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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負福利”的中國現象

 

 

“最低限度的福利”必須是正福利 。

我們首先要爭取“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最低限度的福利”是《共同的底線》一書中強調的主要問題之一。

“最低限度的自由”現在講政治自由的話沒有什麽變化,但是“最低限度的福利”該怎麽解釋就有壹個很大的問題。因爲在1990年代前期中國的福利覆蓋率是很低的,農民基本壹點都沒有。“義務教育”沒落實,養老和醫療,政府都是不管農民的,就是城裏也不是全部都管,覆蓋率很低,絕大部分人根本沒有福利。

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的社會福利水平雖然還是很低,但是覆蓋面的確寬多了,尤其是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可能就會實現比如說所謂的基本醫療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盡管水平不高,但是基本上全覆蓋了。所謂“最低限度的福利”現在還是不是一個追求的目標呢?

我覺得,我們講的最低限度的福利,當然要講福利的覆蓋率,但更重要的,其實主要指福利的性質。

現代文明國家的福利可以是高福利,也可以是低福利,但是它至少不能是“負福利”。最近這些年,我經常強調的是這麽一個概念,“負福利”的概念在這本書裏還沒有出現,但這個現象那時就有。什麽是“負福利”?比如我們現在給農民也提供福利,原來沒有享受福利的,現在也逐步開始向他們滲透,福利逐漸開始從上往下滲透,這當然是一個進步。可是到目前爲止這並沒有改變我們這種福利過去壹貫的不同于民主國家的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這個福利首先是和特權、身份挂鈎的。它不是按照幫助弱者的原則,而是按照特權物質化的原則運行的。也就是說有特權的人,收入高,福利也高,特權少的人,收入低,福利也低,完全沒有特權的,比如你沒有“單位”,你就根本沒有收入,同時你也就絕不可能有福利。假如說在改革以前的中國,你沒有“單位”,當然就不會有人管你什麽住房、養老、醫療等。

所以這種福利,如果你要做統計的話,你會發現它是擴大不平等的,而不是縮小不平等的。如果你把二次分配加上去,基尼系數會變大,而不是像發達國家那樣會變小。過去底層沒福利是如此,現在把福利滲透到底層以後實際也沒有改變這種局面,雖然我們給了底層一定的福利,但是特權者的福利增加得更快。比如說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江蘇是我國農村醫療保險(新農合)搞得最好的地方,近年來一直超額完成國家規定的指標。2007年的時候,國家規定新農合的基金應該達到每個人50塊錢,江蘇當時已經達到76塊錢,超過國家規定的50%。可是這個標准還是比城市職工低很多,而城市職工的初始收入已經比農民高了。但職工的醫療待遇還是遠不如官員,當時,在江蘇那麽大一個省,只有14萬幹部可以享受全額公費醫療,他們每個人占有的福利性醫療基金可以有6千元,也就是說醫療福利超過農民90倍,但是他們的初始收入並沒有超過農民90倍。也就是說如果你把福利算到收入裏,仍然會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而不是會變得更平等。所以這個福利還是“負福利”性質的。

但是,我覺得這仍舊還是進步了,因爲原來農民一點都沒有,原來的福利全是職工的,尤其當官的享有,現在不管怎麽說農民還是有了一點,雖然是“負福利”,但是負得不那麽厲害了。比如原來是負5、負10,現在變成了負1、負2,這也是進步,但是還沒有降到“零福利”(二次分配後基尼系數不變,既沒升也沒降),也就是說它對分配的影響仍然是負的,只不過比以前負得少了。

可是西方的福利是沒有這樣的。我們知道西方有高福利、低福利的區別,但是沒有負福利的。所謂高福利就是它的覆蓋率很大,比如就醫療而言,歐洲基本是全民覆蓋,美國就很差,聯邦財政提供的醫療福利只覆蓋了18%的人口,那是很少的一個數字,所以才有奧巴馬要醫改的呼籲。

可問題是,所謂的低福利是覆蓋率低,但是覆蓋的是誰呢?絕不是覆蓋總統,覆蓋的就是最窮的老百姓、最弱勢的群體。美國在奧巴馬醫改以前,聯邦財政開支的醫療覆蓋就是給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和65歲以上的老人,這兩種人沒有看不起病的問題。有人說美國醫療有問題,有些人看不起病,的確是,但是那些人絕不是最下層,而是中下層。他們沒有窮到或者老到可以享受公費醫療待遇,但是你又不是很富,如果你仗著身體好,不願意買商業性醫療保險(這類保險確實不便宜),萬一你真遇到傷病,在美國沒有享受醫療福利又沒有買商業性醫療保險的話,掏現錢看病的確貴得嚇人,所謂看不起病的問題,指的是這個。但是在美國不可能上層享受福利,下面最窮的人反而沒有,在民主國家這是不可能的。

住房就更明顯了,美國從來不會給總統分房的,總統任期在白宮待著,那是你的官邸,不是分給你的“福利房”。美國四十幾屆總統輪流住這白宮,沒聽說給每個總統分一套,一旦卸任你就必須自己解決住房。但是美國的失業黑人可以申請福利房。美國的福利房沒有像歐洲那麽多,而且近幾十年正在拆,因爲福利房社區會産生其他問題,這裏我就不詳細講了。

美國所謂貧民窟都是政府蓋的福利房,最大的問題就是治安比較糟,房子其實蓋得不錯,而且絕對是政府蓋的,福利性的,但是肯定不會是給官員的,全是給那些窮人的,而且大多數州其實就明確指出只有失業者可以申請。而我們國家改革前分房是從高官往下,一般職工你就等著吧。有“單位”的老百姓還不一定分得到房,如果沒有“單位”(失業)誰管你住啊,沒人管你住,如果你自己蓋一個房還是“違章建築”,城管還要把你打一頓,這就是負福利。

所以我覺得這個“負福利”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的進步還是“負福利”,但是“負”的程度沒有那麽高了,如果用數學語言講,就是正在朝“零福利”逼近,只有過了這個臨界點以後,福利從負變正以後,才有高低的問題。到了那個時候,福利是正的了,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爭論就會成爲一個真問題了,社會民主主義就會贊成搞瑞典式那一套,把福利往高裏搞;自由放任主義者就不贊成,認爲福利不能高,極端的甚至認爲零福利就可以了,但是誰會主張“負福利”呢?這些爭論都是福利變成正值以後的問題。現在“負福利”的狀態下能存在這種爭論嗎?

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就是因爲特權。這個福利第一是和特權挂鈎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爲什麽會和特權挂鈎?因爲這種福利不是老百姓可以要求的,而是皇上恩賜的,有點福利你得感恩,沒有你也不能要。而皇恩自然是先賜給皇上倚重的人,不會賜給皇上討厭的“盲流”。可是你看西方不管高福利、低福利都是根據老百姓要求,老百姓可以不要求那麽多,比如美國,也可能要求很高如瑞典,但是老百姓不可能要求只給高官福利吧?正因爲福利是根據老百姓要求,你不給老百姓就會問責,你給了老百姓也不會感恩。本來老百姓交稅讓你幹這個,又不是你當官的掏錢搞慈善,爲什麽要感恩?瑞典是號稱“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負責的高福利國家,但你聽哪個瑞典人對政府感恩戴德,某某首相萬歲,某某首相是恩人,“吃水不忘挖井人,永遠感謝某某某”,哪有這種言論?

相反,如果沒有福利,老百姓就要對你問責,比如大家都看到的希臘,現在福利低一點,老百姓就抗議成這個樣子。在這種情況下的福利有高有低,但絕對不會是負的,因爲那是老百姓的要求,不是皇上的恩賜。但是如果福利是皇上恩賜的,皇上肯定先給那些他認爲對他有用的人,功臣、權貴等等,最後剩下一點才考慮老百姓,而且給老百姓是他的一種愛好,而不是可以被追問的責任。他願給,你就得感恩,他不願給你也不能埋怨。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大饑荒時期,你如果不餓死就是“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如果你餓死了那是“自然災害”,皇上有什麽責任?這種福利必然就是“負福利”。

對于“負福利”,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不可能産生爭論的,不管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不會贊成“負福利”,而且他們的主張都可以抵制“負福利”。

比如說,假如你是自由主義者,你是反對高福利的,那麽你在“負福利”條件下就應該明確地只反對當官的享受福利,因爲只有他們是高福利的享受者。農民享受的本來就雞毛蒜皮一點,有什麽可反的?本來就非常低,而且比西方任何最低的福利還要低,你反什麽?如果你真是自由放任主義者,在這種背景下就得反對特權者的福利。但如果你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呢,你呼籲福利,當然就得爲最弱勢的人要求福利,而且是作爲問責,而不是作爲皇恩來乞求,只能向官府聲索,不能要百姓謝恩,當然也不可能爲高官呼籲福利。

假如左派成功地增加了底層福利,假如右派成功地遏制了權貴的高福利,那不就是共同促使負福利朝著正福利方向改變嗎?有什麽可爭吵的?這樣推進到一定時期就會逐漸變成零福利,再進壹步發展就會變成正福利。到了這個時候,福利高一點、低一點就成爲真問題了。在這之前“高低福利之爭”前提都沒有,就是假問題。

但現在我們一個最糟糕的現象,就是那些反對福利的人其實往往都是針對最窮的老百姓,都是說老百姓不能要求這、不能要求那,而拿當官的高福利沒轍。可是那些主張要搞高福利的人卻反對制約權力,這樣就沒法避免福利一旦搞了就是當官的先得。比如現在的保障性住房。本來,保障性住房制度在西方也是有爭議的,包括我剛才講的美國的福利房社區被視爲貧民窟的問題,這是美國經常討論的。

但是,這在中國恰恰相反,嚴重的問題是保障性住房現在的兩個特征:“經適房優先公務員,廉租房不給農民工”。我們現在絕大部分“保障房”是所謂經適房,而優先分給官員。保障房中分量很小的廉租房也是給有城市戶籍的人蓋的,而城市戶籍的困難戶現在沒有多少,沒有多少也不是中國的“優越性”,因爲全世界的城市貧民主要都是由鄉村來的移民組成的,不光是中國。只不過我們和他們的區別就是他們承認這些新移民是城市貧民,我們不承認,我們說他們是“農民工”,是“外地人”。區別就在這兒。

如果只是要保證老市民,其實西方也沒有多少老市民需要你保的。任何一個國家所謂的貧民窟和住得不好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新進城的人。如果所謂保障性住房不是針對他們的,你搞它幹什麽?不就是負福利嗎,搞出來都是給官員的,西方不管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哪個人能贊同這種做法?所以所謂福利房變成貧民窟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問題。而中國的問題很簡單,我們左、右派也應該針對中國問題朝我剛才講的兩個方向努力,盡管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不能讓它變本加厲。如果是反福利的右派我就要提出經適房絕不能優先公務員,反過來如果我是左派,就要提出廉租房要優先給農民工,否則你說你是自由主義者或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你什麽都不是。

《共同的底線》  秦暉/著    來源: 騰訊網 (博訊 boxun.com)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5/01/201501200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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