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体制打造的“互害社会”：在中国，为什么“见死不救”是常态？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c59?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223979702&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编者按：
今年8月，湖南衡阳一位老人在棋牌馆晕倒后不治离世。帮忙送医的店主经过两次调解，向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舆论把这件事比作又一次“彭宇案”。可律师和学者都认为，这次调解程序本身挑不出毛病。
本文作者是一位当代中国法律从业者，从这一落差出发，梳理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枫桥经验直到今天综治中心的治理型司法。作者的结论是：当法律只是权衡的工具之一，诉讼就只是一场体面的上访而已。
棋牌馆店主付出的那笔钱，究竟是善意的代价，还是仅仅为了息事宁人？这或许是每个普通人都绕不开的问题。
文 | 秋白
一、从扶老人调解案说起
据《新京报》报道，8月23日，湖南衡阳一老人因身体不适进入棋牌馆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仍不治离世。死者家属向店主索赔十万，经调解后以1.9万元“人道主义赔偿”达成协议。这则新闻引起广泛热议，有人甚至将之与曾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南京彭宇案”作比，认为此案在对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仔细观察案件细节后会发现，此案与彭宇案有一个关键不同，就是它发生在调解程序中。
事发后当地派出所回应称，接到医院报警后即将店主和两名目击者请去调查，民警告诉双方当事人可就此事到综治中心调解。在第一次调解中，死者家属提出赔偿10万元的诉求，店主则坚持自己无过错，但表示愿意人道帮扶2000元，双方未达成一致。次日进行第二次调解，店主的一名亲属根据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提出赔偿15000元的方案，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店主进行人道补偿19000元。
主持调解的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调解协议由双方自愿达成，“我们没有权力逼迫别人出钱。”公正地说，很难认为这是调解人员为自己强辩。笔者就此事采访律师的看法，律师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件事在法律程序上其实挑不出什么毛病”，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夏璇也表示，本案采用的基层调解这一纠纷解决程序本身不存在问题。这个判断与大众的直觉截然相反。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对劲？
前文提到，接警民警表示可以去综治中心调解。这个“综治中心”是个什么机构？为什么普通民事争议要去这里处理？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首次规定设立省、市、县、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明确“综治中心由同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和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负责工作统筹、政策指导”。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在对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调研中就此作出指示：“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11家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5年3月29日至30日，在福建厦门召开“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至此，综治中心在中国社会治理乃至司法体制中的重要角色得以确立。根据《意见》，综治中心承担着诉讼服务、检察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接待中心等功能，“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人民调解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显然，本案中派出所民警便是根据这一规定告知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认为调解只是司法程序之外的争议处理机制，你就错了，调解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事实上，调解贯穿于诉前、诉中、诉后（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所有关于调解的规定汇总成一个原则，就是“能调则调”。对于警察和法官个人来说，调解也绝对是比立案调查或审理判决更具诱惑力的处理方式，因为一旦进入调解，所有法律和事实争议便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目的：双方同意。对主持者来说压力大大降低。
至此，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争议解决制度总体上是鼓励调解的，而这体现出一种解决纠纷胜过适用规则的治理哲学。当这一哲学戏剧性地呈现在本案之中，就会挑战大众对于司法的朴素认知。
二、从马锡五到枫桥经验：治理型司法的传统
调解于中国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共的一项历史传统。早在延安时期，被广为宣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将所谓“群众路线”摆在了司法的核心位置：“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这就是充分的群众的观点。”（《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五本人的表达就更加直白：“真正群众的意见，比法律还厉害。”把群众置于法律之上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审判制度建设成就之一”“是人民司法机关区别于旧社会的法院的一个标志”（见马锡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马锡五从在家乡保安县建立武装开始，先后在边区负责征兵、运盐和粮食工作，在1943年以陇东地区专员身份兼任法庭庭长之前，从未有过司法工作经验，这似乎毫不影响其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从其审判方式备受推崇也能看出，在彼时彼地，司法并不是一项适用规则的工作（在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描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规则的影子），而只是群众工作的一种类型，过程让群众受到教育，结果让群众满意，是这项工作的全部目标。
当然，“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今天重又成为法学院里的热门概念，与其说是历史的自然演进结果，不如说是当政者对这一传统的有意调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群众”特色和个案权衡，使之具备发展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法律至上”型司法的东方模式，从而服务于道路自信的浩大工程。“枫桥经验”正是这种调用的另一个例子。
六十年代中共发起针对“四类分子”的社教运动，在宁波枫桥镇，“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学习、大辩论，干部和群众觉悟提高了，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制服敌人、改造敌人，克服了单纯依赖政府法办的思想，克服了简单粗暴的方法，发动和依靠群众，对敌人分类排队，进行教育、评审和说理斗争，并且依靠群众就地进行监督和改造。结果，一个人没有捕，就把这批敌人的大多数制服了。”这种斗争方式被公安部树为典型，总结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进入新世纪，习近平主政浙江，重提“枫桥经验”，浙江诸暨发展出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民主恳谈、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等一系列具体做法，至其上任北京，“枫桥经验”便作为基层治理的主要模式广泛推广。本文一开始提到主持湖南老太家属与店主调解的综治中心，便是“枫桥经验”的重要成果。
从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枫桥经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主线，即治理型（广义）司法。即每一个个案的处理，都被当作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过程，而非对一种刚性的普遍规则的适用。法律规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权衡工具的一种。
三、运动式司法的心理基础
与这种传统相伴随的，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思维方式，缺乏法治所必需的规范思维。这种思维惯性的成因分析非本文所能完成，这里只是指出这一现象本身的存在及其影响。这种思维的影响范围绝不限于司法，一切与规则相关的场域都能见到其身影。笔者业余会做篮球比赛的裁判，接触到的多数篮球爱好者，甚至从业者，当然也包括很多篮球裁判，在评价场上判罚时，依据都是上一个“类似”回合的判罚、球场上的“常识”、场边球员和球迷的反应……唯独不是篮球规则本身。很多人认为裁判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一场比赛内维持同样的“尺度”，争取获得比赛双方和球迷的满意。有没有发现，这和调解如出一辙：通过个案权衡争取群众满意。可见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处于非常根本的位置。
这里可以对受这种思维影响下的中式法治和与之相对的西方法治作一简略比较。西人认为法治的存在价值在于为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价值冲突提供一个解决机制，陈景辉教授对此有精当评论：“如何在价值之外寻找解决价值分歧的举措？其中首要的举措当然是，就特定的价值分歧树立公共判断的标准（the standards of public judgement）……显然，即使不能说所有的公共判断标准都是法律，但是法律一定是公共判断标准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法治作为一种交往模式，使人们能在高度不确定的现代社会底下维持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稳定与可预期被视为法治最重要的形式价值。法治并非拒斥权衡，而是将权衡尽可能限制在规则形成过程中，以此来减少社会在规则下运转时产生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人们在决定接受法治这种生活方式时就完成了一次根本的权衡，而中式法治则不然。中国人似乎倾向于在每一个个案中进行具体的权衡，来追求个别的善。这当然更符合人的道德直觉，马锡五审判方式在边区获得的欢迎（暂且搁置对此的怀疑）可资为证。但问题在于，这种case by case的争议解决方式无法提供inter-case的稳定性，这种不稳定状态为权力的渗入留下了无数孔隙。
就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案件而言，在适用规则思维下只需要考虑店主的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果有，那么是否存在法定的归责或免责事由。个案权衡就不同了，可能需要考虑：老人可怜不可怜？商户是不是弱者？社会影响大不大？有没有可能引发舆论？会不会影响稳定？当地政府怎么看？当前政策是什么？
这时，谁有资格参与权衡和什么因素值得被纳入权衡就成了关键问题，权力的进入变成了自然而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版本，最少缺席的一定是党领导下的行政权、党的政策目标。
如果权衡主要发生在具体案件，而不是稳定的一般规则中，那么法律的实际运行就天然容易受到当前治理目标影响。
政策具有周期性，需要一波一波的运动来实现，而执法/司法也被当作运动的一种的时候，运动式执法/政策型司法便出现了。围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运动式治理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在此不再拾人牙慧。笔者在采访刑辩律师时，听到不止一次“最近对xx抓得比较严”，每一个时期对什么“抓得比较严”就体现在扫黄打非、打黑除恶、净网行动、清朗行动、大战交通安全100天之类的代号中，这几乎是中国人的生活常识。在这些名目繁多、千变万化的运动中，法律并非以相同的强度运行，而法律工作者，则尤其需要具备对此的细致感知，这无形中使他们尤其是刑辩律师的工作有了更高的门槛。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同学群里传来一张贵州普安县司法局的工作群聊截图，群里发布通知要求律师在为“涉黑案件”提供无罪辩护前，征得司法局的同意。在运动式执法/司法中，政策目标的权重大到几乎颠覆律师独立执业原则。
四、定分还是止争？司法的上访底色与厚脸皮竞赛
在中国，法律从未获得过司法唯一权威来源的地位。而这种排他性权威，是司法可预期性的关键前提，只有如此，裁判才是可预期和可理解的。在这种状况下，司法和其他治理工具一样，关心如何调动资源、消除风险、化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沦为了一种权力互动中被按需调用的话语资源，人们便不能期待它起到限制权力的作用。中共对此并不避讳。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自此，三效统一成为法院系统高举的重要原则。当三者冲突时，并无预先可知的稳定判断标准来“定分”，而是考虑如何能在尽量维持法治外观的同时更快地“止争”。“实现有机统一”，即根据一时一地的资源分配状况和具体的政策目标，来推进司法。
因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从谁依法享有何种权利，对谁负有何种义务，变为了如何让麻烦事尽快结束。当事人的地位在这种司法模式下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从权利主体变成了治理对象。
也许我们可以不再扭扭捏捏地称这种制度设施为司法，法律不过是一种参与者不得不使用、但又都知道它并非不可替代的公共语言，而所谓司法实际上就是这种语言掩饰下的上访。
在上访中，访民寄望的是权力、政策和资源，而诉讼当事人虽然看起来是诉诸规则，但实际上诉诸的是掌权者是否有足够强的意愿兑现其法治承诺，这不过是一种体面一些的请愿。在这里，案件可以分为普通案件和敏感案件，这几乎是所有从业者共享的常识。而大量普通案件带来的治理压力，需要一种简洁、高效、稳定的“规则之治”来纾解，这是司法假面不能轻易褪去的直接原因。另外，这种机制也为掌权者对规模庞大的官僚群体实现基本的控制提供了重要工具。更重要的，在法治价值已成为全球主流的今日，维持一种法治形象无论在对外交往还是对内宣传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上访毕竟是上访，虽然在诉讼案件中普通案件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对敏感案件的处理才真正显示中国式司法的本质。如施密特/阿甘本所言，例外决定本质。只要存在可以否定法律的权威，将程序约束搁置在旁，需由掌权者做出最终决断的敏感案件，我们就必须清楚，之所以在普通案件中不甩开法律的限制，非不能也，实不必也。这也意味着，普通案件中也存在“特事特办”的可能性，而绝不能认为敏感案件和普通案件之间存在什么刚性的区分，能让普通人在普通案件中安享法治。
民众对此并非无所洞察。对于作为案件当事人的他们而言，即便明知这种带有司法外观的上访如何运转，但最佳策略仍是弄假成真，或者说，抓住国家公开作出的法治承诺，在国家发作（普通案件就会变成敏感案件）之前尽量要求其兑现。
至此，诉讼变成了一场厚脸皮竞赛，国家拥有解释、分类、协调、资源配置和“特事特办”的能力，民众一方拥有的，则是法治承诺本身——把国家的话当真，并不断要求国家为不当真付出解释和形象成本。双方比谁先绷不住。是国家先绷不住抛开法治承诺对案件“特事特办”，还是民众先绷不住无法继续假装相信法律的权威。
可是，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决定什么时候“特事特办”的权力掌握在国家的手上，甚至可以把例外包装成政策、秩序、风险和大局来最小化违背法治承诺的损失；而个人所能做的，只有不断蒙住自己的双眼，好把写在纸上的承诺当真，借此提高权力不当真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案件里每一次看似微小的依法办事都并非无关紧要：它既是对权力的一次约束，也让普通人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不必事事揣测权力的心意。
回到棋牌馆案，店主最终支付的也许只是一次自愿的、人情上的让步，但公众的不安在于，谁也说不准，这笔钱究竟是善意的价格，还是拒绝被卷入麻烦的价格。一个社会若不能清楚区分二者，善意便会学会先计算风险，规则也会退化为揣测权力心意的线索。
如果一个人必须先判断自己的案件是否已经“敏感”，才能决定能否相信法律，如果他只能靠使国家不兑现承诺的形象成本不断上升，来取得本应由权利直接带来的救济——那么他参加的虽叫诉讼，所做的仍是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