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通訊第三十四期：修憲後中國經濟的“未來”
1 蔡霞：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沒有未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就其經濟總量而言，確實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於是中共官宣媒體不遺餘力地吹噓“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世界上確有不少人被中國經濟發展的表象所迷惑，以為中國體制真有什麼優越性。然而，中共官宣的吹噓是經不起時間與事實檢驗的。
所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就是中國共產黨極權統治下的經濟發展路子，其基本特徵是低人權、高污染、粗放型的掠奪式經濟增長。近幾年來，這一掠奪式發展路子已經耗盡中國的制度、環境、人口等可用資源而走到盡頭，因而所謂的中國經濟奇跡，只有一時效應而不具備發展的可持續性。從長遠看，中共極權統治不僅將使中國的未來前景十分慘淡而且將給中國人民和全球帶來巨大的災難。
中共發展經濟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為了人民，而是利用高速發展對內維穩，在奴役人民的同時用小恩小惠籠絡人心，達到其永久執政的目的。與此同時，中共對外擴軍備戰，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企圖實現習近平的一統天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野心夢。實際上，中共的經濟發展與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近幾年中國內部的貌似經濟繁榮和對外擴張的咄咄逼人態勢與1930年代中期的納粹德國也很相似。
中共自誇經濟快速發展顯示中國特色制度的優越性，這是荒謬不堪的。實際上，一個時期內的經濟快速發展並非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而是20世紀中葉以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現代化起步都曾經歷過的階段。比如1960-1970年代經濟迅速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即是如此。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到美國、日本、歐洲共同體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大力支持，這些國家和地區外資外企大量進入中國，客觀上給中國帶來先進技術、先進管理，幫助中國培養了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2000年WTO向中國敞開大門，將中國領進了廣闊的世界市場，給中國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經濟發展資源和環境條件。
未來全球的經濟發展是以創新和高科技為龍頭的，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進一步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加強友好交往與交流。然而中共的霸權本性、戰狼外交，加入WTO以來不擇手段偷竊技術成果，不僅讓自由經濟國家心生恐懼和警惕，而且促使許多國家聯合起來抵制中共的對外擴張與霸凌。現在，中國在國際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處境，不具備促進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環境。
中共採取掠奪式的經濟增長模式，使中國付出巨大的代價，給中國民眾帶來巨大的痛苦。最明顯的是，一方面嚴重的環境污染造成各種惡性疾病高發多發，另一方面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使絕大多數底層勞動者長期艱辛勞作卻無法改變自身的貧困狀態。中國著名學者秦暉教授將此概括為中共政府的“低人權優勢”競爭力。這種低人權優勢的競爭，使中共自身獲得巨大好處。
比如，嚴重的環境污染使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出現癌症村，中國城鄉各種嚴重疾病患者人數大幅度上升，許多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甚而最終傾家蕩產。農民進城打工，孩子們被迫與父母分離，導致中國農村存在6000多萬貧苦無依的“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出現各種心理問題和人格缺憾，他們缺乏健全正常的生活，缺乏良好的教育機會，這不僅為未來中國社會的健康運行埋下巨大的隱憂，而且很難達到普遍提高青年一代素質、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高要求。
這些年來中共政府肆意掠奪私人財產、中共官員普遍貪污腐敗，中國9億民眾月收入不足300美元，不僅使全民脫貧成為笑話，而且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為懸殊的國家之一。所有這些都將導致中共當局與民眾之間的關係越加緊張，使中國經濟發展缺乏必要的社會寬松和諧環境。
從長遠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要能健康發展，必須要有憲政民主制度來支撐，這已經為許多國家的和平發展所證明。
在高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里，一個國家未來是否有更好的發展，取決於能否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要激發人的創造力，必須以尊重人格尊嚴、保障基本人權，保障自由思想自由言論為前提為條件。中共若想繼續推動經濟發展，就必須順應世界自由民主大勢。然而，中共竭盡全力對抗自由民主，非但無法推動中國經濟發展，而且還將延續極權統治下深重的人道災難。
中共極權制度的支柱是暴力恐怖、謊言欺騙和嚴密監控。特別需要重視的是，中共利用數字化技術封鎖事實真相、謊言洗腦欺騙、全面監視民眾的能力大大增強，已經遠遠超過法西斯希特勒、超過前蘇聯。奧威爾小說《1984 》里描寫的“老大哥”盯著你，就是今天中國大陸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嚴酷現實。
中共當局在新疆、青藏川（大藏區）、內蒙古等民族聚居地區，拆散正常家庭，用各種名目的集中營關押成年人，將孩子送進寄宿制小學，大量縮減當地民族語言教學，強迫孩子學漢文，企圖割斷民族文化和集體記憶，實行變相的種族滅絕。
中共利用大數據、人臉識別技術等，嚴密監控各地民眾，限制民眾出行與遷徙自由；中共殘酷打壓要求公佈官員財產、要求言論自由、要求獨立參選的公民，瘋狂迫害維護人權的律師、發佈真相的記者、敢說真話的學者和企業家，肆意製造文字冤獄，將他們判刑監禁乃至折磨致死。
在這樣的極權暴政恐怖環境里，自由意志被壓制、人的創造力被扼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怎麼可能獲得勃發的生機活力？！
其次，中共極權統治不僅在當下扼殺中國社會活力，而且將嚴重危害未來幾代人的生存發展。中共為強加極權意識形態對人們的思想文化控制 ，不僅強化從小學到中學大學包括研究生教育的政治思想標準再次上演現代焚書坑儒，大量收繳國外出版的學術著作，禁止講述國外學術思想，有些高校甚至連外語系都不允許採用外文版教材，這種自絕於人類文明成果的教學，無疑將極大閉鎖中國青少年的眼界和知識面，更難以培養中國青少年的創造性思維，從而缺乏足以引領和推動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大量高科技人才。中國著名的學者資中筠教授曾說，這種阻斷中外文化交流、強制政治灌輸、強調統一教材、統一標準答案的極權洗腦模式，將使中華民族連人種都出現退化。而這個不堪設想的後果將要經過數代人的時間才會有明顯表現，而要提升民族人種品質，還要經過數代人的努力才能有所改善和逆轉，這將又是一個漫漫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艱難過程。
中共最高層黨魁個人獨掌黨政軍大權，是中共極權獨裁制度的最本質特徵。中共最高層黨魁個人握有決定其他人前途命運的生殺大權，而人民卻無法對其個人權力進行任何有效的監督制約。這無疑是中國陷入災難深淵的總根源。2020年武漢病毒疫情快速蔓延至全世界、2021年初至今的一句話搞死一個行業、一個點名就使被點之人身敗名裂進監獄、一個口號迫使民企家交出數千億資產、一個戰狼痞子式的外交報復就加劇缺煤斷電而使民眾在寒冬中煎熬度日……，所有這些都是權力任性決策的惡果。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狀況正在快速惡化，外資中資大量出逃、各類企業紛紛撤離、數千萬白領一夜間失業，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困難的時期。現實情況表明，缺乏有力而有效的權力制約，大陸經濟正為黨魁的災難性決策付出巨大的代價，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果正在毀於一旦，中國經濟社會正在陷入快速衰敗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共極權統治不僅禍害中國人民，而且其制度之惡正在溢出大陸，禍害全世界。不根除中共極權暴政制度，中國人民就無法擺脫被奴役的命運，未來中國和世界還有可能發生中共極權帶來的各種禍害。根除中共極權暴政，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才可期可待。
王丹：中國經濟的未來：是”危機”還是”崩潰”？
隨著恆大，碧桂園等中國巨型房企紛紛爆雷，關於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討論越來越多，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的崩潰講無可避免。這樣的結論，我認為有商榷空間，例如，到底什麼叫做”經濟崩潰”？出現怎樣的情況就是”經濟崩潰”？中國經濟真的會崩潰嗎？這些都值得我們審慎理性地思考和判斷。
當然，說中國經濟已經身處嚴重的“危機”，這個判斷應當是沒有爭論空間的。恆大，碧桂園等房企的狀況，揭開了中國整個房地產行業非常脆弱的狀態。而我們知道，房地產業是中國經濟的龍頭產業，牽涉到上下游很多其他產業，可以說，房地產業崩塌，那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此外，更重要的是，房地產業其實也是中共當局最大的收入來源之一，土地財政是中國政府的經濟支柱，因此，房地產業衝擊的不僅是中國的經濟，更是中國的政治。這也是危機所在。
我們一定要看到：恆大等房企過去公佈的數字誇大盈利，這在事實上就是欺詐行為。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這樣的詐欺，難道恆大是唯一的責任者嗎？地方當局，審計部門，難道真的不知情嗎？事實上，恆大危機也好，房地產危機也好，都是這些大財團與中共當局聯手製造的，一個許家印，背後沒有政府撐腰，他算老幾？我們只看到了恆大的問題，不應當忽略當局的責任。其次，我們也看到，前不久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經濟，會議公報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房地場，說明房地產危機的嚴重情況，當局是一清二楚的，也試圖救市。問題就是：救得了救不了？
我認為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本，在於中國各階層對於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問題，這不是發佈一些招商引資的政策就可以改變的。潤學的流行，說明老百姓和企業家的感受。這些感受，要比進出口，貨幣發行等數字真實得多，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缺乏信心支撐的問題。信心建立不起來，經濟就不可能發展。而信心問題，顯然就不是經濟問題，牽涉到的事政治問題。因此，這個問題是無解的，中國經濟不可能復蘇，深層原因還是政治問題。不管是什麼原因，經濟危機已經發生，正在發生，而且未來還會繼續。
但是，經濟危機並不一定導致經濟崩潰，日本就深陷經濟危機長達三十年之久。中國積累四十年發展起來的經濟體量還是非常龐大的，市場規模的客觀存在導致投資，包括外資進入，還是會繼續持續。GDP增長或許將大幅下滑，但維持很低的增長率，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是低端的。我要特別強調“低端”這個詞，因為我覺得這個詞最精准。低端，不是低等，也不是低速，也就是說：老百姓還是能活，但生活水平和質量會下降很多，吃草是不至於，但高消費是不太可能了。地攤經濟的說法，說明當局對此也是心裡有數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一夜回到第三世界，這是最大的可能。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很可能重新成為中國的現實。
當我們討論經濟危機的時候，很多人內心其實都是在期待經濟危機引發中國的政治變革。這種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危機的呈現，只是長期的低端發展，而不是經濟的崩盤，那麼，這種狀況就不一定會引發政治動蕩。中國人民對於低端生活的忍耐度是一個重要的變量，至少我們現在看不到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的明顯信號。相反，經濟危機會傷害到權貴集團的自身利益，利益的流失是否會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不和與鬥爭，這，或許才是更值得關注的事情。
3 刘力子 前路茫茫：中國經濟中的悲觀與不確定性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深刻的衝擊，尤其是對未來的展望普遍顯得較為悲觀。恆大集團的暴雷、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下跌以及畢業生就業困境成為了這些悲觀情緒的集中體現。這些現象不僅反映了經濟結構的深刻調整，也揭示了社會各層面對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和擔憂。
恆大暴雷：經濟泡沫的破裂
恆大集團的暴雷事件無疑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領域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作為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恆大的倒塌不僅意味著一家企業的失敗，更是整個房地產行業泡沫破裂的信號。恆大暴雷的背後，是企業過度擴張、盲目借貸和政策環境變化的共同作用。政府在房地產領域的調控政策逐漸收緊，打擊了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使得許多依賴高槓桿經營的企業難以為繼。
恆大的倒下直接導致了大量購房者、投資者和上下游企業的利益受損。許多民眾不僅面臨著房產貶值的風險，更有甚者可能面臨“爛尾樓”問題，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未來的擔憂。恆大的事件讓許多人意識到，曾經被視為“永遠漲”的房地產市場並非毫無風險，過度依賴房地產投資的家庭財務安全感也隨之崩塌。
房地產市場：從繁榮走向低迷
恆大事件的背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下跌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信號。多年來，房地產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許多家庭財富積累的主要途徑。然而，隨著政府調控政策的逐步實施，特別是“三道紅線”政策的出台，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明顯的降溫跡象。
房價的下跌讓很多購房者感到不安，尤其是那些在房價高峰期購房的人，他們可能面臨著房產貶值、按揭貸款壓力增大的雙重困境。對於那些將房地產作為主要投資手段的家庭而言，這種情況更是致命的打擊。房產作為“保值增值”工具的神話正在被打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過去以房產為核心的財富積累模式的可持續性。
此外，房地產市場的低迷還對整個經濟帶來了連鎖反應。房地產行業作為“鏈條產業”，其下滑不僅影響到建築、鋼鐵、水泥等上遊行業，還波及到傢具、家電、裝飾等下游產業。這種傳導效應加劇了經濟整體的下行壓力，也進一步打擊了民眾的信心。
畢業生就業困境：年輕人的未來何在？
房地產市場的下滑不僅影響了投資者和購房者，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更讓許多年輕人對未來充滿了悲觀情緒。近年來，隨著高校擴招和經濟增速放緩，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尤其是在疫情之後，許多企業縮減招聘規模甚至停止招聘，這讓本就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雪上加霜。
對於許多畢業生來說，現實與期望的落差巨大。許多人在大學期間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希望通過學歷提升來獲得更好的職業機會。然而，畢業後卻發現，市場上對高學歷人才的需求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很多人不得不接受低薪、與專業不對口甚至臨時性的工作，這使得他們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
畢業生就業困境不僅影響到個人的職業發展，也讓整個社會的創新和活力面臨挑戰。年輕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他們的挫敗感和對未來的悲觀情緒，反映出社會在吸納和培養人才方面的不足。長此以往，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的整體進步和創新能力。
面對恆大暴雷、房地產市場下滑和畢業生就業困境，中國民眾的悲觀情緒難以掩飾。這些現象不僅揭示了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深層次問題，也折射出社會各階層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儘管政府和企業可能會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應對當前的挑戰，但短期內，這些措施能否有效化解危機仍然存在巨大疑問。
房地產市場的低迷、畢業生就業形勢的嚴峻，以及整體經濟下行的壓力，正逐步削弱民眾的信心。很多人開始質疑曾經引以為豪的經濟增長模式，甚至對未來的個人發展和生活質量產生深深的憂慮。對於許多家庭和年輕人來說，前景變得越來越模糊，未來的道路似乎也愈發難以看清。
在這樣的背景下，悲觀情緒或許將持續存在，甚至可能進一步蔓延。無論是投資者、購房者還是剛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都會感到無力應對眼前的困境。社會整體的信心重建之路將異常艱難，前途未卜。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如何面對和處理挫折與不確定性的深刻考驗。未來的路究竟會走向何方，或許只有時間能給出答案，但眼下，前路依舊茫茫，信心難尋。
4 林羅選：赫希曼與發展經濟學
觀察，再觀察，直到永遠。
——蒙田
2016年，由普林斯頓歷史學教授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撰寫的已故經濟學教授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的長篇傳記《入世的哲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的奧德賽之旅》被引入國內出版，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這本傳記將赫希曼傳奇的一生完整地呈現出來。作者還順便披露一些八卦，例如赫希曼曾在二戰中冒著風險營救過大批猶太難民，其中包括畫家夏加爾、杜尚，作家安德烈·布勒東，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以及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
經濟學家，尤其年輕經濟學家，多半恐怕已不知道赫希曼，實在很少會從最新的研究文獻里看到引用這個名字。只有老資格的經濟學家還記得，以前有不少人探討過《退出、呼籲與忠誠》這本充滿思想的小冊子，可惜它最終也沒有進入主流經濟學範式。而阿德爾曼這本傳記給我們帶來一個與印象完全不符的赫希曼，迫使我們重新認識他的思想，也重新思考經濟學這半個多世紀走過的道路。
赫希曼的早年經歷
赫希曼有著傳奇般的學術經歷和人生經歷。他的興趣如此廣泛，發表的著作涵蓋國際貿易、發展經濟學、政治科學和古典哲學領域，無所不論，以至於經常有人懷疑：“到底有幾個赫希曼？”自然只有一個赫希曼，而且再不會有第二個，他不僅是重要的經濟學家，更是這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古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赫希曼的研究從不為現代學術分工所限，因為他只對具體問題有著最強烈的興趣。這也和他多元的學術背景有關：他最早在法國學習政治經濟學，而後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待了一年，學習各種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這一年似乎極為重要，雖然他只是不為學位的非全日制學生，但他有機會修到羅賓斯與哈耶克的課。同時，他也去劍橋聽凱恩斯的高足斯拉法（Piero Srafa）的課。這些學者都致力於挑戰主流經濟理論，斯拉法更是試圖將李嘉圖、馬克思與凱恩斯融為一體。在所有這些歐洲經濟學家裡，赫希曼認為斯拉法對他的影響最大。
隨後歐洲戰火瀰漫，他不得不離開學院，投身現實。赫希曼參與了反對弗朗哥的西班牙內戰，但他一輩子都不太願意探討這段經歷。這似乎並不能簡單歸因於反戰，而是也與赫希曼立場轉變有關。他堅定地反法西斯，同時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左翼政治的問題。所以赫希曼既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拋棄抽象的理論而轉向實踐問題，這是他後來所有研究的思想背景。
赫希曼語言能力強，同時也擅長統計和洞察數據背後的運行規律。所以他最初的工作與國際貿易研究相關。早在英國學習階段，赫希曼已熟讀凱恩斯《通論》。但他在實踐中意識到，被美國經濟學家理論化的凱恩斯主義，很大程度上因為抽象方法而忽略了複雜的國際互動以及制度變遷。這裡的國際互動不僅包括國際貿易，還包括國際政治。例如意大利獨裁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它在非洲的軍事擴張之間有著非常直接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就不能在凱恩斯主義的框架內得到解釋。
赫希曼希望彌補這些缺陷。這也體現出赫希曼的研究風格：總是關注和追蹤那些不起眼、但具有啓發性的小指標，從事經驗性和實踐性的經濟分析，從不遠離政治現實，從不回避倫理訴求。赫希曼一直認為這些小問題的意義比學院裡熱衷研究的規範性問題來得更大。最終他從複雜的統計數據中精巧地構造出一種指數，計算一個行業中各市場競爭主體所佔行業總收入或總資產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於有效衡量市場的集中度。
這項研究後來發展成為赫希曼的第一本書《國家實力與世界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但赫希曼沒去大力推廣自己的發現，也沒有
進一步將它用於產業研究。當時，歐洲經濟學者的工作總是被忽略。另一名學者赫芬達爾（Orris Clemens Herfindahl）也獨立提出了這種測量方法，並將它應用於產業組織。這時才有人想起赫希曼做過類似工作，於是該指數現在被命名為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
二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美國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其他國家。他們注意到非洲、拉美、東南亞都有大量欠發達國家，經濟落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經濟學應該為這些欠發達國家作出貢獻。發展經濟學在此背景下繁榮起來。赫希曼本可以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方面的專家，但是他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為，要真正瞭解發展困境，必須離開熱衷空談理論的學術界，真正走向現實世界。
作為發展經濟學家的赫希曼
1948年，赫希曼遠赴哥倫比亞做研究，很快走遍了哥倫比亞。他的工作與人類學家非常接近，都是“經驗親近”的知識，需要參與觀察而非遠遠地揣測。與之相比，當時主流經濟學的知識都過於“經驗疏遠”。為了確定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發展政策，必然需要大量的信息和“局部知識”。但這些信息很難通過傳統調查得來，越是欠發達國家，調查越困難，至今仍然如此，何況半個世紀以前。所以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大多只是學者在書齋里的理論假想。
當時對經濟發展過程的認識，可分為“均衡發展理論”與“非均衡發展理論”兩派。均衡發展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應當注重產業之間、區域之間、區域之內各個地區的同步發展，平衡分配生產力資源，實現共同增長。如果某些產業、某些地區的發展受到制約，未能跟上整體的發展速度，它就有可能成為整體發展中的短板，制約整體的經濟發展。均衡發展理論的主要支持者包括MIT的羅森斯坦-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哈佛的納克斯（Ragnar Nurkse）等，都是美國學界的大牌學者，影響極大。同時，均衡發展理論又很符合直覺，適合用數學工具來完美描述，所以當時學界大多數人都贊同均衡發展。
非均衡發展理論學者的觀點與之相反，認為經濟發展不必追求產業之間和區域之間的平衡。因為資源的擴散過程在空間上並非同時、均勻，不同區域的發展積累可能有先後，發展本身也可能加劇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中國家資源有限，管理能力也有限，基本做不到全面均衡的發展。當時非均衡發展理論最著名的倡導者是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Cunnar Myrdal），他當時尚未獲得諾貝爾獎，影響力無法與美國學者相比。赫希曼也是非均衡發展理論的支持者，不過他的分析邏輯與繆爾達爾不同，也不支持繆尓達爾。這進一步加劇了赫希曼的邊緣地位。
與羅森斯坦-羅丹這些大牌學者相比，赫希曼在當時的美國學界還只是新人，不算發展理論“圈內人”，甚至不太認識國際學界的很多名家。但他對哥倫比亞的情況有興趣，在哥倫比亞考察過程中知道很多哥倫比亞的具體情況。在此基礎上，赫希曼利用他過去在歐洲獲得的經濟學訓練，一點一點推導政策建議，與當地學者交流，比較各種政策的優劣。他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大牌學者的理論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實證觀察基礎上。這可以說是一種很冒險的做法，也是赫希曼獨有的風格。
在哥倫比亞，赫希曼很快就完成幾篇富有洞見的論文。他很少引用官方數據，因為他深知這些數據存在的問題。與之相反，他更喜歡具體的案例分析。他已深入調查過許多國家不同類型的大企業，理解這些企業的發展背景以及政治關聯，以此來解釋發展問題。赫希曼這些研究私下裡獲得很多學者的好評，包括後來獲得諾獎的博弈論專家謝林（Thomas Schelling）。但是赫希曼仍無法獲得美國教職。哥倫比亞工作合同結束後，他接受了哥倫比亞的咨詢工作，在哥倫比亞生活。
赫希曼希望能與美國發展經濟學界保持接觸。但是他的根本立場與美國主流經濟學不相一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赫希曼總是抱有極深的懷疑主義，不願使用漂亮、簡明的模型來呈現結論。他總是注意一些小問題，希望推進具體項目，甚至對那些具體項目的遠期影響也沒有太大把握。這些都使得他的研究結果看起來很“中庸”，沒有重大意義。
他一直主張經濟學家應該擯棄計劃傾向，更多利用小型實驗來瞭解情況，從實際經驗中學習。這一看法實質上與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最接近。赫希曼在拉丁美洲收穫了大量朋友，並且把所有這些想法都寫入了《經濟發展戰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經濟發展戰略》確立了赫希曼發展經濟學家的身份，可這本書受到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有意思的一點是，發展經濟學領域的大牌學者普遍不喜歡赫希曼這本書。例如哈佛的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認為赫希曼對主流理論批評的同時，並沒有拿出有價值的替代方案。就連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也認為，赫希曼的表述十分新穎有趣，但對於“平衡增長”與“不平衡增長”的兩分法可能存在問題。總之，赫希曼的理論在學術上不嚴謹。
對於赫希曼而言，理論的嚴謹並不是他追求的目標。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過程中，落後國家或者區域內部必然面臨各種張力和博弈。他注意到，發達國家成功經驗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泥潭之間的距離，或者說發展理論的應用過程，很可能是“漫長的彎路”而非“現成的捷徑”。那些簡潔優美的理論可能無助於發展中國家制定具體政策。
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施中，政客會使用各種修辭技巧，而非理論模型。因此赫希曼一直對修辭抱有強烈興趣。即使寫作《經濟發展戰略》這樣的書時，他也會大量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赫希曼重視即刻的小想法，創造出精准的概念來描述這些想法。經過錘鍊，他的著作中總是充滿隱喻和格言警句，這些特徵後來變得越來越明顯。到了晚年，他直接寫了一本《反動的修辭》來批判經濟學語言。赫希曼知道，主流的、數學化的經濟學模型並非他的長處，那些模型反而有可能淹沒無數小細節。而他更看重那些小細節。
在《經濟發展戰略》之後，赫希曼還寫了一本小書《通往進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這本書比《經濟發展戰略》的人類學味道更濃。赫希曼採訪了大量主持巴西和哥倫比亞經濟改革的官員，寫完一章就發給他們看，徵求意見。赫希曼並沒有使自己站在歷史之外，保持足夠的距離。與之相反，赫希曼在寫作時並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希望打破觀察者和參與者的身份隔閡。儘管歷史也沒有完全沿著赫希曼所期望的方向發展，但赫希曼的這項研究使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不平衡發展的具體過程，看到各種維度張力相互作用的結果。所以《通往進步之旅》是《經濟發展戰略》的最佳腳注，也是改革者最好的參考手冊，提供了改革者迫切需要的一切材料。
赫希曼不是宏大項目的支持者，也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他會認真評估項目的投資成本，也會全面研究項目所導致的溢出效應。他認為評估一個項目的成敗，與研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得失一樣，永遠不應是單一維度的評估。赫希曼甚至覺得，一個項目的失敗，往往是因為他引致大量競爭者和模仿者，從而導致市場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單一項目的失敗，還有可能是整體市場成功的必要條件。
所以後來赫希曼寫出了一本更具體的《發展項目評述》（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直接評述十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具體的發展項目。這些項目分散在不同國家，不同領域，情況各異，也很難用統一的理論加以概括。赫希曼把故事寫得很精彩，可這本書卻被認為更缺乏理論，瑣碎而膚淺。
赫希曼的學術“轉向”
赫希曼寫完《經濟發展戰略》之後，重新回到了美國學術界。但他並沒有繼續混跡在發展經濟學圈子里，因為那些抽象的發展經濟學模型從不是他關注的重點。赫希曼最關心的問題是“統治者為何能統治”這類根本性政治哲學問題，他很早就開始研究馬基雅維利。而馬基雅維利這類政治先驅缺乏耐心處理的經濟問題，正是赫希曼最擅長的地方。
在1960年代末期，赫希曼把視角從經驗研究轉向一般性的理論研究，即《退出、呼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and States）。這本書終於受到經濟學家的熱情歡迎。赫希曼後來在《自我顛覆的傾向》（A Propensity to Self-Subversion）中反思，《退出、呼籲與忠誠》的最初緣起，仍是因為他在非洲等地考察各類發展項目，發現相似的經濟政策在各地的實踐中表現出極大差異。因此研究本地人面對發展政策所採取的策略反應就顯得尤為重要。赫希曼後來寫《反動的修辭》也與之相關。那本書看似更多地在討論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實則與當時蘇聯和東歐的經濟背景密不可分。
《退出、呼籲與忠誠》這本書本身很難歸入經濟學或政治學範式，它是一本涉及普遍問題、使用普遍性方法的理論著作，既可用於政治經濟分析，也可用於企業分析。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涉及的思想已經存在許多年，但從未有人從這個角度把它們概念化，並且用於解釋政治和企業問題。這本書是很典型的赫希曼著作，從實踐觀察出發歸納理論，探討基本問題。赫希曼的理論非常吸引人，卻不能有效融入現有經典理論框架，使得很多學者感到惱火，公共選擇理論創始人圖洛克（Gordon Tullock）直接批評這本書“反理論”。
但赫希曼的興趣本就不是經典理論，不是經濟發展理論，也不是公共選擇理論。他致力於從實踐觀察中闡明歷史發展軌跡的多樣性。赫希曼在《退出、呼籲與忠誠》出版後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入人生又一個巔峰，開始自由地討論更基礎的理論問題，與主流經濟學理論抗衡。他很快寫出《激情與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這是一本理論化甚至哲學味十足的著作，但赫希曼在寫作時清楚地思考著拉丁美洲問題。
柏拉圖曾說，激情與利益必須相互制衡。赫希曼發現，學界對亞當·斯密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化解讀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認真讀過《國富論》的學生已經很少，幾乎所有經濟系學生都知道，斯密是自由主義之父，信奉看不見的手。而另一些有道德關懷的學者也喜歡引用斯密，將他描述為人道主義者。每個人都願意引用斯密，但那只是作為修辭，與斯密本人並沒有什麼關係。
長期以來，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被譴責為一種貪婪的罪惡，然而現在卻被賦予了新的功能，即可控制人類、難以駕馭的破壞性的慾望。赫希曼為我們提供了關於資本主義興起的一項全新解釋，強調傳統與現代的緊密承接。赫希曼的發現頗具諷刺意義：現在我們認為資本主義最邪惡的特徵，卻是它最初的追求目標，壓抑慾望以追求“無害的”也是單調的商業利益。
赫希曼還在書里批評了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在經濟學界產生過極大的影響，被認為提出了一套最富直覺含義的經濟學理論。但是在赫希曼看來，這仍然是修辭術，仍然偏於抽象模型，而非基於真實觀察得出的理論。赫希曼後來寫了《轉變參與：私人利益與公共行動》（Shifting Involvements：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社會集體的進步：拉丁美洲的草根經驗》（Getting ahead collectively: grassroots experiences in Latin America）等小冊子。然而從學界的反響看來，反倒比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要弱得多。
但赫希曼從未向主流學界妥協。從最早的《國家實力與世界貿易的結構》和《經濟發展戰略》，到後來的《退出、呼籲與忠誠》和《激情與利益》，赫希曼總是堅持用自己的方法歸納事實，提煉理論。他不迷信經典理論，而是相信理論的新進展會證實他的發現。
赫希曼與現代發展經濟學
當年盛極一時的發展經濟學，在上世紀60年代之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其中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是發展經濟學不能有效指導發展中國家成功發展，從落後的經濟泥潭中掙扎出來。平衡發展理論已被幾十年的現實經驗判定失敗，而非平衡發展理論很少取得實踐機會，也很難得到支持。經濟學總是一門社會科學，無法在現實中驗證的理論必定被人拋棄。
上世紀90年代，兩個著名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與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之間發生一場著名的爭論，爭論與發展經濟學有關。薩克斯野心勃勃地推行一個“千禧村”計劃，即在非洲尋找1000個村莊，根據當地狀況推行脫貧政策試點。這1000個村莊成功後，影響會向周圍輻射，從而帶動整個非洲大陸的經濟起飛。從這個角度看，“千禧村”計劃已經與當年的平衡發展理論不同，向非平衡發展理論靠攏，向當年赫希曼的立場靠攏。
可伊斯特利還是反對薩克斯的計劃。伊斯特利曾寫過一本書名為《白人的負擔》，全面總結了聯合國與世界銀行在全球推行扶貧政策的失敗教訓，文風與赫希曼十分接近。這本書以翔實材料證明瞭國際援助的普遍失敗，可惜也未能找出失敗的普遍原因。伊斯特利認為，從經濟學家幾十年來的失敗教訓來看，我們對扶貧所需知識極度欠缺，薩克斯在這些方面沒有顯著突破，所以他的千禧村實驗仍不可能獲得成功。
這些學者比赫希曼晚一輩，研究風格與赫希曼有些接近了。再晚一輩的學者則更接近，例如MIT的兩位中堅學者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他們的研究具有明確的實證導向，通過具體的微觀實驗來檢驗各種現有的發展理論。所以他們既沒有薩克斯那種改變世界的樂觀，也沒有伊斯特利那種一無可為的悲觀，不遠千里去非洲和印度等地做實地研究，只是想弄明白那些國際援助計劃失敗的深層原因。他們認為，沒有弄明白當地人的真實想法和真實行為之前，任何外部援助都只是賭博。而班納吉與迪弗洛的研究確實表明，在真正瞭解當地人的需求之後，才可能找到突破點，有可能通過很小的調整就一舉改變當地的落後狀況。
赫希曼當年熱衷於探究發展中的小問題、小細節，因為他深深感受到這些細節對於貧困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也會直接決定扶貧政策的成敗。從這個角度看，當前興起的田野實驗經濟學和政策評估研究是赫希曼發展經濟思想的真正繼承者。前者可用於理解貧困人群的生活和思想，後者則可用於具體評估政策的得失，這兩類研究本身也常常聯繫在一起。
例如班納吉與迪弗洛總強調“貧困”是個非常複雜、多元、地域性的概念，發展經濟學家們在使用它時必須極為小心。很多經濟學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於“貧困線”這種方法來篩選窮人。但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方法可能不準確。比如發展中國家的有些家庭確實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關係不斷匯款，所以實際並不貧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則可以從政府獲得“灰色收入”，所以也並不貧困。
又比如，一些經濟學家嘗試使用“小額貸款”來幫助窮人，並在孟加拉國的部分地區獲得了成功。這種手段被廣泛複製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班納吉等就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從多個維度來系統檢驗小額貸款的影響，包括家庭、組織、習慣、傳統文化等，最終證明這種手段的局限性。
現代發展經濟學已經大幅度地突破傳統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把其他可能潛在影響經濟決策行為的因素都引入討論範圍。當年赫希曼正是這麼做的。他在《經濟發展戰略》以及後續的研究中，都討論了很多可能影響經濟後果的習俗、制度、文化因素。可這些研究被當時決策者批評和忽略。幾十年後，現代發展經濟學終於再一次發現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並成為學界共識。
自我顛覆的傾向
大多數經濟學家更願意在現有理論框架內做一些完善修補的工作，不論國際貿易、政治經濟學還是發展經濟學，都是如此。赫希曼從不對此妥協，堅持要從實證研究和實踐經驗中發明自己的經濟學理論。所以他的洞見雖有原創性，卻不容易被納入主流範式。雖然赫希曼的歸納已經足夠精簡和明確，可在習慣主流範式的經濟學家看來，他的思想仍然模糊不清，很難被數學處理。
晚年的赫希曼，以《自我顛覆的傾向》作為他一系列論文結集的書名。“自我顛覆”這個概念來自尼採，赫希曼對此非常認同。他熱衷於反思乃至批判自己早年的理論，將此作為新一段研究的起點。當代發展經濟學的崛起過程也是如此。它們並非是當年經典的發展理論的繼承發展，而是掌握新興經濟學工具的學者對當年錯誤理論的反思。在所有當今重要的發展理論的進展背後，我們都很容易發現當年發展經濟學家的盲目自信和可笑之處。
赫希曼的發展思想當年並沒有被發展經濟學所接受。幾十年後，當代發展經濟學才為他正名。他的研究思想都基於第一手的觀察和思考，所以這些思想的生命力總是比書齋模型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