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福州：“海洋中国”的悖论，越开放，越保守
文| 维舟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f45?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213465426&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长久以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迁，最盛行的解释是所谓“挑战-回应”模式，而闽粤作为“海洋中国”的代表，被认为是相对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变迁过程，这又常常归结为本地文化与中国这个农业文明有所不同的“海洋小传统”。
表面上看，福州倒也契合这一叙事：它早在明清时期就是对口琉球王国朝贡贸易的唯一门户，在近代又是第一批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马尾的船政学堂还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大量现代知识、技术、工业就是由此输入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就是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福州不但早有近代工业基础，而且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地处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地带，按说也“得风气之先”，似乎它的经济繁荣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如果深层次来看，就会发现，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变迁所呈现出来的面貌要复杂曲折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能让人看到中国现代化在各地的差异，也体现出这个传统文明在艰难转身中的矛盾挣扎。
中心保守，边缘活跃
两千多年来，福州一直是福建首府，城址也从未变更，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地理位置在传统时代实在是太好了：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小盆地里，三面环山，南濒闽江，而不远处的闽江入海口还有两山夹江对峙，这种相对封闭的壶型使得它既享受易守难攻的安全，又能对外通达，而东南水口隐喻财源，按传统宇宙观来说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教育学者张文质是世代居住在此的老福州，他的祖先晚唐从河南迁居福州长乐，一千两百年来村庄都没变过，前些年还曾在祖居地出土始祖张睦的墓碑，载明原籍光州固始（这是很多福州家谱记载的祖籍地）。他强调，由于远离战乱，福州的城市文化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福州的历史发展是有张力的，呈现为一种‘积极的惰性’：一方面有超稳定性，创新也是在稳定基础上的创新，但另一方面，先民逃难的记忆似乎又刻在骨子里，使福州人本能地对风险有警觉预判，情形一旦变动就会往外逃，寻找新的机会。”
事实上，当近代第一次打开国门时，福州的反应是相当保守的。1842年《南京条约》确立的“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上海开埠最顺利，而福州的抵制最为坚决。时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暗中阻挠本地商贾与外商往来，1845年福州外贸额仅37万元，恶名远扬，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入港。直到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上海的茶叶贸易，清政府被迫解除福州茶禁，当地外贸才得以兴盛起来，短短十年，福州进出口总值在11个通商口岸中就上升至第三，仅次于上海、汉口。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的福州城市发展，并不像有些地方那样是从中心向外“摊大饼”式地扩散（例如北京、西安），又或是城外的新市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中心（例如上海开埠之后就是租界“十里洋场”繁华很快凌驾于老城之上），而呈现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模式：老城从未被废弃，也未被取代，而是先在城外濒临闽江的台江一带依托水运发展出商业区，然后在开埠之后又在更远的南台岛上围绕着外商居住区建起一片新城区。从老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块区域互不相连，直到1980年代初，现在已是福州市中心的五一广场那儿，当时居然还有农田，因为它刚好位于福州老城的南门外。
当社会发生变动时，最先抓住机会的，往往是那些边缘人。船政学堂早期招募到的，大多都是贫苦子弟，因为在当时这是被那些走“正途”的士人所不屑的。一位高校教师告诉我，她是疍民后代，这些水上居民长期遭福州城里人歧视，蔑称“曲蹄仔”（指他们在船上生活，天生盘腿而坐），直到她父亲那一代才上岸居住。其父1950年代生，部分是因为世代渔民，他年轻时就当了船员，同事也多是长乐、连江、马尾亭江等福州郊外籍贯，由于远洋航行各地，他不但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一直说国外好，很早就不许我们兄妹三人入党，现在入党的只有我姐夫，因为在银行”。
像很多地方一样，福州城里人也偏好体制内的稳定生活，未婚女性如果是教师、公务员这样的工作，哪怕收入不高，但在福州人看来就“特别好”，在婚姻市场上很抢手。说到这，一位老福州跟我感叹：“省城安逸，所以福州城里人大多小富即安、谨小慎微，但底下原本很穷，就比较拼。”
确实，近三四十年来，福州经济最活跃的部分，其实大多是在外围、边缘兴起的：即便撇开那些黑灰产业不谈，长乐人做钢铁、福清人开加油站、平潭人打隧道，都闯出了一片天地。福州最出名的企业可能就是福耀玻璃了，但它其实也在福清，曹德旺最初于1983年承包的异形玻璃厂还是在偏远的高山镇，距离福清城区都还有40公里。
经济数字也可见到福州的经济格局并非“向心集聚”：2000年这座城市的GDP刚突破1000亿（1003.27亿），其中市辖区464.10亿，还不到一半；即便后来城区扩张到了长乐，但这一格局长期未变，2024年底福州全市常住人口850万，市辖区不到一半（421万），GDP也只占不到六成（14237亿中的8517亿）。这种“多中心分散”的布局，使城区和郊区在经济上享受到几乎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全国普遍的“城乡二元”格局形成鲜明对比，在省会城市中尤为特殊。
在此，或许最重要的是：当边缘兴起之后，新旧之间并不是走向冲突（旧核心不能接纳新暴发户、或新势力彻底消灭旧传统），而表现出一种相互适应的灵活调整。尽管老一辈福州人还记得各郊县当年如何贫穷，但福州城里人对长乐、福清、连江这些地方通过偷渡赚到钱既没有表现出嫉妒，也没有蔑视他们都是靠不道德的非法手段获得的，倒是津津乐道“福清乡下过年时豪车多得吓死人”、“十几年前长乐、福清婚礼上都是直接发钱，最后一盘上来就放一个手机”这些都市传奇。
我岳父的两个外甥，高中没读完就去泉州了，从PVC管生意起家，最后还开了自己的小工厂，赚到钱后，兄弟俩过年时在酒店宴请家族里所有人，老人们都竖起拇指夸他们“好本事”。有一年春节，在福州的菏泽小区，我居然还看到有戏班子搭台唱戏，一问才知，是社区里有人在外赚了钱，回来出钱请老人们看闽剧。这种事在上海绝无可能，不仅因为上海作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社区邻里之间没有这样紧密的社区感，而且即便发财也只被理解为个人成功，并不寻求社区认可。
然而，这种社区认可，对经济发展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福州人哪怕也像很多国人那样向往体制内的稳定，但“官本位”意识和权力的存在感在这座城市里不强，只要你有本事赚到钱，不论你的出身、学历，甚至也不论你是通过什么手段赚到的，似乎都能得到社区认可。这种经济成功带来的声望，本身就是许多人发财致富的强大动机。
福州不着急
与世人眼里“开放”的沿海城市不同，福州社会其实偏保守而非进取，安逸而富庶的生活恐怕是大部分市民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虽然他们也多少知道一点长乐、福清等郊区人去海外闯荡的传奇故事，但那大体上被看作是一种迫不得已铤而走险的谋生方式，而不是值得向往的人生机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部分人“走出去”闯荡世界赚来的钱，倒是反过来强化了本地社会的保守心态，因为既然有外部的汇款源源不断流入，那就意味着不需要改变现状，生活也能过得下去。当有些城市因为国企改革而长久面临“下岗潮”带来的种种问题，又或为产业结构转型而陷入痛苦时，这个幸运的“有福之州”却几乎都不需要面对：它本来就没什么国企包袱要甩，新产业的兴起也不需要触动原有的核心。其结果，福州人并不认为现代化就必须推倒原有的文化传统、改造权力构造，因为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发财。
由于这一切都太顺利，不需要去痛苦地反思并推动结构性改革，很多人也就不认为有必要积极进取，毕竟他们的日子远没有到过不下去的地步。一位福州本地的文化学者在和我谈到这一点时断言：“福州人缺乏交往的主动性，总体上很内敛，安于现状，很容易有强烈的满足感和知足感。”
与这种保守心态相匹配的是，尽管经历了毛时代的政治风浪，但福州人对传统文化大体保留着一种温情的敬意，老一辈尤其保留着浓厚的宗教信仰。福州的各种宗教场所多如牛毛，各种信仰相安无事，其密度之高、信仰之多元，在中国城市里实属罕见。哪怕是路口的小神庙，也都收拾干净，香火旺盛。这种精神寄托，本身也为经历社会变动冲击的人们提供了精神寄托。
一位刚到知天命之年的福州人说：“福州寺庙多如牛毛，我的同学们都会去烧香。像我妈这一辈就更是了，她就靠这获得精神寄托，对她来说仪式感很重要，这里拜拜，那里拜拜。不止老百姓信，官员也信，鼓山涌泉寺的香，听说头炷香都是省委领导的。你要说信几分，这就不好说了，正面的未必，负面的事肯定归咎于上香不好，‘为什么没成，因为在西禅寺乱说话了’。”
这种信仰甚至影响到了城市建设，当国内城市大拆大建时，福州这里却有一条不成文的默认规矩：拆迁不拆庙，因为怕报应，实在不得已就迁走重建，但这样似乎就不灵验了，因此也遭到普遍的抵制与反对。
在各地城市扩张的浪潮中，福州相比起来慢一拍，虽然城区人口在2020年就已突破350万，但在福州人心目中，福州仍然不是个“大城市”，宁愿它“小而美”。时至今日，福州人都还普遍觉得距离市中心10公里就已远得不得了了，仿佛出了这个圆圈就不算是“福州”了。2003年福建省立医院金山分院开张，虽然距离本部也就9公里多，但很多医护人员都不愿意去那上班。加上福州的教育资源集中在鼓楼、仓山两个城区，很多家庭更不愿意外迁，三江口的新区高楼林立，但晚上根本看不见人。
这种心态也体现在饮食习惯上。福州人在满足口腹之欲上很舍得，“佛跳墙”就是远近闻名的地道福州菜，闽菜能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就是因为在这里有个特殊的小生态，也有人愿意消费。和上海这样的开放都市里各种菜系多元繁荣、本帮菜反倒边缘化的样貌不同，福州人对外来菜系的接受度不高，尤其是重要的婚丧场合，普遍偏好本地菜，海鲜被推认为是最上档次的。
在本地有句家喻户晓的俗语：“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福州人即便发了财，但仍然喜欢住在老城区，也仍然喜欢闽菜，还是在那个熟人圈子里，在生活方式上与普通市民并没有形成鲜明的区隔。换句话说，他们还在原有的那个传统里，而不是跳出来建立一套新的秩序，乃至摧毁那个传统。
一位老家福建尤溪县的公司职员说，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县城，不满足于那种“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夫妻俩一度去南宁、深圳打拼了十年，因为遭遇经济下行的冲击，不得已调回福州来。她发现，相比起南宁，福州人的收入明显更高、分化更大，赚钱的机会也更多，她孩子就读的幼儿园，常听家长们说起要去美国、日本，而且绝无炫耀之意，完全是稀松平常之事。尽管在她眼里，福州的城市缺乏美感，福州人为之自豪的滨江绿地她也看不上，但她发现福州的公共设施做得好，江滨公园有直饮水，承认“福州的开发比南宁至少早十年”。
然而，在福州这里，其实常常是“福州人有钱”，而非“福州市政府有钱”，由于财政收入相对而言并不算高，本地政府很难像一些更强势的地方政府那样大刀阔斧地推进城市建设，而更多把心思放在一些“惠民措施”上，特别是公共交通：福州公交相当方便，不但公交线路全覆盖、费用低廉，还经常推出优惠措施，例如：春节期间地铁、公共汽车对包括游客在内的所有人全免费；本地大学生周末免费乘坐公交车；外来人才凭“新福卡”可在三年内免费无限次乘坐地铁公交。这确实赢得了很多人交口称赞，也需要地方财政补贴公共事业，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市政府可动用的手段有限。
在福州民间，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与其说是它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倒不如说是推动建设了一个宜居城市。在这些年的政府举措中，广受欢迎的一件就是福道（2015-2017年陆续建成），这条绵延19公里的高架步行栈道，没有任何红绿灯，可以让市民们安全无虞地穿城而过。虽然建设成本从未公布，但据估计不会超过4亿元，收获的口碑却超过了许多更花钱的大项目。
在这座城市里，市民们期待的并不是那种“推倒重来”式的激进变革，倒不如说是“维持安稳”之下的渐进改善。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曾讽刺说，典型的英国式抗议中，振聋发聩的呼喊其实不外乎如下两条：“我们要什么？渐进改革！我们要什么改变？按部就班！”尽管福州人肯定与英国人有着诸多不同，但就这种保守心态而言，倒是异曲同工。
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并不高，因为只要他们在不需要怎么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就能生活得不错，而且完全有能力自己赚到钱，也就不像一些地方那样，期望政府能肩负重任，引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人们潜意识里期待在不改变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就像是“忒修斯之船”的隐喻所表达的那样，每年换一块木板，渐进改变，直到所有木板都更换过了，但船还是那条船。
改变如何发生
如果一直能稳中有变，那倒也不错，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常常正如《爱丽丝镜中奇遇》里红皇后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
单看经济增长数字，福州的表现何止不错，甚至堪称相当亮眼，然而相当特殊的是，这种经济成长却并不能带来城市面貌的显著改变。这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福州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依靠政府大规模举债来兴建大型工程、工厂，而主要取决于自发的市场力量，特别是数字经济和零售业。2018-2025年这短短七年时间，数字经济占全市GDP的比重从35%飙升至56%，可谓惊人，然而，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不同，其行业特性不需要雇佣大量人力。
中国各地狂飙突进的城市化，通常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大规模、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推进大型公共项目和房地产开发；二是产业集聚，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也拉动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税收。而最终，这两者都离不开外来移民涌入，因为无论是城市建设、工厂企业，还是新城区的服务业，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这些落户的新市民，往往又是楼盘的主要购买群体，对他们来说，在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是“进城”梦想成真的最具体标志。
然而，福州在这两点上都表现并不突出。2025年，制造业在福州市GDP中的占比仅为22.6%，在29个万亿GDP城市中几乎处于最低之列，无法像珠三角的城市那样吸纳大量外来劳动力。当然，西安的制造业占比更低，但它作为西北五省区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腹地人口高达1亿以上，而福州所能吸引的流入人口，主要还是莆田、宁德、南平、三明等周边地市，甚至即使对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来说，福州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在省内都还有厦门这个更具吸引力的去处。
2020年之前的十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后的狂欢，而常住人口增长往往就指示着当地城市发展的蓬勃兴盛程度。2010-20年间，深圳市常住人口增加了惊人的68.5%，而福州只有不温不火的16.5%，除了经济不振、人口外流严重的东北三省省会，以及南京、济南这样省内竞争激烈的省会之外，福州算是相形逊色的，这与其经济表现形成鲜明的反差。
“新福州”主要在城市边缘，还远没有成为新中心。虽然在金山、梅峰、新店等这些新片区买房的，不乏从老城迁出来改善居住条件的福州人，但有些板块，像福州城区东南边缘靠近马尾的快安板块，有许多郊区的连江、长乐人在这买房，那儿距离他们老家近，既能自住也可投资，进退自如，但正因此，很多人并不期待在福州城里工作，只是想要就近享受这里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止在地理上，在心理上也仍处于边缘，尚未真正融入。
一位在外地读完硕士、正准备回来找工作的福州年轻人发现，在这里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位：“福州本来就是政治文化中心，不是经济中心，大型企业极少把总部设在福州。福州在很多产业上扮演的是一个执行者角色，对年轻人来说发展前景有限。像中国旅游集团，在福州招募的都是财务等非核心岗位，和九江等三四线城市没什么区别。”
他父母都来自省内的内陆城市（分别是龙岩、南平），通过高考来到省城，毕业后就留了下来，进入体制内。福州毕竟是省会，公务员队伍不小，当年从省内选拔了不少优秀的年轻人才，他说自己从小生活的整个圈子“都是脱离乡土社会的”，但现在考公这条路也已变得越来越难。在本地人就业都难的情况下，对人才引进就更谨慎了，他承认：“福州相对保守，吸引移民有限。”
从表面上来，福州近些年一直在招揽人才，推出的人才服务项目“好年华 聚福州”，使大学毕业生落户福州变得很容易，满足条件的本科生还能领到1万元补助，很多人留下就是为这1万。2022年起，落户福州的大学毕业生可享受三年免费公交车乘坐，2025年又再延期至2028年，并享受一年人才公寓入住。对很多人来说，福州虽然没杭州那么大手笔，但这可也是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优惠，对一座小二线城市而言已经很好了。
那位从南宁回来的女白领也发现，985、211大学来福州工作，都可享受不错的福利，每年还有政府补贴，“对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比广西大很多”，但她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调回来发现很难融入福州土著的圈子，福州方言特殊，本地人的社交圈子也更多保留熟人社会的色彩，甚至阶层也不大一样，这都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而在南宁、深圳都没有这个问题。
问题还不止这样。福州在吸引人才上，是“外松内紧”的：大学毕业生落户不难，但高层次人才的引进非常严格，甚至可说是全国最严格的。从公开的政策文件看，其人才引进共分五个类别，但每年五类人才合计才引进100多人。了解其中诀窍的一位知情人说：“这其实互为表里：本地对高端人才需求少，所以在引进时才拉高要求，减少合格的报名人数，而这又反过来使得高端人才的需求更少了，因为来的人都只能嵌入在已有的结构里，很难像深圳那样通过自主创业，制造出更多人才需求。”
尽管现在来看，福州似乎太平无事，一切向好，但这背后是有隐忧的：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才发现在老家难以找到能发挥自己才干的用武之地，于是用脚投票，前往杭州和深圳。一位在加拿大留学读硕的年轻人假期回来，想找老同学聚聚，结果很遗憾地发现他们都在杭州。
这种不满已经在滋长，但看似奇怪的是，它之所以没爆发出激烈的声音，又恰恰是因为福州人有不止一条出路。这里的人不会“等、靠、要”，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期望政府为他们解决从摇篮到坟墓的种种问题，而惯于早早自谋生路。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整个福建省走高考升学这条路的人就不多，每年仅20万，甘肃、新疆、重庆这些人口还不及它3/4乃至2/3的省份，报考人数都更多，为什么？因为很大一部分人提前就分流了，做生意的、出国的，什么都有。要不是这样，福建每年高考考生会达到35万人左右。在福州，放弃国内升学、初中毕业就出国留学的比比皆是。如果你想去海外升学或念AP课程，现在都有专门的辅导机构操办，但早期没有这些机构时，都需要家长来填写表单、申请，在这方面，福州人在国内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前些年的经济上升期，加上警方的打击，福州的偷渡风一度已减弱了很多，但在2022年疫情过后，近郊的亭江等地，偷渡之风又死灰复燃。仅在美国总统拜登任期的最后两年，传闻连江走线出去的就有多达惊人的8万人。现在经济下行，做生意亏钱，都说“做生意借不到钱，偷渡借得到钱”，因为你更有可能还钱。
不论如何，一个社会出路多了，自然会疏散不满，因为无数人已经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寻求自我改善的机会。多少年来，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既保守又进取、在封闭中开放的特殊样貌，使它似乎与世人印象中“大干快上、日新月异”的中国形象颇有出入，但事实上，它也在不断改变，只不过是以它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