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sch與正義

米蘭·昆德拉與Kistch

文 / 劉   荻

2023年7月11日，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法國巴黎逝世，享年94歲。

關于昆德拉，本鼠寫過一篇文章，題爲《論裝逼》。其實文章題目也可以叫做《論媚俗》，因爲該文是關于昆德拉小說中經常提到的「kitsch」。

Kitsch這個詞中文通常翻譯成「媚俗」，或者「刻奇」，這就給人造成很多誤解。很多人以爲昆德拉反對的是文藝作品討好大眾，甚至還經常有人問：「昆德拉的作品那麼受大衆歡迎，是不是也是媚俗？」至於翻譯成「刻奇」的，簡直就是不知所云。我覺得中文中與
kitsch意思最爲接近的詞是「嘩衆取寵」，也可以叫做「裝逼」。

昆德拉在作品中是這樣描述kitsch的：

“對贊美的强烈渴望是令人感動的，並不可笑，巴特裏弗說：『一個渴望得到贊美的人屬人民，他感到與他們緊緊相連，沒有他們就不能活著。聖西緬獨自一人待在空中，在一個一米見方的柱子上，可他還要和所有人談心！在他的想像中，他看到千百雙眼睛渴慕地盯著他，這使他內心感到快活。這是一個愛人、愛生活的典例。你不會知道，親愛的奧爾加，西緬苦修者給我們今天的影響是多麼強烈。他直到今天都活在我們所有人中間。』”   

 —《為了告別的聚會》

“促使伏契克寫作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此。主要原因是他的軟弱。因爲私下表現得勇敢，沒有讓人知道，沒有人承認，只是面對著自己——這樣做需要異乎尋常的尊嚴和力量。而伏契克卻需要一個觀衆。在他被關在單人牢房時，一個虛構的觀衆被他創造出來。他需要讓人看見！讓掌聲來支持他。除非那是真的，否則就是虛構。他需要把他的單人牢房變成一個舞臺，看見有人去表演，去描繪，才能使他的命運能够忍受，而不是僅僅經歷它！”            —《玩笑》

“媚俗的根源就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但生命的基礎到底是什麽？上帝？人類？鬥爭？愛情？男人或者女人？因為對此有形形色色的觀點，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媚俗： 有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伊斯蘭教的、佛教的、共産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人的、美國人的、民主的、世界的等等。每一種媚俗都有一個「偉大的進軍」的夢想，都是認為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要拉上全世界的人共同奔向天堂，東征的十字軍、西征的波斯帝國、法國大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等都在偉大的進軍之列。這些偉大的進軍，儘管障礙重重，但它是一種壯觀的前行，是通往博愛、平等、正義、幸福乃至更遠的征程，因爲只有征途上的多險阻，進軍才能堪稱偉大。可是，我們最終發現，任何主義或者制度都無關緊要，「偉大的進軍」需要的不是這樣那樣的理論，而是將任何一種理論都納入所謂偉大的進軍這一媚俗之中的能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由此可見，昆德拉說的kitsch，最恰當的翻譯就是裝逼。在這裡面裝逼的不是昆德拉，而是那些把kitsch翻譯成媚俗的人。

昆德拉說，媚俗的根源就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是，裝逼來源於對人生意義的追求。現代性消滅了先定的人生意義，這在給了人們自由的同時，也讓人們陷入存在主義的焦慮之中。人們渴望找到人生的意義，渴望把自己短暫的生命融入到人民、融入到歷史、融入到偉大的進軍中去，這就是裝逼的根源。

在前現代的歐洲，人們相信世界和人類都是上帝創造的，他們相信上帝創造自己是有目的的，因此自己的人生是有意義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將這種想法比作裁紙刀：人類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裁紙）才發明裁紙刀的，因此裁紙刀的存在是有著先定的意義的。薩特認爲，裁紙刀和一切人造物品都是「本質先於存在」的。與之相對的是燧石：燧石可能很鋒利，或許也能用來裁紙，但它並不是為了裁紙而存在的。燧石是「存在先於本質」的。薩特認為，人類就像燧石，是「存在先於本質」。人生並沒有先定的意義，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人生尋找意義。

換句話說，在過去的時代，宗教信仰就是每個人的人生意義，只有極少數精英才會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信仰。到了現代社會，信仰自由了，人們不再受到信仰的束縛。這就迫使每個人都要做個人主義者，都要自己尋找自己的人生意義。然而很多人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意義，或者找到的人生意義是虛假的。於是就會有很多西方人去支持各種極端的政治運動或者環保運動，甚至去參加邪教和恐怖組織。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在毛澤東時代，為共産主義奮鬥終生是每個人的人生意義。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人人都去經商賺錢，再提共産主義就要被人笑話了。於是就會有很多人發現自己失去了人生意義，也有很多人為了捍衛自己的人生意義，堅决要繼續當「毛左」。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有很多異議人士，反共就是他們的人生意義。一旦他們來到西方，或者一旦革命成功，「敵人」不存在了，他們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意義。這就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這些渴望找到人生意義，渴望把自己融入到宏大敘事中去的人，是最容易裝逼的。這有些像信教，從小信教的人並不裝逼，最裝逼的往往是那些剛剛受洗的人。

昆德拉在小說中嘲諷很多人，包括後來成爲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很多中國人習慣把二人對立起來，其實他們之間的關係並沒有這些人想像的那麼壞，因為自嘲是捷克人的天性之一。哈維爾本人就是個荒誕派劇作家，也充滿自嘲精神：

“在一次類似全國作協最高會議上，當人們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聚會時，决定起草一份向全民交代的遺囑般的東西，表明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會放棄的立場。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文件，哈維爾和另外的兩個人很快退到電影俱樂部的一間小屋裡開始草擬。在這種莊嚴得近乎悲哀的氣氛中，他突然想起他的一個達達主義朋友在附近的一個美術館這天舉辦開幕式，並且早就邀請了他，因為這個朋友喜歡哈維爾用跑了調的嗓門唱他們的愛國歌曲，以及用一種異乎尋常的熱情吟誦他們的古典文學。哈維爾假稱要方便一下轉身來到大街上，溜出去參加了那個開幕式。此番他的演唱和吟誦更有震驚四座的氣勢，他作為一個滑稽角色大獲全勝。但他沒有陶醉於這種成功而忘掉自己的使命，他又匆匆返回那間小屋，參與那份悲哀的歷史性文件的起草！這兩件氣氛徹底悖謬的事情如此穿插在一起，哈維爾是這樣解釋的：如果一個人的面容隨著他所面臨的問題的嚴肅程度變得越來越嚴肅，那麽他就會很快地變得僵硬，成爲他自己的雕像，這麽一個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寫出一篇歷史性文件的。”

哈維爾還說：「我寫了太多政治諷刺作品，上帝懲罰我，讓我當了總統。」

1954年哈維爾夜校畢業申請大學的時候，在入學資格審查委員會指定的「代理人」一欄中填的就是米蘭·昆德拉的名字。哈維爾當選總統後，昆德拉向他表達敬意說：「想到他，我不禁對自己說：『在某種情况下（但極少），將人生比作藝術作品也還不無道理。』」哈維爾對昆德拉的文學成就也一直給予高度贊譽，當有人爆出昆德拉曾做過線人的新聞時，哈維爾立即發表文章為其辯護。

昆德拉嘲諷的那些行爲，很多人身上都有。為什麽會這樣呢？

我在《論幽默》一文中說道，幽默是一種防禦機制，讓痛苦變得更容易忍受。其實防禦機制也不是只有幽默一種，合理化同樣也是一種防禦機制。合理化就是爲自己的痛苦尋找意義，讓自己的痛苦成爲「偉大進軍」的一部分，這樣痛苦也能變得更容易忍受些。「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只要這痛苦和鮮血是有意義的。如果像《海伯利安》中所說：「永遠也別相信痛苦和犧牲都是值得的。痛苦只是痛苦。痛苦、黑暗，然後還是痛苦。」那你還能夠直面這毫無意義的痛苦嗎？

拿我自己來說，2014年5月我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而被關進看守所，出來之後看到崔衛平老師表揚我們：「他們是這個國家最為柔軟的良心，也是這個國家最為堅强的脊梁。」這話讓我很感動，其實這種感動本身也有裝逼的成分，不過在某些情况下人總是需要一些精神支柱，或者說是虛假希望。

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從痛苦中找到了意義，也就愛上了這痛苦本身。他們幻想痛苦、渴望痛苦、追求痛苦，他們從對痛苦的幻想中獲得了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幻想，也獲得了一種受虐狂般的快感。

這些人往往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痛苦，他們的感情是虛假的、誇張的、矯情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採取行動，也沒有真正承擔風險。有些人認爲不能承受的生命是輕的，也有些人認爲不能承受的生命是重的，然而這些人的特點卻是舉輕若重。他們什麽都沒有承擔，但是他們的一舉一動卻好像全世界都壓在他們身上一樣。他們說著大義凜然的話語並且自我感動著，但是其中又有多少人真正採取行動了呢？

《零八憲章》的偉大殉道者

文 / 言  民

劉曉波離開我們己經六年了，作為《零八憲章》300人中的首批簽署者，我們沒有忘記這位勤耕筆綴的同道，沒有忘記這位推動中國憲政進步而獻出寶貴生命的殉道者。網路上，他的文章博大精深而廣泛，此文主要追憶與曉波的一次見面，討論回顧他對基督文明價值觀的真知灼見，以及中國新保守主義的先行鋪路。

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美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時，鄧小平也「只經濟、非政治」地打開半扇國門即所謂的改革開放。剛從「文革」殘酷鬥爭中走出來的民眾，被「鬆綁」且稍稍吃飽了一點飯，思想、文學、藝術界也釋放出一些爭自由的空氣。各地哲學、民主、文學、藝術沙龍也如雨後春筍般發芽伸長。

1986年9月中國文學界解放思想的一次座談會後，曉波這匹桀驁不馴的「黑馬」挑戰了專制統治集團，其深刻、尖銳、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腐朽落後的傳統文化，撕掉馬克思極端唯物主義左翼哲學的暴力與謊言畫皮，更喊出大陸需要西方文明「殖民三百年」的悲鳴。自此，他成為「四五運動、民主墻、民刊」後社會上熱議和推崇的敢言青年學者，黑暗中升起的一束亮光？同時，他也遭受到當局的嫉恨與義和團、紅衛兵們無情的攻擊與抹黑。

我初次知曉劉曉波，就是在哲學沙龍聚會點附近書攤上看到一本批判「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小冊子。

統治者的封殺與逼迫，使得曉波以民間學者身份前往美國考察，聽到學生已經湧上北京街頭遊行示威時，他按納不住回祖國的澎湃心情。當時，中共的426社論己經出臺，回去肯定會面臨獨裁政權的打壓，他最終還是勝過了「靈與肉」的爭戰，回國投身於火熱的學生運動之中。劉賓雁老人說：「曉波這次回去，是飛蛾撲火般的獻身。」確實，他於6月13日被捕。

作為「六四」的參與者，我們見證了曉波的大智大慧。當鄧、李、楊的軍隊在廣場上動手鎮壓時，故意遺留下一些「槍支、彈藥」在軍車和現場，詭譎地引誘學生拿起武器回擊，以便坐實「反革命暴亂」的事實！這時，曉波在廣場上「砸毀槍支」以和平主義「非暴力」的行為藝術宣示，把血腥槍口下的學生安全地帶出了廣場，從而避免一場大規模的流血與死亡。是呀，《聖經》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太 26:52 )」

我們看到，無論是在非人的收監苦熬中，還是在「勞教」以及「釋放」後的嚴密監控中，曉波心中都充滿了對祖國和這片土地的無限忠誠。他沒有因牢獄的苦難折磨而心存苦毒、怨恨，反而是坦蕩地發出「我沒有敵人」的和解聲音，更向當局發出改變「政治制度」的呼籲。這一「我沒有敵人」的思想根源應來自於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偉大情懷，他說：「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在眾多大學教授、知識分子們禁口不言的恐懼氛圍中，曉波勇敢無畏地組織中文獨立筆會並擔任了筆會的首任會長。這一時期，筆友們不斷衝擊中共的「報禁」，一時間，撑開了中國相對自由的一片言論空間。他辛勤筆耕是人所共知的，其「井噴式」的文章為後人遺留下一筆巨大的文字資料。人們發現，在臺灣人洪哲勝先生主辦《民主論壇》上，《民主中國》、《觀察》、《搏訊》、《獨立中文筆會》……等等網刊上，不斷有著曉波精彩絕倫的哲論辯述，尖銳獨立的政論文章如泉湧般發表。餘杰說劉曉波是1989年以來的二十年間，中國民間的第一政論家。

2008年春，我與一位歐姓年輕朋友結伴並一路拜訪同道朋友。在北京，見到早己慕名且神交多年的師友曉波。我們的這次見面是在他家附近一家咖啡廳。幾位筆友、同道聊得火熱，但因有人在旁監聽，於是，又轉到另一家有隔離包房的茶館繼續聊。曉波這時談起了與1979年民主牆老前輩們往來的一些奇聞趣事，談論印度甘地、波蘭瓦文薩、南非曼德拉、緬甸翁山蘇姬、捷克哈維爾等諾貝爾獎獲得者推動國家變革的巨大貢獻。他也嚴肅地批評憲政學人與草根義士之間相互排斥的事件，流露出中國急需一部團聚眾多自由憲政追求者的理論性文件（憲章）。

回到家不久，一個「憲章」草案就郵傳到了當地並徵求同道中人提出寶貴修改意見，以便在12月10日「人權節」發出。當局偵訊到這一民間重大簽名運動，於是，提前動手抓捕了憲政學者張祖樺與劉曉波，以阻止《零八憲章》的廣泛簽署與傳播。確實，眾多文化、藝術、思想界、民運圈人士毫不畏懼地參與了這一歷史性文件的簽名。《零八憲章》迅速傳遍全球並有多位世界著名政經人物，以及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參與了簽署。國內國際眾多人士的聲援與壓力之下，當局釋放了祖樺，但「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判了曉波11年重刑。

對於服刑中的曉波來說，甜蜜的愛情是支撑他獄中忍耐與煎熬的重要力量。他曾動情地說：「二十年來，支持我、給我力量的是劉霞的愛。」是的，民運中人有一個不願公開提及的悲慟，就是從踏上爭取自由憲政的那一刻起，多數人的父母、兄弟、子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不被家人理解的同時更多的妻子（軟肋）壓力下被迫離開戀人與丈夫。感恩的是，上帝賜予了曉波這麽一位有才德、愛心的伴侶。對於這對苦命鴛鴦來說，他（她）們在中國自由憲政史上演義了什麼才是忠貞不渝的戀情，什麽才是不離不棄的愛情堅守。正如《聖經》中說：「才德的婦人是丈夫的冠冕。」

有關部門覺得繼續關押著聯合國獨立中文筆會這個前會長非常燙手，曾多次暗示他出國。但是，曉波多次表達即便是把專制政權的牢底坐穿，也絕不流亡。民運中有一個共識，既然「國共」兩黨曾經的暴力革命「流人血」之路不可行，那麽，捨身取義（坐牢）就是中國自由憲政制度建立的唯一路徑與付出。正如浙江義人陳樹慶說：「作為民主黨成員，有時候坐牢是爲國家而做的一種工作。儘管希望這種工作越少越好，但這個工作在中國轉型的時候，可能總要有人去承受。那麼，落在民主黨人身上，就要義不容辭去承擔這個犧牲。」這坐牢「工作」後面竟然是眾多憲政追求者，驚呆世人的「千年」刑期。是啊，這民運中人吸取「農民起義」千萬、億萬人民大量死亡的歷史教訓，不妥協、不懼怕坐牢，向「飛蛾撲火」般一波又一波地衝擊專制主義「報禁」與「黨禁」。曉波在《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十三周年祭》中說：「失去自由的翁山蘇姬寧願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為反對派本身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義資源和組織資源。」

「一個殉難者的出現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

是啊！但願無數個劉曉波、張曉波們個人無私的坐牢與犧牲，最終會迎來中國的自由與憲政。

專制集團嫉恨和害怕中國出現向聖雄甘地，哈維爾、瓦文薩、翁山蘇姬那樣的道德感召力。臨近2年就要出獄時，曉波卻「被癌症」而遭受揚灰大海的報復。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獄中去世從未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無論怎麽說，獨裁統治者絕對沒有想到自己會親手製造和成就了中國憲政道路上一位偉大的殉道者！

說到殉道，不得不回顧劉曉波在宗教信仰上的獨到與真知灼見。《狂妄必遭天責︰論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謬誤》一文中，他指出：「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自我無限化及對人內在限制的覺醒兩大致命後果……。」不崇拜上帝而崇拜人，把人打扮得如同上帝一樣金光燦爛，這是中國暴力革命造反派和老百姓打倒皇帝又迎來一個新獨裁者的千年悲哀和最大的愚昧。

我家住在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內地會辦的教會附近，少時總是景仰和去教堂看基督徒們敬拜和讚美耶和華上帝。青年的我常思想，近代傳教士入華改變了中國傳統陳腐陋習並引進現代知識和先進科技。他（她）們關注世界的公義與公平，而法治、教育、科技、慈善又做得那麽好，紅衛兵（義和團）們為什麽要砸教堂、關押和殘忍殺害「引人爲善」的傳道人呢？十年文革中，我們又見證了無神論政權「取締關閉教會，打開國門開放教會，又企圖閉關鎖國」的荒唐戲。我們在文學、哲學沙龍上也多次展開過信仰的討論，但大都受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五四運動、科學至上、進化論、唯物主義無神論「填鴨式」的教育影響。大多數人對宗教信仰生活批評或貶低爲封建迷信活動。我在監獄認識幾位鄉間傳道人，時常聽他們解經論道，出獄後也多次到教堂去聽老牧師（坐牢多年）的講道和參加查經班。讀過曉波深刻反醒、懺悔的文章後，真正啓迪了我對基督文明價值觀及英美古典保守自由主義秩序的新認知。

是呀，自明代起，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就先後在中國澳門、肇慶、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傳播基督信仰。但華夏民族至上而下大都是以「龍的傳人」而自標，是以「天朝上國」的狂妄自大視西方人爲蠻夷外邦。自中英貿易（鴉片）爭端以來，中國人一次又一次地抵制西方「兩基」文明價值觀及貿易規則到今天，這根本的原因是秦中央集權「大一統」傳統文化加馬克思唯物主義的頑固抵制。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07年入華，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華英字典》，也第一個把《聖經》翻譯成中文。可以說，這一白話文的最先翻譯影響和指明了新文化運動的方向。歷史告訴我們，底層愚昧無知的義和團以恐怖血腥手段殘害傳教士和排斥西方文明，而新知識分子不但沒有吸取「庚子國亂」的慘痛教訓，反而又發動了意在驅趕西方宣教士、傳道人的「非基運動」？！我認為，新文化、五四運動中之所以沒有一個人（大師）獲得諾貝爾獎？這是那一批人最大的悲哀是抵制和缺失西方文明根基《聖經》的誠懇學習，囫圇吞棗地選擇蘇俄極端左翼的暴力路徑。坦率說，在融入或接受西方基督價值觀的這一根本問題上，曉波超越了五四運動胡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那一代人，真正配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耀冠冕！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反思、批判「儒釋道」中的陳腐舊文化，這是時代的正確與對路，這種「批判精神」是值得後人肯定並贊揚的。遺憾的是，他們全面引進德國哲學，法國啓蒙，蘇俄激進暴力左翼理論的同時，卻長期忽略、抵制、排斥英美古典保守的右翼自由主義（基督文明值觀）。曉波尖銳地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追求現代化就是要斬斷這條劣根。」

王怡認為：「曉波先知性地表達了中國傳統儒釋道文化與基督信仰即文明價值觀來華之間長達千年的衝突。」

曉波指出，未來的中國在民間，但這一思想並不被西方左翼人士所接納。眾所周知，美國左翼建制派與華爾街大亨們更熱心與中共專制集團勾肩搭背並賺取錢財，對曉波們長期的審判、監禁、反復坐牢、被死亡極不關心。他們至多是在國際輿論上淡談和象徵性地譴責一下，喊一喊中國政府要「尊重人權」的表面口號。是的，白左基辛格們應當反醒這40年來綏靖、勾兌主義對中政策，真正有實際意義地幫助中國人「出埃及」並脫離法老王的奴役。

是呀！這世界歸根到底就是落後腐朽文化對先進文明的叫板；這世界歸根結底就是唯物主義無神論與有神論信仰的較勁；這世界歸根到底就是專制主義獨裁者與西方先進科技文明國度的對壘。可喜的是，2010年10月8日，瑞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宣布將本年度「和平獎」頒發給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先生，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上，委員會以一把「空椅子」表示遭監禁的劉曉波不能前往領獎。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瑞絲·萊斯·安德森表示：「劉曉波最大的價值在於他多年來在基本人權領域工作，影響了他自己國家成千上萬的人。」諾貝爾和平獎乃世界公義、公平及和平主義的道義褒獎，而「空椅子」成為曉波榮耀冠冕的象徵，也成爲文明社會對中共踐踏人權無聲的譴責，更是對中國民間坐牢人士長期抗爭的支持，以及對專制主義獨裁者的鞭撻。

曉波沒有受洗進人教會，但他的文章與言論中卻流露出對基督文明即價值觀的高度贊揚，以及對英美古典保守自由主義的欣賞與推薦。其實，曉波周圍的朋友一直在向他傳福音，希望他進入教會並有虔誠的信仰生活。據說，北京一個家庭教會舉行浸洗典禮並邀請曉波

前往觀禮。他喜悅地接受邀請，當弟兄姊妹在牧師主禮下浸洗時，卻像一個單純小孩在旁邊跳下了水，且自言自語說是「自浸」！以馬內利！他是被聖靈觸動的「自洗」，不！是聖靈親自浸洗的「天洗之子」。我不禁想起耶穌曾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爲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馬太福音 19:14 和合本)。

曉波逝世百日，西方信仰界人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追思會。200多人唱聖詩、念悼詞，小提琴獨奏茉莉花，教堂管風琴伴奏朗讀劉曉波文章《我沒有敵人》片段與集體禱告。美國會參議員克魯茲出席了追思會，贊揚「劉曉波是自由的卓越榜樣，他顯示出強大的信心、毅力和力量。他不僅鼓舞了中國人民，也鼓舞了全世界的人。」哈利路亞！上帝讓他成爲一個文學天才；一個空前絕後的自由主義政論家；一個追求自由憲政捨棄生命的民運鬥士；一個宏揚基督文明即價值觀的殉難者。願曉波的靈魂歸在天上的父，歸在基督耶穌的身旁，弟兄，熱愛和平的人們不會忘記你，我們天國再相見，阿們！

2023年8月1日

經不起推敲的正義

文 / 張國慶

正義一直被人類夾道歡迎，但正義是源於亙古的自然生髮的還是得益於人類自身的覺醒與探索？這個問題恐怕連蘇格拉底也無法深刻地回答。有人問蘇格拉底：「有正義的人，想不想勝過其它追求正義的人？」蘇格拉底說：「不會，善善不爭，惡惡相鬥，正義是不會內卷的。」

一生追求正義的蘇格拉底最終還是死於以正義之名的內卷。

我所在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曾開設有一項上訪者福音事工，有次團契，上訪者們不斷抱怨自家的地被強征，自家的房屋遭強拆。我就告訴他們：「你們說的都是事實，你們的要求也是正義的，但你們想過沒有，你們的不幸也是配得的！」

上訪者們瞬間就不淡定了，稱自己一直與人為善，遵紀守法，憑什麼說這是當得的呢？難道沒有天理王法了嗎？

我反問他們：「鄰村鄰居被強征強拆時，你為他們說過一句公道話嗎？」

他們互相看看，沉默不語。

我又說：「僅僅只是這點，真還算不得什麽。你們還要捫心自問，當年你老爸老媽或爺爺奶奶，打土豪分田地，奪人財物的快感與今天強拆強征者們的貪婪相比，恐怕也是過猶不及吧？要知道，那時的地主狗崽子，連上訪的資格都沒有呢！」

對自己的事特別敏感，對他人的處境麻木不仁甚而落井下石，這大概就是思想家帕斯卡爾所說的「奇怪顛倒的人性」。

喚醒人們正常而有邏輯的思維，是很重要的。或許是我的話擊中了上訪者們內心蟄伏的靈魂，他們因憤怒而誇張的臉，瞬間便安靜下來。

這個案例涉及到一個關乎正義的邏輯關係，國家正義與個人正義因著「政治不可私有，財産不可公有」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兩者的實現互為前提。一旦這種關係發生了扭曲乃至顛倒，社會公轉與個人自轉的和諧張力就會被打破，最終從無序走向劇烈的衝撞。

我們的危險恰恰就在這裡，這是我們要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保持深刻警惕的原因。

我們教會舉行過一場有趣的辯論賽：當一輛失控的列車，徑直撞向乘客密集的車站時，將釀成一場慘烈的交通事故。但這時只要掰開岔道，飛馳的列車就會甩頭撞向另一鐵軌上的一位無辜路人。此刻，你會作何抉擇？

我相信，絕大多數有公共正義感的人，都會選擇掰開岔道，犧牲一人拯救眾生，末了還可以弄出個烈士稱號，向全社會宣揚其捨已救人的美德。包括基督徒在內，在這種兩難的選擇下，往往也會陷在環境誘因中，行義過頭地從眾，儘管聖經中有這樣的教導：「流無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兒女的血。」

我要說的是，這其實也是一道公共心理測試題，我們顯然不是要在單一的辯題上，去尋找完美無缺的道德判斷，但是你必須具備密集型的智力和洞悉世界本質的眼光，這個冠冕堂皇的辯題背後，其實隱藏著一股極其危險的公共傾向，即犧牲個人利益去成全集體利益，犧牲集體利益去成全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絕對至上的極權美學。

所有強拆強征和不公不義之事的發生，其實都是這麼演變來，沒有例外。

倘若將這個概念的內涵延伸到公共社會後，你就會發現，今天許多誇誇其談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要麼是昏頭的無知的，要麼是狡詐的別有用心的，那些靠愛國主義蹭流量發橫財仕途躥升的，差不多都屬這類，他們往往還被當作時代的正能量榮登殿堂。

難怪涅克拉索夫會說，對祖國來說，沒有比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

正義的迷惑性就在這裏，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當我們仔細研究這張臉並試圖探尋隱藏其表面背後的秘密時，我們往往就會陷入法學家博登海默式的困頓，正義作為規範社會大厦的優良規則，往往在因人因事而異後，再也經不起正義真正的推敲了——尤其在中國，再往前一步，你就可能尋釁滋事。

這樣看來，任何人設的正義，倘若不經過保守主義的公共倫理，納入到普世價值觀中，都可能是水中月，鏡中花。而且，那些價值扭曲，本末倒置的所謂正義，往往還會激發出「奇怪顛倒的人性」，最終在暴烈的群眾運動中，摧毀社會文明的根基。

二戰時的德國納粹和中國文革都帶有這樣的反人類的特徵，及至當今時代

檢舉與告密盛行，仍舊是顛倒的人性使然。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非但沒有引起足夠的警覺，反而把這被當作正義之
舉予以包庇、縱容和鼓勵，社會道德濃度全面超標，網路風紀彌漫，私德審查官遍地，道德潔癖指數拉滿。只是沒有人認真思考過，遞給別人的正義絞索，最後都會成爲正義本身預備給自己的道德禮物。

說來說去，正義終究是一個關乎人性的問題，在一個扶起倒下老人都需要十分勇氣的國度裡，正義遠不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那麼簡單。休謨說，正義不是自然之德，而是一種人為之德，需要付出人格的力量。如果這樣的勸勉都還不夠，你還可以翻翻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的《論人性》，他認為：「發生在一個無辜人身上的苦難，也可能發生在所有人身上，別無動於衷，應挺身而出。」

惟願公平似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