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工程师红利与错位的中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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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了一个心酸的故事，有位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养家的女生，说自己有个妹妹原本成绩很好，高中班级前十，最后1年成绩直线下滑也辍学打工。她妹妹很快跟工厂小主管恋爱怀孕生子又被抛弃。她跟妹妹关系很不好。后面才知道，原来是妈妈在中间对两人说谎了。因为她家经济条件不好，家里没钱供三个孩子读书，只保最小的弟弟读了大学。妹妹读高中那会，吃学杂费和吃饭的钱都没有。她自己成绩比妹妹更好，只读了中专就外出打工。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家里没钱读书，只读了一个中专离家打工。他读书成绩很好，拿了很多奖状，后面靠自学成了设计师兼品牌营销。
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常年远低于4%，高等教育普及率与高中普及率不仅不如发达国家，也比不上大部分无战乱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墨西哥、菲律宾、印尼、泰国等）。这种情况直到1999年扩招才开始发生改变，中国才慢慢追上并超过上述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看民国教育和台湾的数据，教育方面那是一直都非常领先，处于极高水平。结果是80-90年代的台湾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今天的台湾，以2300万人口的规模，股市市值已经超过了英法。
几十年前，大陆还很穷很落后的时候，我们对很多技术容易神话，觉得发达国家的什么技术很神奇，很难追赶。在当时中国那个社会条件下，确实很难追赶，因为那会中国虽然有10亿以上人口，但是高等教育规模，工程师规模，相关产业的从业科研人才，以及研发经费金额都很小。不仅不如发达国家，一些数据还不如印度。但是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腾飞，1999年大学扩招。中国逐渐积累了资金，也培养了庞大的工程师队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持续996式的追赶。中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这是工程师红利的结果，只是这个结果迟到了四十多年。中间很多聪明人才被埋没了，他们被迫在农村田地和工厂流水线谋生。
刨去对技术的神话，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技术，只要有三个足够，基本上都能突破。1.足够多的研发资金投入 2.足够多的高水平研发人才队伍 3.足够长时间的不间断研发。其他因素都比较次要。所以，以中国的文教传统和体量规模，中国在大部分技术领域做到世界第一是早晚的事（唯一能对中国构成挑战的是同体量的印度）。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对中国现在的技术成就感到过于惊讶，比如去年的DeepSeek发布，很多西方媒体称之为斯普特尼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时刻。最近十年，各种各样的中国第一论在西方精英中间也是相当流行（卢比奥有一份评估《中国制造2025》的报告，对中国的成就高度赞扬），只不过有的人中性看待，有的人则是想极力阻止它实现。
换到中国人这边，则给了很多人不对称的自信心膨胀。各种大国崛起论，脚踢美帝，拳打日本、西欧，已经开始俯视发达国家。然后非常不凑巧的是，最近10年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发达国家自己内部问题频出。互联网自媒体的发达，让普通中国民众也能了解到发达国家的一些问题（更不用说还有很多自媒体造谣）。像德国绿党弃核，炸掉全球最先进的燃煤发电厂这些情况国内自媒体多有报道，至于难民危机，治安不好等更不用说。而西方国家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压力，不仅纷纷抛弃原有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国际经贸体系，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在学习中国的产业政策。
欧美的社会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潜伏了很久。美国的基础教育的拉胯，六七十年代就已经非常明显，教师工会垄断教师岗位。80年代日本汽车公司来美帝投资，发现美国汽车工人的懒散程度超乎想象。同一时期，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还是德州仪器的三号人物，他发现德州仪器日本工厂的良品率比美国工厂高很多。民主制度本身鼓励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讨价还价追逐自己的利益，通过立法来维护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时间长了以后，各个地方的不同行业都被相应的利益集团垄断。比如美国的电工许可证被地方上的几家公司垄断，即使是合格的电工施工都要挂靠这些公司，就跟中国以前的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几乎一摸一样。至于像码头工会垄断码头行业，阻止引入自动化物流技术就更为典型了。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之一的奥尔森有一本书叫《国家的兴衰》，指出西方民主国家一旦承平日久，分利集团（只分蛋糕，不做大蛋糕）会逐渐垄断各行各业，导致社会僵化，失去创新活力，国家因此衰败。只有战争（一战二战）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动才能摧毁这些分利集团，社会重新恢复活力。
如果中国在1949年没有变色，中国的崛起将会提前40年，跟日本一样，中国在科技产业上将在70-90年代对西方构成挑战。中国如果在二战后西方社会欣欣向荣，还充满活力的时候崛起，整个西方社会或许还有能力调整自己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在维持基本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前提下），今天的世界或许会很不一样。
现在中国在欧美经济大衰退社会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崛起，这种情形，跟二战前29年经济大萧条后的苏联崛起非常非常像。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成绩非常突出，以产量为衡量指标，成为当时第二大工业国。苏联模式对西方知识分子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有一些大萧条中的美国人移民去了苏联。苏联的崛起给当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相当大的挑战，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大混乱。这波中国的崛起肯定也会对全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巨大挑战，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混乱（左派与右派都发生了严重变异）。今天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所取得的成就，至少对很多华人来说，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两相对比，海外中文圈很多人对中国体制称赞有加，包括不少台湾人在内。未来是否对欧美知识分子（秦晖此前观察到欧美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辩论中已经拿中国模式当正面案例举证）和普通民众也产生类似的吸引力，还有待观察。如果这种中国工程师红利持续下去，在更多领域实现对西方的领先，我想肯定会加大这种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