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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渠道:一枚撞破石頭的雞蛋

中國媒體
發表時間 04-05-2019 更改時間 04-05-2019 發表時間 01:35


2019年世界新聞自由狀況圖/記者無國界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

世界新聞自由日(5月3日)小記:書號,報刊登記號是中國大陸取消糧票,布票等饑荒標志後,國家管控精神領域的票證或准生證。而這種把書報刊的登記號碼當作有價證券的國度,目前世界上可能僅限于中國。不像把書籍等同于毒品一樣,在海關嚴查死守的國家,還有北韓,古巴等小兄弟相陪。

當人們津津樂道的激辯“言論自由如何重要”等看似重要的大命題時,卻忽視了所謂言論是如何流通的管道 這就如同你要給一個人吃美味、你說得眉飛色舞、飯菜也是色香味俱佳,可等食吃者的喉管卻被一個細鋼絲死死地勒著:這就是書號、刊號和報紙的登記號。

旅德作家周勍

二渠道:一枚撞破石頭的雞蛋

中國當代民營出版業與中共宣傳部文化意識形態下的圖書出版制度間關系之思考

周勍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現實中不斷湧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財富洶湧澎湃地流回現實去的思想世界……沒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卡爾·馬克思

“雞蛋碰不過石頭”這句在中國流播甚廣的民諺,以其視角經驗的隱匿性,虛構出誘惑雞蛋與石頭之間弱勢者意志屈從的前提假設 石頭是不可戰勝的。而這也恰如其分地爲無原則的屢屢屈從和圓滑討巧之國民劣根性找到了天然口實與推卸責任的借口,同時又奸狡地混淆了事物量與質之間可互變的基本屬性,人爲地誇大並固化了極權的具體象征物 石頭的強勢地位,進而爲施虐者與受虐者都在心理上找到了釋放的最佳管道。而中國大陸目前由執政當局嚴加掌控的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圖書出版業與方興未艾的民營書業 俗稱“二渠道”即是石頭與雞蛋的境遇。

意欲進一步討論“二渠道”與宣傳部文化體制下的國有出版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必須對二者的源流與沿革做正本清源的簡要梳理 中共對于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 圖書出版業的態度是既愛又恨的矛盾體,前者是因爲圖書出版業在中共建政以前爲其立下過汗馬功勞,甚至伴隨著中共從建黨、發展、壯大和執政的不同階段 中共建黨前後,便在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秘密出版《共産黨宣言》等非法出版物(據最新資料披露,建政前的中共爲避國民黨新聞檢查,當時秘密出版發行的原《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僞裝成“新出繪畫國色六香”、周恩來寫的《目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僞裝成爲《祈禱寶訓》、《共産黨宣言》僞裝成《美人恩》、《希爾什維克》僞裝成爲《少女林春》、《紅旗》僞裝成爲《一顧傾城》、《紅妮姑娘豔史》、《列甯青年》僞裝成《美滿姻緣》等書名。而1948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用的書名竟是《嬰兒保護法》等。這些出版物相對當時的執政政府而言當然是如此)爲其組黨造勢;而毛澤東初生之犢時在湖南長沙主辦的《湘江評論》與“文化書社”所做的一切 無論從內容和形式上都與今日那些經曆過“六·四”身心洗滌、有強烈思想文化訴求的悄然踏入民營書業的高知階層的書商們無二 在腳踏實地傳播自己的信仰理念的同時,獲取相應收益並完成自己在社會整合中的角色定位,區別是毛澤東們當年搞出版旨在爲其暴力血腥奪權造勢,而且有大把的蘇俄盧布兜底,其工作性質和方式完全相同,而毛澤東們當年的工作是不會受到任何迫害僅此將毛澤東歸爲“二渠道”之先行者則較爲貼切。

從上海的秘密工作站到江西蘇區瑞金,再從全民一致對外抗戰的首都重慶的地下黨到紅都延安,出版宣傳工作一直都是中共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此點僅在中共建政後推出的那些一直浸淫我們的青少年時代,至今仍蹂躏著我們神經的黨化教育類的影視作品與毛澤東等打江山一輩元老建政前關于“宣傳工作”的文章中就比比皆是!

可以這麽說,中共取得政權,其宣傳鼓動的造勢工作之功勞是顯見的,這更使得他們清楚地明晰出版業的雙刃劍屬性,特別是針對一個專制集團,而這點又是他們對自由出版業仇恨的根源。故而其在取得執政地位後,在這一領域裏首先就是堵塞國民黨執政時期爲共産黨的宣傳壯大提供了合法管道的自由出版業這個露洞 取締一切私營出版機構,嚴禁所有非共産黨以外的政黨與團體擁有出版權利,而國民黨時期的個人從事出版活動則更加根絕 無論普通人或中共政要,欲想擁有一家自由出版的機構則等同想謀權篡位!作爲文明社會中等同種白菜再賣白菜包子的普通出版業,在中共近乎變態的意識形態數十年如一日地打磨下,愈來愈像一道無法逾越的鐵幕或堅硬的頑石!

而敢于同圖書出版業這塊中共意識形態的堅硬頑石相對峙的“二渠道”的得名,則是相對應由政府掌控的新華書店或曰國有主渠道,其起始于與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是指從所謂解放初就占有全國大中城市黃金地段的新華書店發行門市以外,以私人批發零售爲主的圖書銷售渠道,其經營者以自己對市場需求的直接感覺組織稿源,然後再以時價15000元至30000元人民幣不等的價格(現在由于經營不善,難以維持的邊遠省份的書號也可隨行就市的降低到8000 12000元)從享有圖書出版序列號壟斷權的出版社購買書號,自行印制發行,以暢銷書與熱點圖書爲主打産品,因其受政策層面影響而名分不清,故長期處于被打擊和清理整頓之列。

二渠道的出現,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意識形態向商業經營讓步的個案。盡管坎坎坷坷、此消彼長,但其對中國向自由表達的文明社會靠近的深遠進步意義則不可忽視。

第一批書商的出現,則得益于80年代初政府倡導“萬元戶”光榮和有錢就能辦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無序與混亂,其主要動力來源于圖書出版業封閉30多年所聚積的巨大潛在利潤和80年代中國讀者對圖書如饑似渴地渴求所創造的廣闊市場,簡而言之,對過去“越窮越光榮”價值取向的背叛與對“萬元戶”的豔羨所激發的強烈金錢訴求,是第一批冒險犯禁踏入圖書出版行業的先行者們的驅動力。當時,其從業的主要成員文化素質不高,多以全國各大城市居住地靠近火車站的無業城市貧民和因各種原因淪爲邊緣群體的流動人口爲主體,經營方式主要是利用他們自身熟悉鐵路運行規律的優勢,先從國有郵局批量買來較有可讀性的雜志、報刊(諸如刊登各種法制案例的《法制報》、《故事報》、《民間故事》等報刊),再穿上貼身縫著一排排過去單位裝報紙的小口袋式的特制鐵路制服,而這些口袋裏都插滿事先買來的報刊,由于是特制的,所以每份報刊的刊頭都恰好醒目地露出來,他們裝備完畢,便憑借熟人免費登上火車開始兜售,嘴上喊著諸如“江青又殺人了”、“王洪文叛逃了”、“劉曉慶又離婚了”之類與所售報刊內容毫不搭界的煽情而又充滿誘惑力的自編的宣傳詞,列車上查車的乘務人員一到,他們便合上衣服前襟裝作乘客。就是憑這種最原始的銷售方式,一位當年曾操此業的人士對筆者講起他過去一天的最高收入:四百多元!天哪,那可是八十年代的初始,一個幹部的月薪僅爲40元左右。

而從這種遊擊隊式的零敲碎打到較有規模的編印發一條龍的經營,其始祖在業內據傳還頗有傳奇經曆的一個掌故:有一位從1979年就在廣州按上述方法兜售報刊的名叫許四川的“報販子”(當時對書商含有貶義的稱謂,而其名號中的“四川”兩字自身也是其流浪身份的最好注釋),兩年下來也掙了些錢,他從小流浪時最大的願望和那個時代所有的中國人一樣,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門,等手頭有了錢後,他便暫時歇業攜款上北京。

從廣州出發,沿途的長沙、武漢、鄭州幾乎每個車站都有大批人上火車推銷報紙,出于職業習慣他逢賣必買,且越看越上瘾,于是就動了心思:自己過去在廣州賣的報刊上登載的只是廣州一地的法制案例,若將手頭這些不同報刊上刊登的發生在不同地方的案例剪貼在一塊印本刊物,肯定能賣“飛”了。于是他就在石家莊站下車,包了間旅店,靠剪刀加漿糊很快拼湊出了一本名曰《形形色色的案件》的樣刊,趕忙拿到距此不遠的保定市一家等米下鍋的印刷廠印制,然後再帶上印制好的刊物樣本沿途返回,逐站下車找當地的買報刊大戶推銷,遂水到渠成,就憑著幾本印好的樣刊,一下子就從石家莊、鄭州、武漢和長沙等城市收了幾十萬的現款,由于當時還沒有大面額鈔票,“用報紙包、用麻袋裝”便成爲以後這個行業的發達咒語。雖然當時一本雜志的利潤僅僅1角錢不到,足見其市場需求之大、利潤之高。從此,上述城市的報販子也爭相效仿,故而至今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和廣州便成爲中國民營書業的重鎮,而保定、鄭州等地也隨之成爲印刷業的聚集地。而民營圖書出版發行業也象上個世紀初的“北伐革命”一樣迅速由南至北,最終占領北平(即北京),並在此“生根開花”。然而此說是否真實,筆者難以考究,可其確是“二渠道”初始的一個較爲完好的模板。

套用中共宣傳部語境中的一句耳熟能詳的術語“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一個領域或範疇內,只要一個人能在短時間取得較爲豐厚的利潤,其迅速跟進效仿者自是“雨後春筍”。加之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加入伯爾尼世界版權公約,免費的全球圖書資源爲這一行業提供了阿裏巴巴式的暴利可能。 《玫瑰夢》、《兒子與情人》、《婚床》等書在“二渠道”自辦的書會上,僅憑一張封面就可收數百萬元以上的預付款,而金庸與台灣的瓊瑤更成了書商們的印鈔機器,筆者就曾親眼目睹了西安市一位操著濃重河南口音的女書商在成都民營書業自辦的圖書會即一座三星級賓館她自己的包房(民營業的圖書交易會,一般由在行業內有一定影響的書商,在他所在的城市包下一個或多個賓館,然後再向全國的同行遍發“英雄貼”,發行圖書的書商們又從發起人手中根據自已出版的多寡包下其中的一間或數間,而各地的開店的書商便依此在附近旅館住下來,然後帶上現金逐家包銷新書。當遇到當地公安和新聞出版主管部門幹涉時,書商們便采用“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方式與之玩捉迷藏。隨後由于召開此類書會能爲所在城市消費帶來的較高收益,當地政府就從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發展至西安書會上當地政府公開打出“歡迎民營書業的朋友!”的條幅,“二渠道“始得正名,由地下轉入地上。而舉辦此類書會多集中在北京、廣州、長沙、成都、西安、長春等交通發達的城市,主辦者也由初始不收任何費用的民營業主發展到僅靠辦一次會就收入百萬元左右的新聞出版局)內邊喊著“不看湯根飄,美史不知道”邊用報紙包裹著一捆捆的人民幣,雖則其圖書的裝幀與招貼如同她本人一樣低俗,卻不影響她財源滾滾。細觀方知曉大紅大綠的招貼上“湯、根、飄”爲美國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根》和《飄》這三部名著,也真虧得了她的強勢本土化。

在這樣一種既無規則又無規範的營運過程中,二渠道在1984年左右進入了頂峰期,而隨著讀者閱讀趣味的不斷增長,那些已經先期完成了原始積累的書商,開始用高于國營出版社的稿酬來爭搶稿源,于是第一批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便加入爲“二渠道”撰稿的行列,此舉爲其日後“近水樓台先得月”式地進入民營書業奠定了基礎。其成份主要以全國各省市的文學刊物的編輯記者爲主,間或有壹些高等院校從事人文學科的教師加盟。

這些有人文訴求的有識之士的介入,爲民營書業日後書稿內容的提高與規模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而與此同時由胡耀邦和趙紫陽所推動的改革開放,也爲當時的社會精英們涉獵民營出版業打開了管道:先有在80年代中期起過重要啓蒙作用、半官半民的“走向未來叢書”,繼而有以披露社會弊病爲主的《海南紀實》、《大特區》、《華人世界》等雜志,特別是此間由“六四”後大名于世的陳子明、王軍濤等主持的北京社會與經濟研究所所屬的圖書編輯部,從出版教材到出版“思想者叢書”,並與甯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文化叢書”,對當時政治生活的影響自不待言,僅收益即爲八位數之巨!而其峰點則是1988年前後由中共高層正式批准成立的第一家民營出版社“天則出版社”,其法人爲中國著名昆蟲學家周堯教授,持股人多爲中國一流科學家,結局是“六·四”事件之後被當局以買賣書號和違反出版紀律而整肅幷注銷。另一個則是由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戴晴主編,周培源、張愛平、孫越畸等數十位著名人士撰稿,由貴州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出版的有關三峽工程論爭的《長江·長江》一書,其出版運作是由上述著名人士和一大批不知名的普通人捐資印刷的(其主旨是社會責任,而商業性較弱),雖則該書因其主要參與者都受緊隨其後的“六·四”事件的牽連,導致其影響面的縮小,但其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深遠意義,正如戴晴女士在該書“後記”中寫的那樣:

今天,我也要說: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國人永遠不肯用自己的頭腦思維,

我不相信中國人永遠不敢用自己的筆說話,

我不相信道義會在壓迫下泯滅,

我不相信,當我們的共和國已經面對著一個開放的世界的時候,

“言論自由”會是一紙空文……

1989年的“六·四”事件,極權階層在蹂躏整個中國社會不同層面的同時,也嚴酷地摧殘了中國的民營出版業,隨後僅爲一本涉及到少數民族的以書代刊的雜志《奇異的性風俗》,就判處參與合作出版的書商中的兩人一位無期徒刑、一位15年徒刑,而這位被判了15年徒刑的名叫王洪友的書商和筆者有一面之交,過去靠在山西太原市火車站爲人蹬三輪車討生活,發現做書能掙錢,即東挪西借的湊錢與人合作,第一本書非但沒掙到錢反倒成了撞上的“殺雞儆猴”中的猴子,憑我的個人經驗可以負責任地說:王洪友是一個本份守法的“良民”,絕非當局大肆宣傳的漫畫式的暴發戶!而其余連帶者刑期則是一到十年不等。筆者的一位在當地出版社作編輯部主任的熟人,僅告訴王洪友哪兒能排版,即被關押了40多天。此案例在20世紀九十年代的世界上,實屬鳳凰之毛,麒麟之角!但在“六四”後的這一個案在當時爲當局的“穩定壓倒一切”起到了震懾和殺一儆百的恐嚇作用。

當局重判書商,其真正用意是在懾服所有試圖利用傳媒表達不同意見者。可也就是在1990年代初,因“六·四”事件關押的第一批學生、知識分子相繼出獄,他們失去了原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身份和謀生的工作機會,于是這批經過煉獄錘煉的知識分子,紛紛進入切入門坎較低的民營出版業。而與此同時,另一批不甘在僵死的現行體制中虛耗生命的知識分子也進入二渠道,而這二者的共同點則是對自由的天然認同與強烈的文化思想訴求。當然現有圖書出版體制之外可供操作的空間,以既能使他們多年儲備的知識與思想轉化爲文化産品又相對自由、個性化的工作性質使他們必然地進入這一領域。隨著這兩股充滿創造活力的知識分子的介入,民營書業在其內容的品位和規模化經營上都有了質的飛躍 前者以各種圖書工作室或個人相繼推出的計有《火與冰》(余傑)、《一個恥辱者的手記》(摩羅)、《自由人心路》(王力雄)、《沈淪的聖殿 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廖亦武)、《問題與主義》(秦暉)、《書齋裏的革命》(朱學勤)、《自由的言說》(徐友漁)、《思想的時代》(謝泳)、《思憶文叢 記憶中的反右運動》(牛漢等)、《錢理群文選》、《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徐曉、丁東等)、《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茅于轼)、《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軍甯)……而後者則由北京的“萬聖書園”、“風入松”、“國林風”、“席殊書屋”、“三味書屋”、“正源工作室”和“梁晶工作室”、上海的“季風書店”、廣州的“博爾赫斯書店”、成都的“卡夫卡書店”、貴州的“西西弗書店”、西安的“漢唐書店”等爲代表,而像北京的金台路、上海的文廟路、長沙的黃泥街、廣州的柿園路、西安的東六路等遍布全國大中城市的、業已成熟的以民營書業爲主的大型圖書批發市場,又爲二渠道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保障和基礎。而隨著加入WTO以及被譽爲“第三渠道”的網絡發行的完善,帶給民營出版業的前景和信心還是樂觀的。

雖然二渠道目前還存在著來自自身的行業規範失衡、遊戲規則混亂、由于其發展的不穩定性與缺乏外部安全保障的短期行爲等諸多弊病,同時官方隨時都有可能出台扼殺民營出版業的條例 因爲一直以來二渠道都是通過民營資本在由官方壟斷的出版社尋租上遊政策瓶頸口的特許經營的權力符號 書號,而其本身就缺乏法律保證,再有那些死死咬住計劃經濟所殘留下的壟斷獨奶頭不放的國有出版業當權者的制肘,加之民營書業無法通過銀行的融資渠道進行擴大經營規模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爲其前行的道路設置了重重障礙和關卡。盡管一家知名出版社的社長在接受《經濟觀察報》(也是由民營資本參股的媒體)記者采訪時坦言:目前全國565家出版社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場中生存,那麽至少有半數將會死掉!這至少是對“二渠道”作用和地位的一種正面肯定和較爲公正的評估吧。

再讓我們回到雞蛋碰石頭的假設中來,面對特定時段裏的一枚雞蛋,石頭無疑是勝者,而若面對勇往直前、前赴後繼的雞蛋的碰撞,雖則石頭暫時不會被碰破,可隨著破裂雞蛋所流淌出的極富生命活力的汁液的聚積,石頭便會漸漸地被淹沒,然後再一層層地將其腐蝕掉,直至渣滓全無!

我相信中國民營出版業未來的原由便是 一個天生的盲人幷不十分難受,而最難挨地莫過于那些曾經見到過光明而後失明的人們!我對二渠道這枚聚集著豐富生命起源細胞和頑強生命基因的雞蛋充滿信心,因爲其天然的屬性與本質。

 

編者按:感謝旅德作家周勍先生在世界新聞自由日惠稿法廣。

來源:http://cn.rfi.fr/中国/20190504-二渠道一枚撞破石头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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