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别慎之：一个终身反对派的墓志铭
文 | 朱学勤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5f9?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193338245&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编者按：
正如我们在徐友渔先生《自由主义、新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一文中所提到，在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呈现出一种近乎规律性的循环：每一代人都在上一代的失败废墟上重建批判语言，并将上一代的温和与妥协视为需要超越的软弱。在中国，其实呈现出相似的代际分裂，后一代对前一代的睥睨清晰可见。
朱学勤先生这篇文章，原题为《危城别慎之》，在网上只有片段。正值朱学勤先生整理自己的文集，本刊取得朱学勤先生的同意，登出全文。
本文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精准地捕捉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际接力”这一罕见时刻的真实面貌。朱学勤笔下的李慎之，是一个以自身的党内资历与道德声望为后来者开路的人梯。“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后面还有事”这句话本身，就是中国自由主义传承困境的缩影：正因为空间极度逼仄，每一次发声都需要以个人的全部资本作抵押，代际之间的传递因此既珍贵又脆弱。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改变体制的希望在于每一代人都能继续以血肉之躯去撞。这种清醒与谅解，在公开文字中几乎从不以如此坦率的形式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文超越了一般的悼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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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为自由而鸣，公乃第一人。
4月17日黄昏时分接电话：慎公已进入弥留状态。次日一早飞北京，出机场，阴风惨淡，正是萨斯季节，路人带口罩，不说话，只是走，已现危城景象。登车直驱协和，入病区长廊，却被拦在十米开外，隔一扇玻璃窗看着他远远静卧在那里，口与鼻套着呼吸机，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正忍受弥留之际的病痛。这就是我们的李慎之，知识界近年来公认他为“两头真”第一人，敬称慎公。如今口不能言，但病床上方的那一线脑电波还在顽强跳动，他一定还在想，他想与我说什么？
风雨定交不寻常
199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主办方安排西湖游览，我和他都迟到，错过了开船。赶到湖边，只见码头上肃立一长者，望之俨然，寒风吹动他衣摆，正目送游船远去。回头见还有一个迟到者，问我姓名，放声大笑：“哎呀，我正想找你，却在这里相遇！” 从此定交，十年风雨而不悔。
我们在湖边找一个椅子坐下，暮色四合，任寒风细雨打湿衣背而不觉。我那时40出头，已不年轻，但相比慎公还是差了一代。话题从他经历谈起：
40年代初，他从重庆随周恩来去延安，参与创办新华社国际部。50年代初毛泽东需要英文秘书，即从自己的部属中选派最得力者林克进入中南海。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在昆明被周恩来临时留在了后一架飞机，由此而避过前面“克什米尔公主号”那一劫，捡了一命。1956年苏东事件发生，中南海里每晚开会，急需大量国际电讯，他那时组织编译送政治局会议桌上的外电参考资料，每天30万字，一人审定，通宵达旦，毫无倦意。
1957年大鸣大放，他目睹体制之怪现状：单位之内因调级、分房可随时闹情绪，甩脸色，所谓小民主不断，而单位外社稷民情却噤若寒蝉，道路以目，于是提议开放大民主，压缩小民主。不料毛泽东闻报大怒：我们有两个司局级干部要搞大民主，不搞小民主，什么是大民主？就是上街，就是裴多菲俱乐部！
这段文字至今还留在毛选第五卷中，他因此而成“钦定右派”，受难22年。1979年邓小平访美，他作为特别助理随行，去时还是右派，回来在飞机的舷梯上，来人迎接，开口就是：“慎之同志，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
但也只是平坦了10年。胡乔木请他出任文革后恢复的中联部部长，正部级，被他一个电话拒绝。筹建中国社科院，胡请他参与筹划国际片系列研究所，他自认“学官”尚可为，方同意出任。此后一句“我绝不能在刺刀下做官”，又将副部级官衔挂冠而去。
而他在位时，不以社科院副院长这一高位为自己谋一个起码的职称，以致如今弃位，连个研究员都不是。我问他从右派到复出、从学官到弃位的思想历程，他哈哈大笑：第一年痛不欲生，拼命寻找自己的错误，欲与罪名合拍；第二年豁然开朗，终于“想通”，“想通”不是痛哭流涕，乞求饶恕，而是大彻大悟，跳出思想牢笼，错的不是我，而是他！
1989年之后，反省此生追求，早年理想竟成苍生之误，遂有兜头反思，抉心而食，跳出三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既无官位，又无学者之华衮，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当可踏上不归路。读顾准前，他自称：“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一人！” 发现顾准，他修订为：“天下右派五十万，我是右派第二人！”有这样的精神气概，才会发生后来广为传播的那则真实“逸闻”：境外学者在一学术会议上提问：“文革十年浩劫，请问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举座哑然，唯有他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刷新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此后与他见面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但也仅限于我进京、他来沪，还有一次是在波士顿，总计不过十次。1997年春在北京见他时，他在为一年青人所著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为“自由主义之突破”。
80年代拉锯十年，“自由化”成知识分子之紧箍咒，每念咒一次，思想界即倒退一步，进入90年代，虽少用“自由化”之符咒，却已形成万马齐喑竟可哀。此时读顾准者，都知道这一要穴所在，迫于形格势禁，众人心中会意，笔下却无。我见慎公欲捅破，还有点顾虑，问他是否言之过早？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
自由主义第一声
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终于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袖手谈心性，有新儒家，有后现代，却没有紧扣现实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他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别人用来作筹码讨价还价，他是用来作人梯，为年青人踏着他肩膀踩上去，冲破禁区。
199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我打开电脑，突然看到慎公那篇震撼海内外的长文（编者注，即《风雨苍黄五十年》，首次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呼唤），如受电击。事先没有听说他要写作此文，也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文字，如划破夜空的闪电。我内心煎迫，与妻子说：“从今天起恐怕会有事，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然后给北京的徐友渔打电话：“这么大的风险，不能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独自承担，要说我们一起说，大家来分担，不要让慎公远远地一个人走在前面。”友渔毫不犹豫答应，应该有个配合与支持。再给慎公打电话，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后面还有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
此后事海内尽知，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知识界以资历以名望进政协、进作协，如过江之鲫，披学者之华衮，享各界之谀词，却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如此决绝，视虚衔如粪土，什么部级、副部级、院士、学部委员，乾坤一掷，我只要这一点说真话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的慎公，天子来呼不上船！
天问
慎公大无畏，有形之压力，视若浮尘，无形之流言，则远比前者伤人。当时因流传“南王北李”，内外压力突然加剧。2001年春，我再一次见他时，身躯还是那样挺拔，声音还是那样洪亮，步履却已艰难，中过一次风，病体稍愈。他问我在上海是否能立足，而他自己承受的种种暗伤则闭口不言。两人对坐，又一次暮色四合，夜气逼近，渐至黑透，谁也不想去开灯，直至看不清对方的脸色。
他问我，你们这一代对周恩来怎么看？我告诉他1976年之心境，30年后再也不那样看。他回顾1955年周恩来救他一命，至今难解。既不反驳我，也不赞同，只是不无忧虑地说：“周可谓这个党最后一块道德招牌，这一倒，后面退无可退，无防线可守。”
再问我，对这个体制怎么看，究竟是刚性，还是柔性，是否还有改革的可能？我回答：此乃天问，答案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不担心明天，担心后天，后天之受孕就在今日之世态。他长叹：“如果这个体制是柔性，那就可改，我们今天所做、所争、所呐喊还有意义。如果是刚性不可改，我们呼吁改革毫无意义，那就得承认邓小平1989年即比我们明白，既然退无可退，他就只能那么做，那就等着洪水到来，水火无情，玉石俱焚！”
那天的谈话太沉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与他最后一次长谈。黑暗里，我隐隐听到他似乎在饮泣，时断时续，终至失控：“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
与慎公交往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痛泣垂泪，一时手足无措，说不出一句能安慰老人的话。我只是呆坐在那里，眼睁睁听着他动容、挥泪，乃至大恸。
最后的遗言
如今泰山已颓，大树即倾。这代人的遗言，他已经在四年前说尽：
“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21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50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这就是他最后想说的，他已说尽。遥望北陲，危城中有看不到尽头的白口罩，不说话，只是在那里默默行走。他不再给瘟疫中的危城留一言，撒手而去。历史会记住李慎之，记住瘟疫瘴疠横行之际他为这个民族留下的铮言，是铮言，也是遗言。
为宪政而争，谁非后死者？为自由而鸣，公乃第一人。
2003年冬 SARS瘟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