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转折的2026：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文 | 不著撰人 来源：未定论 https://unsettledjournal.substack.com/p/2026?utm_source=post-email-title&publication_id=7635800&post_id=192952953&utm_campaign=email-post-title&isFreemail=true&r=hemz8&triedRedirect=true&utm_medium=email
一
因无话可说，或因衰老忘事，我对这五年一直恍惚而不知其味，想不起各种曾经，只有“浮雲蔽白日”，“歲月忽已晚”，这断成碎块的两句古诗萦怀不散。
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说，他母亲苦于找不到机会跟他讲自己的故事，用小楷写下一生，临终前放到儿子手中。王先生说：“母亲眼中的中国，是她害怕会消失的传统中国，她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对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亲将之视为职责，要让我尽可能多认识中国，因为我是生长于异乡的孩子。”
无独有偶，齐邦媛也在其《巨流河》的自序里说，“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与声音伴随我由青壮，中年，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几乎已经太迟的时候。我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
作为一个拥有《尚书》、《左传》、《史记》的民族，作为一个从古到今热愛历史的民族，认字的中国人似乎都有一种流淌在骨血里的记录欲。王鼎钧挣扎着撇清说其自传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但也不得不承认：“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
确实，每个人的池泊，连在一起，那便是江河，而江河汹涌之时，池泊也将暂隐无痕。
二
除了那些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2025年的中国，自成一体，又与世界相连——且不说去年，就说现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前一天，美以联军成功斩首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高级官员40多人，哈梅内伊的东方盟友自然会深感震惊与恐惧。
2025年的中国，像最近十年来的往年一样，新闻也几乎随之消失。即便如此，依靠硕果仅存的少数几家媒体（就不列名单了，懂的都懂），以及网络自媒体的曝光，有信息迷宫旅行经验的人，还是能大致了解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2025年的春节档，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超级爆款，到2月13日的时候，它成为中国影史上首部票房过100亿的电影。就在此前几天，巴拿马通知中方，他们打算在三个月后退出“一带一路”。而在百亿票房后没过几天，马云、马化腾、任正非等六位大佬级民营企业家被中央召见，服定心丸。也许是国际烂尾投资花销太狠，需要民间资本买单，前几年随意宰杀民营资本家的意愿暴露得过于坦率，现在为了油水需要暂时收敛一下。蚂蟥吸血民间资本，在中国向来不是奇怪的事。所以，通常，蚂蟥们一定要把资本牛马的血吸到干才会想到，哦，不能一直吸哈。只是为时晚矣。这么想来，《哪吒》之类的民间经济再怎么发达，也经不起蚂蟥永无休止地吸血。记得小时候做数学题，一个池子蓄水1000升，有上下两个水龙头，上龙头进水，下龙头出水，进水管1升/秒，出水管2升/秒，问多久这个池子的水会排干。现在中国经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蓄水量可能还不如这池子。
2025年特朗普又登上了总统宝座，一上来就用关税跟全世界开干，中美是主战场，最终中国的出口商品比2024年那会儿成本大大提高。网上有句评论说，就没见过卖家千方百计得罪买家，还想卖东西的。这其实是与全世界正常国家为敌的同时，却“既要又要还要”战略的自然逻辑结果。
经过短短不到15年的时间，“战狼外交”就把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出口国变成了绝大多数国家最厌恶却又很难完全绝交的生意国。很难完全绝交，是因为中国是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国家，有些货品，如果绕开中国，平替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会大幅攀升，这是邓江胡时代留下的遗产；而现在战狼外交所创造的唯一外交成果，就是受到无礼对待的正常国家厌恶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流氓国家鄙视中国。
三
孔子所谓“苛政猛于虎”，数千年来，官府向来是中国人最大的祸害，最大的灾难。14世纪朱元璋建立朱明王朝后，作为人民最大灾祸的官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加持。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中国演进了一千六百年的中央集权制改造为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皇集权制。迄今六百多年，中经清承明制的加固，以及并借鉴苏联极权模式的创造性提升。
从此，内战即和平，乱世即太平，成为国人生活的新概念。以前，寻求乱世里的生存之道，是国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而现在，生存之道已失去了乱世非乱世之分。
万世皆乱，世即乱世。
这个体制，至少在目前，还是个很顽固的体制，但同时也可能是个脆弱的体制。邓江胡时代的松绑，不但没有摧毁它，反而将它改造得更具韧性，其延展性、抗压性都提高了很多，更加巩固。目前，这个体制到底会因为过于激进而被折腾到脆断，还是会因为“勇敢闯关”，杠头开血花，基因突变，现在尚在未定之天。倘是前者，中国或可经短暂混乱而步入自由民主实习期；倘是后者，则若无外力摧毁它，其自发变革、内部改造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孙中山造反之前（观其所谓革命前后的作为，其识其行，均难以担当革命之重任，也只是造反而已），晚清中国，至少还有清末立宪改革和民间自由办教育这两幅光明的前景。自孙中山为了掌权，不惜引狼入室后，这两条路就都断了，你办教育，想把人培养成正常人，便是动摇其国本，盗窃其战略物资，自然不能容你。所以，当年1906年严复对孙文说的那句话：“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依然有效。只是严孙时代还有条件，晚清当局允许人民自办教育；现在已经没有条件，人民的自我教育权已经被剥夺殆尽。
四
中国传统上的市场，向来都是畸形的。当代历史学家程念祺教授曾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市场从结构上看，是由两个市场构成的，一个是财政市场，一个是生活市场。
根据程先生的看法，由国家主导的财政市场，其运行逻辑是“政治权力分配资源”。国家通过税收、专卖（如盐铁官营）、进贡以及政府采办，垄断了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和关键物资。财政市场的核心目的并非盈利，而是维持庞大的官僚机器运作、战争支出以及皇室消费。民间自发形成的生活市场，其运行逻辑是“等价交换与生存互助”，是百姓为解决基本生存需求（如交换农具、基本生活用品如布匹粮食等等）而形成的基层简易商贸网。
国家通过“超经济的强力控制”垄断资源，生活市场的规模虽然也不小，但始终处于碎片化和低水平、低速发展的状态。财政市场通过对基础物资如盐、铁、茶等的控制，确保了朝廷能掌握社会命脉；碎片化的生活市场则让小农经济保持韧性，互不联结，难以形成对抗国家的经济力量。由于最丰厚的利润被财政市场（官商业）吸纳，民间的财富积累往往不安全。商人致富后，倾向于通过买地、捐官或寻找政治靠山将资本转移到财政体系内部，而不是投入到扩大生产和技术创新中。
这种两个市场的市场结构状态，迄今依然是中国市场结构的常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20年初—2022年底三年封控期间的市场状况——一切与防疫和封控相关药品及其他商品的产销，都被垄断性地操控在政府手中，在整个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由此形成了权力垄断利润，并由权力掌控这一超级利润的利润率、分配形式和分配比例。与官府毫无关联的纯民间资本，以及普通的生活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很难或者几乎无法从中分羹。
在武汉、上海这些城市，财政市场占据了整个市场，生活市场因此消失。人们从上述两个市场中无法获取的日常用品，只能沦为黑市商品，需要力排官府的封控障碍，通过非主流渠道甚至以货易货才能艰难完成交易。那些期间有不幸遭遇的许多人，便是正常市场遭到取缔的恶果。
由于中国市场的奇诡特性，导致了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就是从财政市场中获得财富的官员、商人以及其他特权者，会在服务市场上奢靡消费，这是经济周期中繁荣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经济周期理论中“生产旺盛、失业率低、消费和投资意愿强烈”的繁荣期里，强烈的消费意愿里，最大头的往往是来自权贵与豪商们的消费。服务市场上的从业者通过豪商与特权人士们的奢靡消费，获取财富，由此带动平民消费，提升平民生活市场的活跃度，提升平民的经济收入。因此，古代朝廷都懂得特权阶层的腐败消费对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只要这种腐败消费在其安全范围之内。
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消费，这个观点虽然并不容易证成，但至少可以启发人们注意到奢侈消费对经济的正面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揭示了有闲阶级及其奢侈消费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惊人价值：
1. 乘数效应与优化就业：奢侈品背后的价值链涵盖了高端原材料（丝绸、特种合金）、尖端工业设计、精密的传统手工以及高端零售业，这是其产业的乘数效应。相比于自动化流水线生产的大众商品，奢侈品产业还能吸收大量的高技能手工艺人和专业服务人员，这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提升服务业的产值占比。
2. 研发溢出效应（R&D Spillover）： 许多民用技术最初都是作为“奢侈功能”出现的。例如，汽车、以及汽车上逐渐增加的各种功能比如ABS防抱死系统、碳纤维材料、以及早期的智能手机功能，最初都被视为昂贵奢侈品。富人支付的超额利润，实际上充当了新技术的初期研发成本。一旦技术成熟并规模化，这些技术就会下沉到大众市场，提升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3. 消费杠杆与社会福利：政府通过奢侈消费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对豪车、名表、游艇等奢侈品课以消费重税（Luxury Tax），是一种高效的财富转移手段：通过调节富人的非必需消费，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或社会保障。股市或房地产的上涨会产生“财富效应”，导致奢侈消费激增。这种波动是观测一个国家宏观经济信心的晴雨表。
4. 负面风险：资源错配与社会撕裂 如果资本和人才过度流向奢侈消费领域（如单纯的品牌溢价或产业的过度金融化），可能会导致实业与基础科研投入不足，产生挤出效应。另外，奢侈消费若演变为纯粹的“地位竞争”，人们为了维持社会地位而过度借贷或过度劳动，如此“炫耀性浪费”并不产生实际的宏观社会福利。
当前，反腐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邓小平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在叠加了经济下行周期以及其他诸多打击经济的蠢招之后，奢侈消费领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5年10月份北京的高档餐厅利润暴跌九成，这有该行业本身固有的出清逻辑在起作用，但也不能小看了《禁酒令》等诸多恐吓性禁令的“反腐即爆锤”效应。对官僚集团消费的限制，以及对官僚集团高消费的禁止，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官府的诸多智库当然懂得这些基本的经济学道理，但未必能上达天听，或者达而无效。
理解奢侈消费对经济的正面价值，并不是要为腐败经济辩解，更不是为其张目，而是要理解这种畸形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制度性腐败之下，持续的大规模暴击权贵腐败，其实就是持续地暴击经济本身。中共派系清洗下的长期、大规模选择性反腐，消灭了腐败经济的上游，关掉了从腐败经济上游指缝里下漏的经济泔水阀门——腐败经济的下游便是民众的生存市场。叠加中共其他摧毁经济的暴行后，多因一果，即严重冲击了民众赖此为生的生活市场，加剧了服务市场以及平民生活市场的萧条。
五
如果与这十数年来各种史诗级的烂尾工程相比，摧残高档消费，就算是摧残经济里很微不足道的小巫了。
十年芯片大跃进大量投资严重烂尾，涉资金上万亿。
海外大撒币工程，产生了大批烂死坏账，涉资万亿美元。
北交所长期面临流动性困境，造成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半瘫痪，属于制度性烂尾，其所涉资金及于数千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額及庞大的交易所建设与运营成本。
这个时代的厉害之处，在于坏事没有底，它可以一直坏下去，只有你想不穿的地板，没有它坏不到的无底洞。倘若与国进民退经济国策的后果相比，上述那些标志性烂尾工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也不算是最严重的。
1.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深度监管”
自2020年底叫停蚂蚁金服IPO开始，针对阿里、腾讯、美团等民营巨头的所谓“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所涉金额，仅中概股在美、港两地的市值蒸发就一度超过2万亿美元（约14万亿人民币），导致了中国经济最具创造力和活跃度的龙头——民营经济——创新动力大幅萎缩。2025年后政策虽有转向（如马云重回公众视线、支持民企“大显身手”、朝廷召见企业家），但行业信心已遭根本性打击则是不言而喻的。
2. “双减”政策锤爆教培行业
2021年以“减负”为名，直接锤爆教培行业，致使资金规模上千亿美元的成熟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归零。大多为年轻高学历人才的数百万从业者因此失业。在经济下行期人为摧毁一条原本熙熙攘攘的庞大就业渠道，致使社会信心被摧毁、社保压力倍增，各方面损失难以估量。
3. 国企改革中的 “公私合营2.0”
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拉开公私合营2.0的序幕。由此，2019-2023年间有数百家民营上市公司被国资掺水甚至实控。这一抢劫性政策导致资源流向改道，向低效国企集中，民企决策的灵活性和其高度市场化都遭严重损害。
4. 房地产业的“三道红线”
突发的强金融监管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全局性去杠杆，大量房企瞬间爆雷。仅恒大一家的债务就高达2.4万亿元，碧桂园及数十家民营龙头房企相继爆雷。作为民营经济支柱的房地产爆雷，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锐减，引发了波及全国的地方债危机，其规模高达60-90万亿元。现实逼得官府缓手爆锤，又是保交楼，又是“金融十六条”，重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所谓“三支箭”，试图接通房企断掉的资金链；还调降房贷利率与首付。民间讽刺说，这是先把人打到生命垂危，然后送进ICU抢救。问题是，进ICU常常只不是进太平间的前置程序。
5. 三年封控（2020年初-2022年底）
三年精神分裂症式的清零政策，导致了至少数万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难以计数的潜在GDP增长损失，摧毁了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民营经济的最底层），改变了全球产业链对中国“供应链稳定性”的预期。
……
这十几年对中国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重锤，确实非天赋异禀的超级大才难以做到。如此千古绝笔，才能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里，毫无过渡地创造出极度的政治压抑、经济衰败、民生凋敝、万马齐喑的瘆况。即使是在有着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国力惯性阻止下，依然重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
六
三年封控之后，国人似乎开始逐渐适应一种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毫无生气的生活。十数年来精心筹谋，大力鼓动小粉红这种当代红卫兵癫狂地告密（他们自己管这叫举报），将人们就公共事务发表不同于官府的意见一律删除。于是这个国家的人们，除了全民捉小三，已经没有了公共舆论。人们只能就鸡毛和蒜皮这两件事，进行一些发乎无聊止乎更无聊的讨论。
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公共生活本是人类的刚需——即使它不是每个人的刚需。被删掉了公共生活的人类，就是被骟掉了公共生活，失去了共同体的正常激情，失去了共同体生命的荷尔蒙。
以苦难为日常的中国人，数千年来早已达到了黑暗中辩物、冰炭中安之的惊人能力。鲁迅笔下国人的麻木，完全符合生物学的反射机制。像许多人一样，我从最初的愤怒于被噤声，到后来惶恐于失语，再到现在安然于沉默，也就是短短的几年。我不能说自己现在就彻底心如死灰了，问题在于，我分明感到内心正在一点一点失去活力，失去对现实触感的锐度。彷如单反照相机上被损坏的镜头，拍摄的照片再没有了让人眼亮的画面边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我看到了自己的衰老和沉没。
但正如愛伦坡在《阿恩海姆乐园》里固执相信的，“即便是在今天，在眼下这个黑暗而疯狂的时代，当所有思想都集中于社会状态这个问题时，个体的人仍然可能在某种异乎寻常而且极其偶然的条件下得到幸福。”幸福就像愛，从来就不只是意愿，而是三魂与七魄一体行动的能力，是对麻木状态的正当防卫。写作者唯一能够证明自己还活着的，也无非就是继续写作：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在写。对于写作者来讲，还能够继续写作，幸福大概就算尚未远离，因为写作者自身来讲，那里有最深沉的创造。
即便如愛伦坡般乐观，幸福也还只能是个偶然事件，因为按他的说法，幸福有四个条件，自由的户外运动、有愛情、鄙弃雄心、无尽的持续目标——看起来确实挺难。好在，幸福是个纯个人体验的概念，本无标准答案。
如果幸福是偶然事件，每日的三餐一宿却是个必然事件。我常去附近的菜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看见那些早出晚归的人，手上皮肤糙如树皮的人，还有常年穿着橡胶围裙戴着橡胶手套为顾客处理水产品的人，我还看到菜场门口换了一茬又一茬卖烙饼的人。生意好的时候，菜场里人声鼎沸，杀鱼的、切肉的，吆喝卖水果的，在菜肉交响曲里，人们辛苦，但充满了活力。偶尔的冷清，并不妨碍他们持续的快乐，因为辛苦里种满了希望。
自去年以来，我去的菜场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清，客流量的持续减少越来越让我惊恐：早晨八九点钟，一个数千平方米、上百家菜摊的大菜场里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买菜顾客。这种状况在持续了几个月之后，菜摊也开始变少。自从2017年年底， “驱逐低端人口”，在深夜的寒冬里将自己国民暴力驱逐之后，这北京城里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有天下午去附近车行洗车，车行伙计干活的时候，我就去车行边上的大型菜场逛逛。情况跟我平时去的那个大菜场没什么区别。
我恐惧的是，如此萧条的市场，经营菜摊的人该如何生存下去——那些黎明中忙碌的身影，树皮一样干的手，还有越来越不易听见水声的水产品区……我仿佛看见遥远的地平线下涌动着刺眼炫目的地火之光，我并不知道何时它会喷薄而出，不知道它将喷向何方，不知道它会喷向谁。让人焦虑的是，这会不会是死灰般生活里唯一的光。
每天新闻过山车，让人以忧为主的喜忧无常。每天都有各种戏码，你既能看到《动物庄园》里那个拿破仑站敞篷车上检阅他最心愛的叠被子肉身木偶走鹅步，也能看到网信办因维稳焦虑全网封禁户晨风，顺便再搞一场所谓的“清朗行动”。
也许2025年最具政治悲喜感的国际大事，是在十数年来给小粉红狂注民族主义鸡血之后，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不断胜利声中，又有了新的巨大胜利。皇天不负苦心人，2025年10月底，日本对中共强硬派资深政治家高市早苗女士终于走上了首相宝座。高市因为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随后体制内外的战狼们的组合操作，成功地把日本人团结起来了。之后不久，高市首相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在战狼们再接再厉的无私帮助下，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获得数十年来罕见的大胜。高市本人也获得了日本自1947宪法实施以来历次内阁总理大臣指名选举中得票最高的当选首相（354票，打破了20年前由小泉纯一郎创造的340票记录）。日本，离成为正常国家似乎又近了一步。
这件事与大致同期的福建号航母入列一事，似乎形成了某种让人颤栗的政治回文。巨大的爆炸声直击人们耳鼓之前，一场尚在朦胧之中的硝烟似乎已经开始弥漫。
七
在这国内外晦暗不明却又似乎杀机频现的时代，中国和世界都走到了2026年。
南宋理宗度宗时代的柴望（1212—1280）写过一部《丙丁龟鉴》，在书中，他统计了自战国到五代1260年中出现过的21次丙午丁未年，中原王朝都发生了动乱、政变或外敌入侵等严重事件。“今自秦、汉而下数之，至于五代，为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载，灾异变故，不可枚举。”在天干地支的五行和十二生肖中，丙丁为火为赤，午为火为马，未为土为羊，柴望因此将每逢丙午丁未这两个年份称为“赤马红羊劫”。当代人，只要想象一下上一个赤马丙午年是1966年，就可明白何为赤马红羊劫了。
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圆形观，六十一甲子的计时方式便是其圆形时间观的体现。在中国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里，“六”及与之相关的“六”之倍数的“十二”、“二十四”、“三十六”、“六十”、“七十二”、“一百零八”等，都是神秘且重要的数字。这些数字都同时包含着周期的含义。由于古人的寿命比今人短不少，由此，“六十”就成了极为重要的一个轮回也即周期概念。虽然古人七十古来稀，但“七十二”依然也是个重要的周期概念。不过，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生命周期的时间，“六十”显然是比“七十二”更常用的周期时间。
古人的这种周期观念，虽然看似未经现代科学的理性论证，但“六十甲子”周期论却与经济学上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论几乎完美重合。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被斯大林枪决于1938年的这位杰出经济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运用英、法、美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780～1920年这140年间的价格、利率、进出口额、煤炭及生铁产量等统计数据，实证研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期。在其1925年发表的论文《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中，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长度为48到60年、平均50年的长期波动，他将前述140年中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长周期波动，具体见下表：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结合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8-10年）和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40个月或3-4年）的套嵌式三周期理论。
根据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2001 – 2005年是三周期共同向上共振的时间，加入WTO是长波利好的重要标志、入世后的基建大投资意味着朱格拉周期的向上期、出口爆发则意味着去库存的基钦向上期，中国进入了“黄金十年”。
2014-2015年，中短周期背离、局部见顶，房地产投资登顶意味着朱格拉周期也到了最高点，库存过剩意味着基钦周期进入下行期，这导致了“供给侧改革”和去库存。
2024 – 2026年，是“三期叠加”并啮合后的底部反转期，其中2026年是关键节点。作为康波新旧交替的一年，2026年或将随着AI大模型、通用人工智能（AGI）以及低空经济产业化，新一轮的长波技术爆发点或已显现；2026年也是朱格拉周期中设备换代的一年，智算中心、自动化产线、绿能改造等新的大基建正在崛起。这还是基钦周期补库共振的一年。十年来大周期（AI革命）与短周期（全球降息补库）第一次在方向上达成了一致。这三重齿轮的啮合状态意味着它可能会是中国经济的出清年份，也是重新出发的准备年份。
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能否接得住这一套嵌式三重周期的交汇时刻，让中国经济劫后重生？掌权者，是会改弦更张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国民经济？
八
历史上除了1126年靖康之耻这种“亡国型”丙午年、1966“亡天下型”丙午年，也有过1906清末预备立宪、废科举这样振奋人心的丙午年。正如乙巳丙午之交的2026年1月6日川普抓了马杜罗、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军斩首哈梅内伊及其40位奴才高官。
由此可见，柴望所谓的丙午丁未之“赤马红羊劫”，其所谓“劫”，似乎应当分三种情况论。一种是对所有人都是劫难的自然灾害，比如1906年中国江淮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上千万；美国旧金山则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第二种，就是战争、内乱、恐怖袭击等特定人蓄意制造的人为灾难，严重波及无辜者，比如靖康之耻、文革。第三种，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剧烈变迁时，因新旧交替的冲突引发巨大能量的爆炸性事变，受害者主要是那些长期作恶的掌权者，但可能也会少量波及无辜者，特朗普抓马杜罗、美以斩杀哈梅内伊及其群臣，都属这一类。
根据《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丙午年的中运之气为水（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丙辛合化水，故丙辛年为水运之年），子午年，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中运水克司天火气，为“不和之年”。所谓“不和”，便是通常所谓下克上，由此秩序板荡、变化剧烈。前述提及的几个丙午年，至少跟“秩序板荡、变化剧烈”可谓严丝合缝。
西历下的2026年才开局两个月，后面还有十个月，而作为丙午年的2026，则还有十一个月。因为干支纪年的第一天不是正月初一，也不是西历年元旦，而是立春。于是，我们普通人，在这一年里就还有十一个月时间，静观各种让人瞠目结舌之事。
至少在哈梅内伊及其走狗们组团下地狱之后，原本天天喧嚣的海峡演习突然安静下来了。无论如何，至少从年初的开局上看，这或许虽然有点折腾却是对普通人比较友好的一年。
2026年3月7日 初稿
2026年3月9日 终稿
2026年3月14日 删去三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