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通讯2024第二期
1 王丹快评：倒逼出的公民社会
2022年，中国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徐州铁链女事件。这个事件的本质，是制度恶和人性恶的结合。如果期待中共和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能够解决问题，那完全是异想天开。目前，尽管民间舆论群情激愤，但当局已经开始删帖封号，试图压制讨论的声音。这证明了只要专制制度不改变，铁链女的悲剧就还会发生。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事件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力量的起伏。
众所周知，习近平上台之后，重点打击的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经过十年的摧残，曾经一度相对活跃的中国公民社会的积极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控制，或者因为恐惧而禁声。一时之间，中国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被强行压制下去的能量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在特定的外部因素刺激下，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还是会展现出来。这次徐州铁链女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外部因素。这个因素可以说，倒逼出了已经沉寂已久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铁链女事件披露出来之后，尽管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压制民间舆论，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很多人以公民的身份站出来仗义执言。清华大学法律系博士生导师，在微博上有七千多万粉丝的劳东燕教授在她的公众号上写道：“丰县事件一定会载入历史，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并且是其中的参与者。”同校另一位著名教授颜宁也公开表达了关切立场。劳教授的公众号虽然已经被封，但她的勇敢，以及北大、清华、交大等等大学校友的联署信，还是让人看到了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不甘沉默的风骨。
同样站出来的还有作家群体。除了在海外痛斥习近平的著名作家严歌苓之外，在中国国内，具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著有《芈月传》的著名女作家蒋胜男发文说：“愤怒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面对愤怒。”她指出：“铁链锁女，是村两委的失守；第一份通告，是县党委政府的失守；第四份通报，是徐州党委政府的失守，这是阵地战，不能一失再失。”青年作家王圣强更是提供了外界最关注的一些信息，包括铁链女的牙是被钳子掰掉的。作家曹天则公开呼吁取缔妇联，痛斥“国家财政的每一分钱，不应该养这样一群在民众灾难面前麻木沉默的冷血动物。”这些作家，都让人想起疫情期间的武汉作家方方。
此外，广东高等法院前法官刘仕毕挺身而出，指出“董家背着命案而且丰县极少数干部明知，否则不值得如此疯狂的指鹿为马” 。央视名主持人赵普也录制视频要求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表示“恶，之所以野蛮生长，肯定具备滋恶的温床”。与此同时，一枚园地、二湘空间、子规啼春等公众号，女权组织“骄傲女孩”等民间社团等，不仅一直持续关注事件进度，不断转发消息和评论文章，甚至还亲临现场，试图营救。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相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些发声的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人数太少。但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对比前几年的空前沉寂来说，这次铁链女事件激发出的公民社会的能量还是有所增长的；另一方面，从李文亮医生到铁链女，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虽然被强力打压，但并未被完全消灭，只要有机会，还是展现出群情汹涌的姿态。这说明，在中国，公民意识虽然处在潜伏状态，但依然是存在的。在为铁链女的命运悲伤的同时，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徵稿啟事
「對話中國」智庫，青年憲政會，中國民主研究所共同發起的海外華人憲政運動，也是一個推動針對中國問題進行公共討論的運動，本編輯部認為，公共討論，是民主實踐的一部分，是運動開展的重要方式。
本報希望可以成為輿論平台，歡迎大家針對中國應該有的憲政框架以及相關問題，集思廣益，各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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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霞 | 非暴力抗争与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
“非暴力抗争”的创立者是领导印度赢得民族独立的圣雄甘地。“非暴力原则”基于这一理论：“用正义的手段，才能实现正义”。经过100多年许多国家民众的努力，“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联合国将10月2日定为“国际非暴力日”。
美国学者吉恩·夏普毕生投入非暴力抗争研究，被誉为“全球茉莉花革命的理论推手”，“非暴力抗争理论大师”，他整理了非暴力抗争的198种方式，对许多国家民众的启发影响很大，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型到“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被视为非暴力抗争创造性的实践和典范。
同样，非暴力抗争正在成为中国民众反对极权统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抗争方式，并且日益显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彭立发先生在北京四通桥上的英勇无畏；比如南京传媒大学的李康梦无言而坚定举起第一张白纸，迅速蔓延至全中国各地，短短几天传遍全世界…
笔者以为，非暴力抗争不仅是我们当下反对极权国家的最主要抗争方式，而且对中国未来能不能和平实现中国政治转型并取得民主的巩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
首先，坚持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反抗极权统治的现实选择，而且是推进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普通民众都可以加入的日常生活中可行的基本方式，它具有现实性、广泛性；非暴力抗争的具体形式有多种多样，对民众来说容易接受、容易运用、容易传开，而对极权统治者来说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而难于事先防御。因此，非暴力抗争越来越深入人心深入民间。我们今天开展非暴力抗争的目标是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争得人权保障、争得公民权利。在这个目标下，推进民间各种力量的团结联合不仅必要而且也不那么难。
但是，如果用今天、明天、后天，来比喻中国政治转型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原则是我们在整个推进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非暴力抗争是我们今天的唯一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枪，也不仅因为这是道德理念的要求，它还是我们为着走向明天——推动宪政民主过程的需要，同样是我们的后天——在和平化解民主转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民主巩固的需要。
因为，专制极权的崩塌不等于宪政民主的自然实现。明天，我们还面临着专制国家垮台后的清理废墟垃圾，建设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这可能是比推翻极权统治更困难的一个过程。
当未来中国进入后中共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那时我们面对的矛盾分歧的复杂程度也许是空前的、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那时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化解，怎么合作？或许和平理性地沟通协商合作，更有那时当下的现实紧迫性。
由此，站在明天的角度看今天，我们今天坚持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就既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选择，也不仅仅是抗争的策略选择；而是我们要始终一贯坚持的基本理念和行动原则。这就是说，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辈，孙子辈的根本利益而考虑，明天我们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
如果说今天我们坚持非暴力抗争，是为了反对“极权专制暴政”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是为了反对“多数暴政”，为每个人的人权保障、为实现每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努力。
如果我们在今天、明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始终坚持理性思考，学会以自由民主法治理念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为后天民主的巩固打下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使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不至于再像100年前那样，被一系列的事变而打断。
其次，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非暴力原则，但我们也会始终面对暴力问题。我们该当如何？换句话说，暴力现象将在中国政治转型过程的各个阶段上都会出现，我们将如何面对与处置？
今天我们谈论坚持非暴力抗争时，都知道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抗争的典范和英雄。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典范成为榜样，在某种角度上说，是因为他们反对的那个强势力量，有人道文明的最后底线，并没有杀害他们的生命。而反观中共，被中共杀害的林昭、遇罗克、刘晓波等，1989年6.4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们，有哪一位是采取了暴力行动的，没有！但是，他们都被极权统治当局夺去了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着毫无人道文明底线、世界上最野蛮最残暴的邪恶力量。因此，当极权暴政的屠刀高高举起时，坚持非暴力原则并不等于取消民众反抗屠杀而展开的自卫行动权利。前些天贵州省苗族民众的行动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为贵州省苗族民众叫好。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毫无底线的极权暴政，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处境会更加严酷更加艰难，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需要更坚定的信念、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更长期的韧性的努力，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行动。
同时，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暴力现象，也将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认，许多人包括国际社会都担心，有朝一日中共突然垮台、突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会不会乱？
从国际社会角度说，中国一旦社会秩序崩溃、中国难民突然大量涌向亚洲邻国，涌向欧州美洲，那世界就不得安宁。
从国内看，中共几十年的作恶，在全社会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当统治崩溃时，长期积压的仇恨一旦爆发，人们的复仇愿望很自然转化为本能的暴力杀戳行为，那时的中国民众将又被卷入血腥动荡之中。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文化传统、没有全民性的宗教力量引导、没有超越世俗政治的、具有全民信服力的结构性人物来有效引导人们的行为。比如像西班牙转型时的胡安卡洛斯国王、比如日本天皇式的人物等。由此，担心中国会乱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绝不是维持极权政权继续统治的理由！
相反，这正需要我们坚持非暴力原则，反对暴力杀戳。即努力运用法治力量，一方面将祸害人民的极权统治集团犯罪者诉诸于法律，依法审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尽可能地团结极权体制内外一切希望中国和平转型的人们，加强联合和协作，努力维持经济社会运转的正常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暴力行为，降低社会动荡程度，努力减少中国政治转型的社会代价。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切实支持，帮助中国人民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并且，当明天来到时，或许原来共同一致反抗极权统治的各种力量，面对多元化的诉求和利益关系时，会出现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冲突。我们更要理性地面对，任何时候都坚持民主协商，坚持非暴力原则，绝不试图用暴力行动来解决问题。
第三，坚持非暴力原则需要我们提升自身素质。
和平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自身要具备相当的文明素养。推进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教育、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过程。
最根本的是防止用极权思维反极权。从大陆到海外的中国人，从小到大接受的几乎都是极权国家的学校教育，极权意识形态的灌输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不可否认，极权意识形态和极权思维已经给每个人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坚持非暴力抗争，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人们，首先需要自我消毒，不断吐出从小被灌输被洗脑的“狼奶”。比如极端思维、唯我正确、强调思想统一，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成王败寇、非黑即白、不择手段、等等，等等。
比如，中共给人从小到大灌输“仇恨”教育，用“仇恨”意识毒害人心，仇恨心理会使人极为冷酷无情，难以培养起善良仁慈的共情能力与同理心，甚至由仇恨意识滋生反人道反人性的恶魔心理。例如面对9.13的反人类恐怖主义罪行，中国不少人竟然欢呼叫好。一旦仇恨意识支配心灵，或者遇事便易怒暴戾，动辄口出恶言，污秽性骂成了口头禅，或者对不同意见者恶语相向；或者不讨论观点而专攻击人身。这些情况，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
再比如，极权统治者强化自秦以来的帝王大一统意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中毒甚深。这将在中国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难于理性平和地处理好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地方民众各有不同愿望诉求的问题。只有自觉清除“大一统”思想，充分尊重保护每个人的权利——首先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才能清醒地做到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别人，不被极权统治利用来伤害不同族群的民众，揭露他们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义，实施变相种族灭绝、残酷迫害不同族群民众的罪行和谎言。
最后，开阔我们的视野和心胸，吸收一切有益于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思想营养和理论知识；真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学会妥协、学会接受、学会包容。
3 刘力子：2024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与转机
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这种经济放缓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多种内外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首先，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冲突频繁，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其次，国内需求疲软，消费升级不及预期，导致内需市场难以有效支撑经济增长。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政策虽然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但也使这一经济支柱产业的增长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使得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在2024年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习近平执政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独裁措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让人难以忽视。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加强对党的控制，习近平强化了权力的集中。这一治理模式在短期内可能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但其长期效果却备受质疑。 习近平政府过于依赖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忽视了民营企业的作用。在经济政策上，过度强调控制和监管，使得创新活力和市场动力受到压制。科技行业的严格监管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正当竞争和市场泡沫，但也削弱了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此外，习近平的政策倾向于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管控，压制不同声音和批评意见。媒体和公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受到严格限制，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缺乏透明度和社会参与。这种高压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政治稳定，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造成阻碍。
公民运动的兴起 在经济下行和政治高压的背景下，公民运动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近年来，中国各地不断出现针对环境污染、强制拆迁和劳工权益等问题的抗议活动。这些公民运动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社会公正和政府问责的强烈诉求。 公民运动不仅是社会不满的宣泄，更是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一个缺乏有效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政治体制中，公民运动通过集体行动和公共讨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民意基础和现实压力。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宪政运动的必要性 与公民运动相辅相成的是宪政运动。宪政运动主张通过法治和制度改革，建立起一个公正透明的政治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参与。在习近平的独裁治理下，宪政运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宪政运动强调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也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在中国，宪政运动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政府对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推动宪政改革的路径异常艰难。然而，宪政运动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现状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希望。 展望与结论 展望未来，中国要实现经济复苏和社会进步，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政治经济模式。习近平的独裁治理虽然在短期内提供了政治稳定，但其对经济活力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影响需引起重视。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通过公民运动，中国民众可以集结力量，表达诉求，推动社会进步。宪政运动则通过制度建设和法治保障，为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支持。两者共同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从政治独裁走向民主法治，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创造条件。 在2024年这个关键节点，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蕴含着转机。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唯有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复苏和长治久安。
4 林罗选 为什么安提戈涅不服从
安提戈涅字面上的意思是“不服从，不妥协”。
在公元前441年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为了
争夺王位，曾借助外邦军队打自己的祖国，最后败死疆场。其舅父克瑞翁当上国王后
，命令将其曝尸荒野，不许任何人埋葬。而在古希腊，埋葬亲人是神圣的义务，于是
，安提戈涅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违反神谕服从国法任波吕涅克斯曝尸荒野，任
由鸟兽吞食；要么违反国法遵从神谕安葬波吕涅克斯。然而，安提戈涅认为，克瑞翁“
没有权利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她违背城邦法令，将干沙洒在波吕涅克斯的尸体上
，并奠了酒水，安葬了其哥哥。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提戈涅可以看成是人类历史上“公民不服从”先驱。不过，仅仅
在42年后，苏格拉底的表现却与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相反。因“腐蚀青年人的心
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70岁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尽管他有机会逃走，但他却
服从了不公正的法律和判决。在《克里托》篇中，他对帮助他做好了逃狱准备的克里
托陈述了他服从的理由：“如果公开宣布了的法律判决没有效力，可以由私人来加以取
消或摧毁，那么你能想象一个城邦会继续存在而不被颠覆吗？”“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国
家,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她加诸于你的任何惩罚，无论是鞭挞还是
监禁……”因此，苏格拉底认为他逃跑的理由是不正当的，而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活着
，而是活着正当，所以，苏格拉底接受了他的判决，饮鸩而亡。
面对一条不正义的法律，究竟是想安提戈涅那般不服从，还是像苏格拉底那般服从
呢？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呢？自此，争议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还
有各大五十大板的，如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别代表两种不同
的伦理实体：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两个人的冲突是家庭礼法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
，而其悲剧的根源在于双方的片面性：安提戈涅因坚持自然的神法而反抗城邦法而遭
受自身的毁灭；克瑞翁由于坚持城邦法而反对神法，最后儿子海蒙与之决裂，抚未婚
妻安提戈涅的尸体自杀；其妻得知消息后，随即也自杀。两人的片面导致了各自的悲
剧，在这里，黑格尔再次显示了他的辩证法的威力和狡猾。
为什么安提戈涅可以不服从呢？悲剧的根源到底来自何处？其实，不妨看看作者索
福克勒斯的态度。索福克勒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96年，大致生活在伯里克利年代。古
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代表者伯里克利与索福克勒斯的年龄大约相差只一岁。创作《
安提戈涅》时，伯利克里大约54岁。此时的雅典，加强了公民大会、500人会议和陪审
法庭的权力，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政治臻于全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中就曾记录伯利克里的一篇著名演讲《伯利克里葬礼演说》，在这次纪念阵亡
将士国葬典礼上，伯利克里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
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人加以管理。”
然而，即便如此，这位被称为“第一公民”的伯利克里也有专断独行的时候。如当时的
政治家、另一位修昔底德因为反对伯里克利的城建政策而遭到流放，伯里克利甚至不
惜与各方翻脸坚持这项政策，索福克勒斯正是借“克瑞翁”对当时的伯里克利进行暗讽，
并借克瑞翁之子海蒙之口质问他。
在《安提戈涅》中，当克瑞翁说：“难道我应当按照别人的意思，而不按照自己的
意思治理这国土吗？”他的儿子海蒙回答：“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克瑞翁又
问：“难道城邦不归统治者所有吗？”海蒙回答：“你可以独自在沙漠中作个好国王。”可
见，在深受当时民主政治思想影响的海蒙看来，国王克瑞翁只是城邦的代理人，并不
是所有者；法律应该使得公众满意，而不是国王一个人的意志。用几十年后的苏格拉
底话说就是：“建立在人民意志和国家法律基础上的政权是君主制；而违反民意，不是
建立在法律而是建立在统治者专横之上的政权是僭主”，在索福克勒斯看来，克瑞翁正
是一位僭主。
而安提戈涅的理由更是充分。当护卫将不服从的安提戈涅带到克瑞翁面前。克瑞
翁问：“你真敢违背法令吗？” 安提戈涅答道：“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不是宙斯，
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
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
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在克瑞翁看来，“凡是城邦所任命的人，人们必须对他事事顺从，不管事情大小，
公正不公正。”他的命令便是法律，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然而，在安提戈涅看来，人
应该遵从比国王克瑞翁的命令更高的法，只有天神的律条和自然的法则才是永恒的。
每读到此，虽然不甚满意黑格尔对安提戈涅的不公，却同意他对安提戈涅的评价
——“在地上出现过的最壮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