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托斯：古巴革命的另类“标本”
文/袁铁坚
一
2014年2月，迈阿密，一个鲐背老人的葬礼在该市的Caballro Rivero Woodlawn 殡仪馆举行，当地的许多政要、名流以及普通民众前往悼念，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古巴裔。同年3月，佛州国际大学古巴研究所举办了有关他的生命与遗产的座谈会。此后，每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的古巴裔群体都会以座谈、剪影展和纪念会的方式，纪念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一生。
这个被视为“古巴革命中良心派的殉道者”，就是乌贝尔·马托斯（Huber Matos 1918-2014）。
在简中体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有关古巴革命的相关介绍可以说不绝于耳，其中涉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生平与评述的则连篇累牍，堪称触手可及。但，有关马托斯的评述，却极为少见，在海量信息的知识星空中，可说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熟悉古巴革命历史的都知道，古巴共产党的前身是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这是一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左翼混合的反独裁联盟。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可说功不可没，他们主张宪政、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因此对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深恶痛绝，许多人因此参与了古巴革命。马托斯就是其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古巴革命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是与卡斯特罗、格瓦拉.、西恩富戈斯这“三驾马车”齐名的风云人物。
然而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迅速抛弃了“联合政权”思路，转向“社会主义一党专政”。这自然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理念相冲突，于是，以马托斯为首的一群人奋起反抗，马托斯更以辞去高官要职的公开信宣示了与卡斯特罗的决裂，他在信中表示：“我们不是为一个新的独裁流血奋斗的”，并深深地担忧：“革命正被劫持”。
此举自然激怒了处于权力中心且已大权在握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于是，马托斯瞬间从权力的高峰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他也被视为革命的“叛徒”而受审，被判刑20年，在狱中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
他本可以不这样做，在革命胜利后尽享一个功勋而获得的荣华富贵，甚至，当他选择与昔日的战友决裂时，他完全可以不那么“书生气”。但他还是义无反顾，选择缚手就擒，并且永不低头。在一次次审判中，他始终拒绝认罪，直言“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反对新独裁”。
卡斯特罗也算手下留情，在革命法庭欲以死刑定罪的审判中，马托斯最终因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而逃过生死之劫。
卡斯特罗说“我不想让他成为殉道者”——这在深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古巴人的语境中，“殉道者”无疑占有崇高的道德至高点并形成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
但，最终，马托斯还是被广泛地视为“古巴革命良心的殉道者”，这一标签，一直贯穿于其生前死后。
二
古巴革命的领袖群体，是由一批热血青年所组成，1959年，革命胜利之际，“三驾马车”的年龄分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32岁，切·格瓦拉：30岁，卡米洛·西恩富戈斯：26岁。而掌握军权，却经常隐身幕后的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之亲弟弟）也仅27岁。这些年轻人均涉世不深，却极富反叛精神和理想主义气质。
而马托斯则相对年长一些，1959年，他已40有余，其阅历相对丰富，家境也比较优渥，这位曾任过教师、种植园主的革命领袖，信奉的是自由派的宪政主义，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就是为了结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恢复宪政民主制度。
马托斯对古巴革命的成功贡献巨大。前期，他虽没有参加起义，但在游击队遭到残酷镇压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通过秘密运送武器、弹药和物质，帮助起义军度过了最初的险境而重获生机。此后，他又正式投入起义军阵营，并领导了一支以勇敢和纪律著称的游击队，屡战屡胜，最终成为打垮巴蒂斯塔政府军的中坚力量。革命胜利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任命马托斯担任卡巴圭省的最高军政首脑，该省位于古巴中部，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被称之为“国之咽喉”，可见，当时的新政权最高领导人对其信任与倚重之高。
但信仰、理念及政见的分歧却在这两位革命同道人的身后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最终导致彼此分道扬镳，反目为仇。
古巴革命胜利后之所以投向苏联阵营而与美国决裂对抗，其实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或者说，由于多种因素的相互纠缠与角力（也包含某些难以言说的误判），最终导致了美国这个传统“后院”的起火，并数十年如一日地燃烧不息，成为其心头之患。
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是古巴革命的导火索，这位军人出身的前总统在1952年通过军事政变废除宪法，终止竞选，实行独裁，并限制言论自由，严厉镇压异见人士，这在国内外都造成极坏的影响。尤其在古巴国内，形成了各种势力联合对抗独裁当政者的态势。
巴蒂斯塔的这种统治术其实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是相冲突的，这就造成美国政府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因为历史与地缘的因素，美国在古巴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利益需要当政者的保护，因此，美国政府在财团的影响下，不得不对“独裁者”的所作所为予以默认甚至庇护；另一方面，受国内政治与舆情的影响，又不得不对“独裁者”的违宪及种种限制民权之举予以谴责。这样，在古巴革命燃起熊熊大火之后，事实上，压垮巴蒂斯塔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美国取消了对其的一切支持和援助，甚至乐见革命之成功。
这也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首访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的重要原因，而且，这次造访还在美国掀起一阵“旋风”，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古巴的新政权都普遍报有好感。
但，菲德尔·卡斯特罗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怀以及其弟劳尔和其游击战导师格瓦拉的社会主义理念，决定了未来古巴的发展之路必然会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相冲突，美古之间短短的“蜜月期”便因古巴“国有化”经济政策的实施而结束，因经济而形成的政治冲突便在所难免。
这种冲突自然也会在古巴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革命时会因面对共同的敌人而将政治上的分歧隐于无形，但胜利后，走什么样的路必然会决定鹿死谁手。
参与古巴革命的一大势力便是自由宪政派群体，他们因反对独裁而与“726运动”组成了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追求的是宪政民主，在经济改革上是力主渐进温和，因此，对古巴新政权掀起的大规模“国有化”的激进社会主义浪潮是心存疑虑的。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便是马托斯和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费利佩·帕斯。帕斯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是古巴最具国际背景的金融专家，他主张温和的经济改革，在保持与美国及西方金融机构的联系并稳定经济的同时，有限度地实行某些领域的“国有化”和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从而达到解决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富悬殊的双重难题。而马托斯对此是赞许的。
但显然，新政权中，激进的格瓦拉和劳尔则倾向于彻底打破旧有经济结构，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将所有资源收归国有。而这两人，一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国际战友，一个是其亲弟弟（所谓“上阵还靠亲兄弟”），加上当时国际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浪潮的风起云涌，最终导致其意识形态的天平倒向了左翼。
这就注定了马托斯与帕斯的悲剧命运，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辞职，而前者更是在辞职信中对卡氏兄弟的“家族式独裁”予以了公开谴责。与此同时，军队中又发生了空军将领武装反抗及叛逃事件，这些都严重影响到新政权的生死存亡，于是，路线之争变成了生死之争，也直接推动了古巴政治的极化：要么绝对忠诚，要么被清洗出局。
马托斯被捕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前往执行逮捕任务的是“三驾马车”中的西恩富戈斯，他是军中少帅，威望很高，极受民众爱戴，同时又是马托斯的亲密战友，两人关系极好。这次逮捕行为更像是一次老朋友的见面。马托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谈了为什么要与卡斯特罗决裂的缘因以及对未来国家前途的担忧，西恩富戈斯则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场革命是人文主义的、带有橄榄绿色彩的，还充满了古巴风情；但请放心，如果能解决人民的问题，保障未来的办法是共产主义，那我就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甚至，马托斯在面临逮捕的情况下，还对作为受命者的好友作了善意的提醒：未来，或许现在的我便是下一个的你。这颇有一点“狡兔死走狗烹”的说教，但对方不置可否。
耐人寻味的是，仅仅在西恩富戈斯执行完逮捕任务后的一周之后，1959年10月28日的深夜，这位年轻而帅气且深受民众爱戴的浪漫英雄便在一次空难意外中身亡，其遗体和飞机残骸始终未能发现。因此，民间传言，这是一次“阴谋”，西恩富戈斯因功高震主而遭遇“清洗”。而官方叙事中，他是忠诚而纯洁的“烈士”，因此，古巴每年都要在其殉难日予以纪念，他的名字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学校、工厂、军队和地名。
其中的真相，始终是一个谜！
三
对古巴革命的评价，因立场不同，可谓见仁见智。
但置身于其中的三位领袖人物：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乌贝尔·马托斯，则因其各自的传奇人生以及展现出的独特个性乃至于命运的迥异，成为这次革命的三个“标本”，并引发出我们对革命、人性与命运的深刻反思与探索。
三人因反独裁而走到了一起，三人最终又因新的“独裁”而分道扬镳。马托斯是最早祭出这面反“新独裁”的旗帜而率先出局，格瓦拉针对的虽然不是“独裁”，但却因继续革命方向所指的不同而毅然出走，而卡斯特罗则近乎于终生执政（最后交权的对象也是其弟劳尔），成为一位无论是权力运作还是舆论名声上当之无愧的独裁者。
卡斯特罗从一个反独裁的斗士而演变成一个新的独裁者，是否是一种必然？或者说，通过革命暴力获得的政权通常是否都难逃一个新的独裁者攫取革命成果的宿命？
不容置疑，这些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都是理想主义爆棚的斗士和勇士，卡斯特罗自然毫不例外，他的理想主义源泉来自于“古巴国父”何塞·马蒂，其核心理念是强调民族独立、反帝及追求社会正义。因此，革命胜利后，这种理想的实施必然会触及美国的利益，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的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古关系在革命后必然会走向破裂，因为卡斯特罗争取的就是“民族自决”——古巴人民的事情由自己作主，不容外人干涉。
但要做到这种“自决”谈何容易，无论内外都阻力重重，纷争不断。为了“民族自决”理想的实现，必须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而这种“巩固”必然也就是以个人的绝对权威来推动所有的一切——在国际上，古巴人自己说了算；在古巴，个人说了算。
但事实上，在古巴，卡斯特罗可以个人说了算。但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小国，必然要依附于一个大国，所以，在美古关系破裂后，古巴选择了投靠苏联，所谓的“民族自决”最终也成为了一句空话。
所以，卡斯特罗的“理想主义”在古巴国内也就异化转变为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前期对马托斯的处置如此，后期让格瓦拉自行出走亦如此——他曾放手让格瓦拉主导古巴经济，但结果一败涂地。最后，为了政权的稳固，他不得不亲自下场收拾烂摊子。
为了心中的理想，卡斯特罗为反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而举兵起义，而革命胜利后他又最终滑向了巴蒂斯塔式的独裁，这是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变异？
切·格瓦拉的一生又何尝不是理想主义变异的特立独行！
这个医生出身的阿根廷裔革命家，似乎一生都是在为“理想”反复折腾，他的理想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不断革命”，用毛泽东的诗句来概括，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是要打造一个干净而纯洁的世界，所以，他在主导古巴经济时，用彻底的“国有化”来废除私人资本，用“道德激励”来代替“物质激励”，反对依赖市场价格机制，主张以国家计划全面调配资源，强调意识形态先于经济效率。结果造成古巴经济陷于困境，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物质极度缺乏。
此后，他放弃古巴的高官厚禄，投身海外革命，先赴刚果，后转战玻利维亚，最后丧命于游击战中。
格瓦拉在道德形象上受到众多追捧，他舍弃权力，甘愿牺牲，生活清贫，这与许多政治人物的功利现实及贪腐堕落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也因此成为全球反叛青年乃至流行文化中的不朽偶像。
但格瓦拉人格上的另一面，则是所谓“革命”的彻底性，对待“敌人”所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可谓残酷无情，毫不手软。
就这一点，似乎与“红色高棉”时期的波尔布特似有可比之处。
不妨想象一下，你若在格瓦拉“理想主义”的统治下，你的生活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
关于格瓦拉被任命来掌管古巴国家银行，有这样一个趣闻：帕斯辞职后，谁来干？卡斯特罗问“谁是经济学家”（Economista）?格瓦拉误听为“谁是共产主义者”（Comunista），于是举手，结果就被任命了。
一群被理想主义光环笼罩的青年人在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极易被“理想”所蛊惑而为所欲为，从而将千百万人的未来作为“理想”的实验场，结果造成了无数的悲剧和惨痛的教训。
于是，哲人常常感慨“理想主义是用鲜花铺就的，目标是天堂，结果却是地狱”。
马托斯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宪政民主，其核心理念是“宪法至上”，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宪法限制，政府的运作必须限制在法律框架之内，权力不能随意滥用，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
于是，他投身于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时如此，他在革命胜利后放弃高官厚禄抵制卡斯特罗的新独裁更如此，他在晚年书写自己的回忆录《夜幕是怎样降临的》时的所思所想亦如此……
但，在古巴的现实土壤中，马托斯始终是一个悲情人物。
四
《夜幕是怎样降临的》，是马托斯关于自身亲身经历的深刻自述，既是对古巴革命的证言，也记录了其个人的思想轨迹与道德挣扎。该书发布于2002年，分别有西班牙语版和英文译本两种。
书中既有生平叙述，又有对历史事件的审视与反思，更有一些珍贵的史料与细节，从而成为研究古巴革命史的一份难得的亲历者回忆及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但书中因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而受到两极的评价：古巴官方认为马托斯夸大其功劳，抹黑革命，是“叛徒的自白”。而西方媒体则普遍对其评价甚高，被赞为“剥除了左翼对革命的浪漫包装”，可媲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我掩卷之后，联想到卡斯特罗、格瓦拉和马托斯三人对后世的不同影响及其命运，却有无限的感慨。
菲德尔·卡斯特罗虽被称为“独裁者”，且古巴经济始终萎靡不振，却因其长期执政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之成为古巴历史上最有权势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
切·格瓦拉以其近乎疯狂的革命理念试图改变和重塑这个世界，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成为一种“反叛”和“颠覆”的政治和文化符号，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而乌贝尔·马托斯以“宪政民主”为信仰，为追求，不惜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弃若敝屣。虽被视为“人类良知的殉道者”，但似乎鲜有人知，尤其在中文世界里。
是信息茧房所致，还是人性弱点所囿？
似乎，“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成者为王败则寇”，“被人畏惧比被人爱戴更可靠”，“在疯子身上，我们常常看到被放大的真理”……先贤们的警世良言，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是的，在今日这个追逐权力、金钱和疯狂的世俗社会中，一个呼唤文明和良知的“殉道者”和“失败者”，是很难获得掌声和回眸的。
想起尼采的那句名言“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现实中、历史上那些曾经的“屠龙少年”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如此？！
谨以此文纪念乌贝尔·马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