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通訊第三十三期:中共官員的宿命

「修憲」後的權力鬥爭

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 (之一)

文 / 蔡    霞

李克強的神秘死亡震動中國震驚世界,一方面民間爆發出規模巨大、影響空前、世界矚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黨內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黨內除了官宣死訊、發佈全文照抄李鵬死亡訃告的訃告(僅改幾字)、公告遺體火化外,未見一篇紀念文章,連民間在官宣下的跟帖評論也被封禁。中國共產黨的二號人物,死的蹊蹺卻又無處尋覓真相,這一切都給中共黨內帶來巨大的衝擊與震撼,特別是上下官員唏噓淒惶、恐懼不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黨內死寂一片,就是這種極度震撼的異樣呈現。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共許多官員從李克強的命運悲劇中,隱約看到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首先,中共「極權統治+個人獨裁」的制度惡,造成了李克強的總理之「困」,也是中共黨內政府系統負責官員的普遍困境。

中共奪取國家政權後,黨內官員分成兩大類: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黨務系統管理控制全黨;政務系統管理控制國家與社會。黨的「領導」就是牢牢掌控國家一切權力和資源;「黨的領導」的人格化體現,即是各級「黨委書記」對人大、政府與司法,實施強力而有效的控制。在黨中央,總書記領導總理;在省裡,省委書記領導省長,市、縣依此類推。簡言之,黨務官員是實施中共統治的操盤手,政務官員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打工仔。這決定了只要習近平想攬權,李克強就無法阻攔。李克強任總理十年,不可謂不兢兢業業。他的同學故友評說:「陪十年小心,一事無成」、「活得憋屈,死得窩囊」。

也確實如此,習近平不斷肢解國務系統的相對獨立完整性,攬奪李克強總理的權力,李克強施政寸步難行。讓我們回顧一些情況:

習近平上台後,很快以改革名義建立起一批「領導小組」並自任6個小組的組長。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習近平這是「抄作業」——模仿文革時期江青實際操控「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做法。 「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的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管著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他重用劉鶴而將李克強排除出核心決策圈。這大概是北京人稱曾被習近平重用的魯煒是「網路沙皇」而劉鶴是「經濟沙皇」的緣故吧。反過來,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和千年大計「雄安新區」的決策以及實施中,人們也從來沒見過李克強有任何參與其間的消息報道。

李克強任總理後的施政藍圖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中國城鎮化」,其中包含著他所設想的促進改革與發展一攬子計劃。然而, 2013年12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召開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剝離出原本由李克強總理掌控的推進城鎮化工作職權和組織架構,將其納入習近平的中央「領導小組」體系之中。這在事實上改變了國務院系統內部的權責關係,李克強被架空——國務院部門不是向總理負責,而是直接向「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負責。

2018年2月,習近平中央全會決定名義,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整體性重構」,經過一年多的機構合併調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關鍵的部門直接抓在黨中央手裡。

其做法一是將承擔公共行政職能的部門名義上都保留在國務院,但其中關鍵部門,比如財政部、發改委、審計署等,由中央「領導小組」或「中央XX委員會」領導管理。做法二是將與中共黨統治有關聯並對統治構成重大影響的部門,合併到中共黨的中央職能機構中。比如人力資源部合併進中央組織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局和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央宣傳部直接管理的下屬單位等。做法三是將此前因各種原因分散為政府有關部門管理的武裝力量,全部整編到中央軍委領導下,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一人負責制,即一人獨掌軍權。

總而言之,2018—2019年的「黨政機構改革」 表明,習近平超過了毛澤東,用中共黨的系統及其職能機構併吞政府職能部門,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黨、國一體」的黨國體制及其運轉機制。

習近平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裡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儘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十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十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三分之二的審批被拿掉。十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達14萬億,且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一看再規範,微信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盡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一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盡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十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達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五、六十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二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十年「一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一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

一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一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二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一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一切」就是「控制一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 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一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儘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

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二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一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關係如何。這種情況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一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注定「二把手」是「一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陰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一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一」、「二」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二把手」不得蓋過「一把手」的風頭。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個地方順利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一把手」的委屈禮讓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遷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一把手」對他的評價如何。這就使得「二把手」猶如小媳婦,得處處陪著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發生事故或上級追查,政府行政部門官員首先被當替罪羊。當事故或問題的嚴重程度僅用政府部門人員頂責還不足以平息事態的話,那麼「二把手」頂罪就是無可逃避的結局。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共體制內「一」、「二」把手之間普遍存在矛盾衝突。中共黨內所謂強調「團結」,其實際內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間的團結。

這些情況體制外人看不到,體制內人忌諱談。李克強的突然暴斃,出乎意料的引發民間哀悼浪潮,亦引發對李克強的各種評價。客觀地說,民間對李克強的評價不高。這種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評價卻又與哀悼洶湧浪潮共存於一體,顯得相當奇葩。這其中的緣由何在?確實是「有賴同行襯托」,人們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終於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間對李克強 「十年一事無成」的評價,更加重了中國政府系統官員們心頭長期積壓的委屈與無奈,李克強的處境其實就是他們處境的集中寫照。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任何一個希望為中國民眾乾好事、乾成事的官員基本上寸步難行,即便他們能到點下船平安著陸,他們也必定以碌碌無為、忙死累死而告終。

胡錦濤退場的權鬥鬧劇

文 / 劉力子

2022年10月22日,這個普通的日子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變得不同尋常。就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前國家主席胡錦濤被工作人員架離會場的那一幕,震驚了全世界。雖然官方媒體新華社隨後聲稱胡錦濤因健康問題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離開會場,但這說辭並未平息外界的猜測。

胡錦濤被架離的瞬間,不僅僅是一場突發事件,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權力鬥爭的公開展示。中國政治舞台,再次上演了一場暗流湧動的權力博弈。所謂健康問題的解釋,無論如何都顯得蒼白無力。胡錦濤作為前國家主席,雖然年事已高,但在這樣的莊重場合突然被架離會場,明顯不符合通常的禮儀和處理方式。如果真的是健康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更為溫和、尊重的方式處理。因此許多人相信,胡錦濤被架離會場背後,隱藏著一場深不可測的政治鬥爭。

自2012年上台以來,習近平逐步鞏固了個人權力,通過一系列反腐運動打擊異己,清除潛在的政治對手。在這種背景下,胡錦濤作為前任領導人,其離場事件無疑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胡錦濤執政期間推行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理念,與習近平的集中統一領導形成鮮明對比。

胡錦濤被架離會場,這似乎是在向黨內外昭示,習近平對不同派系的強硬態度,以及他對權力的絕對掌控。這一事件也揭示了黨內高層的潛在衝突。胡錦濤所屬的共青團派一直是黨內重要的政治力量,與習近平所屬的“太子黨”在理念和政策上存在顯著分歧。胡錦濤的離場,可能是習近平通過這種公開的方式,向黨內外傳遞一個明確信息:「對任何不同意見和反對勢力,絕不手軟。」

胡錦濤作為習近平的前任,實際上曾在多方面給予習近平幫助。胡錦濤在2012年主動放棄對中央軍委主席職位的繼續擔任,為習近平順利接任鋪平了道路。這一決定在當時被視為黨內和諧與權力順利交接的典範,體現了胡錦濤的無私與大局意識。然而胡錦濤的善意和支持並未換來相應的情面與尊重。

習近平上台後,推行集中統一領導和強硬的反腐運動,不僅清除胡錦濤時代眾多親信和舊部,更將黨內權力鬥爭推向白熱化。胡錦濤的離場似乎也昭示著習近平對前任領導人的強硬態度,即使曾經給予他支持的人,也不例外。

回顧歷史,1976年周恩來去世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所引發的大規模民眾悼念和政治反抗,表明在中國,領導人的離場往往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是政治變局的象徵。胡錦濤的離場雖然未必直接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動蕩,但其象徵意義不容忽視。它表明習近平已完全掌控了黨內局勢,通過一系列強硬措施,消除了潛在的對手和威脅。

胡錦濤被架離會場的事件不僅影響了當下的政治局勢,也對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這一事件加劇了黨內的緊張氣氛,進一步鞏固了習近平的個人權威。黨內高層官員在目睹這一事件後,可能會更加謹慎和順從,以避免成為下一個“胡錦濤”。

其次,這一事件也引發了民眾對習近平執政的質疑和不滿。雖然官方媒體試圖淡化這一事件,但在社交媒體和民間輿論中,關於胡錦濤被架離的討論和猜測卻持續發酵。這種不滿情緒的積累,可能會對習近平的長期統治構成潛在威脅。胡錦濤被架離會場的事件,是中國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顯著標誌。儘管官方解釋稱這是出於健康原因,但這一事件背後顯然隱藏著更複雜的政治博弈。它反映了習近平對黨內不同派系的強硬態度和絕對掌控,也揭示了黨內高層的潛在衝突和緊張局勢。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政治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儘管習近平目前鞏固了個人權力,但這種集權統治方式所引發的質疑和不滿,也為未來的政治變局埋下了伏筆。

共軍高層大地震到底是怎麼回事?

文 / 胡    平

就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當局公佈了對魏鳳和的處理決定:「開除黨籍,終止二十大代表資格」。

在對魏鳳和的審查和處理報告中,用了一個極其罕見的詞——失節。報告說魏鳳和「忠誠失節」。很多人把「失節」解讀為投敵、和敵方暗通款曲、叛黨叛國。我覺得不是那種意思。說魏鳳和「失節」,就是說魏鳳和原來是有節的,後來失掉了。

說魏鳳和「忠誠失節」,就是說魏鳳和原來是忠誠的,後來不忠誠了。我們知道,魏鳳和是習近平上台後提拔的第一個上將,隨後又被任命為火箭軍的首任司令,緊接著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可見習近平對他是何等信任。但如今魏鳳和卻犯下大錯,這至少說明習近平用人失察,沒有知人之明。

軍委報告說魏鳳和「忠誠失節」,其實是在替習近平打圓場。那意思是,魏鳳和本來是好的,是忠誠的,所以當初習近平大力提拔他是對的,可是後來魏鳳和變了,變壞了,變得不忠誠了。這就是所謂忠誠失節。在「忠誠失節」後面緊接著的一句話是:「其行為辜負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托。」這意思就更清楚了。這就是說,習近平當初信任重用魏鳳和不是什麼錯,錯的是魏鳳和辜負了習近平的信任重托。

正如我先前講到的,習近平在二十大後打下那麼多貪腐的高官,總不能還怪在江澤民胡錦濤頭上。像魏鳳和、李尚福都是習近平一手提拔的。習近平把一大批他自己提拔重用的高官打倒,也就是打了他自己的臉。因此習近平需要文過飾非,需要給自己打圓場。於是就有了上面的說法。

為什麼這次共軍高層一下子倒下這麼多將軍呢?有人懷疑是有些將軍對習近平不滿,甚至想謀反。

我認為不可能。因為如果想謀反,那麼只要有一個人被查,其他人就知道大禍臨頭,免不了會有人鋌而走險,好歹總會弄出個動靜來。哪裡會像現在這樣一個個坐以待斃,束手就擒?再說,謀反是殺頭的罪,而到目前為止,還沒見哪個將軍被處極刑。

這次共軍高層大地震,我以為就是貪腐問題。我們注意到,這次軍界大地震,除了火箭軍全軍覆沒,前後兩個國防部長落馬,還有一些在裝備部任職的將軍之外,與此同時,還有一大批航天與國防軍工企業的頭頭腦腦垮台。因此情況很可能是,軍方打著發展新質戰鬥力的旗號,大力購置現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裝備,從政府那裡拿到很大一筆錢。然而這些現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裝備本來是沒有市價的,這就給貪腐留下巨大空間。於是,作為買家的軍方和作為賣家的國防軍工企業,雙方就互相勾結,趁機大撈一把,雙方的頭頭腦腦們坐地分贓,利益均沾。這其實是官商勾結合伙貪腐的老套路,幾乎是潛規則。大家都輕車熟路,不當回事的。

這次東窗事發,估計就是那次上面全面檢查,發現竟然有該裝液體燃料的火箭彈裝的是水,竟然有導彈發射井的井蓋打不開。於是上面下令嚴查貪腐,越查越大。中央對李尚福和魏鳳和的指控中,都有「對抗審查」一條,這很可能就是他們要求只查直接當事人,不要再往上查。但由於整個事情太嚴重太惡劣,上面要求徹底查。這就把兩個國防部長都扯進來了。就在5月6日,魏鳳和還在官媒的一則報道中露了一面。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魏鳳和已經軟著陸。這說明在那時習近平還沒有拿定主意是不是要把魏鳳和一道拿下,最後還是把魏鳳和拿下了。中央對魏鳳和的處理決定中說魏鳳和「不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大概就是說魏鳳和雖然不是貪腐案的直接當事人,但卻是明知手下在貪腐而不加管束,還坐地分贓。想來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也捲入其中,只是習近平就打到魏鳳和為止了。

對李克強之死的質疑比李克強之死更重要

文 / 王   丹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引發外界震驚和各種猜測,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預防李克強成為黨內反對派旗幟而先下手為強,對李克強進行政治謀殺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正常死亡,外界不應當有陰謀論。我必須承認,說李克強之死是習近平下令進行的政治謀殺,的確沒有任何證據;但是,把外界的種種懷疑,簡單地斥責為陰謀論,我認為也不妥。這不僅是因為,中共黨內發生的事情歷來如同黑箱,真相到底如何,其實誰也不能下定論。更重要的是不管李克強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外界壓倒性的質疑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並很可能對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這種質疑,代表了民間對習近平普遍的不信任和反對進一步深化,習近平全民公敵的形象進一步確立並在社會中流傳。這從民間自發的對李克強的悼念活動的熱度可以看出。同樣是前總理,李鵬的去世並沒有引發民間廣泛的同情;而政治地位更高的前總書記江澤民去世,我們也沒有看到花海如潮,民眾絡繹不絕地自發地悼念的景象。這景象只有在1976年周恩來去世、1989年胡耀邦去世的時候,才曾經出現過;而那兩次悼念活動,都具備悼念以外的政治反抗性質,並曾經直接引發中共政治巨大變動。

或許今天的中國與1976年和1989年相比有太多的不同之處,因此大規模的政治動蕩並沒有發生,但以悼念活動為藉口,為掩護,為理由,實際上表達對死者的政治對手「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的不滿,這樣的政治意義,仍然是可以類比的。在那些前往李克強故居悼念的人潮中,在無數對李克強之死心中存疑的人民中,不能說每個人都明白中共這個體制本身才是問題,但肯定有不少人是明白的。他們的不滿當然會被壓制,但不會消失,只會繼續發酵和積累,這種積累對習近平來說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換句話說,李克強之死,凸顯的是習近平統治的危機。

其次,李克強之死的真相也許很久以後才會出現,但普遍的質疑會產生的效應,對一般老百姓來說,或許只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然而,對於黨內很多中高級官員來說,可以說是嚴重的心理衝擊,是生死存亡的問題。對於那些懷疑甚至在心中認定李克強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共黨內中高級官員來說,這是一個具有標誌性的事件。在此之前,習近平的政治對手大多被清除出政治舞台,剝奪一切政治影響力,最嚴重的如周永康和薄熙來,也不外乎就是送進監獄。

但這一次對懷疑者來說,他們看到的是,只要被習近平認為是政治對手,將有可能連生命安全都不復存在。對李克強之死的質疑,代表了一個默契「失敗者免死」的打破,這等於是突破了一個底線。李克強之死,標誌著黨內鬥爭將更加殘酷,「下一個是誰」將成為一個大哉問,堵在很多人心中。如果黨內鬥爭沒有了基本的底線,一切就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了。這就是當時斯大林時期的狀況。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斯大林化進程越來越深化了,習近平也越來越像斯大林。這是李克強之死的另一個重大的政治意義。

總之,其實糾結於李克強死亡的真相意義不大,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人們對於李克強之死的質疑。可以肯定,這樣的質疑的廣泛存在,使得中國政治出現突變或者動蕩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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