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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的「擇善固執」-王丹

在我認識的很多學界前輩中,余英時先生有很多獨特之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他的「擇善固執」。這裡的「善」,我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

很多大學問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價值理念,但並不輕易表達,說好聽一些是保持一個學者的獨立立場,實則多少有那麼一些「矜持」的心態。既有了「矜持」,活得就並不是那麼自由自在。余先生則是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豈止是不隱瞞,而且是大張旗鼓。

1989年中國發生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悲劇之後,大批知識分子流亡海外,余先生出面爭取到大筆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收留和保護了很多流亡的異議人士,這一點廣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須一再提起。而最令我動容的是,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政治色彩鮮明強烈,而余先生完全沒有因為這點而有所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這一點,連我都有點「看不下去」。

當時美國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自由亞洲電台,這是中國流亡異議人士聚集發聲的平台,余先生完全沒有顧忌,長期以來,一直是自由亞洲電台的特約評論員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學問一樣,一絲不苟,兢兢業業,持之以恆。圖片來源:廖志峯提供

因為在我看來,以余先生的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必以電台評論員的身分對社會說話的,他只要願意講話,所有的媒體都會關注。更重要的是,做這樣的政治評論,需要耗費時間和精力,而余先生已經有太多的事情要處理,何必給自己再添加工作呢?為此我幾乎每次見余先生,都會提到此事,擔心這份工作帶給他太多壓力。但是每次余先生都笑咪咪地告訴我他不會放棄這個工作。為了安撫我的關心,他說他近些年已經不自己動筆寫稿子,而是由電台的人打電話來,直接預錄他的評論,他說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精力,不會佔用他太多的時間。

余先生在電台做政治評論,既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他本身並不會太缺乏這兩樣東西,而電台也無法在這兩方面給他太多,而他的堅持,就是典型的「擇善固執」,因為對他來說,公開批判中共的獨裁專制,是他的一份必須堅守的良知,他必須以這樣的姿態在舉世的混濁中面對自己的良知。那麼多的學者教授,大概都會覺得在一個反共色彩鮮明的電台做評論員是「屈尊」,但余先生根本不會在意這些世俗的考慮,他想做,就做了。在我看來,這才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才真是「自由」的人生境界,而這樣的自由又有著厚實的知識土壤,這樣的大學問家,世間並不太多。

每次去余先生家跟他聊天,我都有一種強烈的感受,覺得自己從小看歷史,看了那麼多的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故事,而余先生,就是典型的,甚至是中國最後的一批士大夫。什麼是「士大夫」?為什麼說余先生是典型的「士大夫」?其實我也無法清晰說明。這說起來有點玄妙,但是我必須說,他內在的氣質散發出來形成的一種氣場,對我來說,彷彿就是我想像中的那樣的「士大夫」。這種氣場很複雜,包括他對於世事和人事的洞悉,而洞悉中又不失一種幾乎可以成為「天真」的東西,這種「天真」其實分明就是一種散淡豁達。

他關心很多入世的事情,但是並未失去出世的高度;他涉獵很多現實問題,但是你跟他聊天,還是可以強烈感受到,他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基礎,還是知識而不是激情。他的「士大夫」氣質,還包括寬厚的胸襟,尤其是對年輕一輩的包容。我在他嘴裡,有時會聽到一些對於他的同代人的月旦,但很少聽到對晚輩的批判,包括對一些有爭議的人,他也都是從鼓勵的角度評價。在我看來,除了學術上的事情之外,他對於年輕一輩的看法,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那就是你是否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場上。這聽起來有點過於簡單,但是細想之下,我們都知道,長期堅持這樣的原則,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這也是一種「擇善固執」。

說起來,我與台灣的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一手促成的。1998年4月,我脫離了中國的監獄來到美國,很快就與余先生見了面。他是促成我決定先去學校念一個學位的主要推手之一,並主動寫了推薦信,保薦我進入哈佛大學。順利入學之後,有一次到他家閒談,他對我說,應當找機會去台灣看看。他不僅建議,而且出手相助,聯絡台灣他的弟子輩安排邀請事宜,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台灣之行。這對他來說,或許只是無數類似的幫助他人的小事情,但是對我的人生來說,成了一個巨大的里程碑。

之後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余先生推動我去台灣,其實也是他內心的台灣情結的一種表現。我們後來都看到,對於統獨議題和藍綠之爭,余先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和介入,但是對於一件事,余先生是非常執著的,那就是台灣的民主歷程。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時刻,例如太陽花學運時期,余先生遠在海外,但是保持高度關注,並很早就發表公開信表達了對青年學生的支持立場。對於近些年來中共對台灣的滲透,余先生反覆透過媒體採訪和文章表達關切,提醒台灣人民要堅守民主理念,警惕威權思想。他對台灣的關心發自肺腑,而這種關心,核心還是一個,就是台灣的民主發展。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了余先生的「擇善固執」。

我開始每年訪問台灣,進而發展成博士論文以台灣為題目,最後選擇了在畢業後去台灣教書,一教就是八年。這一段與台灣的深厚緣分,完全是余先生信手推動的。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有時候我想,我能夠從余先生那裡學到什麼?從學問的角度說,他的高度是我只能仰望的,也無從追隨。但是回顧與余先生的交往,我覺得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了一個士大夫精神和現代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內涵,那就是「擇善固執」。這個世界上,擇善固執不僅是困難的,也是不合時宜的,但是,人生的意義,也可以經由「擇善固執」而得以彰顯和豐富。余先生走到今天,已經到了人生一個很高的境界。這個境界,或許不是我輩可以到達的;但是那個方向,卻是我們可以追隨前行的。從這個角度說,我雖然沒有師從余先生,但是說他是我的人生導師,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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