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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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序一，摘录时有节选。
继《康生年谱》之后，余汝信先生又写出了一部厚重的专著《陈伯达年谱》， 我很佩服他的高产。当然还不光是高产，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价值。
与那个时代许多激进青年一样，陈伯达基本上是以自学成才，他集美师范没毕业，在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都只短暂就读，除了参加中共后受党派遣在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外，基本没有完整学历。参加革命后早期他也只是写些诗文和革命政论。但从 1933 年起到进入延安之初，他却在革命活动之余连续写出了《论谭嗣同》、《老子哲学》、《墨子哲学》、《孔子哲学》等学术著述，这些早期文章和文名并非靠政治权力获取，体现了他确有相当天赋。
三年留苏使他有了马列主义理论功底。但他却并非“国际派”，既与王明等人合不来，也未受“国际”赏识，他回国后写的上述“左派国学”文字显然也不属于国际派的“洋八股”。应该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到延安后很快被毛泽东看中， 先是就《孔子哲学》出现了一段领袖与文人奇特的文字交往，随后就被毛泽东收入麾下，成为毛的政治秘书，即所谓“大秘”。
陈伯达抨击“党国”专制
在历任“大秘”中，陈伯达不仅任职最久，应该说也是毛泽东历来所有助手中最有理论和学术能力的一人。毛泽东不仅用他为自己起草文稿，做秘书的本职工作，还让他直接参与政事，尤其是让他以个人署名发表许多重磅作品，诸如《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这些作品虽然是“为党立言”，著述都经过高层讨论，但毕竟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与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康生六十年代主持写的“反修”系列长文都以领袖和党的名义发表不一样，这直接使他获得了中共头号理论家的名声。而这些著述的重要性与影响也比后来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个人署名的“党文” 分量要大得多。
陈伯达的作品直接与国民党进行“思想战”、“理论战”，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四大家族》两文，今天读起来都令人拍案叫绝。
1943 年，随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大举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可以看到胜利曙光。而共产国际同年宣告解散，也使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国内对手产生错觉。这时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以蒋中正的名义发表，实际上宣布了国民党的战后治国纲领。它极力渲染近代以来列强侵华的国耻，打出“中华民族复兴” 的旗号，鼓吹中国特殊国情和独特历史文化传统，明确拒绝“外来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提出战后要以一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以及呼之欲出的一个领袖（蒋本人）实行威权治国的主张。
《中国之命运》宣称 ：“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 , 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治 , 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 , 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 , 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 , 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 这是说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仅思想错误，甚至都不是“中国人”了，几乎等于说他们就是“汉奸”。应该说这实在是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大败笔。它在最需要与国际国内盟友团结协力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公然与以自由主义立国的英美和以共产主义立国的苏联进行意识形态论战——至少是划清界限，虽然并非直接在国家利益上冲突，但是引起两者不快是可想而知的。而在国内，这种主张不仅激怒了共产党和主张自由民主的知识界，甚至得罪了原本类似新权威主义、希望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渐进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国家主义”者闻一多等人。
而且，由于当时共产国际解散前制定的“人民民主国家”理论和中共的“民主革命”说法，都在坚持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同时，根据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并不主张在新生国家立即搞社会主义，而是（无论真心与否）承认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在当前阶段的合理性。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时向“自由主义” 和“共产主义”开炮，客观上反“自由主义”的色彩更浓于反“共产主义”。而陈伯达当时代表共产党反驳《中国之命运》的文字，则看起来与其说是为共产主义辩护，毋宁说为自由民主辩护的色彩更浓厚。
例如：《中国之命运》宣称 ：“要知道我们中国的民主制度（按：蒋介石说的 “中国式民主”其实就是旧式传统政治）决不以欧美十九世纪个人主义与阶级观念的民主制度为模型。”而陈伯达则抨击道：这番话“就是说 , 不但不要新民主主义 , 并且也不要旧民主主义 , 而对于民众更不许其自由 , 则这不是法西斯主义与旧专制主义的混合——新专制主义是什么？”
《中国之命运》以大量篇幅极力夸张近代之前帝制下“中华民族”不同于他 人的“固有之美徳”，不仅是“五千年文明”延续至今的世界唯一典范，而且是经 济政治伦理文化样样领先的“黄金世界”，尤其是中国“固有”的伦理 ：“上下， 尊卑，男女，长幼之序，……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陈伯达嘲讽说 ：“海禁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是发展 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猗 欤休哉：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
在《中国之命运》看来，传统中国这个“极乐世界”、“黄金世界”本来尽善尽美，怪只怪近代列强入侵造成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来国势的陵夷， 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而陈伯达强烈驳斥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他认为，恰恰是中国长期的帝制，“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尤其是“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才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到近代陷入被列强欺凌的窘境，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恰恰是专制的恶果，怎么能说是“造因”呢？
显然，当时代表中共发言的陈伯达，对国民党宣传的“五千年优秀文明”， 持有非常类似今天被指责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立场。
陈伯达接着引了孙中山的的两段话 ：“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由此他大力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 或新专制主义”，论证了战后中国应该实行民主政治——而且正是 “西方先进思想”所指的那种民主，绝不是蒋介石所讲的“中国式民主”。
《中国之命运》还提出“统一的中华民族”论，它以所谓炎黄子孙、华夏血脉为依据，声称“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蒙藏回苗彝等族都是 “同一血统的小宗支”，而历史上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也证明统一的中华民族拥有“婚姻的系属”。该书还提出，这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只能由国民党代表。
而陈伯达斥责这种“民族血统论”是“法西斯主义糟粕”。他驳斥道 ：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当然不是！至于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更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吐蕃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难道王昭君出塞就 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就使得藏族变成了 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 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为驳斥“一个中华民族”论，陈伯达很强调“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革命胜利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 的）”国家。他尤其指责国民党、蒋介石以“代表中华民族”自居，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扣上“汉奸”帽子的劣习，说这些独裁者都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而在陈伯达看来，真正的民族代表，只能从民主政治中产 生。
事实上，世纪之交有人把中共当时的自由民主言论搜集编成《历史的先声》， 却很快被中共查禁。陈伯达这本《评〈中国之命运〉》若在今天再版，恐怕也难免同样命运。而蒋介石的那本《中国之命运》呢？却与今天的“主旋律”宣传不 仅思想类同，连行文也近似，不仅通篇批判西方侵略中国，把一切弊病皆归咎于 此，而且尤其谴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近年来中共把世界各地的民主变革均骂成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曾有人嘲讽说这“颜色”是否包括 “红色”？而今天重读蒋氏所言，他不就是“西方煽动红色革命”说的首创者吗？ 以致有人调侃说，如今在大陆只要把《中国之命运》书中的党、主义、领袖这几 个名词一改，不仅可以出版，而且立即可以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
从陈伯达看国共斗争：意识形态，还是逐鹿问鼎？
近年来的“民国粉”现象是对过去几十年官方“民国黑”的反弹，是后者的 “镜像”，也是那个时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楚汉相争”留下的后遗症。今天平心而论，国共两党虽然争天下打得你死我活，但其理念和实践的区别并没有过去渲染的那么大。尤其是如果把这两党和他们之外的“中间势力”、“第三方”来相比， 就会发现这两党其实很相似。而两党与“第三方”的区别才是真叫大。
确实，如果不考虑同盟会和宋教仁时期的旧国民党，仅就 1924 年“一大” 以后的中国国民党而论，它与共产党当时都是“以俄为师”、受到苏联和第三国际强烈影响的“革命党”，以晚清关于“政党”与“会党”差异性的讨论语境看， 他们都不太像“政党”。而他们在政治上的“你死我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相似，就像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或者古时参与“问鼎”、“逐鹿”的“群雄”一样，正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大志”，反而闹得绝对不能相容。
当然进而论之，国共之别比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别还是要大些。不过那也就 是国民党的“苏化”程度比共产党差了不少而已。但比那时的“民主党派”，国民党还是要苏化得多。不仅孙中山当年曾“以俄为师”，后来的蒋经国更曾是苏共党员，娶俄族女共青团员为妻，在苏联生活了十多年。回国后虽然为维护“蒋家王朝”而坚决反共，施政行事却仍有浓厚的苏俄风格。反观所谓的“民主党派”，不是罗隆基这类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梁漱溟这种传统儒家“最后的士大夫”， 哪里有那么多的苏俄渊源？
不说人事渊源，就说思想政见吧，据说中共革命就是为的土改“反封建”， 乃至抗战前的国共内战在中共史书中就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当然共产党的暴力土改主张确实也比国民党激进，但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难道是算是“保守”？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台湾的“和平土改”，国民党的土改主张激进程度在当时的中国也就仅次于共产党吧。反观那时的“中间势力”、“第三方”， 除了一些人在临近中共掌权时为了附和共产党说了些土改话语，在他们能够自主的时候哪个对土地问题有过比国民党激进的主张？恰恰相反，后来成为“民主党派”的这些人主要的两个构成，一是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经济观点多强调保护产权 ；二是儒家色彩的士大夫，他们更留恋传统的乡绅治理。前者如康奈尔大学农经博士董时进，连国民党的“和平土改”都坚决反对，是那时中国最旗帜鲜明维护乡村既有地权的人。后者如梁漱溟，曾谴责国民党不尊重乡绅和传统社会关系，而是一味倡导农民权利，导致乡村内斗，国民党被他斥为“抄袭西洋余唾。……并非领导乡民爱惜团结，而是领导乡民打架捣乱。”他们在土地问题上难道不是比国民党保守得多吗？其实如果就土地思想而言，他们与中共才是当时的对立两极，国民党反倒是“中间势力”，谁能说不是？
但当时人们并不把国民党、而是都把董时进梁漱溟这些人称为“中间势力”， 这其实并不来自“主义”或思想史的逻辑，而是仅指争夺“天下”的“楚汉之争” 中他们是旁观者——当然并不全是“旁观”，有趣的是，无论董时进还是梁漱溟， 都并不因为自己的土地 – 乡村主张离“土地革命”最远最对立而在政治上反共， 反倒曾长期亲共反蒋。他们都是“民盟”的早期骨干。董时进在中共建国前夕应召到北京（当时还是北平）参加了“新政协”，在会上“反土改”惹恼毛泽东而出走香港，至此才与中共反目（但也未投奔台湾）。梁漱溟则一直与中共合作到 1949年后被中共抛弃。他们当初亲共当然不是认同中共的土地主张，而是认同中共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把中共看做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希望——读读那本收集了中共当时“反对一党专政，主张美式民主”之主张的《历史的先声》，再 看看蒋介石那本与今天“主旋律”差不多的、拒斥“西方民主”、强调中国传统、 宣传“一党一主义一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就知道他们为什么亲共反蒋了。
而国民党其实也是派系林立的大杂烩（这也是其“苏化”不够之处，当然比 起更加五花八门的“中间势力”，国民党还算是有点苏式“党纪”的），各派对土地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其中有些“土改激进派”主张是与中共较近的。这些人 认为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要与中共竞赛，后来并将国共斗争中本党的失败归咎于土改成就不如中共——由于中共也是这样解释，“代表农民的共产党靠土改打败代表地主的国民党”之说就显得十分可信。但是换一种思路看，两党这种类似的解释不恰恰反映了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差异其实并不那么大吗？
而耐人寻味的是，国民党内这些“土改激进派”并不因为其土地主张距中共 较近而“亲共”，恰恰相反，像陈立夫、萧铮这些“土改激进派”都同时是反共极端派，国民党内最早建立反共特务系统、主张不择手段灭共的就是这些党国“一党专政”的铁杆捍卫者。
为什么土地问题主张最近似中共的陈立夫、萧铮那么极端反共，而土地主张与中共最相反的董时进、梁漱溟却相当亲共？中国人当时到底因为什么分成了两大阵营？他们究竟在争的什么？辛亥以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土地问题上的对立吗？人们是按“农民支持的土改派”和“地主支持的反土改派”形成分野的吗？
说得通俗点吧，国民党是个“半共产党”。如果你不参与问鼎逐鹿，而只就思想立场论，无论从哪一边把两者作黑白之分都是无法成立的。假如你反对共产党那一套，那你对国民党那种“半共产党”式的行为就没有理由评价很高。反过 来假如你认同共产党那一套，国民党那种“半共产党”式的做法你也没有理由太否定。当年他们你死我活是为了争夺“江山”，如今你既无此志向，还要非黑即白那不是烧包吗？
而当年他们为争夺江山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针对对方弊病的“革命”之论倒是有不少精彩之处——如果不考虑“双重标准”的话。尤其是陈伯达作为中共方面的理论家，明显比国民党方面的“文胆”如陈布雷、陶希圣等出彩； 他后来的崇高地位，也不是浪得虚名。只是后来中共掌了权，他就把话反过来说了。
而今天我们又要“改革”了，看看《评〈中国之命运〉》如何反对一党专政、 主张自由民主，《中国四大家族》如何痛骂“国进民退”，主张市场经济，谁能不拍案叫绝呢？
意识形态与宫廷政治
这就是《陈伯达年谱》、陈伯达的一生给人们的教训：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真有那么多的关系吗？
陈伯达早年与国民党论战，讲的那些话，精彩堪比《历史的先声》，激进超过今天的“海外民运”言论。如果他们真信那种“意识形态”，通过“革命”使私营经济（“民族工业”）战胜了国有经济（“官僚资本”）、自由民权战胜了“专制主义”，那中国早就跟美国一样了，还用得着搞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至今还摸着石头过不去河？
如果你说，中共实际并不真信陈伯达当时说的那一套，他们真信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崇尚“官僚资本”（国有经济）废除“民族工业”（私有企业）、拒绝“違反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的自由民主而坚持党国专政，那么当时国共的意识形态差别究竟在哪里？只是激进程度不同吗？就算如此，假如国共两党和“第三方”都严格按各自意识形态行事，共产党和“半共产党”何至于打成血海深仇，而真正相信自由主义的“第三方”反倒被视为“中间派”并当起了吃瓜群众？
如果陈伯达真的相信他1943-1946年间说的那些话，何以 1949 年后马上宣传起相反的一套，而且比他当年驳斥的主张走得更远、更加酷烈得多？
陈伯达和他所服侍的毛泽东真的是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搞文革的吗？文革的悲剧只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行，只是“乌托邦”？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破裂又为什么？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比陈伯达更乌托邦，而陈伯达的思想更为现实？现实就是可以实现的，乌托邦则是不可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可实现的陈伯达斗不过 不可实现的毛泽东？毛泽东与陈伯达究竟有什么不能相容的意识形态差别？
推而广之，毛泽东与罗瑞卿、毛泽东与刘少奇、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乃至希特勒与罗姆、斯洛塞尔……等等，他们的你死我活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差别吗？
不久前在为《康生年谱》写的序中笔者写道：关于“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 有两个相反的极端误解，就是对民主政治、公开政治中的问题，时下流行用阴谋 论来解释 ；而对于深宫政治、“黑箱”政治中的问题，却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来解释。《康生年谱》有助于打破这种误解。实际上，读《陈伯达年谱》也给人以 这样的感想。
当今学界盛行一种专业知识人的“深刻性”思维，对于专制体制下的宫廷政治和“楚汉相争”，总要去追索其深奥的“理想”根源，你说是争权夺利，他就笑你肤浅。然而对盛行公开辩论和左右分歧的民主政治，又流行莫名其妙的阴谋论解读，从两百年前的“共济会阴谋”到今天的“军火商阴谋”。其实不要说被公开议论了上百年的“谋”怎么还能“阴”下去，而如此伟大善良的理想为何却要在到处是“机密”的黑箱中运作，也不要说无数的具体史实在驳斥这些无稽之谈。 我们就从两个最极端的假设来开始推论吧 ：
我们姑且假定 ：专制者最初就是一脑袋虔诚信仰只想普度众生而毫无利己之心，而民主政治的操作者原来个个心怀鬼胎只想阴谋获利而绝无公益之心——这当然是逻辑上的极端假定。但问题是，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数人头”，是说服政治。而专制政治的本质是“砍人头”，是不择手段。这两种政治的实践不消数天， 两种“初心”就都会反转。
不是吗？无论你“最初的”目标多么美好（能否实现，其实并不重要，“乌托邦”和“空想”本身并不是罪恶），只要你认为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为了能够不择手段，你就需要绝对的权力，谋取和保持这种权力又需要不择手段，那么这种封闭的“怪圈”就会成为你最终的目标，而使五花八门的“最初目标”变得毫无意义。各种“目标”或“理想”不同的、从“极左”到“极右”的暴政，从斯大林到希特勒，从秦始皇到波尔布特，其实表现都大同小异，就是这个逻辑。
而相反，无论你“最初”如何心怀鬼胎缺乏公益之心，只要你没有绝对权力，可选手段就是“数人头”，那么你谋求“鬼胎”也必须得到公众的认可和同意。“鬼胎”不能公开，当然就不能用来说服人，能说服人的只有“思想”，而且 是公开竞争的各种“思想”，竞争胜出后你还必须实行这些思想，否则还会被其他竞争者取代。这就是另一种“怪圈”，进入这种怪圈后各种“最初的鬼胎”也会失去意义，而思想史（不仅是个人思想，而且是“社会思想史”）便具有了解释价值。这样说并不是把民主浪漫化。民众可能糊涂，民主可能犯错，民主政治下民众被某种邪恶思想操控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思想操控毕竟不同于直接权力操控，前者确实需要思想史解释，而后者，就像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无可反抗地走向 毒气室，这能够用犹太人有“奴性思想”来解释吗？
我因此主张在文革史研究中“‘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深入了解陈伯达、康生和那些大人物们的一生，也加深了我的这种认识，为此我非常感谢《年谱》作者和一切认真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