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一个江南才俊的风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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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4日，在极为罕见地仅提前不到一天决定要“插播”重要新闻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一把手同台登场，共同宣布了一系列针对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重磅政策。
市场情绪瞬间被点爆，当日上证大盘以破天荒的收涨4.15%全线告捷，两市全天成交量达9713亿，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都连夜拾起了已经放发霉了的金龙指数成分股。
中国股民望牛兴叹久矣！
但对于中国金融史上担纲时间最长的前“金融一哥”周小川来说，却是“牛市回望绣成堆”……
毕竟，周小川可是当过16年央行行长、2年证监会主席、3年外管局局长的人物。从1995到2018这23年间，周小川以“金融一哥”之尊亲身见证甚至是亲手缔造了5次大牛市。如今看似遥不可及的5178点和6124点，都曾是周小川职业生涯里的生动注脚。
是不是“牛回”？要不要“速归”？已成惊弓之鸟的老乡们暂时还不敢轻率下结论。
但对于76岁高龄的周小川来说，风云早就看淡。
一年前，周小川在金融街论坛上说：“特别去强调前瞻性指引，或者特别强调说所谓宏观调控就是要管理好公众的预期、管理好市场人士的预期——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有可能有毛病”！
当一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副理事长，享受海南岛的碧水蓝天椰风海韵——这才是周小川天伦之年的“野望”。
“江南望族”周小川
与改革年代中走出的大批寒门子弟不同，周小川的家世出身可以用“显赫”二字形容。
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高干。
抗战年间，周建南在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了本科。这个国立交通大学，就是后来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周建南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
解放后，周建南先被派往东北，接管工厂生产。几年后，周建南被调往北京，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的电工局局长。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先后组建了八个机械工业部。其中排名“第一”的一机部主管电信、重工业、军事工业，历史最为悠久，地位也最为显要。
一机部的首任部长、也就是当时周建南的顶头上司，是黄敬。黄敬原名俞启威，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后来“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第二任妻子是新闻宣传战线的女将范瑾，而这位范瑾正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外甥女。
黄敬和范瑾生下的儿子们都随了他原本的俞姓，其中有一位在几十年后还成为了领导人。
周建南在一机部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到1982年，周建南被任命为机械工业部（当时，一机部到八机部被合并成了机械工业部）部长。后来国家引进外资、搞活外贸、开放沿海办经济特区、出口机电产品这一系列重大改革的背后，都有周建南的身影。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一机部，改革开放后，原先一机部的骨干里走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周建南的同事中，有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有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周子健，有后来的福建省委书记、改革派大将项南。
而项南主政福建的时期，正是福建青年干部辈出的80年代。
在这期间，周建南还慧眼如炬地发现并提拔了一位小他9岁、同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小师弟。在周建南的举荐下，这位一机部出身的小师弟在1983年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并在几年后成为了主要领导人。
除了周建南、周小川父子外，周家的其他人也个个身手不凡：
周建南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周小川的弟弟周小鹤，曾任中创集团总经理。
周小川的儿子周云帆，现任科学技术部某司司长。周云帆在入仕前，曾联合著名投资人杨宁一起创办了空中网，网游《坦克世界》便是由空中网代理的。早在2004年，空中网就已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在周小川的老家江苏宜兴，周氏素有“阳羡第一望族”的说法（阳羡，是宜兴的古称）。除周建南一门外，宜兴历史上还出过不少周姓名人：
著名物理学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九三学社主席、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现任山东省省长周乃翔，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还有20岁就高中状元、30岁就官拜内阁首辅的明朝末年宰相周延儒，以及“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主角、西晋平西将军周处。
“青年才俊”周小川
自打洋务运动那时起，中国财经界的“土派”和“洋派”之争就从未消停过，特别是改革年代里的外贸和金融圈。对此，心知肚明的前“金融一哥”周小川的态度就是“务实”：莫论“黑白”，只要是好的、管用的东西都可“拿来”。
出身世家的周小川，人生注定不会平凡。在父亲周建南的圈子中耳濡目染长大的周小川后来说：“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1966年，18岁的周小川从北京八中一毕业，“文革”就爆发了。虽然周小川立马就“上山下乡”被派到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但在同批“知青”中，能够在北京名校里踏踏实实读完了高中的周小川，已经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了。
在农场里，活泼开朗的周小川喜欢鼓捣机床，琢磨载波广播系统，收听古典乐唱片，看起来跟普通的农家子弟有点儿格格不入。
在“文革”结束前的1972年，得益于父亲周建南被恢复职务，周小川也就结束了“下放”生涯，提前回到大城市，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了北京化工学院。大学毕业后，周小川的第一份工作，是被分配到了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所。
虽然父亲是主管机械工业的大领导，但是搞机械自动化显然跟性格外向的周小川“八字不合”。当时，周小川一边读着机械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一边私下里默默研究起了时髦的经济学。而且具有理工学科背景的周小川，还极富远见地把数理模型运用到了经济学研究中。
1981年，周小川提出了一套经济中长期发展模型，这是国内最早通过量化模型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
要知道，在当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最常见的还是通篇大段文字式的马列政治经济学，连算术公式都很少见。至于能融入数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很多大学老师都鲜有耳闻。于是，当年仅有33岁的周小川，就借此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1985年，68岁的父亲周建南从一线领导岗位退下了，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的身份继续发挥余热。
也是在这年，37岁的周小川进入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委员。同时，周小川还兼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副所长，成为当时决策层的经济智囊之一。也就是从那时起，后来在中国财经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吴敬琏、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就成了与周小川有着频繁交集的学术“伙伴”。
而这个国家体改委，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政府部门，它的一把手向来是由领导人直接兼任，也是后来国家发改委的前身之一。
这期间，周小川还挂职担任了3年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
而这个对外经济贸易部，正是后来商务部的前身之一。周小川在外经贸部挂职期间的顶头上司，是同样出身于一机部的李岚清。至于后来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那会儿还是北京市副市长。
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周小川，参加了两场事关未来中国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会议：一次是史称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的莫干山会议，一次是讨论金融体制改革和筹备成立证券交易所的北京万寿宾馆会议。
而这两场重要会议的一位组织者，还成为了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也是此后周小川履职建行行长的前任，以及此后周小川履职央行行长的上级。
1991年，周小川调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完成了从一名经济智囊到金融主管官员的身份转换。
四年后的1995年，周小川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后来又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首次成为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官”。
在那会儿，中国经济刚刚走出90年代初的“萧条”，1994年汇率并轨也才刚刚落地。总共在外管局就只待了3年的周小川，中间还遭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但就是用这3年，周小川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且让外汇储备从他上任之初的500多亿美元一跃升至了他离任时的1400多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二位。
周小川初战告捷。
“洋里洋气”周小川
如果说之前的履历还只是历练，那么从1998年周小川开始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开始，他就算正式开始实践自己的金融治理理想，成为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一名不可小觑的“扛把子”了。
在90年代后期，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呈“爆炸”之势。一些外国学者说中国的银行早已“技术性破产”，但事实上，这话可能还说轻了。讲真的，如果当时国家再不出手的话，这些国有银行“暴雷倒闭”可能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而通过设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把建行的不良资产悉数剥离，正是发生在周小川任内的事。
仅仅两年后的2000年，羽翼渐丰的周小川就接替到龄退休的周正庆，担任了中国证监会主席。那天，也就是这位被市场视为有改革家精神的周小川履新当日，A股就用一场久违的大涨对这位新任“村长”表示了欢迎。
刚刚主政证监会的周小川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缺少人才，特别是缺既懂财经又懂管理的技术型官僚。于是，这位虽未曾留洋、但却对西方经济金融熟稔于心的证监会新主席，立马就心生一计：大手笔引进“海归”干部。
从先前的建行、到证监会、再到后来的央行，在周小川主持下，一大批拥有西方教育或工作背景的青年人纷纷走上了金融管理干部岗位。其中的代表有：
拥有美国杜克大学背景的高西庆，后来做到了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投公司总经理；
拥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背景的易纲，后来做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背景的张新，后来做到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广东省副省长；
拥有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和美国兰德公司背景的童道驰，后来做到了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拥有美国波士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背景的李波，后来做到了重庆市副市长；
拥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背景的张涛，后来做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世界银行背景的方星海，后来做到了证监会副主席；
拥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背景的宣昌能，后来做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拥有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背景的祁斌，后来做到了中投公司副总经理；
……
而且这些人的起点还都不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后担任的首个职务，就是许多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厅局级。
当然了，被周小川从境外网罗来的高端人才中名气最大的，还得数从香港交易所挖来的史美伦。
自2001年起，担任了3年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从大陆领到的年薪高达540万港币，是当时大陆同级别官员年薪的近一百倍。（后来，史美伦把这笔巨款几乎全都用于了资助大陆证监系统干部赴海外培训实习。）
可想而知，如此大手笔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肯定会给周小川带来各种质疑和指摘：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东方气息的国度中，一群“洋派”官员究竟能不能治理好金融？如果股市涨了，那还好说；可如果股市跌了，那股民可就要骂娘了！
尽管启动新股发行核准制、引进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引入退市机制、发行境内首只开放式基金、开放B股境内交易这些创新做法，都是发生在周小川的任内，但这仍然改变不了那几年大盘走熊的现实。
于是，周小川就成了首个在牛市中上任、在熊市中退场的证监会主席。
“技术官僚”周小川
离开证监会的周小川没有片刻休息。他在2002年底的政府集中换届前夕，“提前3个月”接替戴相龙，转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延循着在证监会的作风，一腔热血的周小川继续把他的改革之火烧到了央行。
当时，尽管已经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把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尽数剥离，尽管新加入WTO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摆脱了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甩包袱”的泥淖，但是各种规制都很不完善的金融体系，还远远谈不上“稳健”二字。
周小川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事后来看，周小川在他这十几年央行行长生涯里，留给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举措至少有四件：
一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
周小川在中投公司的基础上，新组建了中央汇金公司，并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四家国有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挂牌上市，同时将基于巴塞尔协议的现代银行经营理念真正厚植进了中国本土。
二是央行货币政策体系构建。
周小川动用了几乎能使用的现代货币政策下的一切操作工具，重塑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建立并理顺了利率和汇率从监管机构到金融市场的全流程形成和传导机制。
三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
周小川让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后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崛起，周小川又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上了日程。
四是宽松甚至激进的“大放水”。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周小川直接主导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而这也是他后来最受人们诟病的一条。2013年，人民币M2余额超过了一百万亿元，是2002年周小川上任之初的6倍还多。
后来按周小川自己的话说，他头发白，就是白在了2008那一年！
2013年又是一个换届之年，已经连任了两届有余的周小川刚好年满65岁，达到了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限。然而，也许是组织上认可，周小川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官晋一级、并继续兼任央行行长，一直“超龄服役”到了2018年。
有内部人披露：
周小川其实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在当建行行长的时候，还曾于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音乐剧。2014年，周小川还携老友一起，去北京国际音乐节观看为纪念施特劳斯诞辰150周年而上演的一部惊悚剧。
周小川还喜欢打羽毛球。他是央行机关员工羽毛球队的主力选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拉加德就曾送给过他一套羽毛球拍当作礼物。
机械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周小川，还对手表特别感兴趣，他尤其喜欢上街逛看电子产品。2017年，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台下眼尖的记者发现：周小川摘下了他佩戴多年的金属手表，改戴了一块银色铝金属表壳搭配冷银配白色耐克运动表带。
不仅如此，周小川还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对话时从来不用翻译。据说，他与高西庆之间的文件交流，经常都会用英语作批示。
而这些，也就让周小川赢得了不少境外媒体的好感。
在同时期的美国，曾先后服务4任美国总统（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连续担任19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被世人冠为“经济沙皇”。尽管格林斯潘的施政也屡有失策，但这并未动摇他在国际金融领域被奉上“神坛”的权威。
于是，便有外国人把周小川叫做“中国的格林斯潘”。对此，周小川只是报之一笑，并未作答。
或许，在周小川看来，他已经做到了一个金融专业人士能够达到的最高位置。能够将央行打造为一个专业化的经济政策机构，周小川就已经不辱使命。至于其他的事儿，并不是“技术官僚”周小川能够或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当一个博鳌亚洲论坛的副理事长，享受海南岛的碧水蓝天椰风海韵——这才是“高尔夫球手”周小川希望挥出的野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