期，有毒的列寧主義滲透全社會，挑動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國企文化使人貪婪忘義。以上無不說明東亞的文化環境和人的素養，本來就受政治形勢和環境的影響，而並不像是某些極端人士說的那樣「從頭壞到尾」或是完全無藥可救。

列寧主義的中國是秦政中國的升級版。列寧主義政權對社會的格式化更加酷烈和綿密，打擊對象的門檻從高級土豪共同體降低為了所有有產者，朝廷的體制在社會經濟和人口中所占份額也是空前的高。所以在建立中國的歷次帝國朝廷中，中共都算是史無前例的荒唐和殘暴。諷刺的是，在列寧主義中國建立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持激烈批判態度的文人恰恰是最狂熱的一群人之一，而最後建立出來的中國，卻又恰恰大大加強了傳統社會中本來就存在的問題，加劇了人們的奴性，並將其拔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更為諷刺的是，當下爲數不少的文化論者通過古今經濟社會的縱向比較，居然嘗試論證共產黨是中國人的天花板和救星（人均壽命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古代更高，災難死亡比例更低），說沒有共產黨的中國只能更壞，卻無恥地迴避了20世紀西方輻射到全球的農業和醫療技術進步帶來的人口和壽命增長同樣適用於津巴布韋和剛果等荒唐的列寧主義國家的常識。他們爲了論證中國文化的邪惡墮落，把西方自由世界的偉大功績歸功給有史以來破壞社會最烈的列寧主義，這是某些文化論者最誤導人的一面。

歷史總是不斷產生回聲。今天文化論者們的前輩，即那幾個在文學或知識界熱衷於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名人，早已經體現出了不涉及解體論的文化論最終會導向的結果。今天大部分年輕憤青崇拜的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阿Q正傳》中批判和揭露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看客」和「奴性」，惟妙惟肖地體現了散沙社會中的百姓面貌。然而魯迅儘管如此犀利地批判「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但卻又是一個本質上愛中國的人。他無法接受西方帝國主義對東亞的殖民和半殖民，無法接受軍閥割據的事實將會令中國遲早不復存在，因此他先是支持五四暴民「救亡」中國的努力，最後投入共產國際麾下成為外圍，也就不奇怪了。對於他而言，國民革命後的內地比英國殖民地香港更加「進步」，因為英國殖民統治是典型的因俗而治，相比國民革命後的國民黨中國還保留了更多傳統社會殘餘（見其著作《略談香港》）。然而後來的發展表明，香港社會沒有受國共列寧主義改造，反而走向了更融入國際秩序的道路。

無獨有偶，標題就能令憤青們趨之若鶩的《醜陋的中國人》，其作者柏楊將中國文化比喻為醬缸文化，用生動的例子和文學修辭將中國人的劣根性一一展露出來。然而作為在台灣的外省人家庭，柏楊和魯迅一樣，又是一個本質上愛中國的「文化批判論者」。首先，柏楊本人就是一個相當頑固的中華「統派」分子，多次和自己夫人說「台獨之時就是統一之時」。在他坐牢期間，甚至多次拒絕找他認識是台獨的本土醫生看病，宣稱「我是統派你是獨派，哪怕關到一個籠子裡，我也不願意你給我看病」。他的太太表示，「他珍惜要做一個中國人」，他在生前就已經深恐自己的書會變成「排斥中國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口實」，因此囑咐家人當中國文明有所進步時，就應該封印停刊《醜陋的中國人》。而他的太太拒絕將此書再納入台灣的教學範圍，担心「利用其書名來辱華」，在宣布停止出版此書的時候，更是不忘批判台獨和「去中國化」，宣稱支持台灣獨立的才是「醜陋的中國人」。

文化批判本來就是一種修辭遊戲，並不能真正改變一個社會的結構。而不涉及解體中國的對中國的文化批判，更是一種本質上心理變態扭曲的虐戀遊戲，只會藉由激進主義導向更大的暴政，再次惡化他們所批判的文化本身。從五四暴民的「打倒孔家店」，到魯迅和柏楊，再到破四舊立四新，這種自認為「愛之深責之切」，但又不能接受「中國不復存在」的立場，其實都只是加強了中國這一建構的文化基礎。

劉曉波先生曾提出過的「三百年殖民論」深得不少文化論者的心。其實就是今天諸夏主義者所謂「東亞應該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政治不正確説法而已。那麼現實中怎樣才能實現呢？顯然全東亞被整體殖民是不現實的，而且假使這種殖民真的實現了，由於散沙社會對征服者的腐蝕性，實際上會損害人類文明整體的水平。只有完成民族發明的諸亞諸夏分批變成自由世界的一員才更現實。

三、結語

遠東的未來並不是制度論所設想的「民主就都好了」那麽樂觀，但也不像文化論者所設想的「中國人沒救了」那麽悲觀。出路的關鍵就是打破中國主義的敘事和認同，重建真正的共同體。只有帝國解體，才能通過戰爭造法開啟新制度和擺脫文化季候詛咒，這是從制度論和文化論的角度都不言自明的。

“漢化”與帝國：作為政治身份的“漢人”

羅宗渝

在西方的定義和影響範圍擴張到最大的時期，“支那”（地理意義上，China的音譯）也一直是西方的“他者”，如果伏爾泰或者卡夫卡在他們的著作中表揚或者批評支那，或者看到在法國有毛主義的黨派，那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在談論真實存在的支那，而只是把他們在西方社會看到的某些東西套上支那的外殼，來給他們的讀者或者潛在支持者一些異域情調。但是不要誤會，對這種異域化的需求是雙向的，中國也同樣需要這種異域化來維持跟西方的交流管道。你有什麼辦法跟洋人解釋清楚中藥或者易經到底是什麼嗎？或者說，洋人真的有什麼興趣來瞭解神秘的東方文化嗎？只要滿足了洋人“啊！世界多麼奇妙！原來在我們不了解的東方還有這麼多新奇的事物！”或者“啊！西方的文明世界太壓抑，我要到東方去遊歷一圈！”的情緒就夠了。我們要注意，後一種其實就是17到19世紀，歐洲上層階級的成人禮——grand tour——在今天的一個變種。

如何開發西方對東方異域情調的追求來為自己牟利，這是一門技術。而掌握得最好的其實是近東和印度，而不是遠東。這門技術直到20世紀初期，才逐漸被遠東人掌握，而且掌握得最好的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菊與刀、禪、武士道這些標籤，在60年代被日本人廣泛開發，深受美國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喜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直到90年代以後才開始慢慢學會這些技術，開發出熊貓，功夫，京劇這些東西。然而文化產品看似廉價，其實根本騙不了消費者。中國輸出的廉價文化產品很明顯不如中國生產的廉價工業產品，跟埃及、伊朗、印度、日本比起來，差得太遠了。

這不光體現在流行文化層面，在漢學界(sinology)也仍然如此。傳統中國士大夫的史觀和歷史研究，對於最早接觸支那的“中國通”(China Hand)來說，也只有材料和被研究的價值。緊接著，中國發現了這幾位小小的中國通可以起到的巨大影響力，於是國共兩黨最先開始系統地開發和利用他們，並都嘗到了欺騙中國通的甜頭。結果是中國通們在50年代麥卡錫主義者的咆哮聲“我們怎麼丟了中國！”和無止境的審查中，不得不試圖用“中國現代化不夠”來向美國公眾解釋。其實有許多中國通們是有非常深刻的洞見的，也許最重要的就是歐文拉鐵摩爾。他不僅指出了中華帝國東亞與內亞的二元性，成功預測出了滿洲國將會是遠東衝突的核心，還精准地指出了“遊牧部落”和“農耕社會”之間的互相轉化是完全可能的。最後一點在今天，如果我們除開那些過時的對“遊牧”和“農耕”的定義和一些想當然的臆測的話，其骨架仍然是非常先進的論點。歐亞大草原跟東亞的天然邊界確實存在，但並不像地理決定論者指出的那樣，這個邊界就決定了文明和歷史的走向，也不像中華主義者指出的那樣，漢化是歷史大勢，一定會成功的。邊界兩側的交流和轉換經常發生。

如前所述，東亞大陸淪陷後，由費正清和列文森開啟的研究，是今天仍然非常流行的現代化敘事的濫觴。他們認為支那從19世紀中期開始受到西方的衝擊，然後開始被動地進行變化，這就是費正清學派的“衝擊-反應”模型。他們得出了“儒學最終不能和現代性相融合”這樣的結論，是不是看起來很熟悉？沒錯，你在各種媒體和平臺上看到的許多流俗的知道分子喜歡宣揚的東西，就是這個結論經過多次消化、處理、誇張和訛傳的結果。雖然這樣簡單的模型在今天的普羅大眾中仍然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但它沒有可能在學術界中存在很久，比如保羅柯文就提出了要用支那的視角去發現歷史。但是西方是他們熟悉的，或者是他們認為他們熟悉的，而東方不是，所以當他們想以支那為視角研究歷史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發現了支那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這時，還沒有人認真地挑戰過“中國”，“中華”，“漢族”這些概念，但這個過程只要一開始，最終一定會追到這些概念身上，因為不把這些概念厘清，你應該怎樣以支那為視角來研究呢？然後我們就看到了對今天的漢學界近代史依舊影響深遠的孔飛力，杜贊奇，保羅柯文，歐立德，濮德培，米華健，和其他幾位新清史的代表人物等等，對“大中華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質疑和解構。尤其是新清史，做得比當年的拉鐵摩爾更細緻，對內亞和東北亞的研究更為精准，其實已經打破了大中華主義的神話，引得何柄棣和汪榮祖氣急敗壞，何拋出了“漢人民族主義”，大言不慚地說漢化是歷史規律，而汪榮祖則一直試圖證明“中國”歷來追求“大一統”。從他們兩人的言論，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新清史起到的，已經不再是學術上的波瀾，而具有了現實政治的含義，在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支變成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奮鬥的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大背景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其實新清史真正的問題，不是過於解構了中華主義，恰恰相反，是解構中華主義解構得不夠徹底：

第一，他們往往注重大清帝國的內亞加盟國：滿洲，蒙古，西藏的憲法特殊性和獨立於“關內十八省”的特權，也就是說，發展了日本人當年開啟的“滿蒙非中國論”，卻仍然陷入了“滿漢”或者“關內關外”對立的陷阱，傾向於把“關內十八省”看作鐵板一塊的整體。這個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絕大多數新清史著作，往往只注意清帝國早期的歷史，或者像米華健一樣很注重“新疆”地區的研究，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接下來的問題：那麼如果清帝國作為內亞帝國而不是中華帝國，它在東亞和東南亞是如何進行統治的？許多人會想當然地得出結論說，在關內不過是延續了明帝國/中華帝國的政策，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不要誤會，“關內”對於清廷來說，憲法地位確實低於滿蒙藏，但第一，這並不代表關內各地區清廷都一視同仁；第二，正如無數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研究表明的那樣，清廷的視角並不能展現全景。一個更好的表述其實應該是，關外的憲法地位相對明確，不易改變，而關內的憲法地位不穩定，隨著不同的政治形勢變化而變化。再說白一點，關外是征服者組成的聯盟，所以修改憲法地位困難重重，而關內是被征服者組成的各大區域，清帝國的統治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而變化。

這個“關內”的被征服區域，可以簡單地做出以下的劃分：長江以北的各地是最可以信任的人，他們是最早投靠滿洲的人，漢軍八旗多出於此，董福祥的甘軍在庚子時期仍然沒有辜負帝國對他們的信任。另外，陝甘的穆斯林社區和晉商也扮演了特殊角色；長江中下游是主要的賦稅產出地，同時也產出了帝國最優秀的官員和文人士大夫，跟長江以北一樣，這個格局一直到帝國末期依然沒有改變；西南除了巴蜀的平原地區被張獻忠清空以外，其餘地方被大大小小的土司和山地部落民分割。這些土司給清帝國的外交政策製造了相當大的麻煩，如大小金川之戰和清緬戰爭。而帝國主要以成都為基地，試圖拓展影響力，所以成都平原酷似長江中下游平原，但由於周圍的山地眾多，所以山地上的居民仍然諳熟“不被統治的藝術”，在帝國的中前期製造了最大的麻煩，以川楚白蓮教之亂為代表；相似地，東南也給帝國的外交政策施加了壓力，如清越戰爭和更加著名的鴉片戰爭，而東南的山地民則在帝國的中後期製造了最大的麻煩，以太平天國為代表。

這個只是非常簡化的劃分，而且主要以帝國中心為視角，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關內十八省”很難被算作統一的一塊，甚至很多時候明帝國留下來的省界都無法對關內各地的地理和社會的多樣性做出有效的劃分。如果我們把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的擴張看成是防守性的，是根據時勢，而不是提前計畫，做出的擴張，那麼這個就大概跟清帝國在關內，尤其是在揚子江以南的擴張有一些相似了。比如清帝國對巴蜀根本就不願意管，是在准格爾對西藏形成威脅，和藏蜀邊境的土司不服管制以後，清帝國才開始想到系統地開發成都來控制西南這片區域。

第二，新清史的視角局限於清帝國，沒有發現至少是唐代以後的歷代中華帝國，都像清帝國一樣經歷過內亞統治者和中華帝國主義者的路線鬥爭。不管是帝國早期索額圖與明珠的鬥爭，還是帝國晚期宗社黨與袁世凱和慶親王的鬥爭，都在之前的內亞-東亞聯合帝國中可以找到對應物。最近的蒙元帝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內亞統治者和中華帝國主義者的鬥爭直接將帝國分成了返回內亞大草原的北元和留在東亞的明帝國。這種路線鬥爭的實質，就是內亞統治者要求維護統治者的特殊地位和內亞的特殊性，比如清高宗試圖恢復但沒有成功的弓馬騎射，而東亞的被統治者要求統治者放棄武力，用科舉，方塊字和新儒學來實現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後面這個過程被中華帝國主義者稱為“漢化”。我們要注意，這種漢化並不只針對內亞統治者，它同樣針對西南和東南的山地部落民，只是換了一套話術，用“生番”和“熟番”這樣的詞語來表示他們“漢化”的程度。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看出中華帝國的實質了。它是借用內亞征服者的武力來對付不願意漢化的揚子江以南的山地部落民，通過把後者漢化，從他們身上獲取的利益，來補償內亞征服者的損失。等到內亞征服者依靠武功擴張到最大疆域以後，內部的中華帝國主義者就要開始著手漢化整個帝國，因為這時再擴張帶來的收益已經比不上把帝國內部具有各獨特憲法地位的團體（土司、酋長、內亞部落、武裝商團、宗教組織等）變成編戶齊民獲得的收益更大。所以皇帝和士大夫就開始聯手試圖把這些團體擁有的權力和權利轉到他們手中，最終形成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因此，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結論，“漢化”，就是要抹平各自治團體，把所有人都變成編戶齊民的過程，“漢人”，指的就是喪失了憲法地位，完全變成帝國順民的人。

這個漢化的過程，正如拉鐵摩爾和詹姆斯斯科特在《不被統治的藝術》裏指出的那樣，不是不可逆的。恰恰相反，漢人與非漢人的轉化是一直在發生的。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安心當帝國的順民，有許多人是嚮往塞外或者山地上的辛苦但自由的生活的。換句話說，塞外和山地上的自由民中有許多，不是帝國所謂的什麼文明也不懂的“蠻族”，只要明白了帝國和文明的好處就願意自動漢化，而是正因為明白了漢化會導致失去自由的危險，才自主選擇了逆漢化，去做自由民的人。這就是“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真諦。然後每當中華帝國崩潰時，這些自由民就會下山或者入關，填補因為改朝換代的殘酷戰爭和清洗而造成的人口真空。

清帝國特殊的地方在於，它在西方有意無意的扶持之下，在帝國中後期進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逆漢化，也就是說，已經或者即將變成編戶齊民的各團體，因為租界，傳教士和西方商團的介入，突然獲得了一個重組的機會。順便說一句，其實殘唐的藩鎮制度也是一種逆漢化，只是規模和複雜程度遠遠比不上晚清。因此，晚清其實就是帝國各地的逆漢化和帝國內部的中華主義者再漢化的鬥爭。而這個時候，西方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輸入，讓南粵的民族發明家們獲得了新的理論資源。然而他們錯把編戶齊民的“漢人”當作一個民族來發明，自然無法成功。“漢人”最初是一個統戰性的詞語，主要是粵人為了統戰關內各地對抗關外而發明出來的。文悌的“保大清不保中國”和康有為的“保中國不保大清”恰好從相反的方向說明了，所謂的滿漢矛盾，其實就是滿粵矛盾。清帝國崩潰以後，“漢人”這個統戰符號迅速失去了吸引力，因為它既不能滿足，正如裴士峰在研究湖南人的時候發現的，各省獨立的需求，這個需求要求發明“四川人”，“湖南人”，“廣東人”等等，也不能滿足蔣介石要恢復大清版圖的需求，這個需求要求發明包括“滿漢蒙藏回”在內的中華民族。

在東亞最近一次黃金時期，狹義地說，是1911–1927，寬泛的說，是1860–1927，逆漢化的程度最高。這一時期的大多數人口，不管他們嘴上說不說自己是漢人，都跟歷史上的編戶齊民人口不一樣，跟帝國定義的“漢人”也不一樣，他們結成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獨特的憲法地位，享有東亞千年以來最多的權利和自由。這個黃金時代最終被國共聯手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劃分，是強加在所有人身上的標籤，劃分非常武斷和主觀。中共只是大體上把滿蒙帝國時期，定義非常模糊的“漢人”統統劃成“漢族”。然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西南和東南，為了抑制可能的割據勢力，強行劃分一些“少數民族”，進一步撕裂天然邊界。以至於今天的“漢族”，根本就不是一個民族或者族群，而是一個政治身份：比如“山西漢族”和“廣東漢族”在語言，文化，血統，信仰，甚至著裝上都有非常大的差異，他們唯一相同的，就是他們高考不加分，前些年不能生二胎，不能有所謂的“兩少一寬”政策。真正的漢人，會無比嫉妒地說“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漢”，他們除了帝國以外一無所有，甘願將自己變成帝國的資源。然而經過黃金時代的逆漢化，也有些地方的“漢族”，比如東南和西南的山地民，仍然像他們的前輩和祖先一樣，世世代代都不願臣服於帝國，在紅色中國的統治下也經常發生反抗。因此，一個人的戶口本上是否寫著“漢族”，跟ta是否支持中華帝國主義沒有關係。如果要用中國的民族劃分來定義民族，用戶口本主義來看待民族問題，實際上是助長了中國的帝國主義，因為這種劃分把本來有可能反抗中華帝國的團體或族群放到了一個不利於他們的語境中，造成他們的失語。

其實如果我們遵循Gladney博士在Dislocating China裏的建議，多從基層共同體的角度來研究中華帝國，我們就不難發現，中華帝國就是破壞基層共同體的同義詞。漢人就是這種共同體被破壞後，剩下的帝國殘渣，他們只能作為這種政治身份存在，而不是任何民族或者族群。然而正如其他許多著作指出的那樣，這種破壞並不是不可逆的。無數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對自由憲政的追求，對鄉土的熱愛和對大一統專制帝國的仇恨最終會讓一部分人找到出路，即使他們曾經是編戶齊民，也終有一天會重新變成自由民。未來屬於他們。

贵州立法院拟定宪法大纲

大汉贵州军政府

1911年11月贵州立法院拟定宪法大纲

大汉贵州军政府

1911年11月贵州立法院拟定宪法大纲

大汉贵州军政府

1911年11月

貴州立法院擬定憲法大綱

大漢貴州軍政府

1911年11月

“統觀中國領土之大，就現在獨立情形推定，將來必為一聯邦國。其關於聯合上之憲法，為共定憲法；至各省自治之憲法，則為特定憲法。憲法為各項法律之所出，雖共定憲法，尚待聯邦會商，而特定憲法，勢不可緩。謹就現有情形，擬定國憲大要，以質我全體國民。

第一概要 貴州國領土，以原有之十三府定之。

第二概要 國憲制度定為共和政體（採用美、法、德、瑞四國）。

第三概要 立法院以上、下兩院構成之。

第四概要 下院議員以人口為標準， 用直接選舉法選舉之。

第五概要 上院議員以行政區域為標準，用間接選舉法選舉。

第六概要 召集議會及開問停展之權，由上議院執行之。

第七概要 立法院有釐定法律之權。

第八概要 立法院有處理財政之權。

第九概要 立法院有收受人民請願之權。

第十概要 立法院有監督行政司法之權。

第十一概要 立法院有編制軍隊及民兵之權。

第十二概要 立法院議員有互選行政院員之權。

第十三概要 行政院以立法院議員之當選者構成之（但每府不得過一名以上）。

第十四概要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應負行政上之完全責任。

第十五概要 行政院有編制官制、官規及一切章程之權，然必經立法院釐定。

第十六概要 行政院有罷礎文武官吏之權。

第十七概要 行政院得立法院同意，有調遣軍隊之權。

第十八概要 行政院對於鄰邦有遣派公使及認定公使之權；但締結條約須得立法院同意。

第十九概要 司法院以立法院選出之正長、副長，按照法律所定構成之。

第二十概要 司法院得編訂適用法律，向立法院求其釐定。

第二十一概要 司法官執行法律有不受干涉之權。

第二十二概要 人民以法定資格，得享有議員及文武官吏之權利。

第二十三概要 人民於法律範圍內得享有身體、居住、財富、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信教各項自由之權利。

第二十四概要 人民得享有法律保護之權利。

第二十五概要 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第二十六概要 人民有遵守法律之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