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的迷霧

衝破新保守主義的迷霧

——馬悲鳴《譚嗣同爲什麽不逃生》讀後感

文 / 楊  海

一

新保守主義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以一種奇特的形式出現。它以對歷史歪曲性的闡釋來論證保守主義之於當今中國的合理。它不但否定一切革命，而且也否定一切改良。康梁發起的戊戌變法和孫中山引導的共和革命都成為它攻擊的對象。它振振有辭的質問：康有為、梁啓超為什麼不順著慈禧老佛爺的性子，等她龍顏歡悅之時，再鼓吹變法呢？慈禧不是最後也贊成了「改良」嗎？孫中山為什麼要頑固堅持革命，而不與滿清王朝合作呢？滿清王朝不是也要進行立憲改革了嗎？今天，此種對歷史無知的論調得以泛濫自然有其「深刻」的「現實」需求。這種需求並非來自於民眾，而是來自於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

新保守主義的歷史觀究竟想要對現實中國一個怎樣的發展指向呢？一句話，就是要維持專制而腐敗的現狀！

二

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起點是，掌握權力的統治者遲早會進行順應民心和歷史潮流的改革。由此，新保守主義進而推理：變法改良的鼓吹者不顧最高權力者的「苦衷」，貿然宣揚改良，導致最高權力者的反對扼殺了改良，責任在變法者；革命者又不顧統治者必然會進行改良的「事實」，盲目進行革命造成了混亂和內戰，責任在革命者。隨之新保守主義得出結論：「無權者」絕對無革命和改良之權利，他們宣揚革命和改良造成天下大亂，他們就是民族的罪人；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等待最高統治者沒有「苦衷」之時，再進行改良，以使社會「穩定進步」。

新保守主義的邏輯起點是荒謬的，它的推理是混亂的，因此，它的結論必然是反動的。

在中國，未嘗聞哪一個末代皇帝不是面對飢饉遍地的民眾而仍橫徵暴斂，淫樂無度的呢？未嘗聞哪一次革命不是在統治者對和平改良者窮凶極惡斬盡殺絕之後才風起雲湧的呢？未嘗聞哪一次改良不是在屈辱中進行而仍逃脫不了被扼殺的命運的呢？未嘗聞哪一個民眾不是在生存權被徹底剝奪殆盡之後才擁護支持參與革命的呢？

革命的確會對舊社會體制和狀況產生巨大的衝擊與破壞，然而革命前的社會又會讓人們產生多少留戀呢？要從歷史上尋找避免革命的因素，就應該首先從那些置民眾的痛苦、貧窮、生命於不顧的喪心病狂的統治者身上去尋找。

真正的社會革命是無可指責的。失敗的革命不是指責革命之理由。壓迫與腐敗永遠是導致革命的根源。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將壓迫和腐敗徹底鏟除。它和改良一樣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

請記住孟德斯鳩的名言：「人民既然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不能用選舉影響立法機關的變動，那麼當不滿和憤怒逐漸積累起來時，就只能依靠暴力和鮮血為自己的正義的呼聲開闢道路。」

三

我們永遠無法要求一個這樣處境的人放棄他革命的權利：當他的父母、妻兒、朋友和他自己都在遭受強權的壓迫和暴力的屠殺時，任何一位有起碼良知的人都應該對他的革命表示同情。我認為要求他像狗一樣永遠生活在強權淫威下的人們，無論那人出於任何目的，那人庸置疑的成為了強權的幫凶。

助紂為虐的理論絕對是令人厭惡的理論。

四

人是有感情的生命，由人組織、參與的社會運動也必然是帶有情感的運動。我們不能要求民眾和草芥一般沒有情感。

壓迫使民眾產生痛苦。痛苦產生不滿和仇恨，反抗與革命就是必然之舉。

壓迫是產生革命的根源。避免革命首先要消滅壓迫。

五

魯迅嘗言：「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己成之局那麼委屈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正是由於這種心態造成了我們民族的悲劇。

這種心態使改良無法平和的生存；使建設性的變革異常艱險；使強權扼殺改革成為合理。是的，它曾使我們民族瀕於滅亡與崩潰的邊緣。

每一位新保守主義的吶喊者是否應該首先反思一下這種嚴重貽害我們發展的陰暗心態呢？

六

的確，我們必須找到一條避免暴力和流血這種歷史輪回的和平變革之路。這條新的希望之路決非新保守主義所宣揚的那條置廣大民眾基本人權於不顧的貴族式的消極等待之路。新的希望之路是積極的、主動的、以廣大民眾基本人權為基礎的理性之路。良知與人性是其行動的基礎，理性、非暴力、公開性是其行動的原則，自由、民主是其行動的目標。這條新的希望之路就是民主主義之路。

新的思想啓蒙和解放是我們邁向希望的第一步。它會將民眾的理性和覺悟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使未來的一切社會運動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

以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為基礎的公民人權運動是我們邁向希望的決定性的一步。它將奠定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礎。人權的普遍尊重將使社會真正進入到一個良性發展階段。人權運動的主體是民眾自身。不要奢望所謂恩賜的人權，那些是帶著鐵鐐的「權利」。「精神貴族」的空想臆語，只不過是掩飾暴力的虛偽謊言。民眾的自覺抗爭、參與和爭取是公民人權得以成功的根本保障。對民眾權利的漠視是新保守主義最大的誤區。

一個保障基本人權和促進個性充分發展的自由社會是民主主義的最終目標。它的實現將建立在民眾自覺而共同的抗爭基礎之上。所有對人的枷鎖都將在民眾的覺醒中被徹底掙脫。

七

拋棄瀰漫著恐懼與消極的新保守主義，將有助於我們自我的覺醒和解放。我們應該以一種積極的充滿希望與勇氣的行動去爭取我們渴望的目標。

哈維爾曾用這樣一段話結束了《無權者權力》一書：「而真正的問題是——光明的未來難道真的一直那麼遙遠嗎？如果事實正好相反，這個未來早已已經到來了，只是因為我們的麻木，我們的懦弱，讓我們看不到這個在我們身邊、在我們中間的未來，並使我們無法進一步開創這一未來。我們該怎麼辦呢？」

是的，我們該怎麼辦呢？的確，自由與民主就在我們可以觸摸到的地方！

中國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文 / 梅華龍

最近網上大家都在議論的一個話題是：疫情（防控）已經結束了，中國的經濟為什麼還沒有恢復，甚至還在加速衰退呢？還有一個話題是：目前中國經濟到底是通脹、通縮還是滯漲？

中國經濟一方面失業率高居不下，青年失業率已經超過了20%，房子賣不出去，房地產市場瀕臨崩盤，當局一再降息也毫無效果；另一方面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持續貶值，繼續降息可能會使這一趨勢雪上加霜。

7月11號，央行公佈：六月末的廣義貨幣（M2）餘額287.3萬億元，同比增長11.3%，離突破300萬億僅差12.7萬億。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23年6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持平，環比下降
0.2%。總而言之，票子越發越多，但是物價卻在下降。

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當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升高，物價降低的時候，政府要通過減稅和降低銀行利率、多發貨幣、通貨膨脹的手段來刺激經濟。現實中因為稅收問題比較複雜，政府會更多使用通貨膨脹的手段來刺激經濟。具體做法方面，美國是由財政部發行國債，然後美聯儲（相當於央行）用美元購買國債，財政部把得到的美元通過消費、貸款等注入實體經濟，使美元流通到企業和個人。中國就不用這麼麻煩，因為中國政府可以直接命令央行降低存貸款利率。利率降低之後，存款的人減少貸款的人增加，市場上流通的票子不就多了嗎？大家都把多出來的錢拿去辦企業、擴大投資，失業率不就降低了嗎？

相反，當物價上漲，失業率降低的時候，政府就要通過加稅和提高利率的手段來降低通貨膨脹率。具體做法方面，美國是從市場上回購國債，中國還是可以直接命令央行提高存貸款利率。利率提高之後，存款的人增加、貸款的人減少，市場上流通的票子減少，物價就降低了。

西方國家這麼搞了幾十年之後，到上世紀70年代突然出現了一種以前從來沒遇到過的現象：一方面物價上漲，另一方面失業率也沒有降低，物價和失業率呈現雙高，人們管這種現象叫做「滯漲」。

針對這一現象，有經濟學家給出瞭解釋。他們認為，通貨膨脹之所以能夠降低失業率，其實是因為西方民主國家在有工會存在的情況下，工人工資無法降低，而通貨膨脹相當於變相降低工人工資（工人拿到的錢還是那麼多，但是因為貨幣貶值，能買到的東西變少），工資降低了失業率自然降低。那麼這種刺激手段為什麼不管用了呢？因為這種事情乾多了，政府一撅尾巴工會就知道你要幹什麼。於是只要政府一放出風聲要提高通貨膨脹率，工會就先罷工遊行要求漲工資。其結果就是物價上去了，失業率也沒降下來。實質上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策要讓政策失效。持這種觀點的經濟學家叫做「理性預期學派」。

這些經濟學家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要減稅，但是減稅的前提是平衡預算。因為如果光減稅不平衡預算，政府的債務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80年代的「里根經濟學」實施減稅，但是並未實現預算平衡。90年代比爾·克林頓執政期間實現了預算平衡。筆者認為克林頓其實是一位相當成功的美國總統。

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通貨膨脹政策的弊端在於，多發貨幣給市場傳遞了錯誤的信號，讓企業誤以為現在資本充裕，可以投資擴大再生產。可是他們忘了，資本並不是貨幣，而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等。現在市場上貨幣增加了，可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等等並沒有增加，其結果就是物價上漲，投資擴大再生產無法收回成本，企業瀕臨破產。這時經濟蕭條就到來了。經濟蕭條本質上是清理前期的錯誤投資。這個時候如果繼續多發票子，企圖推遲蕭條的到來，也不過是把危機推向未來，讓未來的危機爆發得更加猛烈一些。

通貨膨脹政策還有一個弊端，那就是每個人拿到多印出來的錢的時間是不同的。先拿到錢的總是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人。他們拿到錢的時候，物價還沒有開始上漲，於是他們成為了通貨膨脹的受益者。而那些和政府沒什麼關係的人還沒有拿到錢的時候，物價就已經開始上漲了，他們成為了通貨膨脹中的利益受損者。因此通貨膨脹並不是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的。通貨膨脹總是有利於那些跟政府關係好的人，因此也會給市場傳遞錯誤的信號，讓更多的資源流向受到政府青睞但其實並沒有市場效益的部門。

在中國，這種受到政府青睞的部門就是房地產。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幾乎完全來自土地出納金。雖說中央三令五申「房住不炒」，但實際上，只有房價炒得高了，土地拍賣價格才會上去；只有土地賣個好價錢，地方政府才能有錢；地方政府有了錢，才能上項目搞各種市政建設和政績工程等等。所以這麼多年來只要中央一放水（多發票子），錢只會流向房地產而不是真正需要錢的中小企業；一緊縮，首當其衝的卻是中小企業。一句話，旱的旱死澇的澇死。我認為這才是中國經濟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

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這三年里中國經濟可以說是急轉直下：動輒封城使得大量企業倒閉，沒倒閉大型的企業也動輒停工，迫使許多國家把供應鏈轉移出中國。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封城令很多中產階級信心喪失殆盡，紛紛把「潤」（run）出中國作為自己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業當然也不可能一枝獨秀——大家都找不到工作了誰還買房子？有網友評論說現在房地產業處於「秘不發喪」的階段房地產業完蛋了，地方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大的收入來源。於是地方債和城投債就成了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財政部2011年10月20日在網站上刊出《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辦法》，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經營。筆者一向認為，這一做法存在巨大的風險：企業可以舉債經營，但是借債太多資不抵債的話，企業可能會倒閉。中央政府可以發行國債，但是前面說了，發行國債就相當於多發票子，發得太多了會發生通貨膨脹，本幣會貶值，所以中央政府也有動力不要借太多的債。可是地方政府又不能破產，又沒有貨幣發行權，不用考慮貨幣貶值的問題，所以發起債來毫無顧慮，存在巨大的道德風險。（順便說一句：歐元區也有這個問題，所以希臘冰島等國先後出現債務危機。）

今年5月，網上流傳一份《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讓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問題進入了人們的視線。據廣大網友反映，有的地方政府把公園、學校、馬路和公共廁所都抵押給城投公司貸款去了。還有的地方政府乾的事就是想方設法把一文不值的東西包裝成優質資產向城投公司貸款。比如說荒郊野外划出一塊景區，景區連一塊磚頭都沒有的時候就可以用預估的未來收益來貸款了。

借了這麼多錢還不起怎麼辦？地方政府肯定是指望中央替它們還錢，或者幫它們把債務一筆勾銷。對中央來說，解決方案只有幾種：

第一種方案就像中央反復強調的，誰的孩子誰自己抱，意思就是中央不救地方政府。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地方政府發不出工資來，只能降薪裁員。與此同時，因為城投的錢都是向銀行借的，銀行收不回貸款，有倒閉的風險。銀行倒閉儲戶取不出錢來，會影響社會穩定。

第二種方案就是中央出錢幫地方政府還債。這種方案最終只能靠多發票子來實現，票子發多會通貨膨脹。而且，你猜地方政府聽說中央要替它們還債，會不會趕緊再多借點？因此這種方案存在著巨大的道德風險。

第三種方案是收房產稅。不過現在經濟本來就蕭條，加稅只會雪上加霜。

第四種方案是把國企和農村土地賣了還債。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方案，不過這方案屬於新自由主義，政治不正確。

其餘三種方案中，我傾向於第一種方案。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經濟危機是在清理之前的錯誤投資。地方政府為了政績，貸款上馬了大量毫無經濟效益的工程項目，比如修了很多沒人走的路，建了很多沒人坐的地鐵等等。讓城投公司和銀行倒閉，可以防止把資源繼續浪費在這些沒有效益的項目上面。長痛不如短痛。相反，如果想方設法推遲危機的到來，只會讓未來的危機爆發得更加猛烈一些。

然而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面臨經濟蕭條、企業倒閉帶來的稅收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地方債和城投債到期需要還錢。兩面夾擊之下，很多地方政府動起了歪腦筋，比如靠罰款來增收等等。很多網友反映，現在很多地方農民種地需要考《農民證》，澆地需要付水費。之前也發生過廣西南寧把路邊的停車位都承包出去收高價停車費的事。這些都是地方政府為了增收想出來的歪招。可想而知，這些歪招只會使得營商環境更加惡化，使本來就蕭條的經濟雪上加霜。

7月19日中央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後，市場反應冷淡，滬深股市不漲反跌，顯示市場對政策缺乏信心。原因很多人都說過了：用文件和政策治國不是法治。今天一紙文件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明天就可以一紙文件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前兩年一紙文件搞垮整個教培產業和疫情期間的各種騷操作，大家還記憶猶新，現在各種加強網絡言論和自媒體管制的措施也還在繼續，大家怎麼能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有信心呢？

有人不禁還要問一句：先別說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事，現在農民種地還要考證嗎？要是農民沒證不能種地的話，今後大家還能吃得上飯嗎？

八孩媽悲劇反思：中國需要好撒瑪利亞人

文 / 張國慶

中國人麻木的心一旦被打開，並不缺少悲天憫人的情懷，八孩媽引發的社會關注和公眾討伐，就是很好的見證，公憤的確有一種喚醒人心的力量。

追溯上一波公共輿情，恐怕非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莫屬。一位叫孫志剛的湖北青年，被廣州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員毆打致死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聲討，公權力的界限被放大討論後，實施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終於壽終正寢。

八孩媽事件能否推動中國社會人倫文明的進步並帶動行政和司法體制的改革？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倘若這只是一場公眾的良心圍觀，道德很快就會在彎曲的時光中審美疲勞。

我記得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說過，任何一個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脅。我們互為一體，不可分割，命運息息相關。對一個人的直接影響，便是對所有人的間接影響。

也即是說，一個人根本應付不了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那些無邊的苦難，萬事互相效力，我們需要別人的幫助，也要努力去幫助別人。這也是教育家葉聖陶終身倡導的「道德必須求其能夠具諸踐履，意識必須能夠化為行動。」

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依然任重道遠，那麼，八孩媽就不可能是最後的悲劇。重塑公共人倫情懷至關重要，只當我們有「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受捆綁的人同受捆綁」的心靈感受時，才會真正生發公義和良知的關愛，防止把類似的悲劇演繹成為社會連續劇。

這就需要更多的中國人從文化和信仰的壓抑中站起來，成為好撒瑪利亞人。

關於這個人文概念，我先講兩個故事。

故事一：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個叫「好撒瑪利亞人流浪者客棧」的救助機構，它的創辦者是挪威人瑪麗。15年前，瑪麗到海南旅遊，看到街頭流浪者惡劣的生存狀況，就動了善工，在海口建起了第一個「好撒瑪利亞人流浪者客棧」。四川5·12汶川大地震后，玛丽又把流浪者客栈建到了成都。

玛丽的善款都是从挪威和欧美一些慈善组织中募集而来的，但欧美金融危机后，善款锐减，年过六旬的玛丽，一度竟然打六份工来维持中国“好撒玛利亞人流浪者客棧」的運轉，甚至還將自己的養老金也全部補貼到這項事工中來。她認為，人若知道這樣善，而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故事二：

美國亞利桑那州與墨西哥接壤，墨西哥人經常穿越邊境沙漠地帶，偷渡去美國。這是墨西哥人的天堂之路，但也是死亡之路，如果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就可能因水和食物的短缺而葬身荒漠。

於是亞利桑那州的好撒瑪利亞人迅速行動起來，專門深入到沙漠腹地，沿墨西哥人偷渡行進的路線，放置水和食品，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是偷渡移民的反對者，但他們認為：生命高於一切！

透過這兩個故事，你就知道了，所謂的好撒瑪利亞人，其實就是一群行公義，好憐憫的民間愛心人士。如果你為陷入困境中的人提供過那怕是舉手之勞的幫助，你就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的好撒瑪利亞人了。

好撒瑪利亞人最早的稱謂緣於《聖經》的一則寓言。講的是一位猶太商人從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上，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搶走了他的金銀財寶，並把他打個半死，然後倉惶逃遁。

有一個祭司從這裡路過，看見落難的商人，撇下良心，視若無睹地走了；又有一位敬虔的利未人打這經過，他為了趕上去教堂敬拜的時間，也不管不顧地繞他而行。

這時來了一位撒瑪利亞人，他們本是猶太人鄙視的雜種、信仰上的敵人，但撒瑪利亞人看見他傷勢甚重，就動了慈心，不但給他包扎好傷口，還給了他回去的盤纏……！

好撒瑪利亞人由此成為公義愛心人士們專屬的標籤，按其現代演繹原則，除非自身會受到傷害，否則人人都有責任站出來去救助處在危難中的人。

無禮則野，無德則蠻。當我們回過頭來觀察八孩媽媽悲愴的困境時，豈可用「怎一個嘆字了得」來概述？從民間、江湖及至廟堂，人間公義與愛當持守的良知，幾乎都在眾目睽睽下被忽視和踐踏了。事實上，只要有一個真心幫助八孩媽的中國好撒瑪利亞人能站出來，她慘痛的生活就可以減輕許多，甚至可以提早數年從險惡的環境中解脫。

而這一切的慘淡，卻落入到了政治理論家愛德蒙·伯克讖言的預判，他說邪

惡獲得勝利的唯一條件，就是善良的人們保持沈默。

我們今天的社會，怎麼看都是由實用主義主宰的社會，人們試圖重建傳說中的巴別塔，但人心剛硬，屢敗屢戰，誠信缺失卻又挾制道義，致使信仰的根基整體崩坍。而機會與希望之間的巨大的落差，很快就反射出我們潛意識中那個猥瑣的小我，不整人害人得以成為當下中國人普遍持守的最高道德標準，有誰會自覺自願地站出來做中國的好撒瑪利亞人呢？

恰恰如此，八孩媽事件的社會反思，才具有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國民安靜靈魂去思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