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与实用主义：老舍的两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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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老舍经人推荐，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职中文讲师。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的日子毫无疑问是艰难的，为了学好英语，老舍阅读了许多英语小说，并模仿着开始了小说创作以排遣胸中苦闷——这是一则恐怕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现代文学轶事，不过这里头还是有两个有意思的地方。第一点，在于老舍的推荐人，埃文斯（Evans），其人为北京缸瓦市教堂的牧师，而老舍就于1922年，曾在这个教堂受洗。老舍的新教信仰，一直是个相对讨论度较少的话题，尽管根据记载他确实尽心尽力地参与好几年的教会事务，并且也因为教会牧师的推荐而赴英任教走上创作之路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为什么？这或许是因为，官方话语层面上对新教信仰的态度暧昧，也或许是因为，老舍在他的文学生涯中，特别是在越往后的文学生涯中，自己也就越少地提及新教。但我认为，这里面或许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老舍的要素，至于是什么请容许我先卖个关子。另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老舍对英语小说的阅读和接受。许多研究者会把老舍和狄更斯放在一起讨论，初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受到了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的影响，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对于老舍，他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为人所知却同样受其影响颇深的英语作家——那就是约瑟夫·康拉德。1935年，老舍在《文学时代》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我最敬爱的作家——康拉德》，我们以此为线索不难发现，原来《二马》的故意打乱叙事时序的写法模仿自康拉德，甚至他在1929年至1930间新加坡停留4个月创作《小坡的生日》，其初衷也是模仿康拉德写一篇南洋故事——都到了因为一个作家的作品而影响生活决策的程度了，不可谓不影响深远。那么对于康拉德，老舍具体又是怎么说的呢？老舍说：“‘Nothing’，常常成为康拉德的故事的结局。不管人有多么大的志愿与生力，不管行为好坏，一旦走入这个魔咒的势力圈中，便很难逃出。”我相信，也就是在这句话中，我们找到了第一把通往老舍的虚无主义面向的钥匙。
当然，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讨论过老舍作品中的虚无主义倾向。王德威就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中指出过，老舍的作品中一直有着复杂的闹剧（farce）和情节悲喜剧（melodrama）的倾向，两者互相缠绕构成了老舍复杂的风格。这是在说什么呢？对于王德威，闹剧所意指的是老舍作品中那些充满了滑稽讽刺胡闹色彩甚至会被人批评“太贫”的桥段，比如在《老张的哲学》中，描绘老张如何胡作非为，如何在道貌岸然的外表下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在《开市大吉》（1933）里，四名庸医开了一家收费昂贵的慈善医院，结果倒像开了一个马戏班，他们鼓励一位患溃疡的老太太大吃烤鸭，将胖男人错当作孕妇。王德威说，《开市大吉》里面有一股狠心大闹笑话的节庆气息，为此前的中国现代小说所未见。让我们先忘掉那些关于老舍幽默感的比如“含泪的笑”之类的成见，我们能从这种闹剧式的写作中读到什么？在这些作品里，某些时刻，道德的判断被悬置了，相反的，读者们也被闹剧所感染，赞叹于坏蛋们偷奸耍滑技巧的高明，跟着他们一同哈哈大笑起来。这也意味着是一个价值和意义被悬置的时刻，一切坚实的信念都在这阵狂笑中变得虚无了起来。这样的写作以及其道德后果当然是令人不安的，所以王德威接着指出，或许是也意识到了闹剧写作带来的道德虚无，老舍又引入了一种情节悲喜剧的风格，即一种高度强调善恶二元对立、充满了情感夸张、道德教诲的风格。比如《老张的哲学》的结尾，老张的坏事最终没有得逞，被乡绅孙守备和人力车夫赵四打断，或者《赵子曰》的结尾，赵子曰受到李景纯的感召，决定从堕落的生活中改过自新，投身革名，参与一个暗杀计划——这些结尾都有着明确的道德意味，仿佛在混沌的故事最后，我们等待许久的公义终于现身。但这是什么样的公义呢？孙守备为了取消婚礼不得不买通老张，而赵四根本没人正眼瞧他。至于赵子曰那献身于刺杀的理想主义，也在之后的无数年里被无数个批评家指责为盲目与冒进。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公义，但也同样地，看到了公义的脆弱。
当然，上文的例子主要是老舍创作生涯前期的作品，有一些阅读经验的读者肯定不难反驳，在老舍创作生涯的中后期，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他逐渐放弃了这种过于插科打诨的风格，转而使用更加写实的笔触，所以最多也就只能说，老舍的前期作品是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这么反驳，恐怕也没有错，但是还有可以细究的地方。让我们先从《骆驼祥子》开始。按照一种教科书式的口吻，我们可以说，《骆驼祥子》是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是塑造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经典作品。但只是如此吗？在《骆驼祥子》面世之后，有过一些批评认为，情节的设置过于地偶然，过于地强调一些巧合而不是从时代的大势着手，祥子的遭遇起起伏伏如同过山车，刚幸运不久又马上卷入不幸之中，这样过于刻意的情节设置显然地犯了现实主义的大忌，也就相应地对作品要实现的普遍性和典型性效果有所损害。是的，如果我们站在现实主义的角度上的话，那么这个评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假如我们站在开头提到的康拉德的角度呢？一些学者如新加坡的王润华会将《黑暗的心》与《骆驼祥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在这种对比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的是，老舍笔下的祥子，与其说是一种写实的典型底层人物，一个人力车夫们的化身，不如说其实是一个笃定地相信着自己的努力与规划能够实现目标的理性人，并非典型的人力车夫（在原作中也多次描写过祥子并不合群，北平的其他车夫都热衷于吃喝嫖赌，只有祥子努力攒钱）。而这个理性人虽然怀揣着梦想，却无数次地遭遇了非理性的、几乎完全没道理可讲的偶然因素的捉弄，他努力地想要与之抗争却失败了，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堕落了下去。再看看老舍是怎样描述康拉德笔下的人物的：“他手中那些白人，经商的，投机的，冒险的，差不多一经失败，便无法逃出——简直可以这么说吧——‘自然’给予的病态。山川的精灵似乎捉着了他们，把他们像草似的腐在那里。”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骆驼祥子》，某种意义上确实近似于《黑暗的心》，是一个相信自己的理性与野心的奋斗者，最终被他所身处的疯狂环境所困住的故事。而他们的毁灭最后所带来的，是老舍所说的康拉德小说的主题，nothing。
接着我想聊一下老舍文本中的死亡意象。老舍有许多作品都描绘了死亡，一些研究者会把《四世同堂》里面祁天佑为维护尊严投水而死同他本人的自杀相联系起来。通过更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死亡、毁灭、破坏的情境的描绘，贯穿了他整个的创作生涯，从《赵子曰》到《猫城记》《骆驼祥子》《火葬》等等。显而易见的是，他在这种情境描绘里投入了大量的笔墨，他似乎有些痴迷于描绘这种场景。在《我这一辈子》里，他这么写道：“说句该挨嘴巴的话，火是真好看！远处，漆黑的天上，忽然一白，紧跟着又黑了。忽然又一白，猛的冒起一个红团，有一块天象烧红的铁板，红得可怕……我的牙打得很响，不是为自己害怕，而是对这奇惨的美丽动了心。”关于此，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抗战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火”车》或者反映抗日救亡的长篇《火葬》中，老舍同样地写了一场大火，火焰作为故事终盘机械降神般的毁灭性力量将故事中的所有人都带往死亡。“分不出谁是战胜与战败者；侵略的野心与复仇的狂热使大家的血流在一处。”（《火葬》）“火……若狂喜，一舌吐出，一舌远掷，一舌半隐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联烧，姿体万端，百舌齐舞；渐成一团，为火球，为流星，或滚或飞；又成一片，为红为绿，忽暗忽明，随烟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若惊浪；吱吱作响，炙人肉，烧毛发；响声渐杂，物落人嚎，呼呼借风成火阵；全车烧起，烟浓火烈，为最惨的火葬！”（《“火”车》）1955年版本的《骆驼祥子》删去了最后一章，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描绘祥子的堕落、阮明被出卖继而被枪决的部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有些过于敏感，但是如果重读那删去的一章，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老舍在阮明的处刑场面中用了一种狂欢节式的刻画奇观的夸张笔调：“妇女们赶着打扮；老人们早早地就出去，唯恐腿脚慢，落在后边；连上学的小孩们也想逃半天学，去见识见识……他们爱听凌迟，砍头，剥皮，活埋，听着像吃了冰激凌似的，痛快得微微的哆嗦。可是这一回，枪毙之外，还饶着一段游街，他们几乎要感谢那出这样主意的人，使他们会看到一个半死的人捆在车上，热闹他们的眼睛”。这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他早期小说里那些闹剧的幽灵的复归。在这里，虽然没有了早期闹剧中那些夸张的行动与笑话，但毁灭同样地作为一种否定所有价值观的奇观而出现了。
这些例子是否也说明了对老舍本人来说死亡是有诱惑力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起码，在这些文本中，死亡，毁灭，破坏，都被老舍描绘得极具诱惑的气息。另一则关于老舍的抗战轶事是，1937年，日本人兵临济南，老舍被迫孤身一人南下逃往武汉。根据《八方风雨》，老舍心中一度盼望着火车干脆不开（这样他就有理由转头回家而不抛妻弃子），要不就在前往武汉的路上被炸弹击中（这样他就一了百了，家事国事都不烦心）。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正如同在文本中所表征的那样，在老舍的内心中，也一直潜伏着某种虚无主义式的、自毁的力量，这一力量驱使着他无数次地写下毁灭的情境，在最后也将他带向死的境地。到了这里，我们的论述还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这里最让人困惑、也是最能够用来反驳的地方在于，假设老舍真的是一个相信一切其实并无意义的虚无主义者，那么他为什么还会在抗战时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文艺运动，为什么还会在建国之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写作反映群众热火朝天投身建设的《龙须沟》？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的开头：1922年，老舍于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此后，在1923年，老舍在灯市口大街北京公理会基督教附设的地方服务团工作，并在缸瓦市基督教堂主持“儿童主日学”。他在《真理周刊》上发表论文《儿童主日学和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提出在儿童做礼拜时不应要求他们诵经、赎罪祷告、不搞信仰早熟，主张将传授知识、启发他们动脑动手放在重要地位，目的在于教育他们成为社会有用之材。1924年，发表长篇论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认为西方教会组织很不适应中国的情形，提出教会应自立、自治、自养。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一个热衷于传播宗教思想，信仰虔诚坚定的教徒老舍，相反，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看到了教会能够帮到人民大众，所以投身公益活动的活动家老舍。老舍并没有多么复杂的神学思想，他对信仰的理解极其朴素，比如在南开学校的双十讲话中，他就将基督教思想简单概括为“为了大众自我牺牲迎来新时代”。我们可以说，在老舍的一生中，他都有一种避开理论、尽量务实的倾向，所以他会并不那么地了解和相信新教却又参与新教的公益事务，那么在此以后，他在多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并不了解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又基于实用的原因投身运动呢？我的意思，对于个体来说，在更高更形而上的价值层面上的“虚无”，和更低更现实生活的朴素的想要做好事的道德意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甚至还可以是相互转化的：正是因为不相信这一切有最终意义，才会积极地去行动想要填补意义。而在前文中王德威所提出的老舍文本的两种风格，闹剧和道德悲喜剧，此刻也终于转化为了老舍个人思想的两个面向：虚无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正是因为意识到了闹剧写作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道德颠覆要素，他才又写了许多充满了惩恶扬善意味的结尾。正是因为对更高的理论的不信任与回避（无论是神学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才促成了他世俗意义上的积极行动。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意义，我们才能真正地，去理解老舍其人与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