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赢全输到全能主义：中国近代政治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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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逻辑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邓野）、政治博弈普遍是“全赢全输”的零和博弈（邹谠）以及建设全能主义政权的努力（邹谠）。这三个逻辑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变化的内在逻辑，并且最终导向了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和新中国的诞生，这样的思维并没有结束，而是延续到现代，对建国以后的历史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1.全输全赢和近代以前的政治
从历史上而言，零和博弈具有最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邹谠指出：“全赢全输的看法，有一个更深的根源，这就是最高政治权力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思想。这个思想有悠久的历史，国共两党对峙时期，更为加强。每一个社会领域是只能有一个官方的群众组织，掌握一切权力，不过是这个思想的一个微小的表现。”全输全赢具体可以追溯为权威的一元化（集中于君主一人身上）和主观化（高度依赖君主的主观施政），导致任何动摇权威的政治活动都可能引起最高权威的总崩溃，因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处于囚徒困境之中，上位者为了避免自己权威总崩溃，不得不假定挑战者是想毁灭自己独自上位，因而对于这些力量进行严厉地打击，反而引起后者的激烈反抗，最后形成“自我实现预言”，双方陷入了零和博弈的陷阱中，冲突持续升级到你死我活的境地，这一点可以从近现代一系列事件中看到——如戊戌政变老佛爷否定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国共长期的内战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造反派之间长期的武斗，都是这种全赢全输思维的延续。
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 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传统政权要么靠武力，要么靠世袭，始终寄于君主或氏族的私产，缺乏政权公有的客观制度。相对的，中国传统政治对治道的发展极为成熟，儒家道家法家都持有治理天下的实践智慧与方法，然而这些治道缺乏政道支撑，始终是依赖圣君贤相，无法客观化，一旦君主失德，整个治理体系便会崩塌，最终只能通过革命更替政权。明清是建国缺乏道统的，因此不得不通过君主使用道德话语去替代政治的构造。岩井茂树指出，当朱元璋和朱棣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后，因为严重缺乏道统，不得不依赖朝贡体制，作為证明天命的手段，在庄严的典礼上实现“万国来朝”的盛况，从而实现自己的正统地位。到了清朝，因为满人完全不符合宋明理学对夷夏大防的看重，在入关后完全没有道统，因而需要构建自己的道统。杨念群认为，清帝建构“大一统”思想框架，一方面用复古考证的方式揭橥其疆域广大之古义，为清朝统治消弭南北夷夏界线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又标榜对宋明理学道统的继承性，把“大一统”的军事征伐行动赋予柔性的道德涵义，从而为清朝的王权统治奠定较为均衡的政教意识形态基础。朱学勤认为儒家思想存在着“政治学的缺位”和“道德话语替代政治命题”的“政治学错位”，导致现实政治设计空洞无物，极易被夺权君主借助道德话语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2.晚清政局：全输全赢和以武力为根基的政治逻辑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当他们夺取全国大权后，都面临着缺乏道统的窘境，因此不得不构建自己的政道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政道高度依赖君主的德性自觉，导致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因而，君主在执政时期，对异端言论尤其敏感，尤其是在严重缺乏道统的清代，清帝甚至亲自下场对《春秋》进行释读，淡化了宋明理学对夷夏大防的重视；雍正则和曾静的辩论中，彻底逆转了宋明士阶层与皇帝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双向约束机制至此彻底失灵，强化了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和制约的属性。因此，清朝时期的权威一元化达到顶峰，虽然清朝对文化的传播不遗余力，大力在乡村推广乡约和教化，但是皇权对教化设计和传播方式的干预达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下属官员对教养的推行几乎是帝王构想的一种延伸，而失去了其在民间自主选择的涵义，清初皇权已经不允许士人独自占有对“政教”关系的解释权，而是积极介入其言说领域，力图主导其走向。
因此，晚清西学进入中国引起了晚清官员剧烈的反弹，原因便在于他们嗅到了西学对一元论社会的潜在威胁，很可能会导致清朝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在东西方博弈之中“全输”，结果是哪怕到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恭亲王等老辈改革者依然主张“中体西用”以避免一场引起清朝全输的改革的发生。正如杨念群说的那样，一个王朝“正统性”的确立与王权对政治—社会与文化—道德的整合能力有关。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经过西方的冲击，清朝固有的传统秩序已经趋于凋零瓦解，革命只是给予其致命的一击，结果不仅是满人王朝覆灭，连带着君主制也被彻底推翻，这也是一场全输全赢的斗争，根源便是晚清的社会危机配合西方的进攻。牟宗三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困境在于治道发达而政道缺失，导致政治系统始终陷入治乱循环，
在统一时期，“民国的政治逻辑”也走上了台面。它源自于嘉道以来的社会危机引发的地方军事化进程，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暴露了清朝正规军队（绿营和八旗）的无能，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从地方招募的乡勇成为辅助正规军的重要力量。孔飞力指出，从白莲教叛乱的经验中的确产生了政策的一个有影响的组成部分：由参与镇压白莲教的地方官员如方积、严如熤、龚景瀚等人制定的高度官僚化的地方防御和管理制度被保存在行政先例的宝库中，在半个世纪后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对官方的思考起了突出的作用。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稳定大量在地方发展团练，团练制把官僚集团没有树立和不能有效地控制的地方军事领导合法化，这个问题指向两个维度：一方面，团练制让晚清国家可以将这些地方军事领袖吸纳入国家机器中，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成为“同光中兴”的重臣；另一方面，团练制强化了军队对私人（而非国家）的忠诚，当国家可以在文化上将这些地方领袖吸纳进国家中，地方军队尚且可以被国家整合进入帝国的垄断之下。然而，清中期以来中央儒家的衰退弱化了中央对地方绅士的吸纳能力，尤其是僵化科举制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愈发无法适应帝国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咸丰朝广开输捐和保举，导致走科举道路的读书人越来越多地换成了捐纳和保举一路；如此，清中期以前承担教化职责的“学者型官僚”也分化为学者（清途官僚）和“技术官僚”（和职业军人），后者对儒家认同程度很低，和中央的文官产生强烈的隔阂。以上种种导向了军队私人化和地方对中央离心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武力越来越成为政治的决定性的因素。
3.民初：全输全赢的高潮和短暂退却
民国虽然借着晚清社会危机推翻了清朝，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构建自己的合法性。在清帝退位以后，秉持着华夷之辩的革命党人不得不面临着统合多民族国家以及建立民众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两大问题。面对前者，孙文等人从一开始划分华夷、借助清帝法统治理边疆的“五族共和”（甚至不惜放弃土地），到后来决心重回清代的大一统论，尝试着同化少数民族为汉族的民族主义。面对后者，孙中山、袁世凯等人只能尝试将传统和民国进行铆接，诸如袁世凯去祭天、北洋搞孔教会，甚至孙文都在三民主义中强调发扬传统道德。对清朝大一统的回归实际上是默许了“战胜者有理”的逻辑，胜利者可以利用“占地越多越有德性”的理论构建自己的正当性，这种行为为军阀争取权力提供了很好的借口，进一步导致传统负面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反感军阀混战的人而言。
全输全赢依然在民国的政治时隐时现，章永乐认为，南北和谈形成的妥协为共和建设所奠定的基础却是脆弱的。在“民国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政治编码无法兼容的叙事。参与妥协的各方根本无法就民国政权的正当性来源达成真正的共识。在全输全赢的背景下，袁世凯派出洪述祖抹黑在议会成为多数党领袖的宋教仁，却意外致使宋教仁被刺杀，而处于囚徒困境中的孙文则发动“二次革命”，彻底掀桌子避免自己全输。在“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已经失势，不再对袁世凯政权形成挑战，袁世凯便放弃了实权国会的制度，转而实行总统集权，强化国家对遵循武力为根基的地方的统合（这些地方经常在二次革命时期支持国民党），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比如在财政上，袁世凯扭转了民初之后中央无法从地方获得财政收入的局面，并且让全国岁入达到晚清以来的巅峰水平，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超越袁世凯的数值。
民初的政治格局可以被视为莫顿卡普兰所谓的“松散的两级系统”模式，两极的主要成员（北洋集团和国民党）都是混合等级集团，集团存在首要行为体（如袁世凯和孙中山），其中核心通过跨政党派系网络、军事存在、经济一体化等手段掌握关键权力（如袁世凯对北洋军人的命令），非首要成员的核心利益需服从集团整体目标，不过非首要成员仍保留部分形式上的自主空间，这些集团成员的身份半刚性，可以退出集团但是成本很高。在定向性/混合等级集团组成的两极格局中，每个集团以消灭敌对集团为终极目标，优先谈判而非战争，必要时不惜发动大战。总而言之，松散的两级系统中的两极集团均以增强自身实力、防止敌对集团取得优势为核心，同时试图将全国性的政权（民国国家机器）的目标服从于本集团利益。对于两极以外的实力派来说，他们优先协调自身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拒绝无条件支持某一集团，致力于减少集团间战争，具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但是因为这些第三方势力实力太弱，因此在二次革命期间，没有发挥什么调节作用。
在打败孙中山以后，北洋军阀内部反而没有再出现严重的全输全赢斗争，除了护国战争以外（但是北洋内部也主要追求袁世凯退位而不是彻底消灭袁世凯），不管是袁世凯对待那些北洋军人，还是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之间，都维持着一定的体面，如齐锡生发现，北洋军阀之间存在两条重要的行为法则：军阀们在战争中并不互相杀害，胜利者并不杀害或监禁被打败的对手。北洋军阀内部不追求全输全赢，这包含两个原因：首先，大多数军人彼此互相了解并且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和特性，他们中很多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在北洋长期合作的老部下，存在很多个人联系和内在一致性，张鸣提到，北洋团体讲传统、礼仪和辈分，有时也讲点团结。在北洋第一代人那里，尽管彼此面和心不和，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但很难撕破脸皮。这种内在一致性可以让这些北洋集团的成员借助非正式关系巩固派系之间的关系，邹谠指出，非正式政治系由具有各种不同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的人们之间的政治互动所构成，这些非正式关系及关系网在因重大政策问题或人事变迁而展开的斗争、冲突或争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充当“政治行动集团”的核心。非正式关系一方面可以约束集团内的斗争不至于过于极端，另一方面又是相当脆弱的，一旦有人不顾着关系去“掀桌子”破坏不成文的规则，那么集团中其他人可能因为二阶囚徒困境，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惩罚违反者，指望搭别人的便车去维护这套体系，最后是整个集团都会陷入分裂。
其次，更重要的是，北洋政府前期可以妥协，也离不开当时所处的“均势体系”。莫顿卡普兰认为，均势体系核心规则是：各国以增强实力为目标，但优先通过谈判而非战争实现，仅在必要时诉诸战争；战争不以消灭其他基本国家行为体为目的，仅限制对手的实力扩张，避免破坏系统的多元性；反对任何单个国家或联盟谋取系统支配权，通过灵活结盟形成制衡，防止权力集中；允许被击败或受限的基本国家行为体重返系统；抑制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为体，维护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而在1920年以前的北洋军阀中，他们实力普遍不够强，没有消灭对立军阀的能力，只能限制对面的扩张，先后具有霸权地位的袁世凯虽然具有“老上司”的身份，然而袁世凯在民初历次战争中也不直接指挥军队，这导致其对中央军队的指挥权也遭到了段祺瑞、冯国璋、徐树铮等下属的分割，因而只能通过总统集权、发放荣典等政治手段去制衡各派系维持北洋内部的团结，但是这种活动是有限度的，袁世凯很难真正像一个集权领导人那样御下，更不要说消灭地方反对势力。到了张勋复辟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当政时期，段祺瑞在1920年以前尚且没有消灭其他地方军阀的野心，和冯国璋等其他军阀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其他军阀也就没有选择联合起来掀翻霸主的统治。这一时期北洋政府是一个明确的均势体系，自然也无法运用于全输全赢的规则。
4.五四之后的民国政治：全输全赢、全能主义和内战
1933年，邱昌渭在总结民初国会消亡的原因时，曾就议会与议会政治、内阁与内阁制的区别作了一番辨析，认为“民国十三年以前的中国，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在他看来，当时国人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有了民选的代议机关，就是议会政治；只要有内阁的组织，就是内阁制”。此言得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是趋新，他们崇拜新事物，排斥旧事物。这背后是严复引进的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严复看来，社会历史的阶段其实已变成一条固定的、明确的道路和一系列预先筑好的阶梯，但是，推动人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动力本源，必须从那些知道这条道路并能带领他们的社会一步步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人的自觉意志中去寻找，因此，严复热诚地接受了西方历史的进化代表了人类进化的常规道路这一观点，因为他热诚地信奉这条道路可能通向的目标。进化论本身恰具有强烈的厚今薄古和尊新斥旧的倾向让国家能否“生存”“富强”成为衡量一切制度与文化优劣的首要尺度，在此倾向影响下，中国士人不但要求变趋新，而且是愈新愈好；不但要学西方，而且要学西方“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要想在趋新一面超过西方。
民初一系列的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反而让共和制名声被害，被民国领导人用来证明民国合法性的传统秩序也不断负面化，尤其是其被野心家的滥用激怒了那些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救亡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传统已经无法保国保种，应当在中国被彻底地淘汰，在一元化的思维下他们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这一时期他们还是追求当时最为前卫的美国民主制度。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西方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不同的源自西方的“主义”此时开始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中国人学西方的选择性明显增强，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威尔逊的十四条没有为中国争取到独立自主的权益，恰逢苏俄发布《加拉罕宣言》，因此知识分子关注的前卫理论从威尔逊变成列宁。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潜在的吸引力：它既来自西方，同时又号召世界人民进行反对（以西方为主的）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这样同时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情感上的依恋和理性上追求西方的活动，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五四运动给当时团结的北洋政权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北洋军阀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随着北洋第一代领导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冯国璋去世，王士珍失去影响力），北洋集团的领导地位逐渐向第二代领导人转移。这些领导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相较于第一代差很多，派系斗争随之进一步激化，徐树铮、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段祺瑞冯国璋之间紧密，更不要说张作霖这种和北洋系关系有限的军阀。1917年，段祺瑞派出张敬尧、吴佩孚等人南征孙中山的护法军，冯国璋本人更倾向于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直皖矛盾在此已经埋下了种子。湖南战役以北洋军的胜利告终，但是湖南督军的位置落到战绩糟糕但是和段祺瑞关系紧密的张敬尧身上，而不是战功赫赫的吴佩孚身上。
在均势体系内，基本政治行为体必须内化均势规则，接受 “有限目标”“反霸权” 等核心规范。若存在拒绝规则的背离行为体，系统平衡将被打破。 在1917-1919年的北洋集团中，段祺瑞持续的扩充实力、用武力统一全国的行为破坏了北洋军阀之间“有限目标”的集体规则，从而破坏了系统的平衡，引起其他军阀的恐惧。从这以后，全赢全输规则逐渐回归，以完全推翻其他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军事活动日渐增加。不满段祺瑞的吴佩孚不仅对段祺瑞的命令消极怠工，还支持五四运动引起的反对张敬尧残暴统治的驱张运动，吴佩孚借助五四运动形成的民族主义和反军阀浪潮，趁机击溃张敬尧，夺取湖南大权，打响了直皖之间第一枪。恰逢冯国璋去世，直皖之间最重要的调节因素消失，于是很快就爆发了旨在武力推翻皖系的直皖战争，战争的规模和伤亡也随之提高。
北洋裂变反而激化了知识界对民国共和制的反感态度。杨天宏将民国国会失败原因归结为四点：（1）曹锟当选总统之后，国会内部的党派构成发生变化，原先存在的力量制衡不复存在，国会的政党政治内涵丧失，严重削弱了国会赖以生存的基础；（2）在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的形势下，政治家的当下利益关怀发生变化，国会在政治家眼里已失去利用价值，故在废除旧国会后，未作建立新国会的努力；（3）国会议员素质低下，一般国人又不知道国会制度是近代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且认识偏差，因人废制，将本来属于人的道德问题当成了制度的问题加以否定；（4）当时国人政治思想日趋激进，政治家和一般民众急于寻找“最新最好”的救国方案，对继续实践国会政治失去了耐心。北洋裂变最大的影响，是战胜皖系军阀夺权的曹锟因为缺乏道统将自己选举为大总统，不得不明牌贿选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这一行为彻底让国会的形象彻底负面化，孙中山即指责：“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了，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直系垮台后，段祺瑞之后的北京及南京政府都没有致力于国会的重组，而这样的事实能够大体为国人安然接受，这种现象说明国会难以得到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北洋国会政治形象负面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崛起后，全能主义国家的理念便逐渐得到扩散。
邹谠先生对“全能主义国家”的定义为：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在实际上（有别于原则上）国家侵入社会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程度或多或少，控制的程度或强或弱。在原则层面，全能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对立的，因为描述的是法定的、断裂的规范性标准；但是在事实层面，无论是全能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干涉社会的程度不同呈现出连续性的变化，一个规范层面是全能主义的国家也许在事实层面中比一些规范层面自由主义的国家在社会控制力上更弱（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类似于全能主义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战国时期。《商君书》就提出国家要“利出一孔”掌握最多的资源实行弱民政策，君主制定赏罚作为教育民众的辅助手段，强制人民专心进行耕作和作战，才能让国家强大。这是一种战争导向的国家建设。但是在真实的古代史中，这样理想的类全能主义国家从没存在。虽然上文已经看出，清朝试图将皇权的权威通过乡约等形式扩散到农村的每个角落，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农村更多的是一种清水盛光所谓的“他律”的自治，指的是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制定连带行动的规制，如里甲制、保甲制等等，它的依然是以自治为主要运作形式，因此皇权很难直接干涉基层。归根到底，古代中国的大部分时期，国家政权的财政收入是不足以维持一个全能主义国家的运转的。曾小萍根据施坚雅的研究指出，对于18世纪后期的中国来说，要是向足够多的县提供财政支持以确保对当地人口有效的控制，清朝的拨款将必然超过255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对县官和他们属下的活动进行监督的上级行政单位的拨款，这几乎耗尽清朝所有的地丁银。因此，古代中国虽然可能有建设全能主义的想法，但是现实中几乎无法实践，一些西方学者将古代中国视为一种“小政府”，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
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必须要驱除洋人，为了驱除洋人就必须扩大收入，为此必须建构一个大政府来扩大税收。罗志田指出，清季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朝野都开始疏离于小政府的传统思路。面临退虏送穷时务的“国家”，不得不从无作为向有作为转化，始或扮演提倡、督促和推动的角色，继而就必须是政府自己作为（而不能仅是引导），且当下就要有作为，甚至很快发展到处处需要政府作为。晚清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因为“专制”导致民信不足，故不能像外国一样征收大量赋税还无民怨。因此，随着以立宪为目标的清末新政逐渐推行后，清查财政随之进行以扩大中央的财政，军谘处、陆军部、海军部趁机扩张军备，毫不考虑外省的财政承受能力，严令各省必须加大军费支出比例，导致财政支出随之猛增，国省财政矛盾也因为清查财政激化，破坏了国家的财政能力，最终导致清朝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财政困境以及最终崩溃。
晚清民国另一大问题在于科举制的衰落引起的四民社会的崩解。士绅在地方社会承担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中介功能，其权力来自国家通过科举进行授予，但是又受到民众的认可，成为维系农村村庄共同体的纽带。罗志田强调，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读书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与共同体崩解相对的是，如果绅士依然能维持共同体的延续，村庄可以在原有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来应付国家政权的入侵以及赋税负担之加重，有时候这样的村庄间或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来与国家政权对抗。前者导致国家必须要深入基层承担过去民间的自治职能，后者会阻碍国家扩大自身的能力进行救亡图存，甚至可能是黄淮等地区混乱之源。因此，传统四民社会的崩解成为全能主义国家理念诞生的历史背景。邹谠画出了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的历史变化趋势线，他也认为中国全面危机的中心是政治领域中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直接现象是皇帝制度的废除以及地主一儒家—官吏这个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的解体。传统国家解体，统治阶层失去正当性，政府瘫痪。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重建国家，建立新的制度，彻底改造政治方式。
全能主义思潮出现的基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被重视。王奇生论证了，五四前后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思想演进过程。在社会改造层面，又存在着“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因果链接。“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的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为了改造社会，让当时的知识分子追求能够全面控制社会、启蒙社会的国家体系，那么全能主义国家的需求就呼之欲出了，经过列宁改造马克思主义也逐渐被各个政治党派所吸纳和改造，尤其是列宁式政党将自己的肢体渗透到城乡的基层，有着严密的组织和自上到下的权威（民主集权制），可以动员人民进行社会改造。当这种党政在夺权后转化为党国一体的制度的时候，全能主义国家就出现了。
全能主义国家思潮和边缘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对于那些旧精英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比起边缘知识分子更关注维护现存体制的稳定并且重建绅士自治。靳帅对苏社政治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江苏绅士试图实现江苏省自治的行动，绅士相对来说虽然也出现摩擦、对抗，但是总体还是留有后路，并不信奉全输全赢的政策。但是，耆绅政治内部矛盾和长期扯皮使之和全国的议会制一样负面化，齐卢战争时期绅士对战争调停的不利使其声望备受打击。根源上，北洋军阀分裂严重破坏了绅士自治的生存空间，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冲突使得绅士缺乏中央认可的权威。这个时候，“民国的政治逻辑”成为耆绅政治失败的决定性因素——耆绅们没有军事力量，因此在北洋和国民革命军先后冲击之下很快就崩溃。
在耆绅政治衰落之时，激进且受到全赢全输思想的影响的边缘知识分子逐渐走上历史舞台。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中心知识分子那样获得个人上的成功，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的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因为四民社会的解体，从旧精英转换为新精英的现代知识精英无法像旧士人那样与大众沟通，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面对北洋和耆绅政治出现的种种缺陷，边缘知识分子渴望自己可以参与超人强国的建设，这样的强国可以快速平息战乱、统一全国，救亡图存。苏俄来的列宁式政党和革命观念逐渐深入边缘知识分子的人心，并且被神圣化，一切主张改良或者反对激烈革命的人都被攻讦，自己则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革命成为至高无上的活动，这就是全输全赢的零和博弈在民间的扩展。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 “反帝反封建” 为旗帜，将苏社集团视为 “封建士绅” 与 “北洋帮凶”，通过舆论宣传否定其省治合法性，争取学生、工农群体支持，瓦解士绅的社会基础。
5.余论
五四以来，全赢全输的思维重出江湖，全能主义国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得到认可，军事力量则一直是政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三个因素聚合最终形成的是国共两党信奉的的党国和党军体制。这样的制度，使得国家不仅垄断了军事权力，同时因为零和博弈的缘故，趋向于垄断政治权力和思想，从而可以毫无制约地进行社会革命，例如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使用军队式的组织化整顿企图实现、维持日常生活中的规矩、清洁，由此将中国人民改造成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近代国民。这在古代国家中是无法想象的存在，虽然新生活运动并不成功，但是足以体现全能主义国家思路在国民政府中的深刻影响。
对于共方而言，全能主义政权更成为他们在农村执行统一战线下阶级斗争的土改政策的组织基础，只有全能主义的政党可以建立农会、村级政权等组织，将分散的农民整合为集体力量，降低农民单独反抗地主的风险，提高其博弈议价能力，才能进行适度的阶级斗争；同理，只有全能主义政党才可以在发动阶级斗争后控制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维持和地主开明绅士的统一战线，避免过度斗争动摇自己在农村的权力基础，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建国后的全能主义政权增强国家汲取能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获取剪刀差对工业进行投资，这是全能主义政权的一面。
然而，在近代，因为全能主义和零和博弈相结合，导致政治上的失败者完全缺乏退出的机会，因为国家此时也控制了经济命脉——哪怕三民主义反对阶级战争，不过《三民主义三百问》中依然对节制资本定义为：在生产上，发达国家资本，在分配上，节制私人的资本，以渐进于私有资本的消灭。全能主义国家对资源的全盘控制只会让失败者受到最严重的压迫，因为胜利者只想获得完全的胜利，不想给失败者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对于异己的反对者来说，全能主义国家的镇压会变得尤其冷酷；反过来，这些反对者也完全拒绝妥协，除非受到严重的外部压力，否则他们会遭遇无法想象的下场，斗争会持续升级而不会下降，直到失败的一方完全失败或者胜利方无法继续消灭为止。
在建国后，全输全赢的逻辑依旧存在，不过它和民国一样，受到现实经济状况的约束。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老人家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出身纯化的制度，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避免极端化，这也是一种对全输全赢思路的约束机制。1957年后，追求全赢的思路才逐渐不受控制，“反修防修”成为主流。零和陷阱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巅峰，乔晞华将其定义为一场不完全信息的非合作式的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会让信息较少的一方陷入囚徒困境，迫使他们选择不合作，反而延长斗争的时间长度。魏昂德对派系斗争的升级有着详细的论述：
由于没有退出的选项，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必然要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单位，受制于他们的敌对势力。如果有一方由于军事力量的支援而胜出，那么失败的一方就有可能在各个方面遭受长期的迫害。除了当即处决或长期监禁之外，失败者的对手现在在再分配体制下可以控制大量资源，包括工作分配和职位晋升。在计划经济下，个人的生活机会通常是以行政决策为基础的。因此，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利，其负面影响可能是一生之久。暴力的派系斗争一旦开启，斗争双方就会拼尽全力取胜，最起码也要进入僵持状态。斗争持续的时间越长、程度越激烈，失败的一方就越有可能在未来承担长期惨痛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派系斗争一旦持续到了某个时点，斗争双方就会陷入一个零和陷阱。他们被迫应战，不计后果地斗争到最后一刻——否则，失败的代价可能更为沉重。
邓野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中把握了“武力”这个民国的基本逻辑，也看到了“一党训政”和“联合政府”之间的分歧。但是分歧根源，邓野并未详细说明。实际上，分歧的根源便是两个全赢全输的零和博弈和信奉全能主义政党是无法共存的，二者必须经历一场无法避免的生死斗争，胜利者终将获得一切。
不过，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很多非正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这种零和博弈走向极端，尤其是当这些人曾经处于一个紧密的集团中。北洋第一代军人之间的私交让北洋军阀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因为矛盾就大动干戈；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彻底消灭那些老反蒋派，如桂系、粤系和冯玉祥等人，蒋介石甚至放走救过他的陈赓；在建国后一系列运动中，总有一些因为非正式的关系对失败者们网开一面的情况，私下里也是存在来往。这说明，绝对的一元化权力以及全输全赢是很难长期存在，最后还是要回归现实。
同样的道理，全能主义国家也会因为疯狂十年而不得不向放松管理的方向撤退，作为一个以救亡为目的的国家建设，随着危机感的逐渐褪去以及富强的到来，高度全能主义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但是，至今为止，危机感从未完全消除，耻辱教育依然在当代社会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因此全能主义是不会完全退却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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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衰世与西法 : 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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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邹谠《中國革命再闡釋》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和微观行动的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