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赢了吗：美伊冲突暴露的中国地缘战略困境
文 | 吴戈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056?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194079050&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编者按：
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国际上有些批评意见是，美国操作不当，恶化了自己的战略态势，对中国有利。本文作者的回应是：美国好像输了，可中国也没赢。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空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第一波打击中身亡。中东随即陷入二战后最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截至本文撰写时（4月初），战事已持续30几天，霍尔木兹海峡几近封锁，油价从战前约65美元/桶飙升至115美元以上，全球能源体系遭受1970年代以来最大供应冲击。
对于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言，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压力测试：它将中国过去二十年间精心建构的国际战略框架置于真实的地缘危机之下，其结果其实并不怎么好。本文拟从三个层次加以分析：战略布局的方向性错误、秩序认知的结构性偏差，以及意图与能力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一、战略盯防错位：从马六甲到霍尔木兹
中国对能源安全的系统性担忧，根植于2003年前后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石油进口依存度急剧攀升。彼时，学界与政策界形成了一个高度共识：中国石油进口的最大脆弱性在于马六甲海峡。时任中国领导人将这一判断明确表述为“马六甲困局”，自此成为中国能源地缘战略的核心叙事。
围绕这一判断，中国在此后二十余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布局：克拉地峡运河方案曾被认真讨论，中缅油气管道于2013年建成，中巴经济走廊（CPEC）从2015年起成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瓜达尔港也在数十亿美元投入后初具规模。中国还以打击索马里海盗为契机，在亚丁湾长期保持军事存在，并进而在吉布提取得了海外后勤保障基地的立足点。配合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港口投资，印度战略界将这套布局称为珍珠链战略，字里行间满是警惕。
然而，这套战略构想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内在矛盾：它将军事通道控制与商业基础设施建设混为一谈。瓜达尔港在商业上始终运营不善，其战略价值的实现需要巴基斯坦内部族群矛盾、地方利益分配等深层政治问题得到解决，而这恰恰是中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所无力应对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即便上述备份路线完全畅通，其运输成本与效率均远逊于现有海运体系，在和平时期意义有限，在真正的封锁情景下又未必能够全面替代。
此次美伊冲突揭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真正的能源咽喉并不只是在马六甲，也在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石油进口的约40%来自中东，其中沙特、伊拉克、阿联酋三国合计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而这些石油的主要出口路线均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中国在那个方向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军事存在或战略筹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霍尔木兹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以另一种方式来对冲霍尔木兹风险：暗中进口伊朗石油，通过马来西亚等中间国加以掩护，顶着美国制裁维持一条隐蔽的供应渠道。这种安排在平时确实有效，它使中国在伊朗被制裁的年份里，依然维持了相当可观的伊朗石油进口量。
然而，这种安排的本质是在灰色地带套利，而非真正的战略自主。它依赖于局势的相对稳定，依赖于美国执法力度的有限性，也依赖于中间国愿意配合的意愿。一旦局势真正激化，这套安排便会变得极为脆弱。从沙特、伊拉克等主要来源国取道霍尔木兹的石油运输一旦受阻，中国腾挪的空间相当有限：非洲和美洲的石油产能固然可以补充，但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体量上的缺口；即便沙特拼命将石油陆运到红海出口，仍可能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干扰，而那里的局面恰恰是受伊朗影响的力量在主导。
这便揭示了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深层矛盾：中国将大量资源用于建设绕开马六甲的通道，本质上是在应对一场与美国的假想的低烈度冲突（美国不会真的全面封锁）；但在真实发生的中东地缘危机面前，这些投入就显示出它的不足之处。这不是某个具体决策的失误，而是战略想象力被特定叙事框架所遮蔽的结果。
更讽刺的是，连中国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的“免死金牌”，中国也未能从与伊朗的密切关系中兑现。
冲突爆发前，中国长期顶着美国对伊制裁，通过马来西亚等地的转口中转，持续进口大量伊朗原油，中国买入了伊朗约90%的石油出口。这一策略固然在制裁压力下保障了部分能源供应，却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战略幻觉：认为中伊关系的密切程度足以换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证”。
现实给出了清醒的否定。战争爆发后，伊朗IRGC宣布对所有与美国及其盟友往来的船只实施封锁，中国商船既非豁免对象，亦无实质性的外交保障。据路透社3月5日引述三名外交消息人士的报道，中国正在与伊朗艰难谈判，争取中国油轮及卡塔尔LNG船只的安全通行权——这一景象，与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落差。
二、秩序认知失准：冷战逻辑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幻觉
近年来，“新冷战”叙事在中国战略界颇为盛行，其预设是：中俄伊构成一个结构性的反美联合阵营，与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形成对抗格局。然而，美伊冲突提供了一次检验这一框架的现实机会，结果令人深思。
从西方阵营看：特朗普单方面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未能获得北约盟友的有效支持，反而深刻撕裂了跨大西洋关系。他在此前乌克兰问题上对欧洲盟友的背刺已经严重损伤了北约的政治凝聚力，此次的单边冒进进一步强化了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意愿。西班牙——一个北约成员国——关闭了本国领空，拒绝美军使用其基地，并公开表态，导致特朗普以贸易报复相威胁。法德英三国联合谴责伊朗的反制打击，同时也对美国的单边行动保持明显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约作为一个统一军事-政治行动体的功能性已经受到根本挑战。
从所谓“反美阵营”看：尽管中国、俄罗斯与伊朗在结构上存在共同利益，三国却均未以公开、有力的姿态相互背书。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自顾不暇；中国则一方面与伊朗保持热络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同时推进与特朗普的直接贸易谈判，希望达成与美国的良好经济关系。一个无法在最关键时刻明确站队的“阵营”，实质上并不构成阵营。
最关键的是，中国目前似乎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斡旋的动力恐怕在于，美伊战争带来的石油价格猛涨，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由此可见，新冷战的基本框架——清晰的阵营划分、稳定的代理人战争逻辑——在当前的地缘现实中难以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石油作为全球化程度最深的大宗商品，其流动逻辑本身就是跨越阵营边界的。即便是石油自给的俄罗斯，也需要石油出口收入换取其他稀缺要素；而作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的美国，其炼油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已深度适配进口原油，短期内也无法简单切换为国内原油。而中国更是严重依赖石油进口。能源的全球化刚性从根本上制约了冷战式的阵营对立。
中国既有的地缘政治思维在此次危机中也同样显示出明显的局限性。“珍珠链战略”“马六甲困局”“第一岛链突破”——这些高度地缘化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的战略想象。但是，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利益实现的主要渠道已经从地理控制转向规则塑造、制度影响和供应链嵌入。
当然，中国政府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它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以“一带一路”构建基础设施影响力的做法，本质上是这一转型的体现。然而，当特朗普以单边军事行动打破既有秩序框架时，中国的既定部署似乎还不足以应对随之而来的困局：它无法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投射有效军事力量，无法为中东能源供应链提供替代性安全保障，也无法以己为主提出大家都拥护的有效倡议，而只能敲敲边鼓。
这揭示了一个深层矛盾：中国的战略工具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美国主导秩序而配置的，其参照系是一个“美国维持基本秩序、中国在缝隙中经营利益”的世界。一旦美国亲自打破这个秩序，中国的布局便失去了它赖以依存的地缘前提。
三、意图与能力的鸿沟：战略雄心的现实约束
理解中国当前战略困境，需要区分三个不同层次的战略目标。其一，维护既得利益：在现有全球化体系中持续获取经济红利，保障能源和关键资源进口，维持出口市场准入。其二，重塑地区秩序：在东亚及印太地区建立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安全架构，推进台海问题的政治解决。其三，构建替代性国际秩序：“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南方”话语体系的构建，均指向对现有美元-美军主导体系的系统性替代。
这三个层次的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第一层次需要维持与西方体系的深度嵌合，第二和第三层次则需要与西方进行结构性对抗。中国的战略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这三者之间进行动态的、有时是矛盾的平衡。
美伊冲突将上述张力以一种格外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政治层面，中国无力组建有实质行动能力的反美联盟，中俄伊三国的“协调”更多停留在默契而非行动层面。在经济层面，中国对国际油价走势和全球航运秩序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在军事层面，中国在霍尔木兹方向的力量投射能力几乎为零。在外交层面，中国似乎只能起到辅助性的斡旋作用。
这一几乎全面被动的局面，与中国近年来在国内塑造的“大国崛起”“东升西降”叙事形成了鲜明反差。
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可能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战略调整。
第一个方向是充分利用特朗普的交易属性，在摩擦中维持全球化红利。特朗普对意识形态对抗兴趣有限，其政策逻辑更多由短期交易驱动，这为中国保留了周旋空间。然而，这一方向的根本风险在于特朗普的极端不确定性：他摧毁美国盟友信任和国际制度信誉的速度，同时也是摧毁中国可以依赖的稳定秩序框架的速度。
第二个方向是借特朗普对美国军事能力的结构性损耗（体制腐蚀、士气问题、装备投入不足），全力缩小军事差距，并在台海方向谋求某种有利的战略态势。这一方向的核心逻辑有其内在合理性，但面临三重约束：国家财力的可持续性、实力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水分，以及最终的政治意志问题。此外，即便中国成功实现某种台海方向的战略突破，如何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秩序，仍是一个至今无解的根本问题。
两个方向的共同局限在于：它们都是高度功利性的，都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是否具有构建一种能够获得广泛认同的替代性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秩序的建立从来不能仅凭金钱或导弹，它需要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制度设计的合法性，以及对他国利益的切实包容。这正是中国当前战略构想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也是其意图与能力之间最深的鸿沟所在。
中国政治判断的系统性偏差
美伊冲突为观察中国国际战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压力测试场景。测试的结果显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精心构筑的战略布局，在战略盯防方向（马六甲而非霍尔木兹）、秩序认知框架（冷战逻辑与地缘政治）以及能力-意图匹配三个维度上，均存在系统性的结构性误差。
这些误差并非源于某一具体决策的失误，而是根植于中国战略思维中一个更深层的悖论：中国试图在不挑战现有秩序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实现对这一框架的系统性替代。当特朗普以其独特的方式从内部摧毁这个框架时，这一悖论便以一种格外戏剧化的方式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