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钱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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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普通人却越来越累、越来越不敢消费、越来越对未来感到不安。那么，这些财富到底去哪儿了？
一、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和政府倾斜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学术研究（如李实、李稻葵等学者的测算）：
199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为 68%；
2023年，这一比例降至约 43%–45%（不同口径略有差异）。
这意味着：每创造100元GDP，老百姓能拿到手的钱，比30年前少了近1/4。
与此同时： 企业盈余占比（主要是国企和大型民企利润）从约17%升至25%以上；
政府可支配收入（含土地出让金、税收、社保缴费等）占比也显著上升。 简单说：蛋糕做大了，但切给普通人的那块，比例反而变小了。
二、财富去了哪里？四大主要去向
1.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与基建投资
过去20年，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超 60万亿元 的土地出让收入（截至2023年累计）；
这些钱大部分用于： 城市基建（地铁、新城、园区）； 偿还城投平台债务； 维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运转。 但问题在于：这些投资未必转化为居民福利。 很多新城空置、地铁亏损、产业园招商困难，而房价却被推高，普通家庭背上30年房贷。 财富以“公共投资”名义集中到地方政府手中，但回报并未以公共服务或减税形式返还给民众。
2. 金融与房地产系统：资产泡沫化
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超70%是房产（央行2019调查）；股票、基金、养老金等占比极低。 这意味着：财富看似增长，实则被锁定在钢筋水泥中。 一旦房价停滞或下跌，家庭财富立刻缩水，但债务（房贷）一分不少。 更关键的是：房地产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购房者，而是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和早期炒房者 普通人用一生积蓄接盘，换来的是一张高杠杆的负债表。
3. 大型企业与资本所有者：利润集中化
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前10%的企业（多为金融、能源、电信、互联网巨头）拿走了超80%的净利润；
平台经济崛起后，算法优化带来的效率红利，主要体现为： 股东回报（如腾讯、阿里股价上涨）； 高管薪酬（动辄千万年薪+股权）； 而非骑手、司机、客服等一线劳动者的收入提升。
技术进步本应普惠，但在当前分配机制下，AI省下的成本，变成了资本的超额利润，而非劳动者的闲暇或加薪。
4. 隐性外流：跨境资本流动与财富转移
尽管有外汇管制，但通过贸易虚报、地下钱庄、离岸信托、留学移民等方式，大量私人财富已转移到海外。 胡润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1000万人民币）中，超60%拥有海外资产，近30%计划或已移民。 这些人往往是企业家、高管、资源型行业从业者——他们是中国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也是主要携带者。
结果：国内承担生产与风险，海外享受收益与安全。
三、为什么普通人感觉“没分到”？
因为财富的形态变了：
过去：财富 = 工资 + 存款 → 可直接消费；
现在：财富 = 房产估值 + 股票市值 + 养老金账户 → 纸面富贵，流动性差。
你看着房子“值500万”，但不能吃不能穿，卖了又无处可住；
你听说GDP增长5%，但工资三年没涨，孩子补习费翻倍。统计意义上的“富裕”，掩盖了现金流意义上的“贫困”。
四、这不是“浪费”，而是“结构性转移”
财富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挥霍，而是系统性地从劳动者、消费者、普通家庭，转移到了以下几方：
接收方- 获取方式
地方政府- 土地出让金、税收、社保统筹
金融资本- 利息、资产管理费、IPO套现
垄断性国企- 行业壁垒、数据垄断、规模效应
资产持有者- 房价上涨、股权增值
海外配置者- 跨境转移、离岸架构
这个过程并非“腐败”或“偷窃”，而是现行制度下完全合法、甚至被鼓励的行为。 比如：买房致富是“勤劳致富”，企业避税是“合理筹划”，地方举债搞建设是“担当作为”。
五、结语：财富在哪，权力就在哪
当我们问“财富去哪儿了”，其实是在问：谁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谁决定了资源如何分配？
数据告诉我们： 财富正加速向资产、资本、体制内节点和全球配置者集中，而普通劳动者越来越依赖“出卖时间+高杠杆负债”维持体面生活。 这不是道德批判，而是结构性事实。
不靠呼吁“良心发现”，而需重构分配规则：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对资本利得、房产增值、遗产征收累进税； 打破公共服务与户籍、房产的绑定； 让社保、教育、医疗真正成为“全民公共品”，而非“市场商品”。
否则，再多的GDP增长，也只是让列车跑得更快，而车厢里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一张站票透支一生。 财富没有消失，只是不再属于创造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