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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梅:我爲什麽信仰基督教?——青年學者王怡的自述

問:聽說你是個基督徒。我們看到現在一大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一些維權律師也加入教會,爲什麽會有這個現象?
王怡:這有幾種情況。四九年後的幾代人,包括我們這一代都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我們的覺醒有幾種情況,人文知識份子可能是從審美的角度覺醒,發覺共産黨統治下的語言文學及其形式簡陋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地下詩歌就是從審美的覺醒開始的。另一種情況是價值上的覺醒,即追求自由民主價值,回到五四時的傳統,從政治上反思反抗共産黨一黨專制的統治。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的新啓蒙時代,就是價值的啓蒙,當然也包括審美的啓蒙在內。
問:還有呢?
王怡:第三種是信仰的覺醒反思。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八九年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價值,這種追求跟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儒家式自覺擔當社會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有關。但這種把民主夢當作生命的價值觀很危險,第一很容易破滅,一旦發現這個夢無法實現,如八九年後大多數知識份子幻滅後就向共産黨和社會現實妥協,或是變得虛無,走向相對主義,沒有精神力量去支撐自己的理想,這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犬儒、投降的原因。第二,少數堅持一生都將民主自由作爲自己的信念的人,不管怎樣艱難都堅持,但對苦難的崇拜不意味著他的生命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證在民主化後他不會腐敗變質。
問:聽說焦國標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這幾年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出現走向基督信仰的趨勢,有很多的知識份子開始成爲基督徒,如小說家北村、余傑,維權律師的群體裏面李柏光、高智晟等人,而更多的人接近親近或開始了解基督教,包括焦國標最近也決志成爲基督徒。決志是在我心裏確定要有這樣一個信仰,要讓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的主,然後有一個開口禱告,即我們說嘴裏承認心裏相信。然後才做正式的受洗儀式。

從個人主義走向更高的源泉

問:你是怎樣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讀大學就接觸過聖經,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我很早就對共産黨的無神論有反思,不再是無神論者,但也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羨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覺得自己終其一生不可能進入到這種境界中。這幾年作爲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作出了一些個人的努力,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和贊揚,但我自己非常警惕那種士大夫自以爲義的自我聖化的情結。當我開始堅持比較大膽的政治批評和言論,開始受到很多壓力的時候,比如停我的課,幹預我的聘任調動,中宣部不讓主流媒體發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騷擾,收到恐嚇的匿名信時,我就出現了一種疲憊感,不是恐懼害怕。我以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我經常強調說我爲什麽要寫文章批評共産黨,是因爲我心裏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爲對他人的擔當,而是我個人主義的選擇,當因此而疲憊,産生無力感時,我有時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難道我就放棄嗎?這就是信仰的開始,即對自我的懷疑,他使我謙卑,認識到自己也是罪人,不義的人,雖然別人認爲我作了一些有義的事。我開始意識到我的力量來自一個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值得一生去追求,是善和公義,但這個公義和善不是從我內心流露出來的,我不可能是個源頭,我只能去接受他,用一種卑謙的心去領受他。這樣我就慢慢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接受在基督裏面的愛和公義。

兩個迫害教會案産生心靈震撼

問:在你走進基督信仰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人給你傳教,給你啓示?
王怡:在之前我已開始讀聖經,也有一些朋友像余傑向我傳福音,我也開始參加一些基督教會的聚會活動,若我到北京就會參加余傑的方舟教會聚會,但我成爲基督徒的信仰與兩個基督教會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關系。一個是華南教會案,是近幾年中共打壓基督家庭教會最悲慘的一個案子,零一年這個教會的龔聖亮牧師和其他兩人一審被中共以邪教罪強奸罪和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判死刑,整個華南教會有六十個人被判刑或勞改。去年四月華南教會兩位姊妹到成都來,其中一個是龔聖亮牧師的妹妹,我請她們和成都一些知識份子朋友到我家來聚會,請她們向我們講華南教會的案子和她們的信仰。她們講了受迫害的情況,怎麽被嚴刑逼供,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強迫她們承認她們的老師龔聖亮牧師強奸了她們。那次聚會給我很大沖擊,我在她們臉上看到了一種神聖的光,她們只讀過小學的普通農村婦女,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從未接觸到的光亮和人性的美好。在此之前我也看過“十字架在中國”這套紀錄片,這個片子對包括我在內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很大的沖擊,這兩個華南教會的姊妹走後,就在我家裏開始了聚會,一個讀經的小組。去年十月份我們和幾個維權律師一起前往華南教會調查他們的案子,我們與很多中共指控被龔聖亮牧師強奸的姊妹作了完整的筆錄和錄像,我們看到了整個華南教會被迫害的情況,也看到了她們信仰的虔誠和純正,他們不是中共所宣傳的邪教和異端。
問:第二個案子呢?
王怡:是去年的蔡卓華牧師印聖經的案子,我是辯護團的成員之一。我在去年參加了這兩個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調查或辯護,去年也參與聚會和讀經,最後確定了我的信仰。

信主之後追求民主自由更堅定

問:在這個過程中有無很戲劇性的細節?
王怡:我有一個使我接納信仰的很重要很戲劇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裏爬梯子,在書架最高一層翻書,不小心從上面摔了下來,那次我縫了九針,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當我摔下來躺在地上不能動那刻我開始唱贊美詩,並開始禱告,這是我第一次開口禱告。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非常有象征意義的經驗。我那個龐大的書架代表著知識份子的知識理性和自負,我們靠知識和理性去尋求真理,你感覺自己好像掌握了真理,與一個專制政權作鬥爭,你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站在道義的高峰,結果我從最高處跌下來——那一刻我好像感覺到走到了理性的盡頭,感受到知識份子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真理的,我兩手空空,開始可以接受我之上的啓示。懷著是平安和一種喜樂的心理,這件事對我的信仰有很重要的意義。
問:有了信仰後,追求自由民主事業是否會更加堅定?
王怡:知識份子接受基督信仰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比八九十年代的理解更深了一層。對于基督徒知識份子來說,一個政治共同體必須是民主自由的,因爲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其他人待我們如兄弟,強者就可以淩駕于弱者。我們常說共産黨統治沒有合法性,一沒有人民的同意憑什麽統治我?人家強權者也可以說,憑什麽要你同意,我有槍有炮爲什麽要你同意?人與人之間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只能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因人的平等和獨立是來自于神,對于一個基督徒,這是一個起點。對我來講,要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種使命感!是我作爲一個基督徒的使命感!我不能夠容忍看到一個不公義的不自由的社會在我眼前,信主後我比以前更加堅定了。我也觀察到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接納基督教後,有這樣的勇氣和使命,而且在這種勇氣中也開始卑謙,不會自我驕傲。

教友禮拜聚會通常五六小時

問: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強勢,是這樣的嗎?
王怡:不錯,很明顯。在八九十年代基督教的發展主要是鄉村教會,城市和知識份子中的教會非常少。城市中分成兩種,一是海外教會回來傳教,基本集中在城市,韓國和海外華人的傳道人很多,包括台灣教會也在做大陸福音傳道工作。第二種是中國鄉村教會比較發達的,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向城市傳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溫州的教會,也有河南的教會,最近這幾年城市知識份子團契,包括大學生學生團契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去年我到成都另一個學生團契中去,意外發現我有三個學生在那個團契中,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傳播在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中間面還是很廣的。
問:基督教的複興是否也與中國當前價值虛空有關?
王怡:那當然,八九以後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價值虛無,信仰真空的問題,信仰處于饑渴狀態。所以海外很多回來的人到大陸鄉村教會都非常驚訝,發現大陸信徒的虔誠,饑渴正義的狀態與海外教會完全不一樣。我在海外參加星期天的聚會,通常一個半小時,在大陸,包括我自己家裏的聚會,經常是五六個小時。我在華南教會看到他們每天五點鍾起床,讀半個小時聖經,然後一直禱告到八點鍾,每天如此。很多人在討論法輪功信仰時也提到中國大陸的信仰真空問題,最近佛教在城市鄉村的發展,包括共産黨幹部中也很鼎盛,四川遂甯天主教傳統很深,我到遂甯步雲鄉發現十個村有十三個寺廟和一個天主教堂。宗教信仰複興力量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強大。

持異端教派的維權活動

問:中國基督徒有多少,有沒有數字?
王怡:說法不一,通常說法是基督徒有六千萬到七千萬八千萬(包括天主教徒),去年我看見一個韓國福音傳播機構作的最新統計說有一億人。不過由于中國教會大量呈地下狀態,很難統計,我個人認爲這個數據有誇大。
問:中共對基督教會的發展打壓也很厲害。
王怡:中國現在維權運動相當一個重要部份是爭取信仰自由的維權,目前是以法輪功和基督教的維權爲主要部份,這也是中國的民主轉型與其他地方,如台灣,韓國不一樣的地方。在台灣國民黨政權不是建立在無神論基督徒上的,它是有信仰自由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包括一個信仰上的“聖戰”。中國共産黨是在主動挑起價值領域上的“聖戰”,它要捍衛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所以它要打壓法輪功,去年底中共成立馬列學院,重新高揚馬列主義,在高校繼續加強馬列主義教育和入黨的宣傳,加強在教材領域裏的意識形態控制。最近教育部編印新的文藝學理論教材,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只負責五章以後的內容,一至五章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由黨校來負責。胡錦濤在前年提出要打擊新自由主義、搶奪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中國民主轉型有一個重要特征是,雖然共産黨已不相信共産主義,但仍然依靠它的哲學基礎,一切的宗教信仰,甚至自由主義等觀念體系也會構成對共産黨的意識形態價值領域打引號的“聖戰”。華南教會案是對鄉村教會案最嚴厲的打壓。去年的蔡卓華案是開始打壓城市家庭教會的一個訊號。
問:除了介入這兩個案子,你們在宗教信仰維權方面還做了什麽工作。
王怡:我們在去年年底成立了一個中國基督徒維權律師團,希望更多基督徒律師和法律人關心和參與信仰維權。這個律師團有高智晟、我、李柏光、滕彪、範亞峰、張星水等等。我們還介入另外一個案子——三班仆人案,有幾個律師在爲他們辯護。三班仆人在海內外教會中公認是異端教派,但是從教義上來判斷是正統或異端是一回事,在國家政府的利益上來判斷邪教是另一回事。從律師立場來看,世界上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邪教組織,對一個異端教派動用法律手段進行政治迫害,我們仍然要幫他們維權,任何人包括持異端教義的人都有權受到公正審判,而政府也沒有權力去幹涉和評判一種教義、信仰或一種思想是正確還是異端。我們追求的信仰自由最終是政教分離、維權第一是捍衛信仰自由,政府沒有權力去評判,所以我們認爲在法律上對三班仆人的迫害是不公義的,我們要爲他們呼籲,就像高智晟律師爲法輪功呼籲一樣。

希望實現愛與和平的民主轉型

問:在中國民主化轉型中,基督教真的是起到積極作用嗎?
王怡:已有兩個陣營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可以證明。第一個是共産主義國家的民主化轉型,比如波蘭、捷克,天主教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亞洲國家的轉型基督教的作用以韓國最典型,韓國的基督徒已達到全國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近二分之一,韓國基督教會在韓國民主化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們在國家困難的時候舉行過幾十萬人的禁食禱告。金大中曾說過,如果沒有基督教,韓國是不會完成民主化轉型的。台灣的基督教會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也發揮過很重要作用。台灣民主化運動分兩個部份,一個是知識份子主導的黨外運動,它的高峰是在七十年代的後期,但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會在七十年代中期已提出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個目標(在台獨運動中長老會所起的作用很大)。到七十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是黨外知識份子和基督徒長老會力量彙合的一個標志,比如美麗島事件中十幾個被告有四人是長老會的牧師,辯護律師中有四位是長老會的基督徒。我們再看國內的維權運動,現經常與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及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作對比,在談到中國末來民主的轉型,如六四平反社會和解,會提到南非的轉型和南非的圖圖大主教所主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台灣長老教會在介入台灣民主運動中堅持的原則是愛與非暴力。如果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轉型是漸進式的,不會導致整個社會崩潰、仇恨和清算,我們也希望中國未來轉型是愛與非暴力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基督徒在內的信仰團體在今天爭取他們的信仰自由,在未來將爲整個社會愛與非暴力的和平轉型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開放》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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