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人权优势到工程师红利：出口优势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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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名奥派经济学教授风灵写了一篇批秦晖“低人权优势”概念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存在不少误解以及错误（比如拿朝鲜为例反驳秦晖，其实秦晖自己就举过朝鲜的例子）。但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靠“低人权优势”？）还是非常重要。
秦晖的“低人权优势”理论在发表之初就遭到过铅笔社的批评（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不能加速经济发展）。就是秦晖的一些自由派朋友像刘军宁等人恐怕也未必对这个理论没有异议。不过在这个理论发表的2008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在，还没到刘易斯拐点。按照秦晖对一些比中国还要落后的国家所做的考察，中国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农民工，其福利待遇比这些远落后于中国的国家本土劳动力还要差（小时工资而论）。(注1)所以，这个阶段中国的低人权优势是很难被否认的。2012年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消耗殆尽。此后开始出现“民工荒”，成衣、制鞋这类对劳动力成本非常敏感的产业开始外迁。此后，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就很难说完全是低人权优势带来的了。
低人权优势理论的来源
秦晖虽然是中文思想界最早提出“低人权优势”概念的学者。但他并非这一思想的原创者，据秦晖自己在多篇文章中的论述，他的这一概念受到美国俄裔经济学家多马谢维奇（到美国后改名艾弗西·多马）的“多马假说”的启发。多马在研究沙俄经济史的时候发现俄国的农奴制并非很早在军事征服下产生的，而且随着对西欧的谷物出口而发展起来的。世界史上有个概念叫“再版农奴化”，就是指东欧原本已经解体的农奴制又重新发展起来的现象。而这些东欧地区恰好跟沙俄一样，也是谷物出口区，这些地区都发生了农奴制排挤自由劳动的现象。由此，多马推断在出口型经济导致对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奴隶制、农奴制比自由小农和自由雇工更有效率。
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出口导向型的农奴制庄园开始工业化，从农业庄园变成了“工役制”庄园。庄园主组织留在庄园的农奴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用于出口。这里有一点背景知识需要解释下：俄国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其实是贵族农奴主割走了农村公社里条件最好的一大块土地成为真正的地主，而原来的农奴依然留在农村公社里从事集体化、平均主义的耕作，而不是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的单干。1880年代俄国进入了所谓“反改革时期”，政府极力促使政社合一，严厉地禁止农民转让份地，严禁农民退社。在这种条件下，留在庄园里给农奴主打工显然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注2）这种专门用于出口的工役制庄园是当时俄国农业中最有效率的部分，比地主出租土地的租佃制农业更有效率。这类用农奴当劳动力的工业生产，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是很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低）。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美国内战前的黑奴棉花农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研究证明当时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棉花农场经济效率是很高的，甚至这边奴隶制效率在迁移到制造业中之后会依然存在。实际上，内战前南方的黑奴棉花经济是非常兴旺发达的，南方的棉花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大量出口欧洲并给美国带来大量外汇。与此同时，北方的自由工业经济虽然更发达，但是由于分配公平，自由民消费能力强大，此时的北方一直面临贸易逆差，大量进口工业品（出口少，本土产品成本上和技术上缺乏优势）。因此北方一直要求贸易保护，增加关税；而南方则要求自由贸易，降低关税。如果在一个开放的市场当中，可以自由的引入各种先进的技术发明，使用奴隶种植棉花是有竞争力的。秦晖推论道，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不大好监管），那工业生产中奴隶岂不是更有竞争力？如果奴隶制在工业生产当中有也有竞争力，如果美国内战没爆发或者内战中南方胜利了，那结果很有可能是北方资本南下雇佣奴隶从事工业生产，那北方工人的薪资福利待遇岂不是要大大降低了？
由于美国内战摧毁了南方的奴隶制，上述推测没有发生。但是类似的情形，在民主转型前的南非曾经存在过。在遭受国际制裁之前的南非，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一度非常兴旺发达。黑人被禁锢在黑人家园，要进城打工需要领取特殊证件，进城后住在集体宿舍在血汗工厂里拼命工作。那个时候的南非黑人跟美国南方的黑奴一样，以勤快能干著称，完全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懒惰形象。当时的南非黑人享有的公民权利显然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在城里打工被榨干劳动力后被赶回黑人家园。这时的南非经济，也拥有低人权优势，南非生产的产品也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
总结来说，低人权优势通常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依赖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获得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创新恰恰是低人权地区办不到的（缺乏自由）。因此，低人权优势主要是一种贸易优势，尤其是制造业出口优势，而非总体经济发展优势。
消费劣势促进出口
秦晖在论述美国内战前南北关税政策纠纷时就已经指出，北方虽然工商业更发达，但是自由公民消费能力同样很强，因此北方外贸长期逆差；南方的黑奴棉花经济，棉花成本低，黑奴的消费能力又弱，所以南方外贸长期顺差。秦晖曾经在多篇文章和演讲中都指出，历史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外贸上往往是顺差，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能力太弱导致进口很少（主要进口满足权贵消费的奢侈品）。也就是说，低人权优势有利于贸易顺差。
其实低人权优势对出口的助力，不仅仅在于成本端降低成本，其消费劣势也会在市场端鼓励出口。以上述美国南方黑奴棉花经济为例，假设黑奴的纺织品消费只有白人的一半，那棉花的内需市场就减小了，内需市场狭窄，产品卖不上价，于是只好纷纷涌入海外市场。笔者2022年研究国际粮食市场的时候，发现印度在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很低，全国饥饿指数很高的情况下居然是世界第一大稻米出口国。而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存在过。其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太穷，消费能力弱，需要出售粮食换取其他产品。于是出现了高饥饿指数条件下的“谷贱伤农”现象。
当我们把上述棉纺织品和粮食扩大到所有一切消费品时（不包括生产资料），这种消费劣势就会产生两种效果：1. 低价低质内卷：因为消费能力不足，买不起高质高价产品，于是拼多多会变得流行，且做拼多多的商家还严重内卷，利润极微甚至亏本；2. 低价卷出口：由于国内市场价格极度内卷，海外市场价格稍高一点都好过在国内销售，导致内卷输出，在海外拼价格战，那自然更容易占据海外市场。
低人权优势与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概念
人口红利与低人权优势的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大不同。人口红利是所有还没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年的日韩、台湾，后面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以及今天的越南、印度都普遍存在。
人口红利是一个发展经济学概念。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里，大量人口留在农村务农（或在城市里的贫民窟从事非正式工作），隐性失业率非常高，相当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当这部分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作后，他们有了正式工作，从隐性失业状态变为全职工作状态，经济产出就增加了。通常来说，这个过程不需要额外付出研发和技术培训投资。此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生产要素积累阶段（所谓的铺摊子阶段），不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不需要生产更高端的产品，从农村来的新增工人只需要生产此前一直在做的产品就行。典型如成衣和制鞋业，从业人员10万的时候，年产能是1亿双鞋，产值50亿元；当新增10万农民工，从业人员扩大到20万人，年产能2亿双鞋，产值100亿元。可以看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非常简单且容易的，因为这里面并不需要投入研发开发新技术，也不需要生产更高端的产品，只要市场需求还没饱和，就能无限制扩张。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国家，每从农村（或者贫民窟）吸纳一个劳动力进城工作，经济就能获得增长，这种低水平重复扩张带来的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这是从存量人口的角度来谈人口红利。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很高，每年出生人口都在增长，导致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多于每年退休人口且还在持续增长，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人口再生产红利。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跨过了要素积累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人口再生产新增的劳动力全部进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流水线工人，那么这个国家经济会获得发展，但人均GDP将会持平或者只有很小幅度的提高（由于规模优势和产业链聚集优势）。
低人权优势受限条件
在非强制工作的状态下（奴隶制或者奴工制），低人权优势主要存在于人口红利期。过了人口红利期，低人权优势将大幅度萎缩。主要原因在于劳工与资方的工资谈判主要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供应近乎是无限的，此时资本稀缺，劳资市场属于典型的资方市场（买方市场）。在资方这边看来，你嫌弃工资低、福利差、工作条件不好，你不进厂还有大把人想要进厂。这种情况下，在缺乏政策扶持和工会的制度环境下，工资自然会给的很低，福利待遇和工作条件也不会好。而一旦过了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动力市场开始进入卖方市场，资本相对过剩而劳动力稀缺，在工资谈判中劳动力底气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方被迫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改善工作条件以吸引工人留下来。最近几年中国网上流行一种入厂打工挑战自媒体，就是在这个背景条件下出现的。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在过去十几年里提升的幅度有限，比如深圳从2010年的1100元提升到2020年的2200元，增长2倍；2024年是2360元，增长2.2倍。根据官方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10农民工月平均收入达到1690元，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增长2.41倍；2023年是4780元，增长2.83倍。增幅明显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超过最低工资增长幅度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劳动力稀缺导致的工资提升。
导致低人权优势萎缩的另一个因素是产业升级。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资本和技术后，企业自然而然会想着向利润更丰厚的产业链上游进军，生产价值更高的产品。而且经济过了要素积累阶段后，低端市场饱和，也使得企业不得不提升产品等级。升级后的产业将会雇佣更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类人员未必都受过高等教育），这类人员由于稀缺性更高，在劳资谈判中能拿到更高的薪资。
低人权优势与工程师红利
工程师红利概念
工程师红利这个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2013年刊登在《环球时报》的一则基金广告上，当时的广告内文用了“工程师红利”一词。在此后几年内，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低。2015年后媒体才比较多的提及这个词，但大多仅仅停留在提及的层面，只有券商的分析师才对这个词做了专门的解读。目前学界还没看到这方面的专业论文。
工程师红利的增长逻辑与人口红利类似。在一个高等教育普及率非常低的国家，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里存在着大量的智力浪费现象，就跟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存在隐性失业现象一样。根据东亚国家的数据，高等教育入学率可以达到90%以上。假设这其中存在过度教育的情况（即智力水平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考上了大学），我们把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上限定在60%，那么只要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低于这个数据，那么这个国家就存在着工程师红利。实际上只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都算在这个红利里，比如学外语的或者学人文社科专业的，但是我们这里还是依然沿用“工程师红利”这个名词。这部分人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最密切。
中国从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扩招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仅有4%，到2009年提升到24.2%，2019年继续上升到51.6%。直到2023年突破60%的大关，基本上可以认为到这个时候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潜力被挖掘完成。但是中国的工程师红利还会持续多年，直到每年退休的工程师数量超过新加入就业市场的工程师数量为止，红利才会结束。
跟人口红利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成本优势类似，工程师红利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也有非常明显的成本优势。由于人均GDP还只有1.3万多美元，中国的工程师红利的成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天教育和技术资讯全球化的今天，很多新技术，新知识在全球几乎都是同步的。并不会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培养的工程师就必然也同样落后。与此相反，中国由于基础教育方面的优势，中国高等教育还培养出了比西方更高比例的工程师队伍（参见后文数据分析）。同等技术水平的工程师，中国工程师的薪资水平大约只有欧美的1/3左右，如果按小时工资计算，可能只有欧洲的1/4。以中国当今最有竞争优势的新能源产业为例，今天新能源行业的从业工程师（比如宁德时代），年薪30万人民币，相对于中国当前的人均GDP来说，绝对算得上高收入了。
规模优势放大工程师红利
大量廉价且能加班的工程师，让中国在很多工程技术领域享有优势。而中国14亿人口的工业化，就同一时间段实现工业的人口规模来说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规模制造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像建筑机械、汽车家电、钢铁市场规模等都是全球最大），给中国工程师红利增添了规模优势。规模优势，让产品成本更低。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盾构机，这类专门用来在地下挖隧道的机械原本市场需求很小，2007年中国北方重工收购法国公司NFM获得全套盾构机技术，2008年4月，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土压平衡盾构在河南下线。此后，各种国产盾构机纷纷诞生，盾构机的价格被中国企业降低一半多，从平均每米150万美元降低到75万美元-50万美元。中国企业占据了盾构机全球近65%的市场。智能手机、面板行业、家电行业、新能源行业也是如此，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培育了好几家规模世界前几的巨型厂商，在规模优势的基础上，中国厂商逐步在技术上也逐渐赶上了三星、苹果等世界顶尖科技公司。
内需不足下的内卷
前面讲了低人权优势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导致的内需不足，会促进消费品出口。这种价格内卷刺激的消费品出口，显然不仅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有效果，对技术密集的中产阶级消费品的促进会更大。拼多多上的那些低价低质产品至少在国内还有市场，而那些中产阶级消费的高质量产品在国内根本就没有市场。比如Anker的充电宝24年底因为特朗普带货火了一阵，但是当人们发现这款充电宝售价399元后就立马退缩了。Anker的市场95%以上都在海外，国内市场占比不到6%。大疆的无人机在早期阶段，也几乎是完全依赖海外市场才得以存活下来。
这种内需不足国家的高技术企业，他们从创业一开始就瞄准海外市场，那毫无疑问肯定会促进出口。甚至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导致这类产品在海外市场极致内卷。当前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储能电池出口就属于这种情况。
工程师的低人权优势与限制条件
前面讲了低人权优势主要在人口红利期，当中国过了人口红利期进入工程师红利期后，低人权优势在工程师身上的效应更弱一些。这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的:
首先，相比普通工人，工程师更为稀缺（有人或许拿大学生就业难得现象来批驳这一点，其实这个批驳并不成立。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其实也是可以做普工岗位的，如果他们没读大学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则会导致普工就业困难。），在劳资谈判中溢价率更高。看一个岗位是不是具备跟企业的谈判能力，要看招聘的难度。如果员工离职后，6个月都招不到合适的替代者，那就说明这个岗位有较高的薪资谈判能力。
其次，由于行业细分、岗位细分、工作经验要求等原因，导致某个行业某个岗位的人才数量非常少，加剧了稀缺度。以笔者所熟悉的跨境电商品牌营销岗位为例，这类岗位对人才的学历要求不高，一般专科以上文凭就能胜任（事实上确实也有大量专科文凭从业者）。符合这个口径的人才是非常多的，但是有相关行业从业经验，有相关岗位技能和经验的人则很少。而作为企业，通常希望招聘有经验的人才，不可能从零开始自己培养。尤其是对自己相关业务还没获得成功的企业来说，它迫切地希望一个有经验的人才能把自己相关业务做起来。这种情况下，一些条件不是很好的企业，某些岗位往往半年时间也招不到人。并且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不一样，有些企业还有职业性格测试匹配等要求，这就更加剧了稀缺度。越是高端的人才，招聘难度和招聘成本越高，所以才会诞生猎头这个行业。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想尽办法留住人才，降低流失率。因为这类人才离职后，招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很难，如果岗位空缺时间长则对企业的运营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研发岗，能大大拖延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进度。所以工程师类人才的招聘成本很高（包括时间成本），这就更加提高了他们在劳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事实上，中国一些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的薪资水平在全球也是数一数二的。日经新闻曾经比较过中日大数据科学家的薪资水平，中国最高薪资超过日本70%。中国互联网大厂的薪资水平在全球也仅次于美国。这些行业显然不是靠低劳动力成本取胜的。
在笔者所从事的行业，这个规律非常明显。笔者所在的跨境电商行业，大部分企业都是单双休，但是头部知名企业则基本上都是双休。原因是，这类头部企业需要更高端的人才加入，实行双休制度是为了吸引高端人才。
当然，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科技行业普遍存在加班现象，工作时长超长。用一句形容华为的话来来说就是，“招3个人付4个人的薪资干5个人的活”。
注1：秦晖：全球化中的柬埔寨（2023）
注2：秦晖：美国内战前的关税之争与制度之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